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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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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深入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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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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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认识与表述我们自己、从民族性格看中国文化、重新发现汉语之美、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在庙堂与江湖之间、重新认识“古今中外”等六个方面探究了中国文化历五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所在，旨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域中深入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转型的复杂性，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现代性中应有的主体意识和本土立场。本书结构合理，逻辑清晰，举例丰富，篇幅适度，语言生动活泼，是一部适合当下年轻读者阅读趣味的中国传统文化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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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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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修见，男，1967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兼书记、美育研究院院长。首届全国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著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1919-1949）》《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与北京大学》和《中华美育精神访谈录》（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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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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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认识与表述我们自己
3/自知者明：我们是谁
8/知人者智：他们是谁
13/何谓“中国”
21/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
26/中国人与中国文化
30/文明的他者与想象的异域
38/西洋镜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45/文明的交融、叠积与生成
53/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第二辑 从民族性格看中国文化
59/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
63/中国人的性格
68/中国人笔下的“中国人”
73/中国人并不丑陋
77/自由、自在与自觉
82/不问、不说与不辩
88/君子、大人与小人
93/面子文化与熟人社会
98/稳健与忍耐
103/悠闲生活乐趣
第三辑 重新发现汉语之美
111/英语汉语孰难孰易
117/汉字中的文化密码
124/天雨流芳与大启文明
128/妙处难与君说
131/汉语韵律之美
136/由古典诗词体会汉语之美
142/藏修息游之中国书法
146/方言的妙趣与魅力
151/熟语的文化承载与生活趣味
第四辑 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
159/中国人的天空之上
165/故乡故土与故园故人
171/中国文化中的人生哲学
176/小我、大我与忘我
181/乐感文化与乐观精神
186/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与生命智慧
191/中国戏曲中的礼乐教化
196/天人合一的中国艺术精神
202/中国文化艺术中的辩证法
210/意象、意境与意趣
215/诗化中国与诗意人生
221/中国文化的山水人文精神
第五辑 在庙堂与江湖之间
229/作为中国文化母体的“民间”
234/中国人的家和理想家庭生活
241/门楣上与窗棂间的伦理教化
246/院子文化与诗意栖居
252/悠长时日与清平年景
257/中国味道
261/中国茶道
268/中国书房与中国书院
275/由回家过年说中国节
279/追寻原乡，重建故园
第六辑 重新认识“古今中外”
287/马戛尔尼来华与郭嵩焘出使
292/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下
296/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306/要用世界眼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311/我们为什么“在路上”
315/走出中国现代化的“倒逼”困境
324/重温“双面公使”蒲安臣的中国观
329/真正的自信：我们就是我们
336/未来的自许：我们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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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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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全面认识与完整表述一个民族的灵魂，显然是相当不易的！
从人类文明整体来看，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加和古玛雅等文明实体都分别中断、消亡或演变得面目全非了。而唯有中国文化不断融合调适成为一种具有内生活力的文明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战乱动荡、改朝换代而绵延不绝，其中自然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人口规模、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多种原因。但其内生活力则还可从更深层次的文字内涵、文化理想、民族性格、宗教信仰、思维模式、生活理念、哲学思想与艺术精神等诸多方面来剖析研究。
英国文学家乔治_N.赖特（George N. Wright）在《中央帝国》一书的“1858年版导言”中写道：
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民族，与我们不同的习俗和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长期占据人类历史发展顶点，从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民族能出其右。
1858年是清咸丰八年。这一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的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清政府先后与俄、美、英、法等国分别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等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在这样的世变之下，乔治_N.赖特能如此客观地评价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诚属难得。
1890年，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开始连载美国传教士亚瑟_亨_史密斯（Arthur H.Smith）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四年后美国纽约弗莱明出版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将其结集出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成为西方人研究介绍中国人性格的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据说还是美国历届总统的书。这位1872年来华、中文名字为明恩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书中写道：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其有记载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远古，她是世界上没有异化或崩溃的古老民族，也从未被任何民族，从她自古生存的那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一切都仍是那样古老。对这一的事实，我们该如何解释呢？中国人口之众多，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他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灭亡的宇宙命运面前，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了一个例外，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a
明恩溥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富有意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古走到今？我们何以能自公元前221年以来始终使用着统一的文字，阅读着永恒的经典？何以能够在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有着一脉相承的源流，在生活礼俗和道德伦理方面坚守着一以贯之的原则？也即是说，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从明恩溥成书至今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又历经了无数的磨难，中国人民又进行了无数的奋斗。单就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磨难与奋斗而言，明恩溥的问题也是特别值得研究和回答的。虽然西方的“中国学”研究由来已久，但是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功课还远远不够。
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应该不是体魄之强健，而是缘于文化的力量。是上善若水、兼容并包的中国文化赋予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命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和柔韧的智慧力量。被誉为中国文化“大道之源”的《易经》讲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千多年来，“自强”与“厚德”刚柔并济的品格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强大基因。所以，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理应从中国文化中一探究竟。
19世纪末，还有一位中文名字为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的美国传教士这样赞叹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诚然，叛乱和政治动荡在中国的历史上时有发生，但中国人的性格和他们的思想里所蕴含的万物生生不息的观念使这个民族得以无数次地恢复元气、重整河山，灾难和动乱只不过是中华帝国绵延发展与生长过程中暂时出现的羁绊和阻碍而已。这种大智大慧的思想不仅使这个民族雄踞于东方世界之中，即使在基督教国家看来，她也是独树一帜的。
倪维思表达了对中国人的性格和思想观念的赞许，并称赞中国有三千年的“信史”，中国语言“复杂精深”，中国文学“包罗万象”，认为这些是“使这个民族得以无数次地恢复元气、重整河山”的重要原因，显然是十分中肯的。梁漱溟也讲道：
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已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为伟大……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
“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这是十分精辟的论断！那么，在古今中外文化再度深相激荡的大时代，认真探究中国文化的生命力继而深入开掘这份生命力，使之为民族复兴提供伟大的力量，当是这大时代里的大课题。如当代学者张德祥在《中国文化的基因、活力和能量》一文中所讲：
文化的命运只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决定，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文化基因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事实上，华夏文明不仅有着深厚根基和悠久传统，而且有着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本元基因。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基础、更根本的深层角度认识中国文化。
从更基础、更根本的深层角度认识中国文化，是这大课题中必须要做的工作。但是，20世纪以后我们学习西方的学科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学科划分日益精细，文化的“专业化”阻隔了我们对文化“更基础”和“更根本”的整体性理解。如美国学者雅克 _ 巴尔赞（Jacques Barzun）所言：
通过专业化，文化被委托给专家了；文化已经不再是其分享者用来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这种碎片化：大家都在谴责，没有人采取实际行动。专家把一个小题目当做自己的领域——而且一辈子都是兴趣或眼界狭窄的人。但是，通过这种文化委托，艺术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被转移到一个新的场所中。这些美好事物的价值不再是给人们的头脑和内心带来的直接影响；它们的价值在于作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作为荣誉标识，作为被销售的商品，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
显然，正是由于这种专业化的“文化委托”，对任何学科领域的学者来说要整体认识和阐述文化都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尤其是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
英国学者雷蒙_道森（Dawson. R.）曾这样感慨：“鉴于中国文献卷帙浩繁，令人望而却步，不知从何处入手；鉴于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源远流长，有着持续的传统；鉴于今日中国的局势殊难为人理解，因而要清除绝大多数欧洲人的中国作为‘一个扇子与灯笼、辫子与斜眼、筷子与燕窝汤、亭台楼阁与宝塔、洋泾浜英语与缠足的国度’的‘无知’谈何容易。”
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面对“文献卷帙浩繁”和“历史绵延数千年”，也会有“盲人摸象”和“提灯照物”之感。但转念想来，既然对任何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是不是就可以释然自顾地说上一气了呢？虽然会挂一漏万，但这“一”如果能够激发人们去探索那漏掉的“万有”，便也是有意义的。
当然，这个意义更在于郑铁生在《中国文化的整体观与生命力》一文中所讲：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是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基因，依旧流贯在我们的身上，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性格和行为，这才是需要我们大力开掘的根本内涵。而恰恰这个根本问题还没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是为序。
自知者明：我们是谁
前几天在校园遇到一位中国画专业毕业生，问其毕业去向，他说出国留学。我好奇中国画专业到国外学什么，他有一点自豪地说：去英国，学“汉学”专业。
我忽然对他有一点隐约的敬意了。尽管接下来他对这一选择的原因表述并不宏大和深刻，但我相信，他学成之后，不仅能够获得对中国画的新认识，也可以获得从“外部”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文明的新方法，获得更深入、更完整地回到中国画和中国“内部”的新路径。
作为“95后”，他能够想到去研究一百多年来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研究——在世界经济愈发一体化、政治日益复杂化、科技加速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近二百年乃至近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汇，这可否理解为今天年轻一代中国人在获得人类文明的比较大的格局和视野后，潜意识中有一种文明“自觉”意识的苏醒和一份“自知”诉求的开启？如此说来，这“隐约的敬意”里，似乎也包含着作为“65后”的中国人对“95后”这一代的羡慕。
纵观近二百年来的历史，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以如此便捷的方式“进入”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以如此轻松的方式“获取”世界视野；在“出入”世界并“获取”世界视野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地认识和表述“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严肃认真地研究和理解“他们”
对“我们”的认识与表述，无疑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1896年，美国演员路易丝 ? 乔丹 ? 米恩（Louise Jordan Miln）在其《一个西方艺人的东方印象》一书开篇中这样写道：
我们对中国的误解实在太深，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遭受过这么深的误解了。但是，同样地，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对别人的误解如此漠不关心。
米恩是19世纪末和丈夫一起来到中国的，她热爱并深入学习过东方文化，曾出版过《灯会》《山东花园》《北京往事》和《云南一隅》等至少13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她的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恐怕不仅是没有兴趣而更是没有能力去关心别人对自己的误解。
而今天，当我们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是该来关心这些误解的时候了。
我们被误解成什么样？我们为什么被误解成那样？这些误解至今还存在吗？我们究竟是什么样？我们应该怎样来消除这些误解？这些问题，都是我内心寄希望于出国研究“汉学”的年轻一代来思考回答的。这些问题，也都是一个深深渴望“实现伟大复兴”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民族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近代以来饱受苦难的民族还借由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走上了富强之路，这也令“他们”充满或者说加深了误解。
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我们和西方国家诸多彼此“难以理解”之处。比如说，中国人的婚礼上有一项“改口”仪式，就是新娘对公公婆婆和新郎对岳父岳母的称呼要从叔叔、
阿姨改为“爸”“妈”。从此，双方父母就成了“咱爸咱妈”。我曾问一位朋友，未来你儿女结婚后，你的儿媳妇或女婿不称呼你“妈”而直呼你名字，你会怎么想？她开玩笑地说，我会气晕过去的。直呼长辈之名，这在西方国家是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在我们这里却是不符合人伦之礼的，是“没教养”的表现。但实际上，这看似不可理解的生活习俗也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关键是我们要调整心态，以敞开的胸怀来认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为人类文明的大花园里本来就是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我们中国人还有句“骂人不带脏字”的俗语：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但想想看，一大片林子里只有一种鸟儿，是不是也不合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置身一片偌大的林子里，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我们是谁”。两千多年前的《道德经》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希腊德尔菲神殿上也有“人啊，认识你自己”的所谓“神谕”。清醒地认识自己，我们就可以不焦虑、不慌张、不自卑、不自傲，坦然自在地拥抱阳光雨露或接纳八面来风。
但“我们是谁”的这份自知，对中国人来说至今似乎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功课。因为真正理性的认识，多数需要建立在与他者相遇后的自省基础上，建立在对他者的了解基础上，即所谓“知己知彼”，否则很容易成为自说自话式的盲目自大或者自卑。而对中国人来说，近代与他者的相遇，不幸是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开始的——被迫打开家门，迎接他者的闯入。“闯入”这个词语本身即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有对峙的心态，有紧张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理性的认识”显然是不可能的，不仅是我们看他们，也包括他们看我们。
从“东方睡狮”到“东亚病夫”，从“中国崩溃”到“中国威胁”，西洋哈哈镜中的我们，难免带有“西洋”的先入之见。今天，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博弈的时代进程中，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都有所抬头，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愈益澎湃激荡，我们非常需要自铸明镜以自照——我们有能力自铸明镜，我们有勇气正视自我，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内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去正视他者——不需像初他们“闯入”时去“仰视”他们，也不必像后来“站起来”时去“俯视”他们，时代已经赋予我们“正视”的条件，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
1926年，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10年后的10月5日，他去世前14天，《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杂文《立此存照（三）》，其中这样写道：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
鲁迅八十多年前的沉痛与激愤之语，揭示出我们由曾经辉煌而后落后挨打饱受屈辱所造就的盲目自卑与盲目自傲混杂纠结的心态，也给了我们今天获取“自知之明”时一份必要的警醒。
当然，任何受制于历史、时代与自身种种局限的个体，要想整体认知置身其中的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面对如此源远流长、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长河所浸润滋养出来的“中国人”，个人的目力所及太有限了。但是，越是这样，作为内部个体的“自省”的意义就越是凸显出来。我们可以借助他者的眼光而“客观”，沿着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这两种循环往复的路径，来端详和省察“我们”，同时也打量“他者”。这是当代中国人在澎湃激荡的世界文化浪潮中站稳脚跟的“定力”之所在，认清真实的自己并清楚地告诉世界：“我们”是谁，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道路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当然，“我们”的人口总量如此庞大，地域与族群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此巨大，近二百年来外来文化冲击的力度和我们自身应对变化的反应又如此复杂，认识与表述“我们是谁”极易陷入“一说就错”的困境；但如果因此我们都“不说”，就很可能陷入对“我们”的客观认知更加偏差的困境。只有不断地思考、审视和言说，我们才能够接近整体而客观的认知，从而以真正自信的心态和从容的状态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
那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就是我们，是浸润在古老而日新的中华文明中的中国人，是和世界所有民族“美美与共”的中国人！我们充分享受着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五千年古老文明与两百年现代化求索的文化沉积相互交织的新时代中国，在我们的父母之邦，在祖先们筚路蓝缕的山河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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