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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形势变化越来越影响生活之际，
所有人都必须深思一个问题--
全球化是否还会继续？
21世纪的难题，200年前就有伏笔，了解全球化过去，看清未来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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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贸易和投资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
天灾人祸的蝴蝶效应让全球供应链频频崩溃，波及甚广；
贫富差距、福利匮乏、税收失控愈演愈烈……
我们必须深思一个问题--全球化到底能不能继续？
这道看似独属21世纪的全球化难题，其实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诞生时就初见端倪：
英国依靠工业革命的红利，获得压缩成本的先发优势，一举成为制造业霸主；
蒸汽船降低了运输成本，金本位制度使汇率稳定，全球经济联系才得以增强；
由欧洲列强主导的全球化，种下了富国剥削穷国的恶果…….
看清200年间全球化的过去，才能看懂现在全球化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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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克·莱文森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他长期从事经济与商业类写作和演讲，擅长把握经济、贸易、国际金融等方向的话题，在很多国家做过学术与商业演讲。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内已出版的著作有《集装箱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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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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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全球梦
第二章波全球化
第三章倒退?
第四章北方与南方
第二部分一个世界
第五章集装箱革命
第六章热钱
第七章放松管制
第八章”巨大的抽吸声”
第三部分超速
第九章牙医的船
第十章控制规模
第十一章中国价格
第十二章捕捉价值
第四部分全球恐惧
第十三章海上巨无霸
第十四章风险难测
第十五章全球化危机
第十六章强烈抵制
第五部分下一波浪潮
第十七章赤字之潮
第十八章食物里程
第十九章断链
第二十章下一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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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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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6日下午5点半，5艘拖船将”艾玛·马士基”号拖出欧登塞造船厂，拖着它向后驶入大海。无论新船还是旧船，通常都是向前而不是向后航行，但”艾玛·马士基”号绝不寻常。它的长度相当于4个美式橄榄球场之和，龙骨距离甲板近100英尺（1英尺为30.48厘米）。这艘浅蓝色的庞然大物，好不容易才驶出水位很浅的欧登塞湾。经过欧登塞湾和外海之间的加贝堤时，海滩上数千名丹麦人目睹了这非凡的一幕。下水当天，”艾玛·马士基”号没有装载货物或煤炭，因此它的船身高出水面许多，白色船底的一部分和巨大的青铜螺旋桨露出了海面--螺旋桨一般在水下静静转动。读过新闻的人会知道，这是截至当时世界上的螺旋桨。
”艾玛·马士基”号是为全球化下的一场赌注。它为马士基航运公司（一家历史悠久的丹麦企业集团的一部分）所有。在集装箱运输50年的历史上，”艾玛·马士基”号比在它之前下水的任何一艘集装箱船都大，能与它相提并论的只有零星几艘超级油轮。继”艾玛·马士基”号之后，7艘类似的船陆续下水，每艘的造价是1.54亿美元。这个价格虽然远高于此前任何一艘集装箱船，但考虑到它的体积，似乎并不算贵。如果这些新船满载，它们的运费比当时任何一艘船都低。随着世界经济范围的扩大和远程贸易的增加，马士基航运公司的领导人预计，成本优势将帮助马士基提高市场份额。
集装箱船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它按照固定的航程表，将集装箱运到世界各地的港口，而集装箱里装着从洗衣机到废纸的各式商品。随后，这些商品再通过卡车、火车和驳船运至内陆城市。时效性强或价值高的货物，比如钻石、芯片等，可能通过空运运过大洋，但几乎所有由工厂批量生产或农场大量出产的东西都会被打包进40英尺长、8英尺宽的标准集装箱中。20世纪的后几十年里，集装箱使企业在决定生产地、种植地、货运方式时，几乎不再需要考虑运输成本了。集装箱重塑了世界贸易。它使工厂能够将产自数十个国家的零部件组装成一辆成品汽车，使商家仅需支付15美分就能将一瓶红酒从澳大利亚运到7000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之外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它帮助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制造国，但也导致底特律、多特蒙德等传统制造业中心遭到废弃，因为原本受高额运输成本保护的各国市场，已经融为一个几乎无缝连接的全球化市场了。
自1956年艘集装箱船从纽瓦克开往休斯敦以来，每一代新集装箱船总是比前几代更大，更能节省运输成本。人们期待”艾玛·马士基”号和它的姐妹船能延续这种趋势，使众多家庭在冬天能更容易地享用新鲜的草莓，使制造商能组织起更长、更复杂的供应链，将工厂和数千英里外的配送中心连接起来。”艾玛·马士基”号下水不久后，十几艘更大的船舶随之而来，其中一些船舶的运力超过11000辆卡车。但就像摩天大楼热潮往往预示着经济即将调整一样--纽约的帝国大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规划为世界建筑，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基本被闲置--建造体型大到无法在世界上大多数港口停靠的船舶也是过度繁荣的先兆。”艾玛·马士基”号下水时，人们尚未察觉，货物贸易不停增长的时代即将走向尽头。那些认为全球化将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道路的人，即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全球化”这个概念并不是近才有的。这个词似乎早出现在1929年的比利时，当时身为医生和教育家的J.O.德克罗用”全球化”一词来表示幼儿的注意力从自我转向范围更大的外部世界的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有了更多其他含义：大型企业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销售相同的产品；思想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度；美国人、肯尼亚人和中国人挥舞着旗帜，热情地为以非英籍球星为主力的英超球队加油。跨国贸易日渐繁荣自然也不例外。
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高度全球化了。正如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和尼尔斯·P.彼得松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的‘美国化’早在18世纪引入马铃薯时就开始了，而不是始于1945年。”但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随着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而快速发展的，当时的欧洲列强编织了一张覆盖非洲和亚洲的商业大网，用陆军、海军和殖民地官员维护自身利益。昔日的亚非制造业中心--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无法与生产效率更高的欧洲工厂竞争。当外国纺织品占领印度市场时，印度只能转而出口大宗商品。在波全球化期间，国际借贷是常事，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动以进出口为主。数千万人跨越国界移居国外，中国和塔希提岛的艺术风格融入了欧洲的艺术作品之中。各国的联系变得如此紧密，战争似乎将永远消失--直到1914年8月，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次全球化戛然而止。
从1914年到1947年左右，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无数次地区性战争和一次经济大萧条，全球化进程在此期间停滞不前。虽然这一时期跨国企业的规模有所扩大，但各国之间的金融、商业和文化联系已经被削弱。在某些方面，全球化的衰落受到了欢迎。1943年，美国国会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批评当时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大肆宣扬”全球化谎言”（globaloney）--华莱士以自己的全球化视野为傲。遭受大量批评之后，卢斯不再提及”全球化谎言”，而是改称”全球化胡言”（globalnonsense）。不过自此之后，人们纷纷效仿，发明了诸如”全球主义的”（globalistic）、”全球症”（globalitis）和”全球主义”（globalism）等大量新词，用来贬低移民、对外贸易，甚至是国际合作的提议。
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后，全球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重启。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各国为降低原材料和制成品贸易壁垒而做出的共同努力，推动了这次的全球化进程，世界上所有富裕经济体和许多欠发达经济体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尽管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经济危机，但1986年的制成品贸易量大约是1950年的15倍。随着石油价格飙升，再加上一艘超级油轮就能将数百万桶石油从波斯湾运送到欧洲、日本和北美的炼油厂，石油市场实现了彻底的全球化。石油出口国将暴增的收入存入伦敦、纽约和东京的银行，金融市场随之慷慨地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借贷，并帮助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扩张。
然而，第二波全球化与之前的波全球化一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虽然各企业积极涉足海外，但它们的身上还是带着强烈的母国色彩，几乎所有高管都是在母国出生并长大成人的。尽管外资投资激增，但大多数投资都发生在少数几个富裕国家之间，大部分对外贸易也是如此。欠发达国家大多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只能通过向富国的投资者借贷或出口原油、咖啡豆等大宗商品来使自己与全球化保持些许联系。事实上，在从1947年到1986年的40年里，对全球化严厉的批评来自那些认为更自由的贸易将使富国进一步剥削穷国的人。移民也经常被认为带有剥削的性质，因为富国一直被指责诱使穷国的护士和教师移民到自己的国家，从而造成后者的人才流失。批评者称，渴望摆脱贫穷落后处境的国家多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事，它们的处境才会变好。很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苏联等，提倡自给自足，严格限制贸易、投资、移民、旅游、科学交流、宗教思想，以及其他被其领导人认为危险的国际联系。
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个人的当选标志着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在富裕经济体崛起，这为新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82年，当本田汽车公司开设美国家日资汽车装配厂时，它能够确保发动机和变速器经长达数千英里的海陆运输后，准时送达美国工厂的组织能力，令竞争对手大为震惊。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第三波全球化的到来，这种远距离供应链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国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零售商或制造商可以在不同国家分别完成零部件的设计、生产和组装工作，半成品可以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几乎不需要顾虑国界这一因素。企业的地理位置和企业国籍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如果一家生产磨料磨具的企业，总部位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在27个国家开设工厂，但为一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公司所有，后者的主要股东包括荷兰的养老基金、英国的投资信托公司和中东国家的政府，那么谁又能说清楚这个企业到底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抑或仅仅说成是”跨国的”就足够了。1989年苏联的垮台举世震惊，一直以来质疑市场力量的国家突然对全球化张开了怀抱，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经济增速的3倍。
反对剥削的声音再次响起，但这次人们不再指责全球化伤害贫穷国家的工人，而是指责全球化损害了富裕经济体的工人的利益。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是一位富有的英国金融家，也是一个彻底国际化的家族的后人。1994年，他在其畅销书《陷阱》中批评了开放性的边境。1996年，法国评论家维维亚娜·福雷斯特在她的《经济恐怖》一书中批评了全球化对富裕国家的影响。3年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失控的世界》一书，警告世界即将失控。而与此同时，上万名示威者，包括反资本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担心工作岗位流失的人和蓄意挑衅者，走上西雅图街头，抗议世界各国贸易部长参加的闭门会议。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更自由的贸易会使世界更加繁荣，但这个观点并没有说服多少人。他们希望欠发达经济体尽快对外开放的呼吁也没有得到强烈的回应。2000年，两位英国记者出版了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但书名《完美的未来》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
在从2001年到2008年的短短7年间，世界制成品贸易增长了120%，中国的制造业快速崛起。但与此同时，加拿大和美国失去了八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英国流失的比例更是高达四分之一。继工厂工作之后，技术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也开始流失。随着各地的写字楼都连上了互联网，一个被称为业务流程外包的新行业开始兴起。法兰克福和巴黎的公司将会计工作转移到华沙和布拉格等工资较低的城市，而马尼拉的客服人员则为北美的银行接听客户服务电话。到2003年，美国500家的公司中，有285家将办公室工作迁往印度。2004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警告道：”成千上万的白领工作正流向海外。”他还提到，”一些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美国即将采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模式”。
就在”艾玛·马士基”号下水后不久，第三波全球化开始衰退，但当时人们并未察觉。2008年夏，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暴跌。此前五年间增加了两倍的企业跨境投资也突然萎缩。不过这不算意外，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贸易和投资会随着经济衰退而衰退，但过后会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回升。但这一次，当世界经济在2010年爬出谷底后，贸易和投资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反弹。不管是经济统计数据和航运数据，还是跨国公司逐渐收缩供应链，削减海外业务的行动，都证实了这点。反对全球化的怒火仍在燃烧，但如今主要的动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反移民声浪，而全球化本身正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激烈反对”激进的全球化和对劳动人民公民权利的剥夺”。几个月后，法国政治家玛丽娜·勒庞严词批评”猖獗的全球化正危及我们的文明”。这些行动和回应、这种”狂飙突进运动”（SturmundDrang）都昭示着一个时代的落幕。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在全球暴发，从挪威到新西兰的企业纷纷关停，人们居家隔离，国际商务和国际旅行受到严重干扰，第三波全球化已经演变为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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