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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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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重点关注的是帝国之间的战争，以及战争对拜占庭的政治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拜占庭帝国依靠武力生存，又☆终亡于武力。战争与军事贯穿了整个帝国的历史，并深刻影响了帝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城市建筑，它是罗马政治文化、希腊智识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的独特融合体。当你花一周喝咖啡的时间，读完这部浓缩了千年帝国史的小书时，一定会被这个极度迷人的中世纪文明所深深吸引，进而激发起进一步探求的阅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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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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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罗马帝国于5世纪灭亡之后，作为欧洲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强国之一的拜占庭帝国绵延繁荣了一千年，并在城市、建筑、文学、艺术和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拜占庭文明，从而在现代意象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在君士坦丁皇帝及其继任者长达数世纪的统治之下，作为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逐步发展成为罗马政治文化、希腊智识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的独特融合体。彼得·萨里斯重点关注了帝国之间的战争及其对拜占庭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面对持续的外部挑战和威胁当中，拜占庭帝国虽然运用其治国之道和政治策略在一定时期确保了帝国的延续，但☆终还是被西欧基督教势力所抛弃而走向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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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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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萨里斯 早年在牛津大学圣奥尔本斯学校和贝利奥尔学院接受教育，主攻拜占庭和中世纪史，于1993年获牛津大学全灵学院奖学金；2000年起任教于剑桥大学，现为罗马晚期、中世纪和拜占庭史教授，兼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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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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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章 何为拜占庭?
第二章 “统治之城”君士坦丁堡
第三章 从古代到中世纪
第四章 拜占庭与伊斯兰
第五章 生存策略
第六章 文本、形象、空间与精神
第七章 帝国的终结
索 引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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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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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陈志强
“牛津通识读本”《拜占庭》这本书，我还是次听说。多年前，我和弟子武鹏副教授合作翻译过曼格主编的《牛津拜占庭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那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类教材。牛津大学这么快又出版新的拜占庭通史书了？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带着满腹疑团，我寻找答案。
在海内外弟子的帮助下，我终弄明白了，《拜占庭》是一本大学普及读物，属于七百多种“牛津通识读本”系列图书之一。根据出版社公布的现有读本名录，历史类读本近十分之一。这套书的选题与牛津大学的课程体系并不完全配套，也许是为了满足在校各院系同学广博的求知需求。以这两本拜占庭史书籍来看，《牛津拜占庭史》的主编是学富五车的国际拜占庭学的著名权威，而《拜占庭》的作者则是“70后”中青年专家萨里斯。这里并非以此评判两书的质量，只是想说明它们各自的突出点。例如，《拜占庭》的写作重点集中，关注战争及其对拜占庭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在较短的篇幅中展现出这个中世纪大帝国千余年历史发展的主线，读者可以用一周喝咖啡的时间读完它。又如，它语言通俗活泼，在一些历史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那里制造场景，令人兴趣盎然。这种书其实并不好写，只有在深入研究拜占庭史和全面把握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系统知识后才能完成。因此，作者在前言中称，他是在全球的拜占庭研究机构之一哈佛大学橡树园图书馆完成此书的，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拜占庭帝国从哪里来？这个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什么关系？上千年的拜占庭帝国有哪些重要特征？一度强盛的拜占庭帝国后来为什么衰亡了？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定位是什么？等等，这类问题在这本小书中都会有适度而生动的解答。
如果以宏观的视野看待古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地中海历史，读者就会发现，这个统一了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大帝国留给了后世两种政治模式：其一是东地中海世界（包括地中海和黑海）的中央集权制，其二是西地中海和西欧的地方集权制。前者的继承者是统一的拜占庭帝国，而后者的继承者是战乱不休的西欧。在欧亚大陆西端的这个空间狭窄的试验场上，两种“大人群”治理模式经过了中世纪千余年的实践，留给后人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故事。
今天被普遍贬斥的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事实上是从晚期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帝国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公元3世纪大危机”将罗马帝国拖入混乱的深渊，经济危机、人口锐减、思想错乱，激发了政治混乱，皇位持续更迭，康茂德被杀后便爆发了数十年之久的皇位争夺战，235年至284年间，约26个皇帝轮番坐庄，各地起义骚乱此起彼伏，内乱伴随着日耳曼各部落成功入侵帝国，萨珊波斯军队也乘乱进攻，甚至于260年俘虏了罗马皇帝。在此艰难时世，恢复政治秩序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是罗马人的普遍愿望，强化帝制的发展趋势由此突显，至少人们对“五贤帝”之安定和“公元3世纪大危机”之混乱的优劣形成了共识和选择的倾向性。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的帝国逐渐摆脱战乱，以拜占庭皇帝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有效地中止了晚期罗马帝国军阀割据的政治局面，结束了凭借武力征战夺取权力的残暴方式，以一种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取代了军事强人普遍觊觎皇位的习俗。
此后，皇帝专制时紧时松，帝国中央集权时强时弱。一些铁腕君主特别是能征善战的皇帝将帝国带入强盛，不仅社会生活稳定富足，而且有效地抵御住了强大外族敌人的入侵和东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劫掠。与此同时，个别平庸之辈或昏庸帝王造成的短时混乱和宫廷内争，并没有对民众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对稳定的政治统一，促使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生活保持在总体上有序的范围内，因此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良好，社会财富积累也相对迅速，甚至在特定时期进入短期良性循环的快速发展阶段。该地区的城市生活质量达到了欧洲地中海世界的水平，并成为中世纪时期宗教文化生活活跃的中心。
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当时整个欧洲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人口情况，就很说明问题。前工业时代社会财富的积累很难统计清楚，唯有人口是个相对准确的指标。因为只要百姓生活安稳，日子过得去，家长们就一定会生育孩子并把他们养大，富有之家更是把人丁兴旺视为生活的选择，因此人口增长指标是衡量古代社会（包括国家）发展程度的指标。晚期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变动便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东罗马帝国即后世所称的拜占庭帝国，保持着国家权力的相对集中，皇帝专制制度自君士坦丁一世后持续到1453年。与此同时，西罗马帝国缺乏中央集权，各级封建领主以家族为基本单位，以土地为纽带形成封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关系，出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我的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的断裂等级制。各级封建主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相互冲突，内部战乱不断，外族持续入侵，长期的战乱遍及西欧和中欧各地，这里成为中世纪世界战乱为频繁的地区。
这种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态和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治下的统一帝国反差极为鲜明，其社会表现便是人口差异极大。根据学者粗略估算，自2世纪末罗马欧洲人口达到6700万到7000万人以后，欧洲居民大多集中到了拜占庭帝国，甚至在拜占庭帝国收缩到东部地区后，其人口也远远超过西部地区。造成人口东向集中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战乱促使人们向富足安定的地区流动，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性因素。中世纪西欧内部多层次、多形式的战乱造成人口和财富大量损失是没有争议的共识，该地区长期战乱和贫穷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里远比拜占庭世界更贫穷、痛苦和野蛮，人口死亡率更高。拜占庭帝国之所以长期占据欧洲地中海世界富有地区、人口多地带，成为文化活跃的中心，绝非偶然，是帝国中央集权政治下社会生活相对安定的必然结果，这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照。
马其顿王朝巴西尔二世的“黄金时代”是拜占庭帝国发展的，也是帝国中央集权制国家由强盛而衰弱的转折点。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在科穆宁王朝时期的“贵族治理”改革后发生了改变，皇帝家族政治逐步取代了原有的国家政治。大约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欧地区的家族地方集权，却逐渐朝向国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发展，出现了早期多层次政治无序状态向着国家集中统一政治权力的发展趋势。衰落阶段的拜占庭国家集中统一政治权力自科穆宁王朝后愈发衰弱，不自觉地促使帝国中央集权降格为地方集权势力。这一深刻变动为嗣后欧洲地中海世界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欧各国不断强化的以国王集权为形象的民族国家恰好符合工业文明初起的政治经济要求，那里各个近代国家的发展愈发强势，而拜占庭则从强势的中央集权“帝国”蜕变为地方集权的家族统治，资源和疆域同比萎缩，进而被新兴的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帝国所灭。
笔者多说了几句，希望读者在阅读《拜占庭》一书时，既能看热闹，也能看门道。更多的解读，则有赖于读者在细读此书中，细细品味，领悟参透。
章 何为拜占庭？
有机的躯体共唱赞歌；各地方言在拜占庭汇合；他们在拜占庭放声歌唱；君王的声音在街道回响。（查尔斯·威廉姆斯，《帝国景象》）
信仰、理性与帝国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宗教主义正在抬头。理性高于信仰，这原本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智识和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一。但是在当今世界，这样的信念正在受到质疑和挑战。宗教主义的部分拥护者甚至反对现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它们败坏道德。因此，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墙上贴满了用希伯来语写的海报，谴责那些使用互联网或智能手机的人。然而，其他人（特别是伊斯兰主义者）却抓住了科学（尤其是现代通信技术）提供的机会来传播信息，发表观点。于是，科学就被这些人用于推广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宗教事业。
那些从世俗视角看待世界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立场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启蒙运动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所挑起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历史的反常。这一点可以从拜占庭的历史中得到清楚的验证，这个基督教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延续了一千多年。
根据统治者推行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拜占庭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社会，由皇帝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帝国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神圣统治的核心部分。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君士坦丁堡治下的世俗帝国与基督的天国融为一体。
因此，就其核心意识形态而言，拜占庭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社会、王国和帝国都更加深刻地受到宗教的影响。有人声称，拜占庭实现了天地合一。与此同时，它在技术和科学上是中世纪早期欧亚世界西部的力量，它可以用秘密武器“希腊火”（可能是一种基于石油的化合物，借助虹吸效应，可以喷射并点燃，从而摧毁敌舰，烧死敌人）震慑来犯的穆斯林军队。此外，在首都的公共空间和皇宫都有巨型机械设备，来自拉丁西方的访客无不为之惊叹。
当然，正因为拜占庭被认为是高度宗教化的社会，启蒙运动的作家和思想家才会对其不屑一顾。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轻视，中学和大学教程一直没有关注拜占庭史，这一状况过了很久才得到改观。
爱德华·吉本的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给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拜占庭历史是“一个乏味、单调的故事，反复诉说着软弱和痛苦”。他宣称：“在王位上，在军营里，在学校中，我们只能徒劳地寻找那些值得名垂青史的人物。”对伏尔泰来说，这里“汇集了毫无价值的演讲和奇迹……是人类思想的耻辱”。他的法国同胞孟德斯鸠表示赞同，他把拜占庭复杂的政治关系描述为“反抗、暴动和背叛，仅此而已”。
正是孟德斯鸠率先使用“拜占庭式”一词，来指代长期的官僚政治复杂性、无休止的阴谋和随处可见的腐败。理性思想在德国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也同样持批评态度，他告诉读者，拜占庭帝国的“总体面貌呈现出令人厌恶的愚蠢特质；可怜的激情近乎疯狂，扼杀了思想、行为和人性中任何高贵的成分”。由于政治方面的专制和宗教方面的虔诚，拜占庭被上述思想家描绘成一座拘禁智慧和灵魂的监狱。结果就是，拜占庭的思想和科学成就遭到了否定。他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拜占庭的宗教文化远比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更加多样化。
那些浪漫主义作家和神秘主义诗人，比如W.B.叶芝和查尔斯·威廉姆斯，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拜占庭文化所吸引。但他们之所以向往它，正是因为其所谓的理性的边缘化和崇高的相应提升。终其一生，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未能完成以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拜占庭帝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巴黎伯爵罗伯特》。对于这个备受偏见的古老文明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在司各特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浮夸的一部（不过，必须承认，作者本人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来写这部作品的）。
在本书的剩余篇章中，读者将会看到，不管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批评者，还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拥护者，对于拜占庭的认识都不够全面。拜占庭的文化和社会比他们所认为的更为复杂，并且正是这种复杂性让它如此迷人。拜占庭是基督教社会，但正是在这里，僧侣、教士以及教会之外的世俗人士保存了古希腊（和异教徒的）哲学、文学和思想。正因为如此，这里总会诞生一些个体，他们博览群书，眼界开阔，他们更喜欢荷马，而不是基督；更喜欢柏拉图，而不是圣保罗。
拜占庭文化倾向于回避创新，但它融合了不同起源的多个民族，因此它必然会催生多种多样的新的文学、艺术以及建筑风格和样式。它是个世界强国，几个世纪以来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不断，但它学会了与邻国相处，并以巧妙务实的方式与邻国打交道，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他者”被妖魔化，而这却是拉丁国家和西方对待穆斯林东方的方式。拜占庭同时也是个大型经济体，在许多世纪里，保留了古代经济的复杂特质。相比之下，在5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统治的消亡，西欧已经丧失了这种复杂性。
总的来说，拜占庭是个非常特殊的文明，没有哪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或政体可以声称是它的后裔，也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声称完全继承了它的遗产。不仅是希腊人，还有土耳其人，不仅是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还有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叙利亚人和其他民族，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声称自己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遗产。
为什么称“拜占庭”？
在前一节中，拜占庭帝国被描述为“我们称之为拜占庭的那个基督教帝国”。这是因为居住在帝国的民众很少有人自称是“拜占庭人”。形容词“拜占庭人的”有时被用来指称君士坦丁堡的个体居民。这座城市在325年被君士坦丁皇帝以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君士坦丁之城，新罗马）之前，在希腊语中一直被称为拜占庭。
然而，即便是另一个形容词“拜占庭式的”，它的用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学的矫揉造作。16世纪的德国古典学者希罗尼穆斯·沃尔夫（1516—1580）借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些用希腊语描写帝国事务的作者。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宫廷学者资助出版了一批“拜占庭式的”希腊语文本，从而让这个词流行开来。此后，这个词沿用至今，不过从事拜占庭研究的一些现代学者更倾向于将拜占庭帝国及其文明称为“东罗马”。
这是因为所有的拜占庭皇帝，以及许多民众，都认为自己是罗马人，他们生活的帝国是由奥古斯都和马可·奥勒留开创的罗马帝国的直接延续。拜占庭不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它就是罗马帝国。在希腊语中，他们称自己为“罗马人”，正如现代土耳其人仍将许多说希腊语的基督徒（比如塞浦路斯的基督徒和伊斯坦布尔希腊语社区的剩余居民）称为罗马人，而不是希腊人。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就像李维和西塞罗一样，是纯粹的罗马人。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3世纪和4世纪，当时的一系列权力斗争几乎让罗马帝国四分五裂。我们将重点观察君士坦丁皇帝以及他一手缔造的王朝。
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
到3世纪初，罗马帝国已经从罗马城扩展到包含广袤的领土和多元化的主体民族—西起英国，东至叙利亚，北起多瑙河，南至上埃及和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罗马人缔造这个庞大的帝国，靠的是辉煌的军事成就、高超的外交手腕，以及在罗马人渴望扩展其控制的地区精心培育和协调地方实权人物的野心与期望。那些愿意与罗马合作，接受罗马价值观和文化的人，不仅被授予一定的地位、荣誉和等级，而且被委托对他们居住的领土进行日常管理。
罗马帝国通过其努力所创造的世界基本上是以城市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被选入帝国计划的地区精英都居住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城市中心，在拉丁语中称“公民国家”，在希腊语中称“城邦”。在那里，他们被组织进市议会，名为参议院。皇帝主要通过这些市议会进行统治—他的意志通过帝国任命的总督传达给议员，而总督又根据行省的情况向皇帝和罗马元老院报告。这种相对的权力下放制度促进了对帝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尽管国家的职位仍然专属于一个集中于罗马城的明显保守的、植根于意大利的元老院阶层。
3世纪中叶，这一制度遭受了巨大的压力。罗马人与莱茵河、多瑙河以北的多个蛮族部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破坏了后者原始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并导致他们的部落和联盟规模日益庞大，终他们的实力足以挑战罗马对边境地区的统治。
与此同时，2世纪末，罗马帝国击败了波斯人，把帝国边界继续向东推进。这场对罗马的失利导致安息王朝的终结。多个贵族集团为了争夺统治地位展开殊死搏斗，终萨珊王朝取而代之，成为波斯帝国新的统治者。
226年9月，萨珊王朝创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在泰西封的王宫加冕。他很快就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为自己增加威望，同时团结他身后的波斯贵族。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继位后，延续了侵略政策。260年，他发动了一场大胆的战争，攻入叙利亚北部，洗劫了安提俄克，俘虏并羞辱了罗马皇帝瓦勒良。
这场危机在罗马帝国内部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此前帝国皇帝由罗马元老院任命，但此后的多位皇帝均由军队任命。军队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统治者，这并非偶然。其结果是，连续多位出身卑微的军人成为帝国皇帝，他们忠于帝国的意识形态，不愿意忍受失败。284年，这一过程达到高潮，戴克里先战胜了他的对手，确立了自己的皇帝地位。随后，他针对国内外的各类敌人，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并终获胜。
在戴克里先的领导下，罗马帝国恢复了和平，这给了他实施一系列行政改革的机会。他引入了权力分享制度，将帝国的权力下放到可能产生军事威胁的地区。终，他采取“四帝共治”的形式，将庞大的帝国交给两位皇帝来治理，一位负责对付来自东方的敌人，另一位负责对付来自西方的敌人。每位皇帝都配有一名副手，被称为“恺撒”。这些掌握着帝国权力的统治者平时居住在距离帝国边境更近的帝国首都，比如西部的特里尔，或东部的安提俄克。
与此同时，行政和财政体系也进行了重组，以便帝国能更好地控制各个行省。各省的军政和民政权力分开，军队规模扩大。行省数量增加，规模缩小，以便加强中央权力对市议会的监督。
由于军队规模的扩大和帝国官僚机构的扩容，中央政府直接雇用的高级军官和文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这些官员主要从各行省的市议会成员中招募。与此同时，这些人还有机会进入元老院。
新的贵族集团开始形成，并主导帝国政治。至关重要的是，罗马帝国内部的权力重组导致权力和影响力转移到了帝国的东部行省，这里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帝国皇帝居住在这些省份，以便监督罗马的超强对手—新近好战的波斯帝国。
这一事实将对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皇帝及其周围人的行为和举止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尤利乌斯·恺撒的养子屋大维于公元前31年击败竞争对手马克·安东尼，取得统治权。在此之前，罗马帝国一直采取共和政体，理论上由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共同治理。
屋大维（他给自己取名“奥古斯都”，意思是“受人尊敬的人”或“超人”）率先成为皇帝。不过，他完整保留了罗马宪法规定的共和制度，将自己的权力凌驾其上，并且将共和制度下的各类政府机构以混杂的形式融为一体，作为帝国政府的基本架构。因此，他并没有把自己称为罗马世界的霸主（虽然他确实是），而是以罗马共和国的首席执政官自居。在罗马帝国说拉丁语的西部行省中，当地精英正是通过这些共和制度的术语来了解帝国的行政运作，并且向罗马学习，从中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
相比之下，说希腊语的东部行省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除了希腊本土，这些地区曾经被波斯和埃及的伟大君主所统治，他们的国王被奉为神。反过来，这些统治者通常认为，他们的臣民不过是众人皆知的（或事实上的）奴隶。神圣君主制在这些地区的文化中根深蒂固，一直延续至公元前4世纪，当时这些地区被来自马其顿的天才军事领袖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他令人们有点信服他也是一个神。
尽管亚历山大和他的继业者能够让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走上希腊化的发展道路，并且向地方精英传授希腊语，引入希腊的思想文化，但是被马其顿的国王们所接受的统治风格必须有所调整，以便满足当地人的期望。随着罗马帝国的势力向东扩展，他们的那套神圣君主制的政治词汇又被传给了罗马人。
比如在伟大的城市以弗所，当地人在用拉丁语撰写的称颂皇帝的铭文中，授予他们“大祭司”（意为罗马教皇学院的主教）之类的共和制头衔。与此同时，在用希腊语撰写的文字中，他们又宣布皇帝是“至尊”或“的统治者”。在东方的其他地区，皇帝被称为“世界统治者”，拥有人身自由的罗马公民则被称为“奴隶”。
说希腊语的东部行省的政治文化，原本就有向西辐射的自然趋势。但是，随着“四帝共治”体系的确立，以及戴克里先亲自坐镇东方的决定，这种影响得到了强化。因为这意味着帝国皇帝的权力需要在东方的政治环境中运作，而在这样的环境中神圣君主制的传统是强的。为了能有效地推行他的权力，他必须以当地人熟悉的方式发布命令。
几近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奥勒留·维克托这样描述戴克里先：他是个伟人，虽然有点怪癖：他想要一件金丝长袍外加一双用丝绸和珠宝点缀的紫色凉鞋。尽管这件事破坏了他的谦卑形象，显露出傲慢自大的心态，但是和其他事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他是继卡利古拉和图密善之后，个允许自己在公众场合被称为“主人”，被当作神来称呼和崇拜的罗马皇帝。
因此，帝国的行政权力不仅变得军事化，而且高度礼仪化，皇帝被描绘成神在人间的代表。特别是戴克里先，他声称自己的权威源自朱庇特。朱庇特是罗马国教的众神之父，被描述为皇帝的神圣同伴。
305年，暮年的戴克里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和马克西米安一同退休。帝国东部的统治权由他的副手伽列里乌斯继承，帝国西部的统治权则交给君士坦提乌斯。306年，君士坦提乌斯打算穿越不列颠行省，去捍卫麻烦不断的北部边境，但他途经约克时意外去世。军队不承认君士坦提乌斯的副手塞维鲁作为西部新的皇帝，而是支持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年轻的君士坦丁。
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内战和冲突，因为不同的派系和军队都瞄准了他们的竞争对手，想要夺取帝国权力。然而，君士坦丁接连清除了这些对手。312年，他从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手中夺得罗马城，并在米尔维安桥战役中击败后者，从而确保了自己在帝国西部的统治地位。323年，他向东行军，迎战后一个对手李锡尼。他先是在陆地上，随后于324年又在海上接连两次击败李锡尼。这次海战的不远处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那里有古希腊人建造的定居点“拜占庭”。
正如我们所知，为了庆祝他的胜利，君士坦丁于次年将这座城市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新罗马”。他现在是整个罗马世界的主宰，从他的新城市治理他的帝国。
新的宗教
正如他尊崇众神之父朱庇特的行为所揭示的那样，戴克里先在宗教问题上是个保守派。在统治期间，他大肆迫害他眼中的异教徒。在他看来，帝国范围内的异教徒是令神不悦的根源。其中受其指责的就是基督徒。他们是帝国犹太臣民祖先信仰的分支和变异的追随者。
基督徒提倡对他们所认为的“真”神的专一崇拜。据称，神的儿子化身为耶稣基督（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受膏者”）在巴勒斯坦传道。提比略在位时，耶稣被罗马当局抓捕并遭到处决。和犹太人一样，基督徒拒绝献祭帝国崇拜（这是所有帝国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
对于有着传统思维方式的罗马人来说，在这方面可以原谅犹太人：他们拒绝献祭有正当理由，因为他们的宗教禁止献祭并且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宗教。犹太人坚持祖先的传统，对保守的罗马人来说，这从根本上讲是美德的体现。然而，基督徒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全新的宗教。对许多罗马人来说，这在措辞上是一个矛盾：宗教，从定义上讲，只有古老的才是真正的。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罗马人听到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必然十分震惊。君士坦丁声称，312年米尔维安桥战役的意外获胜要归功于他的信仰转变。据他后来描述，当时他看到天上显现出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他认为这是神给他的喻示。后来，在进入罗马城时，君士坦丁拒绝在朱庇特神殿的祭坛上献祭，这原本是历任皇帝的惯例。相反，从312年起，他公开宣布支持基督教社团或“教会”，以更大的慷慨偏爱它和它的教士。
君士坦丁的皈依时常被认为过于突兀和难以解释，这一事件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然而，在某些方面，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做法也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突然，他对于宗教的看法和许多生活在3世纪的先辈有相似之处。
比如，戴克里先的所作所为表明，3世纪的几位帝国皇帝故意把自己与特定的神或崇拜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他们试图利用这些精神力量。传统的罗马宗教是“多神教”（意思是，罗马人相信有许多神）。因此，这些皇帝有大量的神可供选择。
然而，基督教在2世纪至3世纪变得日益流行，不仅因为它和犹太教一样是“一神教”（意思是，基督徒相信只有一个神），而且其形式是“择一神教”（虽然可能有许多神，但是倡导信徒只崇拜的至高无上的真神）。军队中择一神教的做法特别流行，通常他们都崇拜与太阳有关的神，比如光明神密特拉或太阳神索尔（“不可征服的太阳”）。
在3世纪时，随着军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信奉太阳神为真神的做法已经在罗马帝国的公共宗教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戴克里先的前任奥勒良和他在西部的继任者君士坦提乌斯一世，都是太阳神索尔的信徒，并且把自己与太阳神联系在一起进行宣传。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很早的时候起，基督教就是在类似的宗教群体中进行传道，其中就包括信奉太阳神索尔的社会圈子；并且使用类似的太阳意象和相关词汇来描述其自身特点，比如在《新约》中，基督被描述为“世界之光”或“白昼之春”。
因此，从多个神中选择太阳神作为信奉对象，这种做法与“一神教”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君士坦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考虑到这一点，312年左右，君士坦丁从初信奉太阳神转为皈依基督教，这种转变可能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么富有戏剧性。而且，直到323年，君士坦丁还在为他的“神圣同伴—太阳神索尔”铸造钱币。在君士坦丁堡，他还建了一座自己的雕像，化身为太阳神阿波罗。在公众宣传中，君士坦丁继续使用那些可以吸引非基督教信徒的形式、表达和主题。不过，他很注意分寸，基督徒完全以寓言化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宣传，不会把他当作“异教徒”。
这很可能是政治实用主义的一种做法：君士坦丁必须小心，不要得罪异教徒，这些人在他的帝国统治阶级中拥有强大的势的理解，就像东部统治者长期认为的那样：他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或副手。信奉基督教的朝臣愿意接受这种看法：颇有影响力的东部主教尤西比乌斯甚至就这个问题向皇帝发表过演说。
312年至337年，君士坦丁在这二十五年中始终支持基督教会及其领袖。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斯一世、君士坦丁二世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分割了庞大的帝国，但是都采取了同样的宗教政策。361年，皇帝头衔短暂地落入异教徒朱利安的手中，但他只统治了不到十八个月就死于对波斯人的战争。
于是，在官方层面上，罗马帝国更加公开、更加积极地支持基督教，因为皇帝开始立法，不仅在公共领域（通过建造教堂或禁止公开的异教徒祭祀）转向基督教，而且也介入了家庭领域（试图禁止长期存在的某些行为模式—尤其是涉及婚姻和性的行为—因为基督教会对此持反对态度）。
因此，在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皈依基督教，以博得皇帝的青睐。到4世纪末，基督教已不仅仅是皇帝偏爱的宗教（就像君士坦丁在位时那样），它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新的政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君士坦丁以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拜占庭，是为了庆祝胜利。但君士坦丁堡的建造不仅仅是为了自我吹嘘。古希腊时期的拜占庭定居点，在某些方面有利于君士坦丁的统治（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它也有许多劣势），因此他决定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建这座城市。
君士坦丁堡横跨海上交通要道，拥有壮美的自然风光。与力，而且他需要后者的合作和支持。另一方面，君士坦丁的公众形象本身所包含的多元信息，很可能准确地传达了皇帝个人宗教信仰的多元本质。与此同时，他对于自己与基督教真神关系此同时，它邻近波斯帝国。或许重要的原因是，在东部建立新的权力基地，为君士坦丁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政治利益，有助于巩固他的新政权。
除了基督教会和神职人员之外，他在东部缺少支持。他废黜并杀害了李锡尼，这是一位在异教徒和基督徒当中都很受欢迎的皇帝。在东部大城市，对新政权的敌意不断高涨。建造君士坦丁堡的好处就在于，能把皇帝本人从陌生的、具有潜在威胁的政治环境中解脱出来，便于他在自己创造的环境中确立自己在东部的地位。
与此同时，建造君士坦丁堡，并在当地组建新的元老院，这一策略使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住者能够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统治的关系网络，一些出身良好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方精英，愿意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成为他的代表、盟友和支持者。
为了巩固他在东部的政治权力，君士坦丁必须在地方领袖和新的皇室贵族中选拔亲信，具体包括：军方“高层”、政府高官，以及那些傲慢的大地主，他们控制着东部大城市的议会权力。君士坦丁设法将这些人吸引到君士坦丁堡，让他们加入他的政权。
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来他的新基地，君士坦丁给他们分配了大量土地，让他们在城中建造私人住宅。332年，他还立法规定，这些人可以定期领到面包口粮，而制作这些面包的丰富的谷物供应来自埃及非常富饶的省份，帝国船队横跨地中海航道将其大量运送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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