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人民币国际化动力机制研究··
导论·
导论一、研究缘起本书研究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与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合作问题。在当下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全球第二大货币主体的欧元区国家，主动与中国建立货币合作的动力和条件是什么？
中欧货币合作的前半段是由人民币国际化开启的。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联合制定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这被视为中国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和多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收效有限的情况下，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降低对美元依赖的标志。2009年颁布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办法》只是步，它意味着中国在跨境贸易中开始渐渐用人民币替代美元进行结算。2010—2015年人民币在国际支付领域从第35位升至第4位，波动后稳定在第5—8位。2016年10月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在国际层面被接纳为一种重要的官方储备货币，成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IMF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2016年9月30日，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16/09/29/AM16-NA093016IMF-Adds-Chinese-Renminbi-to-Special-Drawing-Rights-Basket，上网时间：2019年8月5日。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
一种货币的国际化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关注。有趣的是，当一种货币还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时，就能吸引很多国家的支持。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央行签署了一系列货币合作协议。截至2020年1月，中国共与39个国家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并与其中部分国家完成续签，同时已经授予21个国家不同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RQFⅡ）。就欧元区来说，2013年10月中国与欧洲中央银行签订3500亿人民币/450亿欧元本币互换协议，并于2016年、2019年先后2次进行了展期，使欧元区也获得了人民币流动性安全网。2014年德国、法国、卢森堡快速与中国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在2014—2015年均获得了不同数量的RQFII额度，并在2015—2020年持续推动与人民币的深入合作。
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洲国家，在2013—2017年间，如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不仅先后访华并与中国达成一系列货币、金融、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还争做中国在欧洲“好的朋友”。英国媒体曾提出“中英黄金十年”，德国、法国驻华大使则在《人民日报》联合发声：“德、法是中国在欧盟的核心伙伴”。欧洲国家对华态度的明显转变和欧洲国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似乎有些不顾及美国盟友的感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人对美元政策和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就已心生不悦。德国和法国认为它们的银行体系旨在服务于整体经济，而不像英美银行业那样从事短期的投机活动。参见：［德］马库斯·布伦纳梅尔、［英］哈罗德·詹姆斯、［法］让-皮埃尔·兰多著，廖岷等译：《欧元的思想之争》，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页。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在货币事务上对欧洲的施压就已经让欧洲人很不满意。欧洲在近年一直尝试与中国合作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但未达到理想的效果。Miguel Otero-Iglesias and Ming Zhang， “EU-China Collaboration in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Much Ado About Nothing?”Working Paper No2012W07，2012欧洲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满是中欧货币合作的一个背景。
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的条件和政策设计，而少有研究深入分析合作方的条件、动机和行动。欧元区货币决策主体和成员国是在怎样的条件、动力和在哪些推动主体的努力下一步步与中国达成人民币合作；成员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差异，对货币合作过程又有何影响。本书将深入到欧元区合作方内部，通过案例比较研究和访谈方法，追踪货币合作方的推动主体所做的持续而重要的努力，实证分析欧元区主要国家与人民币合作的深层动力。
理论意义而言，我们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协商货币崛起的条件进行有益讨论，对政策吸引他国支持和建立货币合作的观点进行实证探索。就现实意义而言，2018年12月欧盟委员会在英国“脱欧”的关键背景下通过《加强欧元国际货币角色》的报告，European Commission，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deepening-economic-and-monetary-union-euro-summit-dec2018_enpdf这对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国际货币体系都会产生影响。因而，货币国际化在对外政策制定中日益突显其重要性。《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和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显示出对“人民币国际化”议题的重视。探析中欧货币合作背后推动者的意图和利益及影响推动过程的潜在因素，对于理解当前中欧货币关系的本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和货币合作是有价值的。
本书重点关注中国与欧元区国家在双边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货币合作，考察合作国的推动主体，包括各国政府、央行、地方政府、促进人民币业务发展的专业机构、金融组织和经济工商业实体组织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将从推动主体的政治经济利益需求着手，考察其如何推动合作逐步达成。本书强调货币合作的“政治性”而非“技术性”，重点关注货币合作达成的政治经济基础。
二、综述
述评分为三部分：部分首先将界定概念和讨论范围，分析国际货币定义、国际货币分类、国际货币的成本收益、国际货币权力和货币国际化中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梳理有关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概念，进而聚焦到对协商货币和货币国际化研究中政治力量的讨论；第二部分将讨论国际货币合作，在部分国际货币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有关货币合作的研究，简要梳理目前货币合作领域成熟的欧元区货币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成果；第三部分是综述的重点，将分为四大类评述目前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已有成果和不足，为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国际货币
1国际货币的定义
国际货币是指在国际层面发挥交易媒介、计价工具和价值贮藏功能的货币。Benjamin JCohen，The Future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MacMillan Press，1971，pp13-23货币一开始由单个民族国家发行并在发行国家疆界内部流通，发挥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储藏功能。国家对货币构成的政治权威。随着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的到来，市场力量推动着原本在本国疆界内流通的货币走出国界，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易网络中扮演角色。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定义中，国际货币存在六个维度的功能。Paul Krugman，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ollar:Theory and Prospect，”NBER，1984，p263
表1国际货币的六种职能
交易中介价值尺度价值储藏私人部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支付手段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商品、资产的计价以金融资产形式持有公共部门干预外汇市场的货币工具确定本国汇率平价外汇储备资料来源：根据克鲁格曼文章内容整理。
2国际货币的分类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英镑和英国政策》中，将国际货币按照受政治力量推动和市场力量推动的标准分为四类。Susan Strange，Sterling and British PolicyA Political Study of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in Decline，London，New York，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受政治力量推动的包括主导货币（Master Currency）和协商货币（Negotiated Currency），受市场力量推动的货币是货币（Top Currency）与中立货币（Neutral Currency）。货币是指国际上受欢迎的货币，其受欢迎的原因源于货币发行国在国际上的经济领导力。而主导货币和协商货币主要由发行国和发行国与合作方的政治共同决定。主导货币通常指帝国或霸权国的货币，发行国允许或强迫其卫星国对其货币的使用。如果主导货币本身是一种受追捧、带有潜在好处的货币，卫星国或殖民国会自愿使用；但是，如果主导国货币是一种不受欢迎且没有任何实质收益的货币，主导国有时需要动用政治强制力强迫卫星国对本币使用。因此，主导货币带有强烈的政治强制力色彩。而协商货币是指那些曾经拥有经济、政治主导优势，但现在已经失去这种领先地位，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与政治谈判来保证国际地位的货币。
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针对斯特兰奇对协商货币的定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赫莱纳认为，协商货币既可以指那些地位处于下降状态的货币，也可以表示那些政治、经济地位正在上升的崛起国货币。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则按照国际货币的地位高低，即一种货币金字塔的高下之分划分国际货币的类型：货币，享有全世界的流通度，也是受尊敬的货币，如一战前的英镑和二战后的美元；贵族货币（Patrician Currency），如曾经的德国马克和日本日元；精英货币（Elite Currency），如当时的英镑、荷兰盾和瑞士法郎等；平民货币（Plebeian Currency），只是有限使用的货币，主要是一些较小的工业国的货币，如澳大利亚、奥地利、西班牙、新加坡、韩国等国的货币，其货币权威受到外国影响而大打折扣；另外还有渗透货币（Permeated Currency）、准货币（Quasi-currency）和伪货币（Pseudo Currency）等。Benjamin JCohen，The Geography of Mone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3国际货币的收益与成本
发行国际货币首先会为发行国带来好处，主要有：，获得铸币税，即货币面值与制造货币成本之差的收入；第二，降低交易成本，因为使用本国货币而不是第三方货币进行跨境结算可以绕开很多结算手续和费用，也能避免汇率多重波动造成的成本；第三，宏观经济灵活性，发行国可以直接用本国货币为国际收支失衡融资；第四，杠杆功能，利用本国货币为国内宏观经济融资可以提高发行国的政策自主性，而自主性是影响力的前提，因此发行国际货币可以直接提高发行国的硬实力；第五，声誉，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流通和发行国稳健的货币政策风格，都可以提高发行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Benjamin JCohen， “The Yuan Tomorrow? Evaluating Chinas Currency Internationalisation Strategy”，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7，No3，2012，pp361-371; Benjamin JCohen，The Geography of Mone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Benjamin JCohen， “The Ma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in D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p31-50; Eric Helleiner，The Making of National Money:Territorial Currenc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发行国际货币也需要付出成本，主要有三种成本：，国内货币政策受外国使用本国货币的制约；第二，发行国会面临流动性和信心的两难困境，即“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特里芬困境：国际货币发行国一方面需要不断输出本国货币，满足国际市场对本币的流动性需求；另一方面若过度发行本国货币又会导致外国使用者对本币币值和货币政策失去信心，因而使发行国陷入两难困境。第三，当发行国货币在其他国家扮演“锚货币”角色时，发行国就失去了汇率这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Benjamin JCohen，The Future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London:Macmillan，1971，p42很多学者认为随着时间变化，发行国际货币的收益很可能在下降，而成本却很可能会上升。Robert AMundell， “EMU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working Paper No13Vienna:Austrian National Bank，1993，p17; Benjamin JCohen，The Geography of Mone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124-129; Hyoung-kyu Che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Monetary Order，”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4，No1，March 2012，p57
4国际货币权力
国际货币政治的重要内容是对国际货币权力的追求。有学者从权力的自主性角度论述国际货币权力的宏观基础，而另外一些注重从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维度解释国际货币权力的内在机理。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中从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角度阐释国际货币权力的内在逻辑。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指一国强迫另一国去做事情；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则指代一种决定事情该怎么做和决定国家对国家、国家对人、国家对企业关系架构的权力，也就是决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权力存在于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主要结构和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系统这四个次级结构中。在这些结构中谁拥有支配结构的资源和决定规则的权力，就能决定国际政治经济的走向。Susan Strange，States and Market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8科恩则认为，货币权力和其他权力一样，包含两种属性：影响力属性和自主性属性，自主性是影响力的前提。国际货币权力的自主性指发行国避免国际收支失衡调整成本的能力。Benjamin JCohen， “The Ma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in David 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p31-50
赫莱纳在斯特兰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货币的结构性权力可以同时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发挥作用。从微观层面来说，货币的结构性权力影响途径包括对其他国家的金融调控、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管理、重塑经济地理和形成对发行国的认同。Eric Helleiner， “Below the State:Micro-Level Monetary Power，”in David 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84
表2国际货币权力的宏观与微观层面
货币权力方面主要机制宏观层面吸取财富铸币税、货币的升值和贬值投射宏观经济偏好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拉伸力量；使用汇率武器微观层面影响对其他国家的金融调控调控金融市场使用核心货币对国际金融危机管理的影响公开后贷款人活动；影响私人机构对主导货币的借贷重塑经济地理改变交易成本和培养与主导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联系形成认同创造对主导货币价值和稳定的共同利益；货币的象征意义；使用和发行主导货币的共同信任；共同的“经济语言”；集体货币经验资料来源：根据赫莱纳文章自制。
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提出了结构性权力发挥作用的三种途径，分别是货币操纵(Currency Manipulation)、货币依赖(Currency Dependence)和体系破坏(Systemic Disruption)。与赫莱纳的观点不同的是，科什纳尤其强调发行国在施加结构性权力时的意图性。Jonathan Kirshner，Currency and Coerc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安德鲁·沃尔特（Andrew Walter）认为，从长期来看，市场是决定货币权力地位的重要的因素。如果领导货币发行国滥用货币权力并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市场上的追随者会因为其不再可靠、不再值得信赖而转用其他货币。Andrew Walter，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Leadership，”in David 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p51-71
总之，国际货币权力的多维度视角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货币政治研究的重要意义，又可以补充对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决策与行为解释。国际货币地位和相应的国际货币权力如此重要，那什么是决定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
5货币国际化的决定因素
决定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首先，有三个经济因素影响货币地位：对国际货币的信心、发达而流动的金融市场和广阔的交易规模。Eric Helleiner，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What future for the US doll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5，Issue 3，2008，p357就信心而言，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曾预测如果美国外债和经常账户赤字依然居高不下，那么对美元的信心不足会导致美元持续贬值。美元会重蹈英镑的覆辙。Barry Eichengreen， “Sterlings Past，Dollars Futur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Reserve Currency Competition，”mimeo，April 2005从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来看，人民币如果要实现国际化，中国就需要像美国一样拥有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这也是艾肯格林（Eichengreen）认为人民币成为真正领先国际货币的重要障碍。Benjamin JCohen， “Toward a Leaderless Currency System，”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Wither the Key Currency?”Cornell University，Ithaca，New York，October 12th-14th，2007后是广阔的交易网络，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强调国际货币的选择不依据价值或道德价值，而应依据经济规模。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World Language，”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No6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7一些经济学家通过研究验证了这个观点，一个国家占世界产品和国际贸易的份额的确正向地影响了本国货币在国际外汇储备的份额。MChinn and JFrankel， “Will the Euro Eventually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NBER Working Paper 11510，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5也有学者证明了19世纪末贸易规模是货币领导力的动力来源。MFlandreau and CJobst， “The Empiric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Evidence from the 19th Century，”mimeo，November 2005当今美元的支持，主要来自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优势的经济体量和美国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EFrank， “The Surprising Resilience of the US Dollar，”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35，No3，2003，pp248-254; Fred Bergsten， “The Euro and the Dollar，”in APosen，ed，The Euro at Five:Ready for a Global Role，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
其次，政治因素主要包括间接政治影响力和直接政治影响力。间接政治影响力指发行国通过影响决定货币国际化的三个经济因素（即信心、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广阔的交易规模），推进本币国际地位的提升；直接政治影响力是指政治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使其他国家并不是由于本币的内在经济吸引力，而决定对他国货币的国际地位给予直接支持。Eric Helleiner，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What future for the US doll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5，Issue 3，2008，pp354-378更为重要的是，当一种货币在国际上处于地位上升和下降的时期，政治因素对国际货币使用的影响力很可能高于经济因素。Eric Helleiner， “Enduring Top Currency，Fragile Negotiated Currency:Politics and the Dollars International Role，”in Eric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eds，The Future of the Doll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总结以上观点，合作方会支持一种本币吸引力尚不明显的、由其他国家发行的国际货币，主要原因在于合作方受到发行国的政策吸引影响。成本—收益计算、与发行国的关系和合作方之间的竞争关系会共同影响合作方的态度。当发行国确定推进本币国际化时，发行国就会采取政策手段，制定一些诱人的政策，吸引、鼓励其他国家对本币的支持和使用。这就是后文将重点讨论的政策吸引（Policy Inducements）。Susan Strange，Sterling and British PolicyA Political Study of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in Decline，London，New York，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Eric Helleiner，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What future for the US doll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5，Issue 3，2008，pp354-378；Hyoung-kyu Che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Monetary Order，”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4，No1，March 2012，pp51-77
（二）国际货币合作
1两种货币合作类型
国际政治中对合作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照罗伯特·基欧汉定义的合作概念，合作是行为者按照对方真实或预期偏好调整他们行为的政策协调过程。因此，基欧汉的定义强调从混乱到和谐的相互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发生的原动力在于从混乱到和谐可以使参与调整的各方有利可图。按照基欧汉的观点，合作的前提是存在一些混乱。因为若不存在混乱，那么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和谐的，就不需要积极的相互调整。鉴于基欧汉将混乱视为合作的前提，我们因此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合作视为一种由问题导向的被动型合作。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50
另一类是按照海伦·米尔纳或大卫·安德鲁的界定，合作是指合作双方（各方）为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单方面的政策适应或调整不是合作。David MAndrews，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Hierarchy，”in David 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p91-116；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Strengths and Weaknesses，”World Politics，Vol44，April 1992，pp466-496这个定义并没有强调问题、混乱是合作的前提，只强调参与各方的共同目标、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努力的合作行为。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由意愿导向的主动型合作。肯尼斯·奥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中对“合作”的定义是“合作各方有意识的谈判过程”，也符合第二种意愿导向的主动合作的类型。而且，奥耶尤其强调只有合作的共同利益被认知时，合作才更容易达成。参考：Kenneth AOye，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以上两种合作都可以是双边或多边的，而且也都存在大国或强国强迫小国或弱国合作的可能。
“合作”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有时同义于“协调”或“调整”。大卫·安德鲁斯（David Andrews）定义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协调，一种是过程协调（Procedural Coordination），是指双方相互调整自身政策的过程，但不代表这个过程就能达到双方都适合的结果；另一种是本质协调（Substantive Coordination），是指对双方都比较适合的政策被建立的结果，而且强调各自建立的政策一定具有一致性。英语中前者就是指the act of coordinating，后者表述为the state of being coordinate。David MAndrews，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Hierarchy，”in David M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93因此，过程协调强调合作、协调的过程、行为，不代表这种行为达到了合作的目标，而本质协调特指合作达到了合作各方都期待的结果。那些协调需求更大的国家只能通过改变国内政策，单方面地追求本质协调的结果，这被称作顺从协调（Subordination Coordination）或政策适应（Policy Adaptation）。而国际政治中过程协调是多见的，但是本质协调却经常难以达到。
2货币合作
对于货币合作，经济学家习惯通过模型计算成本—收益，选择的货币合作模式。比如，有的从技术角度研究如何为国际货币政策合作设计目标规则，参考：Gianluca Benigno amd Pierpaolo Benigno， “Designing Targeting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peration，”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3，2006，pp473-506。有的通过两个国家的动态模型分析货币合作方案的特点，结论是通过通胀目标机制可以实施方案的货币合作。参考：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Through Inflation Targeting，”Macroeconomic Dynamics，Vol12，2008，pp45-59。有的以美国与其他OECD国家为例，利用8种经济模型搭配出520种政策协调组合方式，又加上另外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别算出不同政策协调组合对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实际福利的影响，参考：Jeffrey AFrankel and Katharine ARockett，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When Policy-makers Disagree on the Model，”working Paper No2059，1986；Jeffrey Frankel，Scott Erwin and Katharine Rockett，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When Policymakers do not Agree on the True Model: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No4，1992，pp1052-1056。或者，当确定决策者了解合作模型的前提下，通过引入两个静态的经济模型，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之间的协调为例，来检验统一的政策行动是否能够提高各国的经济福利，参见：Gilles Oudiz and Jeffrey Sachs，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among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Vol1984，No1，1984，pp1-75。随后又利用动态模型测量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收益，参考：Gilles Oudiz and Jeffrey Sachs，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 Dynamic Macroeconomic Models，”in Willem HBuiter and Richard CMarston，eds，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有的提出一个基本均衡的两国合作数学模型，并强调鉴于货币合作经常达不到预期效果，所以需要制度设计或对合作酌情做出一些承诺，以使承诺可信，参见：Joseph Plasmans，Jacob Engwerda，Bas Van Aarle，Giovanni Di Bartolomeo and Tomasz Michalak，Dynamic Modeling of Monetary and Fiscal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Netherland:Springer，2006。但是，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决定经济决策，经济决策和货币决策终是由政治决定的。Jonathan Kirshner， “The Inescapable Politics of Money，”in Jonathan Kirshner，ed，Monetary Orders:Ambiguous Economics，Ubiquitous Politic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p3-7
货币合作总是充满吸引力。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愿意进行货币合作，是为了达到彼得·凯南（Peter Kenen）提出的两个政策目标：达到政策化和保持体制或提供公共产品，前者是指合作可以使国家更接近其政策目标，后者指相互协调可以促进追求更广泛的集体目标，如捍卫当前的国际安排和应对潜在经济或政治冲击的威胁。Peter BKenen， “The Coord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in William HBranson，Jacob AFrankel，and Morris Goldstein，eds，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68-69
当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合作是有利可图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认为，因为集体实施通胀性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本国货币的贬值，所以，当央行缔结货币合作协议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出现的可能性更高。也就是货币合作很可能会导致一个适得其反的结果。Kenneth Rogoff， “C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peration Be Counterproductiv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8，1985，pp199-217作为对罗格夫观点的回应，有学者认为只要将价格设置者设定为厌恶通胀的群体如小规模的个体经营者，货币合作就会引起更高的就业率和可能更低的通胀率。也就消除了货币合作的适得其反的效应。Henrik Jensen， “Monetary Policy Cooperation May Not Be Counterproductive，”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9，No1，1997，pp73-80
总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国家也因为意识到货币合作的相对收益而提高参与、达成货币合作的意愿。Motoshi Suzuk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Relative Gains，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he Case of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1994，pp475-498货币合作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稳定通胀预期，Adam Posen and Arvind Subramanian， “Stabilizing Inflation:Why We will Ne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in the Coming Global Recover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26，No1，2010，pp1-3也可能是为了消除本国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负外部性。Jeffry AFrieden， “Global Governance of Global Monetary Relations:Rationale and Feasibility，”Economics，Vol3，2009，pp1-16并且，由于货币决策如汇率机制本身既受国内因素又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不存在国际层面的协调，很多问题如汇率波动就会成为一个单一国家难以解决，同时困扰所有国际经济参与国的问题。可见国际货币协调毕竟是不可缺少的。JLawrence Broz and Jeffry AFrie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2001，pp317-343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就货币合作达成的基本共识——货币合作是有收益的。以下均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货币合作是存在收益的：DACurrie，PLLevine and NVidalis，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ules for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in an Empirical Two-Bloc Model，”in RBryant and RPorters，eds，Global Macroeconomics:Polic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London:Macmillan，1987；WJMcKibbin and JDSachs，Global Linkages: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1；AJHughes-Hallet， “The Impact of Interdependence on Economic Policy Design:The Case of the US，EEC and Japan，”Economic Modelling，Vol4，1987，pp377-396；Wolfram Berger，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and Sectoral Shocks:I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Beneficial?”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9，No2，2006，pp267-290等。
然而，要达成货币合作，又总是困难重重。按照前面的分类，货币合作的质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3类问题导向的被动合作
针对问题导向的被动型合作，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已经针对有关全球宏观经济问题的协调与合作，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对这类合作效果的分析，本杰明·科恩总结出五条合作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包括: （1）合作收益的广度问题（Magnitude of Gains），如果货币合作的外部性降低，那么合作的潜在收益也会较低；（2）合作的成本分配问题（Magnitude of Cost），合作涉及时间、人力、物力的投入和国家自主性的妥协，参与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多，货币合作难度越大；（3）时间不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cy），合作参与方可能一开始愿意合作，后面又因其他原因反悔；（4）激励扭曲问题(incentivedistortion)，指如果参与者面临其他激励的诱惑，也可能选择放弃合作；（5）模型不确定性（Model Uncertainty），决策者会因为要么不熟悉经济运转的机理、经济互动的机制，要么对政策作用持有不同观点、存在理解偏差，导致合作难以维系。Benjamin JCohen， “The Triad and the Unholy Trinity: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in Jeffry AFrieden and David ALake，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4th edition，pp248-249但是，究其本质，科恩认为以上五个阻碍因素终还是源于国内决策者对“不可能三角”“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指国家在货币决策中对三个目标即政策自主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只能三者选其二的困境。的权衡。由于参与货币合作的决策者面临国内目标和国内局势的不断变化，位于决策者面前的合作成本、收益、激励与模型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所以货币合作参与者难以对货币合作做出恒久可靠的承诺。货币合作的选择如固定汇率合作当然也会有损本国货币政策效率。当银行倾向从国外用外币借钱用以进行国内房贷时，货币政策会对信贷市场和经济有较低的作用，所以，结论是正式的货币合作会削弱本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参见：Xiaofen Chen， “The Dampening Effect of Bank Foreign Liabilities on Monetary Policy:Revisiting Monetar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Vol31，2012，pp412-427。这是国际货币合作难以稳固的根本原因。科恩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合作能长期有效，需要合作各方做出更加可信的承诺。这种可信承诺出现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在其他政治、经济领域也感到命运共系。
托马斯·威利特（Thomas DWillet）通过综述性研究，验证了科恩的观点。他认为，国内经济结构和政治压力会形成国内偏差，进而导致政策协调会加剧而不是降低国际宏观经济不稳定，如一国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偏好像通胀、就业之间的权衡就会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效果不能被保持的局面。Thomas DWillett， “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Preferences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Issue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8，No3/4，1988，pp235-263后，从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提取出有关货币政策协调的十六条命题（proposition），其中的六条命题都强调了国内因素对货币合作成败的影响。其中六条命题的具体内容为：国内政治因素尤其使协调更难接近反复博弈；国际监管和政策协调协议如果能使国内行为者达到他们的目标，就会一样达到成功；在那些政府相对于国内社会压力相对更加脆弱的国家，达成国际层面的政策协调更加困难；在那些政府比较弱的政治结构，对选举周期和通胀偏好的倾向会特别大。当限制了“期望”的协调范围时，就会提高“不期望”协调的激励；有时为了回避对国内经济政策和不佳表现的责备，会积极促进国际政策协调；这样的国际政策协调行为可能是对国内急需的政策行动的替代。其他可参见：Thomas DWillett， “Developmen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en economies Review，Vol10，1999，pp221-253。其他就国际货币合作或国际货币协调的综述性文献，参考：Peter Mooslechner and Matin Schuerz，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Any Lessons for EMU? A Selective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in Andrew Hughes Hallett，Peter Mooslechner and Martin Schuerz，eds，Challenges for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within European Monetary Union，2001，pp65-90；Owen FHumpage， “A Hitchhikers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Economic Review，Vol26，No1，1990，pp1-13。
而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Frankel）更加关注“模型不确定性”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质量的影响，并提出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提高货币合作成功性的建议。弗兰克尔首先提出三种不确定性模型的来源：（1）经济体的初始状态；（2）设立正确的福利收益分配政策目标；（3）经济模型将对经济体的变化归因于对政策的变化。但这三种不确定性模型的根源降低了协调的可能收益且使负面效应有出现的可能性，通过提高经济学知识和经济信息交换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和提高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预期，Jeffrey AFrankel，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8，No.3/4，1988，pp.353-374；J.A.Frankel and K.E.Rockett，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When Policy Makers Do Not Agree on the True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8，1988，pp.318-340；Atish R.Gosh and Paul R.Masson， “Model Uncertainty，Learning，and the Gains from Coordin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1，No.3，1991，pp.465-479帮助合作更好达到预期目标。
凯苏克·伊达（Keisuke Iida）通过对美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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