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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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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meme）这一概念*初是由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生涯代表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创造的，其内涵极其广泛，指任何可以通过模仿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转移或传播的事物，包括思想观点、行为模式、技术技能、艺术作品、流行时尚，诸如此类。道金斯的得意门生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善了系统的模因学（memetics）。模因学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林林总总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布莱克摩尔指出，一旦我们的远祖获得了模仿这一关键能力，第二种自然选择就开始了：相互竞争的想法和行为就和相互竞争的基因一样，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那些*具适应性的单位——比如制造工具或使用语言——得以幸存下来并蓬勃发展，在尽可能多的头脑中自我复制。这些“模因”通过帮助“寄主”基因的生存与繁衍而一代代传承下去，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热衷于城市生活、沉溺于种种八卦、无法停止思考，乃至拒绝否认自由意志的真实性……凡此种种——如果你认为这套理论冒犯了你的“基本原则”，那些构成你的“基本原则”的模因或许正在背地里为你的固执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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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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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布莱克摩尔在这部奠基性的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模因论(memetics)，指出模因作为文化的基因，是人类之所以演化出硕大的头颅、发展出复杂的语言、追求性的愉悦、崇尚利他主义，以及执著于信仰、自由和自我意识的根本原因。我们只是模因操纵的机器吗?文明的幕后真相只是这些无意识复制子的优胜劣汰吗?反抗模因“暴政”的希望是否存在?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新定义又能给我们哪些启迪?模因论向我们展示了世界这一“ 内克尔立方体”的另一侧面：随着视角的转换，一切将变得陌生而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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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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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前言第1章 奇怪的生物是什么让我们与众不同？模仿和模因模因之惧第2章 普遍的达尔文主义进化算法作为复制子的模因模因不是基因复制我！第3章 文化的进化以模因看发明谁的利益？ 社会生物学和被控制的文化第4章 模因之眼看世界为何我们不能停止思考？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模因模仿、传染和社会学习第5章 模因三问模因的基本单位无法确定我们无法知道复制与存储模因的机制模因进化是“拉马克式”的术语第6章 硕大的脑袋人类大脑的起源关于人类大脑进化的理论模因是否影响了脑容量？第7章 语言的起源 我们为什么喋喋不休？语言的进化第8章 模因-基因协同进化语言的功能是什么语言传播模因第9章 社会生物学的局限性基因-基因交互作用模因-基因交互作用推翻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模因驱动和丹尼特塔第10章 “高潮救了我的命”性和社会生物学爱情，美貌和亲代投资模因与择偶第11章 现代世界里的性独身节育收养第12章 利他主义的模因理论为基因服务的利他主义人类利他主义的古怪之处为模因服务的利他主义模因与基因第13章 利他主义的伎俩利他主义传播看起来像利他主义模因复合体与利他主义伎俩债务、亏欠和互换第14章 新时代的模因外星人绑架事件是一个模因复合体死亡和真相伎俩占卜与算命兜售健康第15章 作为模因复合体的宗教宗教和基因的协同进化群体选择科学与宗教第16章 进入互联网书写交流从复制产品到复制指令陷入网中第17章 终极模因复合体我是什么？我在哪里？我做什么？自我的功能自我复合体第18章 超越模因竞赛自由意志意识创造力人类的远见终的反抗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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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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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时候，我在贝列尔学院的午餐队伍里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带着越来越古怪的兴趣打量着我，然后问道：“你刚才是和皮特·布鲁内（Peter Brunet）在一起吗?”我确实是，虽然我猜不出他是怎么知道的。布鲁内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导师，我刚才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向他请教问题，随后便匆匆赶来吃饭。“我猜就是。”我的朋友笑了，“你说话的样子跟他很像；你的声音和他的简直是一模一样。”显然，我说话的腔调和方式彼时彼刻短暂地“继承”自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而今忆起此事，仍令我怀念不已。几年后，当我自己成为一名导师时，我的学生中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习惯：当被问到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时，她会紧闭双眼，将头垂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等上半分钟，然后抬起头，睁开眼睛，流利而睿智地回答问题。我被这逗乐了。一次晚饭后我模仿了一下这位女学生，逗得我的同事们开怀大笑。其中有一位著名的牛津哲学家。他一看见我的模仿，就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她不会是姓××××吧？”我吃了一惊，回答说是的。“我就知道，”我的同事说，“她的父母都是专业的哲学家，也是维特根斯坦的忠实追随者。”这个姿势来自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经由她的父亲或母亲，或者父母双方传给了我的学生。我想，虽然我的模仿是在开玩笑，但我必须认为自己是这种奇特姿势的第四代传人。而谁又知道维特根斯坦从哪儿获得的呢?我们总是无意识地模仿他人，尤其是模仿我们的父母，或那些扮演父母角色的人，抑或是那些我们所崇拜的对象——这个事实已经足够熟悉了。但是，模仿真的能成为人类思维进化和脑容量显著扩张的主要理论根基，甚至作为人类为何存在一个意识自我的解释基础吗？模仿是我们的祖先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吗？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苏珊·布莱克摩尔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魅力又强而有力的理由。模仿是孩子们学习某一种语言而不是其他语言的方式。所以，人们说话总是更像他们自己的父母，而不是像别人的父母。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口音，而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就会产生一门独立语言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宗教信仰不是在每一代人中被重新选择，而是经常沿着家族路线延续下去的原因。在基因沿着世代的纵向传播和像病毒基因一样的横向传播之间，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不预先判断这个类比是否有效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谈论它，我们好先给这个可能在语言、思想、信仰、习惯和时尚的传播中扮演基因角色的实体起个名字。自1976年“模因”（meme）这个词被创造出来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用“模因”来表示假定的基因相似物。《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者对一个新词是否应该被纳入词典有一套专门的标准。一个能被纳入词典的新词必须是常用的，不需要被定义，也不需要在使用时标明其出处。于是，我们就要问这个“元模因学”的问题：“meme”这个词有多么普遍？互联网提供了一种不太理想但却很简单方便的方法来对“模因池”进行抽样，并且可以方便地搜索它。我在写这篇文章的那天，也就是1998年8月29日，在网上搜索了一下。“meme”被提及约50万次，但这个数字高得离谱，显然，搜索结果与各种首字母缩写和法语même一词混淆了。然而，它的形容词形式“memetic”是真正具有鉴别意义的，它被提到5042次。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数字，我比较了一些近出现的新词或流行用语。spin doctor(或称spindoctor，即“舆论导向专家”)被提及1412次；dumbing down（即“弱智化”），3905次；docudrama(或docudrama，即“文献影片”) ，2848次；sociobiology（即“社会生物学”）， 6679次；catastrophe theory（即“突变理论”），1472次；edge of chaos（即“混沌边缘”），2673次；wannabee（即“崇拜模仿者”），2650次；zippergate（即“拉链门”），1752次；studmuffin（即“性感男人”），776次；poststructural(或poststructural，即“解构”)，577次；extended phenotype（即“延伸的表现型”），515次； exaptation（即“扩展适应”），307次。在对memetic的5042次提及中，超过90%都没有提到这个词的起源，这表明它确实符合《牛津英语词典》的标准。正如苏珊·布莱克摩尔告诉我们的，《牛津英语词典》现在确实包含了以下定义：模因：文化中的一种元素，可以认为是通过非遗传的方式传播的，尤其是模仿。进一步搜索互联网，你会发现有一个时政交流俱乐部名叫“alt.memetics”，在过去的一年里发布了12000个帖子。网上还有很多与模因有关的文章，比如《新模因》《模因、反模因》《模因：一种系统元生物学》《模因，和令人痴笑的傻瓜媒体》《模因、元模因和政治ⅸ》《人体冷冻学、宗教和模因》《自私的模因和合作的进化》以及《追赶模因》等。此外还有“模因学”“模因”“C模因连结”“模因理论家在线”“本周模因”“模因中心”“Arkaut的模因工作坊”“模因论要点及简介”“模因索引”及“模因园地”等网页。甚至有一个新的宗教（半搞笑性的，我认为），被称为“病毒教堂”，上面有他们自己的善恶标准列表，还有他们自己的圣父(“圣查尔斯·达尔文”，被奉为“也许是现代影响力的模因工程师”)，我惊讶地发现在圣徒列表中还有一个“圣道金斯”。在苏珊·布莱克摩尔的书以前还有另外两本完全致力于模因主题的书，它们都有各自的优点：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ie）的《精神病毒：模因的新科学》和艾隆·林奇（Aaron Lynch）的《思想传染：信仰如何在社会中传播》。重要的是，杰出的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采纳了模因的观点，将其作为他的心理理论的基石，正如他的两本著作《意识的解释》和《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所阐述的那样。模因可以纵向传播世代沿袭，也可以像导致流行病的病毒一样横向传播。事实上，当我们衡量“memetic”“docudrama”或“studmuffin”等词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时，我们研究的基本上就是横向传播。一些在学校里的孩子们中流行的小玩意儿就提供了特别典型的例子。在我大概九岁的时候，父亲教我用一张正方形的纸折出一只中国帆船。这真是“人工胚胎学”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需要经过一系列不同的中间阶段：由两个船体构成的双体船、带门的橱柜，镶框的一幅画，后就完成了整只帆船，完全可以在海上航行——或者至少在浴缸里航行。它有很深的船舱，两个平坦的甲板，每个甲板上各装一个非常大的方形帆。故事的重点是，我回到学校，把这项技能传给了我的朋友们，然后它就在学校里以麻疹一样的速度传播开来，几乎和流行病传播的时间进程一模一样。我不知道这种潮流后来是否蔓延到了其他学校(寄宿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孤立的模因池，一个死水潭)。但我知道，25年前的同一所学校里，在一场几乎相同的“流行”中，我父亲本人就“感染”上了“中国帆船模因”。早的时候这门手艺来自学校的一位舍监老太太。老太太走后很久，我又把她的模因介绍给了一群新的小男孩。在讨论中国帆船之前，让我用它再说明一点。对模因/基因类比的一个流行的反对意见是，模因——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传播的保真度太低，在任何实际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它们都无法扮演基因的角色。人们认为高保真的基因和低保真的模因之间的区别源于基因是数字化的，而模因不是。我敢肯定，当我模仿我的学生模仿的她的父母所模仿的维特根斯坦时，维特根斯坦的特殊怪癖的细节远没有如实地再现。动作的形式和时机毫无疑问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变化，就像儿时玩的中国传声筒游戏(美国人称之为电话游戏)一样。假设我们召集了一排孩子。把一幅中国帆船画（比如说）拿给个孩子看，让他看完之后画出来。然后把这个孩子画的帆船（而不是原始的帆船画）传给第二个孩子看，让她自己照着画一幅。第二个孩子的图画被展示给第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又画了一遍，如此传递下去，直到第二十个孩子，他的图画被展示给每个人，并与个孩子的作品比较。即使不做实验，我们也知道结果会怎样。第二十幅画将与幅画大不相同，以致无法被认为是对同一幅作品的临摹。据推测，如果我们把这些图画按顺序排列，我们就会注意到每一幅画与它的上一幅画和下一幅画之间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里面的突变率是如此之高，“几代”之后所有的相似性都会被破坏掉。当我们从这一系列图画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变化的趋势，而这个趋势的方向就是退化。进化遗传学家早就认识到，除非突变率很低，否则自然选择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克服保真度障碍的问题初被描述为“生命起源的第22条军规”。达尔文主义依赖于高保真度的基因复制。那么，在任何类达尔文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模因如何以其明显令人沮丧的不忠实性充当类似基因的角色呢?事实上，它并不总是像你所想的那样令人沮丧，而且，正如苏珊·布莱克摩尔所主张的那样，高保真度并不一定等同于数字化。假设我们再次设置我们的中国传声筒游戏，也是画中国帆船，但这次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我们不是让个孩子复制一幅帆船的图画，而是通过示范教她做一个帆船的折纸模型。当她掌握了这项技能，并制作了自己的帆船，个孩子就被要求转向第二个孩子，教他如何制作。因此，这项技能“代代相传”，直到第二十个孩子。这个实验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第二十个孩子会做出什么来呢？如果我们把这二十个孩子的作品按顺序放在地上，我们又会看到什么呢?我还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但假设我们在由二十名儿童所组成的不同组中进行多次实验，那么我有信心做出以下的预测：在多次实验中，序列中的某个孩子有时会忘记前一个孩子教给他的一些关键的步骤，这条表现型的线将遭受突然巨变，然后这一错误可能会被复制到后，或直到另一个随机突变的发生。某些经过突变的传承线的终结果是一些与中国帆船毫无相似之处的折纸作品。但是，在大量的实验中，这一技能终将正确地沿着这条线传递下去，平均而言，第二十只帆船不会比只帆船差，也不会比只帆船好。如果我们把这二十只帆船按顺序排列，有些会比其他的更完美，但缺陷不会沿着这条线一直传递下去。如果第五个孩子笨手笨脚，做出了一只歪歪扭扭的、不对称的或松松垮垮的帆船，而第六个孩子碰巧更心灵手巧，那么第五个孩子在数量精确性上的错误将得到纠正。这二十艘帆船不会像我们次实验的二十幅画那样，毫无疑问地呈现出一种越来越糟糕的状态。为什么?以上这两个实验的关键区别是什么?真相就是：绘图实验中的继承是拉马克式的(布莱克摩尔称之为“复制产品”)。而在折纸实验中，继承是魏斯曼式的 (布莱克摩尔称之为“复制指令”)。在绘图实验中，每一代的表现型也是基因型——它是会传递给下一代的。在折纸实验中，传递给下一代的不是折纸的表现型，而是一套制作的指令。在指令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缺陷只会产生有缺陷的帆船(表现型)，但是它们不会传递给下一代：它们是非模因式的传播过程。以下是制作中国帆船的“魏斯曼式模因”系列的前五条指令：1. 拿一张正方形的纸，把四个角都准确地对折到中间。2. 拿这样折成的小正方形，把一条边折到中间。3. 对称地将对边折向中间。4. 用同样的方法，拿着这样形成的长方形，把它的另外两端也以同样方式对折到中间。5. 拿一个这样形成的小正方形，把它向后折，正好沿着上一步中折线的交汇点折叠。……以此类推，我们可以通过二十到三十个这样的指令来完成整只帆船的制作。这些指令，虽然我不希望称它们为数字化的，但它们可能是非常高保真的，就好像它们是数字化的一样。这是因为它们都涉及“理念化任务”，比如“把四个角都准确地对折到中间”。如果纸不完全是正方形的，或者如果一个孩子折得不好，例如，第三个角超过了中间部分，而第四角则没到中间部分，那么就会折出来一只不那么好看的帆船。但是排在后面的孩子不会延续这个错误，因为她会认为她的指令是要把所有的四个角都折到一个正方形的正中央。这些指令具有自我规范的功能。代码能够纠正错误。柏拉图会对这一点感到欢喜：被传递下去的是帆船的理念本质，而每一只实际折出来的帆船都是一种不完美的近似。经由言语得到加强，指令会更有效地传递，但它们也可以单独通过演示来传递。一个日本小孩可以教一个英国小孩，尽管他们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同样，一个日本木匠师傅可以把他的技艺传授给一个只会讲英语的英国学徒。学徒不会照搬明显的错误。如果师傅用锤子敲中了自己的拇指，徒弟即使听不懂日语中的脏话，也能猜出师傅的本意是要敲中钉子。他不会以拉马克式的方式去精确复制每一锤击的细节，而是会复制反向推断出来的魏斯曼式指令：用你手臂的力量挥动锤子去敲击钉子，直到达到和师傅一样的理想效果——让钉子头紧紧地贴在木头上。我认为，这些考量大大减少了，甚至可能完全消除了模因复制保真度不够高、无法与基因进行比较的异议。对我来说，语言、宗教和传统习俗的类基因遗传，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另一个反对的观点和个观点一样，在苏珊·布莱克摩尔关于“模因的三个问题”的富有启发性的章节中被讨论过，那就是我们不知道模因是由什么构成的，也不知道它们存在于哪里。模因还没有找到它们的沃森和克里克；它们甚至没有孟德尔。我们已经发现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精确位置，而模因可能存在于大脑，但是相比于看到一个基因，看见一个模因的机会要小得多。虽然在布莱克摩尔引用的一篇文章中，神经生物学家胡安·戴留斯（Juan Delius）描绘了他所构想的模因可能的样子。和基因一样，我们通过群体的表现型来追踪模因。中国帆船模因的“表现型”是用纸做成的。除了“延伸的表现型”，如海狸水坝和石蚕幼虫的房子，基因的表现型通常是活体的一部分，而模因表现型则很少是。但这也是可能的。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以前的学校，假如一个火星人遗传学家在早晨的冷水浴仪式期间到访学校，会毫不犹豫地诊断出一种“明显的”遗传多态性现象。大约50%的男孩接受了割礼，而50%的男孩没有。顺便说一句，男孩们高度意识到这种多态性，并自觉分成圆颅党和骑士党(我近了解到，在另一所学校里，男孩们甚至按照同样的思路组织成了两支足球队)。当然，这其实并不是遗传多态性，而是“模因多态性”。但火星人的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形态上的不连续性与人们通常认为由基因产生的那种形态差异并无二致。在当时的英国，婴儿包皮环切术是一种医学上的奇想，而我们学校的“圆颅党/骑士党多态性”可能更多地是由于我们出生的各个医院所流行的做法不同，而不是纵向传播导致的——这又是一种横向的模因传播。但是纵观历史，割礼一直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标志而纵向传播的(我要赶紧指出这里的宗教指的是父母的宗教，因为不幸的孩子通常还太小，并没有自己的宗教主张)。在割礼被当作一种宗教标志或传统习俗的地方(女性割礼的野蛮习俗一直是)，传播将遵循纵向遗传的模式，非常类似于真正的基因传播模式，往往会持续许多代。我们的火星遗传学家必须相当努力地工作，才能发现“圆颅党表现型”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基因的参与。火星遗传学家一想到某些服装和发型的样式及其遗传模式，他们的眼睛也会一下子突出来 (假设它们一开始并没有突出来)。“戴黑色圆顶帽”这一表现型（犹太教）呈现出明显的父子纵向传播倾向(或可能从外祖父到外孙)，并与更罕见的“鬓角编成小辫子”表现型有明显的联系。行为表现型，如“跪在十字架前”（基督教），或“每天五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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