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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王能好——一个中国农民的名字。他既不“能”也不“好”，坚硬地生活于中原大地，追逐生活中微茫的明亮。
王能好——犹如鲁迅笔下的阿Q，游荡于城乡巨变之下的当代中国。
魏思孝的长篇小说，“乡村三部曲”收尾之作。以王能好的乡村七日，图解当代农民倔强的生存路径。悲悯之深情，命运之咏叹。
“生活如果是把刻刀，只怪王能好本身太过坚硬，除了细密的划痕和岁月的侵蚀，并没有在他这块石碑上刻出配偶和后代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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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乡村光棍王能好，四十五岁时突发奇想，去外地打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他先去上海建筑工地，只待了二十几多天，因家庭变故回到老家。七天后，他又去北京打工。小说主要写了，王能好在老家的七天生活日常。借此描绘出山东农村当下的生活图景。
一篇魏思孝亲笔所写《墓志铭》，道尽其情其景其人生：
王能好，山东淄博人，生于1969年，卒于2019年，享年五十。他自幼多话，学历高小。他种过地，打过工，会盖房，干过装修，能熟练使用各类农具，不擅用与电有关的器械。他性格散漫，爱自由，不愿受人管束，三十岁前跟着建筑队四处盖房，三十岁后在劳务市场打零工。他不抽烟，喜喝酒，酒后性情乖张，爱骂人。他能吃苦，不怕受累，为人节俭，不爱花钱，靠双手和汗水，死后留下三十余万存款。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一生为家里盖了两处新房，让两个弟弟成家，自住偏房一间。他话多讨嫌，成年后相亲多次，命无姻缘。王能好死于非命，没有遗言，只留亲人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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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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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思孝，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出版有《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多部作品，近年完成“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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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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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1
一 返乡 /
▲周东山（1996— ） /
二 下葬 /
▲陈玉香（1976— ） /
三 遗产 /
▲罗宇（1980—2006） /
四 出工 /
▲吕长义（1969— ） /
五 卖狗 /
▲徐达（1975— ） /
六 帮忙 /
▲王传利（1971— ） /
七 离乡 /
▲牛慧（1984— ） /
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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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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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二〇一四年，时年四十五岁的王能好，决定去外面打工。打工的目的，赚钱是其次。发财的愿景，不能说没有，并不像他对外宣扬的那样，要成为老板，要买车买房；更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成为岭子镇的首富。这个难度并不小，邻村宏远集团的马宏远，尽管拖欠银行几十亿的贷款，矗立在镇郊以及外市的大片厂区，估值也有几亿。老马当包工头领着村民盖房发家的那几年，他可能还是王能好的奋斗目标，几十年后，王能好打心眼里瞧不上他了，欠了银行那么多钱，他还能睡得着觉，这还是人养的吗？每个人对发财的标准不同，在劳务市场，一天不歇，一个月下来六千多块；去外面打工，一天不歇，一个月下来到手万余。后者是王能好触手可及的发财标准。
四十多岁，王能好突发奇想背井离乡打工，不是外面多吸引人，而是眼下的生活让他失望。缺少新鲜，十几年如一日在劳务市场找活，再干十几年也是这样；缺少刺激，嫁过来的媳妇，在村里举行简朴的婚礼仪式，就到城里过日子去了，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面孔，见面说的话总是老一套。这两年，那些热心的妇女，也不再为他的婚事奔走。王能好对过去因种种原因没和自己成婚的女性们，又开始幻想，内心不时翻腾出的一丝悔意，让他都瞧不上自己了。生活亟须改变，是主因。亲友不同意他的决定，也是站在各自的立场考虑。王母不同意，是老大走了，平时家里的大小事务，眼前没人使唤。她有三个儿子，丈夫也健在，除了老大王能好，都不把她放在眼里。王父不同意，大儿子这么一走，家里的一些事，难免要他去做。老三知道王能好要走，说了句，不出去他不知道自己几两沉，不回来更好。老二知道王能好要走时正在掌勺，舀出一锅辣子肉，笑着说，哪里也不缺他这个大爷，咱这里装不下他了。好在王能好无妻无子，没有家庭的拖累。走的时候，他扔下一句话，出去见下世面，说不定还能领个女的回来。
王能好次外出打工，因家庭变故，只维持了二十五天。这二十五天，他后来很少向人提及，有人问，他说得多的也就是在上海的见闻，坐过地铁，比汽车快多了，像火车。外滩没去过，他说，没什么好去的，就是楼高点。南方雨水多，他们不种地，少收不少粮食。他们吃大米，饭菜不咸不淡的，没味道，不中吃。言语中对上海的轻蔑，是王能好为回乡找的借口，并不是自己没混好才回来的，而是不值得。不说打工的事，不是不想说，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作为山东农村一名资深的泥瓦匠，在工地的时日，王能好缺乏参与感，在吊车、挖土机等机械的衬托下，自己能做的极其有限。
正文中的七天，是王能好返乡当天及在家的日子，隐去打工的二十多天是有意为之，一方面确实乏善可陈，在其人生的重要性上，也远不及在家的七天所产生的影响。七天后，王能好又背井离乡，去外面打工，这次他去的是北京。春节没回家，几个月后——来年开春，他才返乡。这种疏离的关系，一度让家人陷入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他太忙了，不会是真发财了要忘本吧。王能好一米六的个头，瘦到不足一百斤，蓬头垢面，拖着更跛的腿脚，逃荒般回到家中，短暂的问候后，失落的情绪写满了亲人的脸，只落下一句，人回来就行。
回到二一四年的十一月份，王能好从上海回来，处理完家事，在家里待了七天。这几天，他心神不宁，对外面的世界抱有幻想，认为生活还会有起色，一心想要再出去。这是他一生中，后的年轻状态——也只维持了七天。后来，王能好感觉自己老了，他尽管还健谈，还卖体力，心已经死掉了一块，没有了雄心壮志。他更喜欢喝酒，酒后给人打电话，或哭或闹，质问对方为什么瞧不起自己，颠来倒去问对方要不要钱。醒来后，王能好照旧过着眼下的生活。话多讨嫌，节俭抠门，是他留给外界的一贯印象。
心里有事惦记还好，王能好说，就怕没什么惦记的。他后来还试图找个对象，也仅将其限定为生活的伴侣，不再认为是感情，或者是爱。他没心气了。在伴侣的挑选上，也拒绝过，不像以往认为的别人配不上他，他觉得配不上别人了。他没意识到，自己只能再活五年。那七天，是他余生中后的骚动，后的活力，后的对世界美好的向往。七天过后，王能好还是四十五岁，却已经进入了暮年。对一个生命定格在五十岁的人来说，四十五岁，他已经步入晚年。
王传利（1971— ）
近五十年的辛留村，出现过不少朝巴（淄博方言：傻子），成因各不相同，不外乎如下三种：疾病、基因、外界刺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镇上念初中的学生们，至今还记得老冯头。一年四季，不论天气如何，他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数着自己的步伐，用脚步丈量着从辛留村到镇上的距离。天冷，他穿着破棉袄棉裤，身型臃肿；天热，上身光膀子，下身还是棉裤，黝黑干瘦。上学放学，学生们骑着自行车经过他的身旁，不会让他有丝毫的分心。学生们没像欺辱其他朝巴一样对待老冯头，不是因为他原本是正常人，后来变得疯癫，而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老冯头是否如传闻所言，因研究数学走火入魔，不得而知。可他确实能不依赖笔和纸，四则运算脱口而出。农忙过后，村民推着粮食在村委门口排队交公粮。会计拿着算盘记账，老冯头蹲在旁边，数字有偏差，喊一句，错了。后来，老冯头为何数年如一日去量步，任何的解释都显苍白。他没迈进新世纪就死了，一对儿女和后代也早已搬到城里。当初的学生，长大成人，为人父母，在追忆青春时，老冯头执著量步的枯槁形象，犹如鬼魅的影子，是他们情窦初开时的注脚。
王能好的大舅卫学成，不是先天性的，也不是父母双方中有智商偏低遗传导致的，他小时候发烧，脑子烧坏了，傻得彻底，四肢健全，有劳动能力，没有工作能力。同样捡拾破烂，邻村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光棍，是为了生计，他是个人爱好。卫学成天不亮出门，天黑背着麻袋回村南边的老宅。村西边的铁路，绵延几十里，南连胶济线，北通岭子铁矿。卫学成从铁轨出发，从铁轨回来，问他去了哪里，他也不说。一九九七年，秋收后，天刚有凉意，卫学成失踪了，不知去向。辛留村新修的陵园里，有卫学成的墓。卫学成走丢十几年后的一个清明节，王能好的小妗子，决定立个坟头。她从家里找了个鞋盒，到老宅铲了一锨土放进去，用红布包起来。鞋盒放进墓穴，王能好的妗子双手举起三支香，四个方向鞠躬，边鞠躬边说，大哥，你走丢了十多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回来吧，陪着咱爹咱娘还有你弟弟，咱是一家人啊。这句话，她重复了四次。
如今仍活跃在村里的朝巴：
小芹，三十出头，扁平的脸挂着鼻涕，起先托人在镇上的塑料厂下车间，后调到仓库，又在食堂帮过厨，现在是宏远物流办公楼的清洁工。她常年相亲，还没嫁出去。有人撮合她和隔着两条胡同的邻居李强。小芹的爸说，两个朝巴，一起再生个朝巴，日子还过个屁。
李强的父母，都是辛留村人，脑子不灵光，是个人在村里见到他们，不论长幼都可以训斥，滚一边。李强三十五岁，工作不固定，半年前去了新建的塑胶管厂，工友把脏活累活都留给他，他喜欢上网，这些年累计被诈骗六七万。新冠疫情期间，李强在村微信群叫嚣，感染的发现一个杀一个。当天，几个党员把他从家里拖出来，让他背着喷雾剂，走街串巷消毒。干不完，不准回家。
建业，十八岁，初中上了两年，不识数，后辍学在家，成为他奶奶的专职电动三轮司机。他以后的出路，困扰着家人。去年，建业在城里一家餐馆当服务员，几天就被撵了回来。他整日跟在爷爷奶奶的屁股后面，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村里有婚丧嫁娶，建业去充人头，让干什么，去干什么。忙完管饭，村里几个半大小子，轮番和他比谁吃得多。建业撑到吐，奶奶指着他的脑袋对人说，你说这块东西，以后可怎么办？又说，儿子找媳妇俊丑无所谓，可别没脑子。近，家里想让建业去当兵，报效祖国。
大峰，二十多岁，具体年龄不详，有严重的癫痫，至今还不能走路。村里大部分人对他只闻其名，没怎么见过。有时，家人会把他推出来，放置在胡同口晒太阳补钙。大峰的家在王传利家的西南方向，直线距离不足四十米。大峰坐在轮椅上，话说不成句子，身体因缺乏运动，早已萎缩，藏在薄毯子里面，露出那颗硕大的头，如同插在筷子上结疤的苹果。王传利如果走近点，还能看到，常年遭受疾病，大峰的脸皮如同被热化的白蜡，苍白且摇摇欲坠，偶有暗疮和粉刺，昭示他还在发育的事实。王传利总是像游客，远处驻足观望，不停从嘴角滴落的口水，在土路上砸下一个个小坑。
老冯头丈步、卫学成收集破烂、大峰的癫痫，村民提及王传利，先想到的是他嘴巴闭不上，涎水横流。王传利四十九岁这年，再提及他时，村民想到的是金鱼。王传利有残疾人证，四级智力残疾（卫学成是三级）。四个哥哥陆续成家，分出去。王传利在残疾人福利厂生产二次循环纸，不用脑，简单的搬运工序，费点体力，也是力所能及的范畴。小二十年的时间，小利变成老利，工资从每月一百多到一千出头。厂子效益下滑，四十八岁这年，福利厂倒闭，王传利没了工作。
辛亥年出生的王传利，在庚子年决定养金鱼。老宅屋后有块空地，当初村里规划宅基地，留出来这块不足以再盖平房，就成了王家的后院，种着杨树，隔几年伐树卖钱，再种新的。王传利家的后邻姓卫，老卫以前在村里的小学教生物、思想品德等副课，体育老师调走后，也兼过体育。他运气好，退休前从民办进了编制，一个月五六千的退休金。两家前后邻，因为空地的事，多有摩擦。多年教书育人，让老卫养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性，比如穿衬衣，爱干净。他和老利说过好多次，没事拾掇下后院，出门看见闹心。这在老利眼里，是农村人穷讲究，破院子，怎么收拾也干净不到哪里去。落树叶，长野草，除非夷为平地。有年，老卫想在门口砌堵墙遮羞。砖头、水泥、石子都运过来了，王传利年迈的父母，一个坐在砖头上，一个躺在水泥里。至今，这些物料，还堆在老卫家的墙边，经年累月，雨水侵蚀，村民偷拿，已经不显眼，却也是两家结怨的标识。
新冠疫情刚爆发，上级整治乡村环境卫生，用无人机从空中拍下不达标的地方，王传利家的后院包括在内。王传利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偏不倚，冲着老卫大门口、贴着胡同又属自己后院的地方，挖了个十来平米的坑。过几天还要抹上水泥，注满水，撒上鱼苗，养金鱼。老卫认为王传利是故意的，冲着自己大门口挖个坑，不论从外观还是风水学的角度，都说不过去。村书记王本道则认为，在整治环境卫生的形势下，挖坑养鱼是给自己使绊子。碍于下半年换届选举，王传利虽不足为惧，他整个家族却手持二三十张选票，不能太强硬。村中的反对势力，已经有所行动，在墙上粉刷“王本道贪污村民血汗钱”“王本道不得好死”等标语。泼妇潘咏梅（王传利二哥的老婆的小姑子）砸烂王本道的奔驰车，也是想逼他动手，触犯法律，丧失竞选资格。政治环境不明朗，除了日常去村口设的劝返点执勤，王本道躲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减少和村民的正面冲突。村主任老赵被架空，村委的日常事务，他都插不上话，索性申请辞职。上级迟迟没答复，他也不去村委了。王传利养鱼这件事，落在驻村书记杨勇的身上。
三十八岁的杨勇在区政协工作，被派到辛留村驻村锻炼两年。过去半年，他已深刻领教到基层民主政治的复杂性，两派对立又结合中国农村特有的户族，丝毫不逊色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甚至更加险恶和原始。如今，杨勇已经丢掉了不切实际的建设好辛留村的想法，只希望各项工作能顺利开展，可他很快发现，这点可怜的要求也是奢望。他每周三天在辛留村，书记和主任通常不在，村民醉酒闹事，村民讨要占地赔偿款，妇女撒泼，邻里纠纷，让他苦不堪言。他无奈地表示，我只是协助你们村委开展工作，政协给我开工资，不拿你们村的半分钱，我自己还搭进去装空调的钱，这些事找你们选出来的村领导去。村民不依不饶，骂道，把你派下来，屁事不顶。
当杨勇出现在王传利家的后院，坑面的水泥还没干透。王传利的家属，包括平时不太来往的哥哥们及其亲眷，浩荡十几个人已经闻讯赶来，衬托得老卫两口子（他的儿子在城里，无暇回来）和杨勇形单影只，和当下初春的天气一样，无滋无味不成气候。杨勇对眼下的局面有充分的预估，坑挖在王家的地面上，法理上说不出什么，作为一名党员，老卫提到的破坏风水的问题，他无法理会，封建糟粕，党员怎么能迷信呢？他只好从公序良俗切入，挖个坑，确实不好，还正好对准别人的大门，后院这么大，另选个地方。王传利不说话，在诸位哥哥的掩护下，提着水泥，修补坑面。杨勇指着云淡风轻的天空，过两天无人机还要拍，你这么搞，肯定不合格的。他指着路东边，因有碍观瞻前几天刚被挖掘机推倒的土坯危宅，人不能太自私，都是一个村的，别人都配合，你家为啥特殊？一席话，没撬开少言寡语的王家人的嘴巴。杨勇抻着头，寻找人群后面的王传利。王传利置身坑底，从哥哥们腿部的空隙处，和杨勇的眼神交汇，说了句，我要养鱼，卖鱼。
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几场雨后，池塘的水没出来，王传利提着水桶往外泄水。阳光从蓬勃的树叶间泻下，五彩斑斓的金鱼们在新种的荷叶间游动。泄完水，王传利手持渔网，打捞水面上的树叶。有村民经过，隔着绿色铁丝网的栅栏（村里安装的）问，老利，鱼真好看。王传利停下手里的动作，流着涎水看着对方，只是笑。和往常一样，闪躲目光的总是对方，你可以说，王传利直愣的目光是他智力低下的外在表现。同样的目光，当王传利望向池塘里的金鱼们，犹如孩童。
在全民抗疫的热潮下，杨勇刊登在当地融媒体上的那篇关于辛留村村民身残志坚养金鱼自谋出路的宣传稿，有多少的成分是受到王传利眼神的触动，还是他基于多年在宣传口的工作经验，又一次唱高调，只是为自己解困，我们不得而知。现实情况是，在整治农村环境的运动中，王传利的鱼塘得以保存。其意义和世界另外两处著名的地标——日本成田机场跑道内的农园、美国纽约市第七大道五十五号街口用马赛克瓷砖拼的零点三平米的“赫斯三角”别无二致。王传利和日本农民市东孝雄、美国律师大卫·赫斯并列，是个体与政府斗争取得胜利的象征。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各自的国情下，风评并不一致。家门口长势旺盛的核桃树被砍掉的付英华，墙边绿化带中韭菜和鲜葱被拔掉的曹凤霞，土坯危房被推倒的耿仁海，以及众多柴禾垛被限期清理的辛留村村民，这些平日里牙尖嘴利，在数十年的乡村生活中以不吃亏来要求自己的人，每想到王传利被保存下来的鱼塘，内心充满了挫败感，自责道，活了大半辈子，居然不如一个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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