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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毋庸置疑，在现代美国小说史上，贝娄的伟大是任何人无法抹杀的。他的中短篇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篇幅略长、首尾比较灵活的一类，读起来有长篇小说的感觉；一类是篇幅短小，遵循古典三一律，大多只讲述发生在一天的事情。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就像一架轰轰作响的离心机，向我们抛出既有世俗色彩又有宗教热情的问题：敬畏之日究竟以何种形态出现？我们又能以何种方式去认识它们？
贝娄曾说，只要阅读“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秀的小说，我们就能立刻意识到这些小说家无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定义人性。”贝娄自己的作品，他自己透视不同类型人性的方式，也属于这个伟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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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由《贝娄书信集》的编选者本杰明·泰勒编选，既收录了贝娄*知名的散文，又精选了他的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和回忆录等五十七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我们可以读到一个作家的创作轨迹——这是一位见证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作家，他记录了战后美国人经历的精神危机。如何从现代社会突围成功，贝娄以他敏锐的观察和思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有人劝索尔·贝娄写自传的时候，他总说没什么好写的，他就是忙得要命。忙着写小说，偶尔写写杂文；忙着谈恋爱，结婚，当父亲，离婚，交友，结怨，悲伤；忙于历史大事，忙于文学小事；忙于大量读书，忙于恪尽教职，教书一直教到耄耋之年。尤其是忙着写信，写给他先后几任妻子，他的儿子们，他的作家同行，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读者，还有追着他要签名的人，着了魔似的阿谀逢迎者，以及重度精神病患者，等等。
大作家并不全都擅长写信。写信似乎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天分，像艺术天分一样神秘莫测。显然，索尔·贝娄具备了这个艺术天分。
在这部书信集里，贝娄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热恋的时候，他会说：“苏茜和我就是在一块浮冰上都可以很开心。”心情恶劣的时候，他会对前妻桑德拉破口大骂：“你他妈的差点儿杀了我……我把我在你手里遭的罪全都写进《赫索格》里了。”
当然，在这部始于1932年，终于2005年的书信集里，还有贝娄对文学、政治、哲学的沉思，是对他七十余年的心路历程的记录，以及对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若干侧面的再现。
有人劝索尔·贝娄写自传的时候，他总说没什么好写的，他就是忙得要命。忙着写小说，偶尔写写杂文；忙着谈恋爱，结婚，当父亲，离婚，交友，结怨，悲伤；忙于历史大事，忙于文学小事；忙于大量读书，忙于恪尽教职，教书一直教到耄耋之年。尤其是忙着写信，写给他先后几任妻子，他的儿子们，他的作家同行，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读者，还有追着他要签名的人，着了魔似的阿谀逢迎者，以及重度精神病患者，等等。
大作家并不全都擅长写信。写信似乎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天分，像艺术天分一样神秘莫测。显然，索尔·贝娄具备了这个艺术天分。
在这部书信集里，贝娄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热恋的时候，他会说：“苏茜和我就是在一块浮冰上都可以很开心。”心情恶劣的时候，他会对前妻桑德拉破口大骂：“你他妈的差点儿杀了我……我把我在你手里遭的罪全都写进《赫索格》里了。”
当然，在这部始于1932年，终于2005年的书信集里，还有贝娄对文学、政治、哲学的沉思，是对他七十余年的心路历程的记录，以及对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若干侧面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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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一九二四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一九三三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西北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毕业，并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大学执教。
出版于一九五三年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贝娄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院长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揭示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诸多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在其创作生涯中，贝娄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在创作上继承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传统，并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手法，极富创造性地塑造一些充满矛盾和欲望的反英雄。他曾获得三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一九六八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一九七六年，由于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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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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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
索尔·贝娄中短篇小说集（索尔·贝娄作品集）
索尔·贝娄书信集（索尔·贝娄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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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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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昨天，我和丈夫带着一岁的女儿拿俄米·萝丝到附近走了走。天冷得出奇，天气预报上只说“有风”，显然不可信。为了躲避这刺骨的寒风，我们一头钻进了布鲁克林书店。索尔一旦进了书店，什么时候能出门就说不准了。我帮萝丝脱掉防雪大衣，想让她安静一些别闹腾，便拿起一本《拉维尔斯坦》，指着封套上的照片，问道：“拿俄米·萝丝，这谁？照片上这人是谁？”萝丝转身指着索尔，稚气十足的大声喊道：“爸爸，爸爸，爸爸。”那银铃一样清脆的声音整个书店里的人都能听到。爸爸戴着大棉帽子，帽檐捂到了眉毛处，脸还露在外边，朝着她绽出甜蜜的微笑。
今天早晨，我拿起笔，想象再过二三十年，萝丝作为一名熟悉索尔作品的读者，会对趴在书桌上的爸爸有什么样的记忆？记忆需要提示吗？需要有人创作一幅她父亲伏案工作的画像吗？我思忖，何不动笔写一篇简短的序言？为了萝丝，也为了所有未曾见过索尔伏案写作的读着，我写下下面的文字。
跟他在一起当然是我的特权。他创作《贝拉罗萨通道》时，我就在他身边。
一切都是在不经意间开始的。1988年五月的周，我们从芝加哥出发去佛蒙特，途经费城，他为那儿的犹太出版协会作了题为“美国犹太作家”的报告。之前的几周，还有这之后的一个月，从费城开车到佛蒙特的路上，在参观达特茅斯学院（他是该校访问讲师）时，到了佛蒙特，我们在院子里驱赶黑蝇时，我俩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二十世纪犹太作家的命运。那时，索尔正在后一次修改《偷窃》，也正在酝酿《一次恋爱》，这本打算是一个长篇，可终还是没有完成。他在等着《纽约客》的回复，拿不准他们会不会采用他的《偷窃》，这之前《君子》和《大西洋月刊》都嫌篇幅太长而未予接受。一个人对着电话生闷气，不是索尔的性格。每天吃早饭的时候，他都会向我讲几个有趣的文字游戏，或者把能想到的故事说出来哄我高兴高兴，还常常一下楼就说《一次恋爱》有了新的灵感，是梦中得来的。应该引入一名来自巴黎的老派钢琴家，好有些怪癖，让他给女主角教教如何恋爱。《偷窃》的稿子我俩看了一遍又一遍，索尔有这习惯，到了后一刻还在修改。结束部分不应该是这样的，观念太多，动态不足。他白天修改，我晚上替他打字，后几页打好撕掉，撕了又打，三番五次。到了五月中旬，《纽约客》回话了，退稿！索尔当时太忙，顾不上伤心。他在思索着下一步该做什么，可天气很不争气。现在回想起来，索尔对天气极其敏感，五月下旬和六月上旬的蓝天和高气压总能让他兴奋起来。可1988年春天，雨下个没完没了，让他颇为沮丧。他时常在厨房里点起火，喝几杯咖啡，然后突然冲出去，走过满是黑蝇的花园，进了自己的书屋。他告诉我，他不是去写作，而是去“沉思”。他还说：“我就这个做派。离编辑、律师、出版人远远的，放下所有的负担，一个人沉思。”
佛蒙特有两个邻居，也是朋友，海尔博·希尔曼和利比·希尔曼两口儿。他们发现我俩情绪不高，便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一边吃着利比亲手做的面包、烤鸡，一边谈论犹太问题，索尔又提到了费城报告之后我们一直在争论的一个想法。对于纳粹大屠杀，犹太人是否应该感到耻辱？被人如此对待，算不算一件很丢脸的事儿？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等待甜点的时候，我又把这话题挑了出来。巧克力的香味预示着黄昏即将到来，这一天即将结束，人们即将昏昏入睡。太过严肃的话题被搁置一边，我们开始恶作剧，讲笑话，说一些不知说过多少遍的奇闻轶事。我俩马上要回家了，这位对室内涂料很在行的退休化学家希尔曼先生突然讲起了他一位同事的经历。这人四十年代初从欧洲逃难而来，几十年从事涂料生产，接触有毒物质太多得上了癌症，活不了几天了。我得承认，当时我正用调羹把碟子里的后一点巧克力吃干净，脑子里想着外面下雨，怎么才能在又湿又滑的路上走回家，所以根本没在意他在说什么。
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索尔从书屋回厨房吃饭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我知道他又有灵感了。他喊道：“我有新东西了，现在还不想说。”第二天，开车去布拉托布罗采购的路上，他才说道：“我还没想好故事的结构，但情节就是海尔博吃饭时讲的那件事儿。”你还记得细节吗？不记得。当然，索尔记得。这位避难者在意大利被法西斯警察抓获，在被投进监狱前，有朋友建议他马上给百老汇的演艺界老板比利·罗斯写信求援。（索尔写好的故事里，主人公并未给比利·罗斯写信，他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老板。）他在监狱里等待，有人在外边制定了一个神秘的营救计划。他被告知某一天某个时辰牢房的门会开着，有人会在监狱背后某一处等他，会告诉他一切都是比利·罗斯策划的。他会拿到一笔钱，还会有人告诉他下一步该如何如何。事情发展得很顺利，他在这帮人的协助下逃到了美国。但由于名额有限，他被禁止入境，转而被运到古巴。多年后，他来到美国，想见见比利·罗斯，并当面致谢。比利·罗斯营救了不少犹太人，但不想与这些人有瓜葛，可能担心这些人会没完没了地缠着他不放，所以，那位得救者热脸贴着一个冷屁股，又是羞愧又是气愤。
那人的经历大体就是这样，索尔去采购的路上描述的就这样一个故事，但主人公已经不是海尔博的同事了，而是一个名叫哈利·方思定的人物，或者说“幸免于难的哈利”，这名字来源于诗人约翰·贝利曼献给索尔的一首诗《梦歌》中的“幸免于难的亨利”。事实是，索尔自己很熟悉比利·罗斯，他早年在格林尼治村时，认识一位叫贝尔尼·伍尔夫的，是罗斯写作班子的成员。伍尔夫的角色正好可以充当比利·罗斯和主人公之间的桥梁。这位伍尔夫虽然脾气有些古怪，但很聪明，很渊博，对纽约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形形色色的心理有异乎寻常的兴趣。这样一个人应该对于方思定这角色有种天然的同情。索尔还告诉我他去格林尼治村拜访过伍尔夫，出门的时候发现有位老妇人替他打扫卫生，伍尔夫说那是他自己的母亲。他没有向客人介绍自己的母亲，甚至不在乎她的存在。为什么要坦白自己的身世？对了，在那个年代的格林尼治村，人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开放方式。这是索尔后来给我讲的。他们以自己的怪异为荣，他们都担心自己的脑子有毛病。把这种低层次的美国怪人写进关于欧洲人的严肃故事中来，能达到非常强烈的对比效果。
索尔在耶路撒冷也见过比利·罗斯一面。我问他长什么模样？“个儿不高，典型的犹太人。如果不是因为他满脸的皱纹，他或许还算帅气。这人看上去神经兮兮的，眼睛里透出贪婪，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进了城，索尔专门跑了一趟图书馆，找到一本比利·罗斯的传记。可关于伍尔夫的资料哪都找不到。
第二天也是阳光明媚。索尔走出自己的书屋，回到厨房时，说：“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写。”
五月二十九日，我俩一起慢腾腾地进了他的书屋，索尔给我念了开头的几页。手写的，写在黄色的加长十六开纸上。我当时很吃惊，海尔博讲述他同事的经历时，索尔竟然听得如此仔细，他还记得主人公被抓时是在意大利，这之前，他在罗马的一家酒店当差。他持有伪造的证件，加上会说多国语言，所以常常自由出入大型国际会议，甚至在希特勒出席的会议上做过翻译。等等等等。现在，我听别人说话都得竖起耳朵，一个细节也不放过，索尔还戏称我是一个“听觉天才”。可那次，我分心了，不过也没关系，索尔自己听得明白。他在为一篇故事打腹稿的时候，那耳朵灵敏得了得！对细节的专注程度更是成倍增长。我意识到，当个作家不一定得时时刻刻提高警惕，其实，亨利·詹姆斯所谓“当作家不能错过任何细节”的说法倒是让人分心（宽恕我，詹姆斯！）作家需专注于内心，需沉思，需清静。一旦沉浸到一个故事当中，一切都会改变。索尔自己说过，突然间，你就会感觉你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在希尔曼家餐桌上听来的这个故事，被索尔变成一缕一缕闪闪发光的蚕丝，随后的几天、几周里，我看着他把大事、小事、记忆、思考，连同他阅读到的，我俩聊过的，他梦中出现的，一一编织成一张精美的东方地毯，这就是中篇《贝拉罗萨通道》。但是，所有这些元素被编织成一篇作品，却与事实、与某些人的个人传记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对传记材料的运用做得如此精美、复杂、奇妙，即使我一根一根地梳理这些线索，一缕一缕地研究这些蚕丝，看它们是如何清理、如何染色、如何交织、如何绑扎的，我也很难说得清如此精美的作品是怎样完成的。
索尔心里有打算，这篇小说有两个中心人物：不只是一个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方思定，还有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犹太人。他想让读者感觉到他在勾画这两个犹太人时所采用的不同笔触。美国犹太人的原型可以来自索尔自己的经历和他对伍尔夫的记忆，可谁是欧洲犹太人的原型呢？六月二日，索尔给我讲了他继母侄子的经历，一篇好长好长的故事。前一年冬天，他偶然得知继母的侄子已经过世，死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他竟然不知道，这让他很难过。他曾经对这个也是逃难而来的年轻人很有好感，很内向，他们还一起下过棋。在他继母招待亲戚们的乏味的星期日聚会上，两个人情投意合，竟然能够说到一起。索尔常自问，你对某个人只有零碎的记忆，还说你跟他很亲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索尔从沉思中得出“善意仓库”的概念：某个人在你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位，具备某种特殊的意义，只是你说不清道不明这是什么样的一席之位，什么样的意义。可你知道有一种联系，这人在你的生活中代表着某种事物。时间流逝，这人你长年未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你还是忘不了他在你生活当中的重要作用。你一旦发现你的记忆已经变成这个人的替身，你会感到何等的诧异！
我们讨论犹太问题时，大部分时间都围绕着记忆这个话题。这位带着一口波兰口音、说起话来有如唱歌一般、会说好几种语言、又有生意头脑的移民，在索尔的记忆中扎下了根，成为哈利·方思定角色的原型。《贝拉罗萨通道》中美国叙述者对方思定之死的了解正好切合了索尔自己对继母侄子之死的了解。
生活中琐碎的细节进入一篇文学作品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力，正是这种魔力让过去（无论遥远的历史还是不久前的某个时候）和现时的人世升华到一种超凡的境界，各类细节被糅合、编织、改造成一段叙述。故事中主人公做过一场噩梦，这也正是索尔本人做过的噩梦。他讲过在深夜被恐惧所困，陷于深坑无力自拔的感觉。他自己的继母也像小说中的继母一样，头发从中间向两侧分开，厨艺极好，能烤出香甜美味的夹心点心。小说主人公住在一座古老的豪宅里，却时刻感到拘束，索尔在费城作报告的那天，我们的确参观过这样一座建筑。还有很多细节他没有写进小说。我很喜欢这个：欧洲犹太人哈利·方思定向美国犹太人讲述他如何痛心疾首地把自己的母亲葬在拉文纳，还说自己很讨厌母亲下葬时裹着的蓝灰色尸布。在费城的酒店客房里，索尔对我说颜色对人有特殊的意义，就是那天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母亲去世下葬时也裹着这种颜色的尸布。
眼看着某些细节一个个被用到这个中篇里，也眼看着另一些细节被删除，这绝不是裁缝剪剪贴贴的功夫所能达到的。传记作家们注意了！索尔手中掌握的不是一把剪刀，而一根魔杖。他不是在收集资料、拼贴事实。想想普罗斯佩罗的神功吧！再想象一下，索尔深夜熄了书屋的灯，变成一个背着书包的孩子，边走边啃着一只水果。
早晨起来，他用不着马上去写作，我们会先悠闲一会儿。在花园里走走，看看哪些花儿一夜竞放，哪些花儿合上了花瓣。今年六月，一丛白色的银莲让索尔自豪了好几日（以前没见过它开花，后来也不曾遇上，可能有鼹鼠钻进土里，啃了它的根。）现在一树红橙正开得艳丽，牡丹也会赶上索尔的生日，紫色的波斯菊似乎也比往年来得早些。野耧斗开花的时候，一条胖乎乎的蛇会绕着它爬来爬去，我俩都很喜欢看它那调皮的样子。“整个世界就是一块蛋卷冰激凌，它可以尽情地享用。”索尔一边大笑着，一边走进自己的书屋。
想写一件事，要么轻松愉快地去写，要么就不写。读索尔的小说，你不可能觉察不到每个字眼里面所隐含的笑声。轻松幽默，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也会板起面孔，惜墨如金。这是一个口味问题，取决于场合。有时会借来一个细节，因为这细节正好符合当时的气氛，例如叙述者家里电话上空盘旋的夏吕思的鬼魂。（当然，不要考虑夏吕思那时候电话还没发明出来。）索尔能很巧妙地避开各种谜语和文字游戏，他不屑于玩这些东西。喜欢文字游戏的读者可以去读乔伊斯或者纳博科夫，这两位大师将文字游戏玩到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不仅充满乐趣，而且严肃庄重。在索尔的作品里，我们会发现司汤达式的活泼，有笑声，有奇思，有轻松。考虑到索尔所描写的大多是本世纪以来严肃的主题，探索的是这世界里黑暗的角落，他对这人世间的丑恶怀着悲观的情绪，我用“笑声”这个词似乎不伦不类。但是读者得明白，《贝拉罗萨通道》不是在愤怒中写成的，那时所有让索尔动心的事物都悄悄地潜入了这部作品，让他动心的，是那股能量之源，快乐之源，不管它看上去多么严肃悲情。毕竟，那时候人人都很乐观，说起这故事，他便会回忆起新泽西、格林尼治村，当然多的还是犹太人的历史。也有可能，那个时候，我俩还是一对年轻的情侣，所以对昔日的记忆当中没有丝毫阴影，没有黑暗。索尔这篇小说写得不轻松，甚至充满恐怖，但他却能注入强烈的热情和无穷的快乐。如果说他是在画画，那么他的笔锋上挑着的就是鲜艳明快的色彩。
我没有说这本书来得轻而易举，也没有说他的创作一帆风顺。六月上旬，索尔那一摞黄色的稿纸就已经写得密密麻麻的了。我还记得他打字机的敲打声响了整整一个早晨，我记得我一想到他早饭时定下的计划（“我觉得灵感来了”）赶中午就能完成，不禁激动不已。那天他就在屋子里写作，我给他端茶过去，站在他身边，听着打字机的断奏音型，犹如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那台雷明顿打字机的键盘，仿佛有了生命，替索尔找到他需要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一边打字，一边修改，会有短暂的静谧，但马上就又哔哔叭叭，节奏明快，爆发力强。他等着我给他端来一杯漂着柠檬的热茶，那是欧洲犹太人在多云天气里喜欢喝的饮料，他次去波兰参观犹太人据点时就发现了。柠檬就像一轮红日，给你带来温暖。糖和咖啡因在你早餐咖啡早已过了劲儿的时候，会给你带来新的活力。面对众多让他分心的事情，他还能坚持写下去，真是不可思议。让他分心的事儿的确很多：有邻居来访，代理人、律师、朋友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如果听到他放开嗓子大笑，我就猜着打电话的一定是艾伦·布鲁姆。打完电话，他的书房门又关上了，打字机噼噼啪啪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索尔的生日在六月十号，一周以前，他把我叫到身边，为我朗读这篇故事前面十多页的内容。方思定从意大利监狱逃出来那一段听得我无法呼吸，后来每次听到这里我都会感觉呼吸困难。叙述者应该是一位老者，他在重述方思定多年前给他讲述过的经历。
索尔已经很累了，他还是加紧创作，希望能早些完工，因为我们计划六月中旬要去巴黎和罗马。什么？这时候去欧洲？对了，去巴黎看望布鲁姆，去意大利接受斯卡诺奖。奖品太诱人，哪能不去？一袋金币，一次阿布卢奇狩猎之旅。冒险之旅，无法抵抗。索尔加班工作，不是一件能让他感觉轻松的差事，他有些力不从心了。还有体力活儿等着他：山路骑车几个小时；苹果树死了，他得把它锯成小段儿；园子里不知从哪儿滚来一大堆拳头般大小的石头，他得清理；壁炉需要柴火，他得扛进来。那年春天发生了许多事儿，我感觉都够他受的。砍伐灌木时，绊了一跤，划破了脸。骑车时摔倒，伤着了胫骨。眼睛充血，鼻子也出过血。鼻子出血的那天早晨，他还在工作。一出血，他便躺在书屋的沙发床上休息片刻，好了马上起来再敲一段。到午饭时间了，还不见他进屋，我便端着饭去找他，发现他一个劲儿地敲打着打字机，脸上、衬衣上沾满了血迹。写作真像一场有氧运动，他大汗淋漓，衣服一层一层不知不觉间脱得一丝不挂。心力集中的时候，他会竖起左眼，嘴里还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像长跑运动员的喘息，又像一声口哨。“喘不上气来，只有微风一样的叹息。”
我跟他一起为他过了十四个生日了，每次生日都会遇上正合他工作的天气：蓝天如洗、艳阳如火、气压升高。可今天，他不再工作。我得补充一句，对于索尔来说，没有哪一天可以不上班。没有节假日，没有安息日。生日跟平时没有区别，也可以在打字机上敲出几段文字来。不过，他可以喝几盅，他把家庭看得很重，只要他张口，我便可以烤出香喷喷的巧克力蛋糕来。
即使有某个瞬间不写字，他的脑子也不会停止转动。过完生日第三天，索尔干完早晨的工作，回到厨房，喊道：“我又从头重写了。有时候这故事会控制我的，明白吧？”饭桌上，我让他讲讲开头是怎么修改的，他一说起来竟然停不下来。故事开头的想法太多，太多了，他怀疑读者一时无法接受。都是关于美国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的。这么多想法得慢慢展开。故事的核心是记忆，是信仰。没有哪个宗教信仰不涉及记忆的。我们是犹太人，记着几千年前就有人在西奈半岛上对我们讲话。逾越节，我们记着走出埃及的壮举。纪念日，我们记着自己的父母。从小就学会不要忘记祖先，时刻告诫自己：“啊，耶路撒冷，如果我忘了你……”我们天天向神祈祷，提醒他不要忘了他与我们立下的约。所谓神的选民，记忆就是被选的证据。神挑选我们，我们便有了透视神的意志的特权。所有这一切，把我们所有人绑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是一个民族，就因为我们有记忆。
索尔告诉我，这篇小说的叙述者马上要露脸。他不想为叙述者起名，他只是一个匿名的老者，因为他即将失去自己的记忆。他走在大街上，想起一首儿时唱过的歌，一首再也熟悉不过的歌，便哼唱了起来：“在那遥远的……”什么河来着？他偏偏想不起这条河的名字，这让他备受折磨，他痛苦万分，竟然怎么也想不起这个词，他想问问路人，想豁出一切，只要有人能告诉他这个词。同样的事就发生在索尔自己身上。有一年冬天，他从芝加哥一家牙医诊所出来，回家路上一边散步一边哼唱，可就是“斯旺尼”这个词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感觉自己疯了。索尔解释道，叙述者的失忆代价太大，因为他的整个生命就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他是记忆研究所的创始人，专职帮助生意人磨炼记忆，可自己竟然会失忆！索尔把这一切融到一起，创造出一幅连贯的图景，他将身体力行，把方思定的一生经历作为记忆对象，写出一部欧洲逃难者的回忆录。
索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是这篇故事美国部分的核心，所以随后的几天里，我俩细细研究了一篇关于尼采的文章。在索尔的思想里，尼采的“石头虚无主义”已经堕落为“卑贱者虚无主义”，现在只有权力意志才有可能释放人类的创造力。难道只有比利·罗斯置身其中的好莱坞，方思定儿子赌瘾大发不能自拔的拉斯维加斯，还有混乱成一片的美国生活才是我们能创造出来的新世界？或许《贝拉罗萨通道》的叙述者正是想对我们说明，他极力反对人类的生活因为记忆而陷入混沌的观点，这其实就是表明信仰的另一种方式。
精彩内容节选
序言：从芝加哥启程
20世纪30年代，是什么让一个芝加哥的少年开始写书？一个成长于美国大萧条阶段的年轻人为什么有决心认为自己首先应该是个文学家？我之所以使用“文学家”这个自命不凡的词汇，只是想强调这种野心和外在事实之间的对比。身为巨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的芝加哥，已经快被失业率拖垮，工厂甚至学校都被关闭，这个城市还是决定在密歇根湖岸举办一次世界博览会，其中将会有高塔、游乐项目、展览，还有一个微型村庄——其中每天都会有一场微型婚礼，还有诸如妓女、骗子和扇子舞舞者这样撩拨人的东西。是有一点喜庆，但却有多起阿米巴痢疾。一切并没有重回繁荣。几百万美元就这样被商人和政客们打了水漂。如果他们可以异想天开，那大学生们也完全可以不切实际。而在忧郁、沉重、轰鸣、低俗的芝加哥，什么选择是不切实际的呢？为什么要成为美的代表；人类灵魂的解释者；一个充满创造力、趣味、个人自由、慷慨和爱的英雄。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能说要成为这样一种幻想家不是好事。
1937年的我非常年轻，已婚，很快丢掉了份工作，住在岳父母家里。他深情款款、忠贞不贰外加美艳动人的妻子坚持他必须得到一个写作的机会。让任何一个人关注我的写作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我的书得到的关注带给我同样多的困惑和愉悦。被人忽视将是可怕的，但是外界的关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有时候我对批评家稍微刻薄一点，会把他们比作给钢琴调音的聋子；而当我稍微变得宽宏大量时，我会认同已故的父亲说的，应该鼓励人们尽可能地诚实地生活。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反对自己成为一个话题。当我访问日本时，我看到每个寺庙都出售祈愿卡。买下它们的人会将这些长条纸卷起来，用线系在灌木丛中和低矮的树上。那些枝丫上飘荡着数百张卷得紧紧的纸条。有时候我会将自己比作这些寺庙里的一棵树。
当所有理性、严肃、本分的人都在汲汲于一份工作或者试图谋到一份差事时，我却坐在公寓后面的一间卧室里，在一张桥牌桌前写着点什么。我的桌子正对着三级水泥台阶，连通地窖和阴暗的砖砌走廊。家里只有我的岳母，她当时是个七十多岁的寡妇，一条厚实的辫子直直地垂到腰间。在她的母国，她曾经是一个现代女性、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妇女参政论者。她有一种脆弱又强硬的魅力。她把家维持得整整齐齐。那些植物、烟灰缸、台座、小桌巾和椅子无不展示着她的统治权。每样东西都像在军队里那样各归其位，她的公寓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西点军校。
午饭是十二点半开始。她的厨艺不错。我们一起在厨房进餐，饭后玩一盘骨牌。然后我岳母睡午觉，我则去街上闲逛。拉文斯伍德的路上渺无人迹。我信步闲逛，胃里像是有块大石头压着。我经常转到劳伦斯大道，然后站在桥上俯瞰排水渠。如果我是一只狗，我就会狂吠了；即使是一声轻轻的吠叫也能有些用处。但是我在这里不是为了咆哮的，我在这里是是尽可能聪明地解释世界——世界的美国版本。尽管如此，要是我在联合车站卖报纸或者在台球房练习球艺的话，我也会快乐得多。但是我严格约束自己，在卧室的桥牌桌前学习。
难怪才华横溢、智慧过人如约翰?契弗这样的作家会自愿去帮助那些犯人写下他们的故事。他知道被监禁的感觉。也许他认为那些已经被囚禁起来的犯人也许可以学习纪律。对于那些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本能的人而言，认为他们想被关起来、学着写小说这种想法，是不能容忍的剥夺。修女们也许不会烦躁，但作家们会。法国宗教小说家贝尔纳诺斯说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同类被切断开，这就是他为何在咖啡馆写作的原因。真的，咖啡馆！我愿意亲吻一家咖啡馆的地板。芝加哥没有咖啡馆，只有一些餐具油腻腻的自助餐馆、甜甜圈店或者小酒馆。我还从没有听过一个作家会带着手稿去小酒馆，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席勒喜欢一边写作一边闻苹果，还有某个人会在写作时把脚泡在浴盆里。在我看来值得效仿的写作安排是葛吉夫大师。每当有工作要完成的时候，他会和几个门徒一起钻进几辆豪华轿车，从枫丹白露的大本营出发。他们的食篮里有鱼子酱、冻鸡、香槟、奶酪和水果。领袖一声令下，汽车们就会停下来。他们会在草甸上野餐，之后被鲜花簇拥的葛吉夫会开始写作。如果能有这样的安排，我认为是值得做的。
我很庆幸，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在拉文斯伍德写过什么了，一定是很恐怖的东西。然而，写作本身是无足轻重的；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美国社会和S.贝娄终于碰头了。为了执行一项可怕的任务，我必须学会将自己从美国社会切除。我着将自己和能滋养我的一切切断的风险，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你允许这座工商业发达、鲜活而野蛮的，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城市垄断营养才会发生，这座城市自身正进行殊死的挣扎，它甚至都不会带着进攻性的敌意，说“要么按照我的方式生活，要么去死”。一点都没有，它只是对你的那种游戏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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