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1926—201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1997年获该校终身成就奖；亦曾长期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2010年，史密森尼尔学会授予其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表彰他在亚洲和近东艺术史研究中的杰出贡献。高居翰教授的作品融会了广博深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重要作品有《图说中国绘画史》《隔江山色：元代绘画》《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画》等。
1950 年代，作为研究生的我在撰写以画家吴镇（1280—1354）为题的博士论文时已经意识到，理解吴镇思想与作品的关键在于界定其绘画中所表达出的观念，这些已然主导着当时知名艺术家们的思考与创作的观念便是文人画理论。该理论于11 世纪时，萌发于以大诗人兼政治家苏轼（号东坡，1037—1101）为首的学者、画家、批评家的圈子中。这一理论认为，业余画家，即饱读诗书、以出仕为业的士大夫阶层，所创作的绘画，以作者身份论，远胜于受过专门训练的画工的作品。及至14世纪，即吴镇活跃的时期，这一关于绘画的思维模式已获广泛认可，甚至威胁到批评家对其他绘画类型的接受，特别是公开的职业画家的作品，因为这些画家中仍有不少人沿袭着前宋宫廷画院通行的“院体”画风。我博士论文的一半篇幅便旨在梳理出一套连贯的文人画理论脉络，这是学界有关这一论题所做的首次讨论；部分研究成果随后融入我的论文《画论中的儒学因素》（“Confucian Elements in the Theory of Painting”）中，而在《图说中国绘画史》（Chinese Painting）一书中，我则以稍稍通俗易懂的方式讨论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间的分野。为此，我也不时被当作这类画论思想和批评态度的代言人或虔诚的信徒，这倒也并非没有根据。
近年来，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兴趣便是我开始着手收集和研究描绘女性的绘画，而另一与此相关的事件则转变了我对中国绘画正统观的原有态度。这缘于1971 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次与研究生研讨课相关的展览中出现的错误。这一展览名为“扰攘不安的山水—晚明中国绘画”（The Restless Landscape：Chinese Painting of the Late Ming Period），这个错误发生在展览及图录中收录的一幅精妙画作上，它刻画了一位端坐室内的女子。经过日
后的深思和进一步的研究，我认识到，由于受到画幅上后添伪款的误导，我错判了此画的创作时代与作者。总之，为了更体面，也为了更具商业价值，这类美人画（“beautiful-woman painting”）——视美人为一个类型，而非特定的个体—后添的伪款总是试图将其和早得不可思议的年代相联系，误导观画者相信这便是某位名媛的肖像画。我原先不过是想要重新考订这幅画的归属，但这一初的兴趣却牵引出我对中国画中描绘女性的绘画（pictures of women）的强烈好奇：它们缘何缺乏相关的研究且存在如此之多的误解呢？我在当时的一个讲演中抱怨，我们“甚至无法将美女画和肖像画区分开来”。中国绘画史的研究者，凡提到描摹女性的图像，总是美其名曰“仕女画”（“paintings of gentlewomen”），而忽视了这些绘画内部存在的类型差异。对此，美术史界至今尚无深入研究。然而，社会史家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研究却极富新意，极大修正了我们过去关于稳定的儒家社会及其男性统治模式的固有观念，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从事这类女性研究的学者以大量的中国白话文学和俗文学为材料，在近几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却对这类绘画作品鲜有措意，亦未想到这些作品可能为他们所关注的新问题带来何种启示。
及至1994年春，我在盖蒂讲座发表了名为“镜花缘：晚期中国绘画中的女性”（The Flowers and the Mirror：Representation of Womenin Late Chinese Painting）的系列讲演。在修订讲演稿以备出版成书时，我增补了一章，旨在提供讲座中尚未深入讨论的大背景：是哪些画家创作了美人画及其他各类描绘女性的绘画？在这些绘画类型之外，这些画家还涉足哪些绘画类型？他们的作品为何被讥为难登大雅之堂并被边缘化？为何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如展览中的这件画作，会被误定归属又进而被人误作他想呢？我原本只想新增一章来解答上述的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展开，终形成了现在这本独立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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