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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唐鉴新绎

書城自編碼: 373984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古籍史类
作者: 刘韶军
國際書號(ISBN): 9787514236828
出版社: 文化发展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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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注译评析,精彩呈现宋朝人眼中的唐朝
《唐鉴》是北宋史学名家范祖禹的史论代表作,记述唐朝21位皇帝近300年政治史,被誉为“一部通论唐室盛衰的史学精品”。本书从《唐鉴》原著中精选了144篇,根据各篇的内容重新拟定标题,从题解、注释、译文、评析等几个方面对《唐鉴》进行全新解读,点明每一篇的主旨,注释原文中的人名、地名、官名及生僻的字词,评析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制度及范祖禹的评论,精彩呈现《唐鉴》的全新面貌,帮助读者完整了解宋朝人眼中的唐朝。
精辟的论断和独到的见解,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有关唐代盛衰兴替的“微缩景观”
《唐鉴》史实和史论并重,是作者潜心研究唐代三百年治政得失的心得体会,研读史论有助于对唐史及其历史人物的深入理解。本书在保持原著特色的基础上,加入了作者根据新时代的特点进行的全新评析,解码大唐三百年盛衰史,从唐史中寻求治世良策,古镜今鉴。
作者系文献学大家
刘韶军教授师从文献学大师张舜徽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华中师大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研究等,出版古籍整理类图书几十种。
4.装帧素雅大方,双封
內容簡介:
《唐鉴》是北宋史学名家范祖禹的史论代表作。全书五万余字,以独特的编撰体例,记录了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等方面总结唐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被誉为“深明唐三百年间治乱”的史学名著。
本书作者依据珍贵的宋代刻本,精选《唐鉴》中的144篇,进行全新解读:根据各篇的内容拟出标题,原文前面添加“题解”,说明这一篇的主要内容与主旨,再列出《唐鉴》原书中的有关记载和范祖禹的评论,对原文中的人名、地名、官名及人们感到陌生的字词进行注释,并在此基础上译成现代汉语,后进行评析,对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制度及范祖禹的评论等做出分析解读,系统分析和总结了唐代从兴起、强盛而后逐渐衰败并终至灭亡的原因,以及如何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观察与指导现实,有利于读者把古人的智慧转化为自己的文化素质。
關於作者:
刘韶军,男,1954年3月生,山东掖县人,师从文献学大师张舜徽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已退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研究等。出版著作《太玄集注》《太玄校注》《宋元韬略》《月印千江——智慧度人〈金刚经〉》《国学基础教程》《神秘的星象》《日本现代老子研究》《重订庄子集注》《纲鉴易知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等,近年又完成了《中国老学通史·近现代卷》《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研究》两部著作,点校了《清经解》中的五经总义部分(共55种),都即将出版。
目錄
高祖
唐太宗有志有才而不知义
治理天下要首先开通言路
小人会迷惑人君
老子岂是唐的祖先
王珪、魏徵辅助太子的失误
法令不能实行,无益于治
唐高祖使建成世民不兼容
李世民杀太子实为大罪
魏徵不明君臣之义
天子不可亲自训练军队
治天下不可依赖峻法
太宗
太宗能自知不足
君对臣不可用诈术
天下不可以逆取
圣主以天下为耳目
太宗能居安思危
太宗知数赦之弊
宰相的职责在于求贤
君臣要相互交修
太宗启唐代戎狄之乱
太宗能从大臣直言
君主大臣各有其职
贞观之治的原因所在
因时制宜才会有合适的制度
治国用刑必须慎重
论封禅无益
君子之才与小人之才
太宗能知臣之忠贞
太宗分辨直言与告讦
魏徵格君心之非
太宗闻谏而能自省
太宗能以隋为戒
马周劝太宗莫营不急之务
守成难于创业
太宗轻用民力为渐不克终
唐代儒学的兴盛
太宗不能以义制心
如何对待大臣与小臣
太宗知守天下难
天子之职在于任贤
太宗乐不忘忧,喜不忘惧
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
帝王言行,天下皆记之
广地不如广德
太宗识别佞臣
贤者能止乱于未然
人主不可以有偏好
太宗能知而不能行
君主宰相不能过问史书编撰
太宗亲征高丽之失误
君臣有朋友之义
小国亦有智者
太宗喜于用兵战胜,其器不大
太宗征高丽无异于隋炀帝
太宗好大喜功,不可羡慕
太宗屡征高丽之失误
太宗娶弟妇为妻,渎乱人伦
太宗又征高丽,是迷而不复
太宗选择托孤大臣的方法不当
太宗一生的整体评价
高宗
唐高宗初亲贤后用佞
高宗效仿太宗纳谏
长孙无忌不学而终受祸
李祸害唐室极重
李可为将不可为相
失道之君未必亲为不善
高宗谨于细行而溺于大恶
李积不善而有余殃
高宗不知己恶
中宗
放纵女子小人,恶必滔天
玄宗
唐室之祸,基于玄宗用宦官
玄宗知为君之要
为臣不可微谏而止
姚崇不知宰相职责
宋璟无欲则刚
宋璟见始知终,可谓贤相
人君不敬重大臣,则贤者退而小人进
举其偏以补其弊的害处
得其人而有善法,事必兴盛
玄宗重用宦官
宰相或贤或佞,置相不可不慎
玄宗杀谏臣为大乱预兆
天下之祸常基于太平之时
明皇崇老喜仙而被臣子欺骗
唐以上古人物为祖先,为后世嗤笑
玄宗纳子妇之无礼
王忠嗣可谓贤将
玄宗不能以义制欲
玄宗宠信安禄山之荒唐
贪官聚敛刻剥自有恶报
玄宗不能育才养贤
玄宗任非其人终致大祸
兴复唐室终靠忠贤之臣
杨国忠为私利而害国
天子失国与匹夫何异
奸臣壅蔽,玄宗悔无所及
肃宗
君不知臣,臣不量臣
官爵不可轻易赐人
肃宗以宦官为军队主帅
代宗
唐失河北之根由
唐取士之弊
德宗
官吏只按朝廷旨意办事而不遵守法律
君子小人均引其类聚于朝
民之本性不欲为乱
暴敛之害甚于寇盗
贤者知国,如良医知疾
德宗不明任相之理
陆贽欲正德宗之心术
将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必不能成功
德宗为唐室造祸之主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李泌为相能直诚尽职
君臣之道与知命
聚敛兴利之臣非有生财之术
德宗违反君人之常道
为法者,必使民去末反本
阳城敢于直言,为人所不能
德宗以一人之虑,终受左右之欺
宦官干预军政必败国丧师
德宗不敢治武夫
德宗三大弊政
宪宗
君臣上下各有其职
救灾必须给民以实惠
天下大祸在于人君过举而下莫敢言
人君御天下失之易而取之难
士不可不知耻
天下既平而祸患常生于所忽
相贤则治,相奸则乱
穆宗
朝臣结为朋党之害
文宗
用小人去小人,必害及国家
李德裕能正本图治
武宗
小人养君之欲以济己私
宣宗
宣宗求长生之弊
宣宗以宦官为腹心
僖宗
盗贼之起必由暴赋重敛使民失职
民疾官吏如寇仇
人言愤激,其国必殆
君主杀谏臣为亡国之兆
昭宗
小人不可以有功
唐之乱亡,皆由藩镇
昭宣帝
贪躁之士自取白马之祸
人君要培养士的廉耻
得失天下的关键
唐之兴亡,宋之鉴戒
內容試閱
序 言
一、范祖禹与《唐鉴》
中国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历代学者编写各种史书,都有同一个目的,即让后人通过了解历史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让历史成为后人的镜子,指导人们在自己的时代尽量避免前人的错误,吸取前人的智慧,把国家治理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为幸福。我们今天来读《唐鉴》,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
《唐鉴》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有名的史论著作,由北宋的范祖禹(1041―1098)写成。范祖禹,字淳甫,又字梦得,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政论家。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中进士,初任资州龙水令,后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在神宗、哲宗两朝历任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著作郎兼侍讲、谏议大夫、礼部侍郎、侍讲学士、翰林学士等职,后因朝廷党争而被贬到外地,先后出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知州、武安军(今湖南长沙)节度副使、昭州(今广西平乐)别驾,又被贬到永州(今湖南永州)、宾州(今广西宾阳)、化州(今广东化州),终在化州病逝。化州民众为纪念范祖禹而建有范公墓,千年来一直是化州的著名人文景观。
范祖禹为人正直,平日不言他人之过,但遇大是大非,则据理力争,绝不模棱两可。担任皇帝侍讲(为皇帝讲解古代典籍的官职)时,能把古书中的思想意义讲得清楚而深透,并能结合当时的政事加以分析,因此而被苏轼誉为“讲官”。范祖禹的传记在《宋史》卷三三七《范镇传》之后,要了解范祖禹的事迹,可读此传。范祖禹的著作除《唐鉴》外,还有《帝学》《神宗实录》《仁皇政典》等,他的诗文合编为《范太史集》。
范祖禹撰写《唐鉴》,是他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副产品。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自己负责全书的统稿,兼撰先秦部分,此外又挑选了一些专家共同编写,如汉史专家刘攽、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刘恕、唐五代十国史专家范祖禹,让他们每人负责撰写一个时代的历史,再由司马光终修改定稿,可知这是集中了集体智慧的历史巨著,故在后代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
《资治通鉴》中的唐代及五代十国部分,是这部历史巨著的后部分,也是内容为丰富而详尽的部分,因为紧接着这个时代,就是司马光和范祖禹所处的北宋。他们对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有着远比其他历史时代更为深切的感情与理解。由此可知,范祖禹负责撰写《资治通鉴》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在整个《资治通鉴》的撰写中占有如何重要的分量。
范祖禹为完成《资治通鉴》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跟随司马光在洛阳工作了十五年之久,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精心整理史料,仔细研究唐及五代十国历史的各种问题,出色地完成了《资治通鉴》中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的撰写。等到《资治通鉴》全书完成后,范祖禹还觉得有不少问题未能在《资治通鉴》中充分阐述清楚,所以他又把自己关于唐代历史的理解与认识用史论的方式写成《唐鉴》一书。由于范祖禹在撰写《资治通鉴》的唐及五代十国部分时做了充分的研究与思考,因此他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写成的《唐鉴》,能够站在整个中国通史的高度纵论唐代三百年间各位皇帝及重要大臣治理国家的得失利弊,上起唐高祖李渊在任隋朝高官时起兵反隋,下至唐代后一位皇帝昭宣帝被迫“禅让”帝位给朱全忠,整个唐代历史的兴衰,范祖禹全都做了自己的深刻评论,全书共有296 篇评论,是历史上罕见的唐代历史通论。书成之后,范祖禹把它献给宋哲宗,希望宋哲宗能以刚刚灭亡的唐代历史为鉴戒,学习和汲取前代帝王治国理政的智慧,而不要重犯前代帝王的错误,这正是他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史为鉴”思想的又一次体现。
二、《唐鉴》要探讨什么问题
《唐鉴》完成之后,范祖禹为《唐鉴》写了一篇序,说明了他撰写此书的根本目的。

考其(唐)兴废治乱之由。

也就是说,他要分析和总结唐代从兴起、强盛而后逐渐变弱并终至灭亡的原因是什么。为此他先考察了唐王朝是如何兴起的。他认为唐高祖李渊能“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的原因在于隋王朝的统治已经“大坏”,而唐的起兵是“以治易乱,以宽易暴”,所以使“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
这说明一个王朝无论曾经如何强盛,也会因为帝王治国不善而使这个王朝的统治从治到乱,所谓的“大坏”,就是“大乱”的结果,由于“乱”而使整个王朝垮掉了。用今天的话说,“大坏”就是彻底垮台了。所以唐的起兵反隋,是用治来代替乱,是用宽政来代替暴政。这
就是所谓的“以治易乱,以宽易暴”。易,就是代替的意思。“宽”与“暴”相对而言,暴政是对待官与民都非常残暴,毫不顾惜他们的利益,不拿他们的生命当一回事;而宽政则是实行宽松的政治,使人们都生活在和谐的环境中。这也说明,隋的“大坏”,是由隋王朝的暴政引起的必然结果,而宽政则是挽救这种暴政之恶果的正确之道。
正因为如此,唐王朝才能一举取代隋王朝,使天下人民都愿“归往”于唐王朝的统治,而摒弃隋王朝的暴政,因为这样一来,“天下之人”才能得到“安息”。换句话说,谁能让人民得到“安息”,谁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所谓“安息”,就是平安与休息之意,不再因暴政而处于危险与不得休息的境地。而这也是天下人民为欢迎的局面,是统治天下好的局面。
但在新的王朝建立之后,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个新的王朝稳固下来,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唐王朝做到了这一点,范祖禹认为其原因是能做到“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他认为这就是唐朝能够兴盛的原因。
治理国家重要的因素是君与臣都能做正确的事,在古代的社会制度下,君是根本的因素,臣是辅助性的因素,对于君来说,重要的是要做到“明”。“明”不是个人在智力上的聪明,而是在政治上的开明、明智。君能做到在政治上开明、明智,就能识别、判断和选拔出秀的人才担任各级官员,这就保证了“臣忠”不是臣为了讨好君而装出来的假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为臣之人的素质。“忠”也不是臣对君的个人忠诚,而是臣对于整个国家命运、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诚和负责精神。开明、明智的君所要求的臣的“忠”,就应该是这样的“忠”,而不是臣对君本人的言听计从,甚至是阿谀奉承。
如果君臣能做到这种“明”与“忠”,就能使整个统治机制达到效果。而衡量这种效果的标准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客观的标准就是“外包四荒,下遂万物”。四荒是指遥远的四面八方,也就是要君臣能关心整个天下,不是只关注自己眼前的那点地方及其事务。万物则是整个天下中所有的人与物,要让所有的人与物都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遂”。遂,意为完成。用“外包四荒,下遂万物”作为衡量君臣治理天下的客观标准,是非常有效的,其他的事情都不能有效地衡量君臣治国的效果,无论文人墨客或大臣官僚如何歌功颂德,都不能真正衡量出君臣治国的真正效果,只有从四荒与万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才能真正看出君臣治国的实际效果。所以范祖禹说到唐王朝的治国成功与统治稳固,只用这几句话就足以揭示其中的道理了。这就是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的整体纵观与深刻分析所能得出的简明而有效的结论。这一结论无论观察哪一个王朝,都是足够有效的。
……

太宗能自知不足
【题解】
太宗李世民靠征战得天下,对于弓箭有很好的鉴识力,自己对此非常自信。但让制弓的专家鉴别,马上就使他丧失了往日的自信。更可贵的是,他能由此事得到启发,明白了在治国方面自己也同样不是无所不知的。于是采取措施,向群臣咨询,以增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对此范祖禹予以高度评价。
【正文】
贞观元年,帝谓太子少师萧瑀①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②,更宿中书、内省③,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传》曰:“国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太宗因识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己不能尽,询谋于众而不自用,此其所以兴也。
【注释】
① 太子少师:官名,职责是辅佐皇太子,协助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隋、唐时多为荣衔,表示对大臣的恩宠。萧瑀(yǔ)(575―648):字时文,南朝梁宗室后裔,隋炀帝萧后之弟,降于李渊,封为宋国公,深得李渊信任,官至尚书右仆射。太宗即位,任尚书左仆射,曾向太宗建议实行分封制,后与房玄龄、杜如晦争权,诬告房玄龄谋反,遭太宗斥责,自请出家而又食言不往,削爵贬为商州刺史,不久又被太宗召回复爵。
② 京官五品以上:泛指中央高级官员。唐代九品官制中,五品以上与五品以下官员相比,拥有更多特权,如全家免除徭役等,且更易得到提升的机会,属于官员中的上层。
③ 中书、内省:官署名。皆在皇城之内,官员便于皇帝召见,唐高宗时更将中书、门下由皇城迁进大明宫内。中书,唐代中书省的简称。内省,指门下省。
【译文】
贞观元年(627),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年少时爱好弓矢,得到了良弓十几种,自以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了。近拿给制弓的工匠看,他们说:‘都不是好的用料。’朕问其原因,工匠说:‘木材的中心纹路不正的话,整个材料的脉理就都不正了,弓虽然有强劲,但射出去的箭就会不正。’朕这才明白以前对弓的挑选还不精到。朕用弓矢平定四方,可对弓箭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极致,何况天下的事务,对它们能全部知晓吗?”于是下令京城官员在五品以上者,轮流到中书、门下省值夜班,多次接见他们,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以及政事的得失。
臣范祖禹评论说,《国语·晋语》里说:“国将要兴盛,君子自以为不足;国家将要灭亡,则自以为有余。”太宗通过认识弓不精良,而知晓自己不能尽晓天下之理,向众人咨询而不刚愎自用,这就是他能使大唐王朝兴盛的原因。

【评析】
君主能有自知之明,是非常重要的治国之道,唐太宗能从对弓的认识不足而反省到自己不能尽知天下之理,这就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君主能知道这一点,就会虚心向大臣请教,而不会刚愎自用,这是一个王朝走向兴盛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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