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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不可多得的胡绳评传
——胡绳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人物，曾任中国党政要职，同时又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大家，本书填补胡绳研究的空白，生动呈现了胡绳的生平、思想和学术演变的轨迹，是迄今为止关于胡绳系统、深刻的专著。
★石仲泉倾注心力的大家小书
——本书作者石仲泉是我国党史和理论研究大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具备解读胡绳的深厚学术功力，本书在胡绳100周年诞辰之际写作，后又经细致打磨，是石仲泉研究胡绳的倾力之作。
★由师生之谊开出的有温度的书
——本书作者石仲泉与胡绳曾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工作关系和师生之谊，近距离接触，得以走进胡绳情感世界的深处，熟知胡绳思想演进的来龙去脉，本书是由这种深厚的师生之谊开出的有着罕见细节和温度的书。
★跟随两代领导核心“一支笔”披露罕见党史细节
——胡绳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两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又“一支笔”，亲历了一段段攸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见证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和国家重要文件起草的细节，本书将为你一一披露这些罕见的细节。
★揭秘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表达
——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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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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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石仲泉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从此与胡绳结缘，两人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工作关系和师生之谊；2018年，胡绳100周年诞辰之际，石仲泉念恩师，忆往昔，深情写成此书。全书评传式回顾了胡绳的成长经历，包括其从书香门第到投身革命，以及作为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又“一支笔”，参与党内重要活动和文字工作的亲身经历，勾勒了胡绳生平和情感世界的完整图景，也再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起草、修改等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而围绕胡绳的著述，作为国内党史和理论研究大家，石仲泉鞭辟入里，深入挖掘胡绳思想演进的来龙去脉，展现胡绳对国内外政治、历史以及学术问题的深刻洞察，也披露了其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共党史范本诞生的过程和细节。全书纵横弛骋，既大手笔勾勒胡绳由“神童”炼成大师的人生轨迹，又走进其思想情感世界的深处，呈现了胡绳独特的学术特质、政治智慧和闪光的人格魅力，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大家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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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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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中共党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红安人。195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64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8年底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职称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首席专家，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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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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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胡绳：早慧的天赋＋勤奋的笔耕＋进步的追求
章 1947—1948：《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开创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先河的大书
一、为什么在1947—1948年写作出版? /
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主要特点 /
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
第二章 1949年到20世纪末：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又“一支笔”
——党内重要活动经历和文字工作的磨炼
一、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参与的重要活动 /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挫折和复出后的文字工作 /
三、改革开放时期参与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 /
第三章 1940—1981：《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以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
一、数十载的酝酿、写作和出版 /
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学术成就 /
三、续篇《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论 /
第四章 1990—199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党史工作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成就”
一、写作机缘和编写的过程 /
二、胡绳对改稿提出的若干重要思想观点 /
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反响 /
第五章 1983—1999：《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
一、胡绳“自寿铭”和“胡绳现象” /
二、《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若干新论和深论 /
三、学界对胡绳理论著述的评价 /
四、“没来得及回答”的胡绳理论遗嘱 /
余论为什么会产生“胡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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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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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绳对改稿提出的若干重要思想观点（节选）
胡绳是党史大家，首先是党史思想大家。因为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又勤于钻研、动脑深究，往往在一般人认为不是问题的地方能提出问题。这就是大师的深厚内功。他主持编写、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充分展现了这一深厚功力。他提出的思想观点很多。金冲及在他的书中作了详细记载，其他当事人也有不少回忆。在这里，我尽量将那些散见于各处的胡绳的思想观点作点梳理、归纳、提炼和概括，以期限度地符合或接近胡绳本人的想法。有的观点在“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谈话中讲过的，就不再论列了。前面没讲到的思想观点，就其大者，有下面一些。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梳理的胡绳的观点毕竟是他几十年前讲的，有的看法也不能不受当时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可能不尽妥当；有的看法前后也有发展变化；即使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一些看法，由于见仁见智，也可能不无商榷之处。这里论列出来，算一家之言吧。
依各章顺序，有如下一些主要观点：
……
（五）关于第五章“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胡绳对这一章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民主建国和同时准备内战，对前一个目标的可能性有时候估计得高一点。胡绳说，抗战一结束，人民当然要和平。再打仗，人民不会同意，我们也没有力量，一开始也没有这样想。到重庆，一直到1946年6月，我们一直在争取和平，后来打仗也是为了争取和平道路的实现。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当然要有所准备，但要适应人民的要求，走民主建国的道路。为了争取这种可能，到1946年7月大打以后，还继续和平谈判。这时的谈判就是为了争取人心，使人民感到共产党没有别的办法了，非打不可。这也教育、争取了中间人士。那时，我们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就是想争取几年的和平建国，这不是假的，不只是表面上的策略，确实有这个想法，想走一个比较迂回的道路来实现新民主主义。即使大打以后，我们还称为自卫战争，也还是想等待一下是否有和平的可能。经过了和谈、政治协商，谈谈打打，这样许多艰苦的斗争，后证明蒋介石不要和平、不要民主，把人民争取过来了，才提出打倒蒋介石，将自卫战争改为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是被迫的，不是一开始就准备与国民党打。从抗战结束以后要求和平，到共产党的军队消灭国民党的军队，这样的转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党的两手政策很重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二是解放战争就是人民战争，这一点要强调起来。胡绳说，我们军队装备那么落后，打这样大的仗，就是靠人民。部队总有伤亡，为什么越打人越多？一个是农民参军，一个是俘虏兵一下子就转变过来参加解放军。还有枪械，大部分是缴美国人给国民党军队的，装备都是靠他们。这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没有现代化设备就靠人扛肩挑和小车。人民军队进了城，解放军都睡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上海是突出的，老百姓真的感到是新的军队来了。这些要渲染一下。“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要强调起来。”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
（六）关于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胡绳也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三大考验。胡绳说，新中国初期是什么情况？那是一个新的国家，我们的党、军队面临许多考验。是经济。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恶性通货膨胀。你能不能管得了？这对新中国是个考验。第二是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国民党几百万大军被打垮了，但剩下的还有在华南和西南的军队。还有大量的土匪。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解决土匪问题。这是个考验。第三是打败了帝国主义，但它还在，你能不能对付它？当时必须面对美国的直接侵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就站不住。如果再加上第四点，就是你当权了，从被压迫的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这也是一个考验，是长期的。三年恢复时期，前三个问题解决了。剿匪反霸真正形成了统一。抗美援朝解决了独立问题。斯大林真正相信中国，是在抗美援朝中。中国共产党看重民族独立，是个不甘心做附庸国的党。还有富强、民主问题，那就搞土改，调整工商业和早些时候的没收官僚资本，这就把经济搞起来了。为什么这样复杂的问题能解决？因为我们的党是统一的，后来出现了高、饶的问题，但总的讲，党是统一的，动员了人民群众。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统一的党，不然三个问题没法解决。三年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时才真正证明你能够站住，后来搞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才有可能。
二是新民主主义不可能万岁。胡绳说，有人讲，革命胜利后，我们党面对着选择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选择问题，而是必然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实际形势迫使我们这样做，效果是好的。如果不发生以后的一些问题，则是很好的。“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万岁的，一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
（十）关于怎样写党史书
胡绳在谈《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改稿过程中，不仅谈了上述观点——特别是给予了他在与中央领导人零距离接触期间直接观察的不少“胡绳说法”，而且还当面锣对面鼓地谈了怎样写党史书的一些看法。他着重谈了三点：
一是要多写实际是怎么做的，不要搞各种文山会海。党史书免不了要写会议、文件之类的。胡绳说，初稿的缺点是有些地方会议、文件讲得太多，用当时文件的写法，哪次会议怎么开，哪个文件怎么样，一大串。好像尽在宣布很多决定，提出什么要求和主张，没有实践逻辑。会议、文件要求做的事，到底做得怎么样，看不出来。只根据当时的会议和文件写，不能给读者留下特别的印象。我们写党史，不是只在讲要怎么做，更重要的是写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目前这种写法要改变改变。有些地方，比如说会议要求做五件事，不如说根据这次会议的要求做了五件什么事。胡绳还讲，胡乔木批评过写党史只是大量引用党的文件的写法，并强调要写党是怎么做的这个观点。金冲及讲了胡乔木怎样谈这个问题的具体情景。他说，有一次他把国防大学姚旭讲的一段话告诉胡乔木。姚旭说现在写的党史中大量篇幅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党的会议通过的文件，也是文山会海。胡乔木说，这是抓住了要害。读者不只是要了解共产党是怎么说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是怎么做的。我认为，这是写好党史书的一个基本要求。
二是叙事要生动、有波澜，不能成为记账本。胡绳说，写历史越是过去的事，越容易判断。很近的事，多做判断，是有困难的。历史不能脱离事来发议论。比较起来，还是用一种客观叙述的方式来说为好。但写作的困难，就在如何叙事。叙事文不那么好写，写得很压缩，很容易成为压缩饼干。一件一件堆下来，让人看得喘不过气来，平铺直叙，记账式的，又沉闷又没有必要。记事文怎么写得有波澜？有的要有概括，不能太琐碎；有的要有特写，突出典型。比如抗美援朝，现在写的是概括的，从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每次战役都写几句，这样写，没味道。对上甘岭战役可以多些描述，就有生气了。还有比如写长征，四渡赤水就要有一点特写。有的地方三言两语就可以了，有的地方要多交代一些。有时还要有点议论，不能光给人一堆事实。当然，要以叙事为主，将事情交代清楚，叙述生动一些。写书就怕只罗列事实。说明了什么问题？没有。但议论什么，说点什么，这要斟酌。叙事和议论是一对矛盾，要把握好。发表议论不是脱离事实来发表，不是在事实讲完以后再讲几条经验，那常常索然无味；而是要在写事情本身中有议论，好是画龙点睛地说几句。文章要有点波澜，这是有困难的，特别是这不是私人著作。我们要努力写得生动一些。
三是交代历史过程要简明，有详有略，不能平均简化。这是胡绳针对有的初稿写得太冗长讲的。他说，要压缩、简化一些，但简化也不是平均简化。不一定什么都写，像历次战争呀，不必都讲得那么细。有些地方要特别简化，过程减少点，篇幅减少点，问题更集中。但该详细、有新意的，可以详细地说。“比如《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写得很细。路上走呢，只有两句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细的地方要非常细，粗的地方可以非常粗。”这就有味道了。
上面梳理的胡绳的诸多观点，略有出入。笔者将他的看法梳理出来，主要是供研究者在研究上述相关问题时作为参照。如前所述，并非说上述观点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胡绳关于写党史书的几点意见无疑是经验之谈，它不仅对修改《七十年》起到了指导作用，我相信，对于广大党史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子怎样从事党史著述来说，也会有教益的。
《七十年》各章执笔人根据胡绳的意见，还有胡乔木等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的意见，不断修改，反复打磨，经过集中起来半年多紧锣密鼓的艰苦奋战，《七十年》终于在1991年8月底定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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