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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与精神分析有着怎样不谋而合的方法和策略？为什么《血字研究》开篇的情节，已经预言了主人公未来的命运？为什么《皮肤变白的军人》，堪称是一场精神分析般的俗世调查？在《波西米亚丑闻》中，又存在着哪些精神分析语境下的“原型”？
阿夫纳拉以一个精神分析家独有的思考和写作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柯南?道尔和弗洛伊德在各自领域中的深刻独创。他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里选出了许多颇具精神分析意味的段落和细节来进行解读，以精神分析的方法解读侦探小说，其中不仅贯穿着弗洛伊德个人思想的形成，也融入了精神分析的各种概念和分析技术。
阿夫纳拉先生用他的临床经验和著述告诉我们，精神分析是一个无限广博深邃的世界。在这部堪称专业又跨界的作品中，作者向精神分析研究者和爱好者，呈现了研习精神分析的独特途径，也为全世界的福尔摩斯迷们，展现了打开福尔摩斯故事的另一种方式，堪称精神分析版的福尔摩斯探案！
本书属于“我思万象?阿夫纳拉系列”。这个系列每本单独成书，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引领读者在文学之旅中细品精神分析的真谛。已出版《倾听时刻：精神分析室里的孩子》《房子：当无意识在场》，即将出版《金钱：从左拉到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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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这本书里，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帕特里克·阿夫纳拉从柯南?道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创作和研究历程入手，呈现了他们是如何成为享誉全球的侦探小说家、精神分析的开创者，并在细致分析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基础上，探索了“无意识”概念的起源与流变。在作者的巧妙行文下，虚构的福尔摩斯故事与弗洛伊德真实的思想人生交织在一起，互相阐释、对照，并成为极具精神分析价值的文本。
作者阿夫纳拉有多年临床分析经验，他的著作总是善于将临床实践、精神分析理论和人文趣味巧妙融合，让读者在文学、艺术等广博的人文阅读中，领略精神分析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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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帕特里克·阿夫纳拉（Patrick Avrane，1946—），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师，精神病医生，作家。法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协会（SPF）前任主席，学术期刊《SPF通讯》现任主编。阿夫纳拉的作品多从大众熟悉的题材比如文学形象、著名人物等入手进行写作，以巧妙的构思把精神分析的精彩之处呈现于笔端。著有《倾听时刻：精神分析室里的孩子》《房子：当无意识在场》《金钱：从左拉到精神分析》《祖父母的肖像画：一个家庭故事》《爱的悲伤：一个真理时刻》等。
译者介绍
译者|姜余，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学博士。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法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会（SPF）临床精神分析师、中国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拉康学组委员、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分析家、江苏省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译著有《儿童精神分析五讲》《智力心理学》《宗教的凯旋》（以上为合译）、《百分百多尔多》。
译者|黄可以，南京大学法语系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在读博士，译有《哲学带不来幸福》、《倾听时刻：精神分析室里的孩子》（合译）。
校者|严和来，巴黎第十三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访问学者。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委员、法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会（SPF）临床精神分析师、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创始会员和分析家、中国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拉康学组副组长。译著有《倾听时刻：精神分析室里的孩子》《儿童精神分析五讲》《智力心理学》《潜能》《宗教的凯旋》《欲望伦理：拉康精神分析引论》（以上为合译）、《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百分百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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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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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章 城市中的相遇
第二章 幽灵的历史
第三章 勾勒原型
第四章 侦探事务所
第五章 俗世中的调查
第六章 无意识侦探
参考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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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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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19世纪末，伦敦，大英帝国的首都，生于1859年的阿瑟·柯南·道尔在此行医。他是一名年轻医生，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却在一个基督教国家行医。诊所门庭冷落，他有许多闲暇，于是就用写小说来打发时间。《血字研究》出版于1887年，这是福尔摩斯和他的同伴华生医生的次亮相。新的人物诞生了。这个侦探让他的创作者赢得大名。从此，他们的冒险誉满全球，超越了大英帝国的国境线。
同一时期，维也纳，奥匈帝国的首都，生于1856年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此行医。他也是一名年轻医生并且是犹太人，却在一个天主教国家行医。他与传统医学决裂了。1899年，他出版了《梦的解析》，这是项精神分析性质的研究成果。从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就与他的众多发现融为一体了。精神分析家，这个由他创造的角色，逐渐声名显赫，超越了奥地利的国境线。
巧合绝非偶然。把这两个人的命运联结起来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灵感应游戏。阿瑟·柯南·道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是医生，所以他们都关心人间疾苦。他们都接受了在那个时代占上风的理性主义的训练，对解决那时的常见问题都已经驾轻就熟。他们定居在各自帝国的中心，对于当时所有的发明与发现，也都了然于心。他们并不供奉宗教神明，而且他们家庭的宗教也与他们定居地的宗教不同，这就可能有助于他们超越传统的信仰。他们对真理的追求需要一种新的实践，一种新的职业。福尔摩斯不仅是一个小说人物，也是现代调查员的原型，许多警察都承认这一点。福尔摩斯说：“我有自己的职业，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补充说，一些令人绝望的案件被送过来，“就像医生有时会把他们无法治愈的病人送到江湖郎中那儿一样”。这两个论断都非常适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接待的那些患癔症的女人，她们的病症，用其他方法治疗都没有效果。
细心倾听前来咨询的人，明了他们的请求，通过分析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迹象，发现隐藏的东西。在西方，侦探和精神分析家是古代占卜、神谕等祭司传统的一部分。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不依赖上帝，不依赖任何宗教信仰。阿瑟·柯南·道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两个19世纪科学主义的孩子，都是非常世俗的。解决之道不是求助于任何彼岸，而是使用一种成熟的技术，一种在各个方面均得到证明的技术。
1950年，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狄公的侦探小说。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唐朝的士大夫狄仁杰。在中国，关于他的探案故事在18世纪已经是小说创作的主要素材。从本质上说，这个古代调查官的工作模式与阿瑟·柯南·道尔所描述的模式具有相似性。但有所不同的是，被我们今天定义为幻想的维度，在狄仁杰的故事里是显在的:他会遇到一些鬼魂，尤其是被害者的鬼魂;他也做梦，但这是那些死者，那些在传说当中存在的鬼魂给他托梦，向他表明一些信息。弗洛伊德的或者福尔摩斯的方法与这个观念是彻底决裂的。当主人公做梦时，他们的梦是他们自己的。死者或者灵魂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这些梦属于梦者，这些梦是主体的话语，这些梦见证着此人的无意识欲望。如果鬼魂现身，并不是死者的幽灵从他们的坟墓中飘了出来，并不是死去的灵魂获得身形，而是消失的意识或无意识的记忆在扰动主体。这当然是一种现实，但却是精神现实;是幻想的，绝不是鬼怪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中读出精神分析的活力源泉，这些冒险有着世俗的维度。重要的可能不是解开谜团，而是为了解开谜团所进行的必要行动，为了治疗(不仅仅是调查)能够实施而进行的必要行动。柯南·道尔的那些故事可以被解读为精神分析动力学的具象表现。
然而，作家创作的是一个虚构人物，弗洛伊德发明的则是一种实践，经由精神分析家们的推行，这一实践已遍及世界各地。前者并未面对一个警察的现实（确切地说，他试图这样去做，但并未成功），但是后者被临床的迫切性推动着，他从未停止过修改理论，以至于今天，我们也还在修改理论的过程中。在这一点上，两位创造者分道扬镳了。阿瑟·柯南·道尔离开了其创作的小说主人公的科学逻辑，开始相信鬼魂、灵媒，开始相信与游魂的沟通。他开始热衷于通灵论。他可以忘记自己创作的人物，那些充满理性的，被认为具有弗洛伊德式理性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物只不过是纸上的存在，而精神分析家是活生生的存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文学之上的，他从不间断地参考着临床，而临床拒绝仙女们的在场。
从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开始，我尝试着阐释与一位精神分析家在次会面期间发生的事情:请求的表达。同样，我也理解了《奇妙的旅行》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对待读者，就像精神分析家在分析当中对待来访者那样。通过对达芙妮·杜穆里埃《蝴蝶梦》的阅读，我可以更好地理解身体形象的概念。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让·桑德伊》以及《盖尔芒特家那边》，让我勾勒出“孤独存在的能力”的形象，而“孤独存在的能力”是精神分析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提出的概念。弗洛伊德一直认为作家的创作会证实精神分析的发现，因为作家的发现总是比精神分析家领先一步。
“但我们得停在这儿了，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忘记了哈罗德和格拉迪瓦只是一本小说中的人物。”弗洛伊德在他关于威廉姆·詹森的《格拉迪瓦》的论文中总结道。这些被创作出来的人物，他们不是来找精神分析家咨询的人，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忽略一个事实：根本性的东西存在于临床中。
精彩片段
在这点上，柯南·道尔创作的人物与埃米尔·加伯利奥的勒考克以及爱伦·坡的杜邦截然不同。他远离了解密小说的形式逻辑，转而走向了相遇的实践。他从心理和小说层面来发问，来到了无意识的奥秘中。虽然柯南·道尔医生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比加伯利奥更贴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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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不是意外，展现巧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文字游戏。他们作品的成功和其中包含的舍弃与仇恨、拒绝与冷漠、爱与神圣化，都超越了文本本身，暗含了一种如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弗洛伊德和柯南·道尔，如同儒勒·凡尔纳及其他作家一样，都触及了灵魂的范畴。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写作，小说家们不知不觉地也深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远远超越了书籍所展现的文本。这些作家将一切都纳入个人经历之中，并从这里开始书写出一种实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遇见了威廉·弗里斯，凡尔纳遇见了他的出版商埃策尔，而柯南·道尔，可能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没能遇到谁，便在小说中遇见自己的主人公福尔摩斯和华生。每一次相遇都是奠基性的，从婴儿与母亲的气味、略微磨损的襁褓、奶水的味道或摇篮曲的哼唱声的相遇开始。我们知道，从来没有经历过相遇的人，之后很难在世界上与同类共同生活。至少要
经历过一次，才能开启之后的相遇，次邂逅就为之后的邂逅烙下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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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惊讶的能力，就是不妄言未来发展的能力，它只有把掌控知识的欲望丢在一边的人才能拥有。这奠定了临床和理论之间持续辩证的实践的基础。弗洛伊德不停地书写它，福尔摩斯不停地向华生灌输它。教育的难点之一，就在于让学生永不失去感到惊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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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和华生在一起，就像精神分析家与自己独处。这种孤独具有奠基性。和自己的相遇，我和我的相遇，让与他人谜团的单独相遇成为可能，摆脱了所有其他社会的、医学的、司法和警方的人为干预。为了让相遇处在实践中心，孤单必不可少。孤独让我们可以远离妨碍治疗行为或是有可能对调查造成干扰的事
情。弗洛伊德是一个人，因为他是人，但每个精神分析家治疗时都是独自一人，也是因为当一段治疗开始之后，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重复建构所需的时间。在这里，人物具有两重性，证明了孤独不是与世隔绝。精神分析实践止于分析家幻想开始之时，更准确地说不是与辞说的倾听脱节时，而是当幻想与话语的主体脱节时。当问题涉及文本时亦是如此。我们所知道的柯南·道尔，以及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探案记的阅读，让我们可以辨认出一种福尔摩斯式的实践，并在他对谜团的关注中，接近了同样诞生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引起人们兴趣的弗洛伊德实践。不过，无论这里或者那里如何影射了我们假设的柯南·道尔主人公的无意识欲望，他们都不是肉身的存在。把一些解释投射在他们身上，我们就有可能要么落入精
神分析解密网格的使用风险中，要么陷入作者的野蛮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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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谜团的一种可能表达：在这里我是谁？或者发条上弦。又叫凸蒙怀表。译者注。一个面对精神分析家的请求中所抛出的问题。我理解世界，深入世界的方式是否准确？福尔摩斯给读者一个令人心安的答案。我对世界的理解不是谵妄，因为推理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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