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写道：“一听到‘文艺复兴’这个词，迷恋昔日之美的梦想家，眼前便一片流光溢彩。”［11］更准确地说，在他（或她）的心目中，闪现着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维纳斯的诞生》（Birth of Venus）、米开朗琪罗的《大卫》（David）、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Mona Lisa）、伊拉斯谟（Erasmus）、卢瓦尔（Loire）城堡、《仙后》（The Faerie Queene），所有这些汇聚为一幅承载着创意与文化的黄金时代画卷。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大写字母“R”开头——的这般形象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他对此持拥护态度）、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建筑家A. W. 普金（A. W. Pugin）（他们二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和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这两位的看法较为模棱两可），而重要的是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5］。在其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里，布克哈特以两大概念给这段时期定下基调：“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现代性”（modernity）。“在中世纪时，”布克哈特认为，“人类意识……还笼罩在共同的纱幕之下，半梦半醒……人对自我的意识，仅限于种族、民族、宗派、家族或社团中的一员——只是借助某些一般性的范畴，来进行自我归类。”然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纱幕便率先消融了……人成了精神上的个体，并自我确认如此”［1：第2部分］。文艺复兴意味着现代性。布克哈特在书中宣称，意大利是“现代欧洲众子中的长子”。而14世纪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英语里称作“Petrarch”）是“首批的真正现代人之一”。艺术与思想的伟大复兴始于意大利，随后这些新观念与新艺术形式传播到了欧洲的其他地区。
文艺复兴这一观念是一种神话（myth）。当然，“神话”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术语，我特意用在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含义。当谈及种种“神话”时，专业历史学家通常是指他们明确发现有错或至少有误导性的表述。以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描述为例，历史学家反对的是布氏将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国家置于戏剧性的对照。他们认为，这些对照有所夸大，忽视了中世纪时期的诸多创新之举、传统观念存续到16世纪甚至更晚的事实，以及意大利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尼德兰）绘画与音乐的兴趣。
“神话”的第二种含义偏文学性［14］。一个神话是一个富含象征意味的故事，讲述一些更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更阴暗，或更高贵），是一个有寓意的故事，尤其是一个讲述过去的故事，为现在某些事物的存在提供解释或合理性证明。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也属于这一意义上的神话。他所讲故事中的人物，不论是英雄般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和米开朗琪罗，还是反派似的博尔吉亚家族（the Borgias），都颇具传奇色彩。此种类型的故事，一方面为现代世界提供解释，而另一方面又为其提供了辩护。它是一种富含象征意味的故事，因为它以觉醒和重生的暗喻来描述文化的变迁。这些暗喻不是单纯的装饰，而是布克哈特用以解读文艺复兴的根本要素。
这些暗喻在布克哈特的时代并不新鲜。自14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及其他地区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开始使用复兴（renewal）意象来记述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的感受，在经历了他们所谓的“黑暗时代”（dark ages）之后而重新步入光明（re-emergence）的时代，一个再生（regeneration）、革新（renovation）、回归（restoration）、怀古（recall）、重生（rebirth）或再度觉醒（reawakening）的时代［12：第1章］。
在他们的时代，这些暗喻也并不新鲜。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在《牧歌》（Eclogue）第四篇中描绘了一幅回归黄金时代的生动图景，重生概念也在《约翰福音》（Gospel of St. John）中有清晰的表述：“人只有在水与圣灵之中重生，方能进入上帝之疆。”在我们关注的1300—1600年这段时期使用此类暗喻，若说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它们被用于学术或艺术运动中，而非政治或宗教运动中。比如，在15世纪30年代，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曾这样描述彼特拉克，一个“如此优雅和天才的人，以至于他可以辨认出那早已遗失的古朴典雅的风尚，并令其重返光明”。伊拉斯谟对教宗利奥十世（Leo X）说，由于知识与虔诚的复苏，“我们的时代……有希望成为一个黄金时代”；而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则围绕艺术复兴（a renewal of the arts）这一概念，把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有条不紊地安排进他的《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Artists），并划分为三大阶段，以乔托（Giotto）时代为起点，以达·芬奇、拉斐尔，特别是瓦萨里自己的老师米开朗琪罗为峰顶［20］。
和所有的自我形象一样，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和艺术家的自我形象既有启发性又有误导性。如同子辈抗拒父辈一代，这些文艺复兴人也屡屡抨击“中世纪”，但他们从这个时代继承的东西，远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多。一旦他们高估了自己与那刚过去的中世纪之间的距离，他们也就低估了自己与更遥远过去之间的距离。那更遥远的过去，恰恰是他们推崇备至的古典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描述的自我重生是一个神话，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误导性表述，是一场梦，是愿望的满足，是那关于永世轮回的远古神话的重演（re-enactment）或再现（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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