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六部小说，两集短篇小说集，几部传记和一些评论文章。其作品语风清新淡雅，描写的都是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状况，尤其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反映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精神贫困，在每部作品中主人公都试图通过挣脱社会与习俗的约束来求得个人解放。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印度之行》以及文学论著《小说面面观》等。
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一向是文学界的宠儿，有关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所以本文首先主要从阅读的角度对这套丛书做个简单的介绍。
文学作品的直接阅读无疑非常重要。会读书的人都知道，看作品以有感为上，有所启迪更佳，可以一直读到舒心快意，能与有识者共赏古今世界文学经典之瑰丽，品味蝼蚁人类勤奋思考之精华。这套丛书所选的书目就都是福斯特的代表作，从中可见“这一位”所贡献的瑰丽与精华：长篇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1905），《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1908），《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1910），《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文学评论《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1927）；《天国的公共马车：E.M.福斯特短篇小说集》（《天国的公共马车及其他故事》[The Celestial Omnibus and other stories，1911]和《永恒的瞬间及其他故事》[The Eternal Moment and other stories，1928]这两部短篇小说集的合集）。作品时间跨度为从1905年到1928年，这正是福斯特的创作时期。
其实福斯特的作品不光专家喜欢研究，大众也喜欢看。这当然和影视手段的推动不无关系。这套丛书里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有电影版：《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91），《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85），《霍华德庄园》（1992；另有2017年拍的电视剧版），《印度之行》（1984）。影视手段和大众阅读的关系严格说是互动互惠的，有读者缘，影视制作机构也就喜欢拍。文学研究关注的东西都比较深远，大众的喜好也未必浅薄，能打动人心就一定自有其道理。
福斯特的长篇小说充满了地道的英国风味，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对英国上层社会生活图景及其趣味的展示。在貌似复杂而琐碎的人物关系描写和故事情节推进中，他的重点更多地是揭示，揭示这个阶层的人在与国内外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时候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殖民地宗主国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各种内在的和表面化了的冲突，还有理想化生活方式与现实之间的冲突。给福斯特套什么“主义”似乎不太容易，我们只要从他的作品里看到了他笔下那个时候若干英国人的生活状态，看到了他或曲折暗示或直接表述的种种思考，也就对得起作者的苦心了。
福斯特的文论著作《小说面面观》基于他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体验去观察小说这种文学存在，去评论小说的方方面面，早已列入文学专业的书目。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幻想小说（或奇幻小说）等小说类别、小说节奏等等，为文学理论大厦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套书给了我惊艳之感的，还有福斯特的短篇小说。他长篇小说的那些特点同样表现在了他的短篇作品中。除此以外，在这些轻灵活泼、引人入胜的短篇中，对人类去向和人性发展的沉重思考，超越了现实局限、时代局限和社会局限，细想起来，的确令人震撼，却又处处不离“文学即人学”“伟大的文学家必然是思想家”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学正道。难怪文学界如此尊崇福斯特。
毋庸讳言，这类书的出版不可避免地要再次涉及两个话题，一个是读经典的意义，另一个就是重译的必要。
关于读经典，近年谈论的人比较多，笔者也在其他场合参与过讨论，重复的话就不说了。这里想强调的是：首先，经典的涵盖范围是一直在变的，新的经典不断加入，文学界的评论探究和出版界的反复出版，其实就是个大浪淘沙、沙里淘金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没有而且也不应该中断，一百年后也是如此；其次，和创作一样，文学阅读也有代际承接的问题，新的读者不断产生，对经典作品必然有着数量和质量上不断更新的需求。即便是宗教经典那种对曲解极为警惕的作品，也存在着更新的需要，因为教徒在生长，在变动。这是生命的特征。而与时俱进是生命力的特征。更何况经典的一个本质性特点就是耐读，即经得起反复读，而且常读常新。巧的是，在对福斯特的各种评介中，印象深的正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这样一句话：“爱·摩·福斯特对我来说，是一位可以反复阅读其作品的还在世的小说家，每次读他的书我都有学到了东西的感受，而进入小说阅读之门以后，就很少有小说家能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了。”[1]
关于第二个话题，翻译界有过不少讨论。重译同样和受众的不断变化有关，其实质是，译入语语言本身的发展和译入语文化环境的改变。除此以外，还涉及译本质量的提高。版权问题插进来以后，重译要考虑的情况似乎更为复杂一些。尽管如此，不断提高译本质量仍然是敬业的译者和出版人不懈的追求。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产品和一般意义上的科技产品有一个区别，和艺术与科学的区别一样，即并非后来者就一定居上。美学追求和先来后到的顺序基本无关，全看创作者内心的呼唤及其素质加努力。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同样。在考虑译本质量的时候，这是不能忘记的一个侧面，否则无法体现我们对无数前辈译者的尊重。
综合以上各种考虑，这套丛书在投入重译之初，我们就对参与这项工作的各位译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我们能竭尽全力，以爱惜羽毛的谨慎，锻造不后悔的硬作。
我们还提出了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个就是注意与前译的关系。为不断提高译作质量，后译对前译有所参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求，必须特别注意防止侵权。如与前译过于贴近，一般要求再改；如确有借鉴，必须予以说明。然而我们也发现，有些地方，从初译、修订到审校，经三四个人之手，后竟然还是与某种前译撞车，这只能说是所见趋同，巧了，因为那大概的确就是妥帖的译法。对这种情况如何看，还有待翻译界和出版界共同探讨。读者如果在这个方面发现问题，欢迎提出。
第二个需要特别注意之处，是福斯特的语言风格及其表达。语言风格的再现始终是翻译的一个难点，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众所周知，善用反讽，表达讲究机智巧妙（有时甚至给人以卖弄聪明之感），这是英国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福斯特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和推进者，因此我们注意了尽量保留这类表达方式的多层含义。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典型的英国绅士，虽然在用词甚至标点上也有一些自己的习惯，福斯特的语言基本上还是中规中矩的，这对翻译来说是福音，因为相对而言减少了难度。考虑到原文的时代特点，我们希望译文流畅可读，但不过度活泛现代。那个时期英语的一个特点是句子偏长，福斯特的语言也是如此，但结构也不是非常复杂。我们的把握是：对偏长的句子适当截断以便于理解，同时注意紧凑，不使其过于散乱。我们希望译作语言首先是不能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其次要能给读者以阅读的愉悦，此外还要让人感觉这是福斯特而不是其他人在说话。
总体来看，这套丛书其中的几本，译者认为纠正了前译中的一些错译，也就是说，我们的译本在翻译的准确程度上有所提高。细节之外，我们还尤其注意了整部作品的内在连贯，包括前后通达和风格的一致。至于美学意义上的评价，我们等待时间的检验，并且始终欢迎各种角度的批评和讨论。
衷心感谢丛书译者和出版社众多编辑的辛勤付出。
感谢爱·摩·福斯特赋予我们的文学盛宴。
杨晓荣
2020年11月16日于南京茶亭
译后记
翻译界曾经流行过一个段子：做不好翻译，就去教翻译；如果教翻译也吃力，那就去研究翻译。虽然是调侃，倒也确实反映了业内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实。自从二十五年前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与翻译结缘以来，学翻译、做翻译、教翻译和思考翻译几乎贯穿了生活的始终。为了避免沦为只会纸上谈兵的笑柄，尽可能多地进行翻译实践就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这也正是接受本次翻译任务的一个主要原因。
作为福斯特的代表作之一，《霍华德庄园》已经完成了它在汉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翻译所起的作用当然是毋庸置疑的。迄今为止，这部小说已有三个汉译本，分别是《此情可问天》（景翔译，1992年业强出版社出版）、《绿苑春浓》（林怡俐译，1992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和《霍华德庄园》（苏福忠译，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201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也许是受到特定时期两岸文化交流渠道的限制，《此情可问天》和《绿苑春浓》这两个台湾译本在大陆地区的流传并不广泛，一般读者也较难接触到。相对而言，苏福忠先生翻译的《霍华德庄园》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已有译本而选择重译出版，发行方自有一番考虑，而译者除了领命之外，想必还存有一种让经典更加完美的理想。翻译任何文学作品，从零开始的初译者注定困难重重。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原文理解上的困难和翻译条件的限制都会让初译者步履维艰，难免因此出现一些误译现象。尽管如此，每部作品的首译之功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它也是后来者继续完善译本的基石。在本次重译过程中，译者就从苏福忠先生的译本中受益颇多，在此特致谢忱！
从翻译活动本身来看，抛开语言风格上的考虑，重译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让译文质量更上层楼。诚如本系列丛书主编杨晓荣所言，文化产品并非后来者就一定居上，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努力超越前译是每个重译者必须秉持的信念。已有译本的参照，翻译手段的丰富，也在客观上为完善译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本次重译特别希望在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上有所突破。
准确性属于是非问题，往往表现为某种“硬伤”。究其原因，可能是看走了眼，也可能是对原文某个表达望文生义，又或者是因为对某处背景不了解，从而导致误译。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当然要靠细心、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网络时代的资源优势，以搜索引擎为出发点，借助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材料解决那些隐藏得比较深的误译问题。
在翻译《霍华德庄园》的过程中，译者除了阅读与原著相关的文献（如研究福斯特及其作品的专著与论文），还观看了根据小说拍摄而成的电影和电视剧，以加深对故事情节及人物特征的理解和直观感受。同时，针对小说中对话较多的特点，又找来小说的配套朗诵音频，反复聆听，以便更好把握书中角色的语气。毕竟，印在纸上的文字是冷冰冰的，缺少轻重缓急，没有抑扬顿挫，说话者的腔调往往因此难以把握，甚至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而专业人士的朗读往往能让一些本来模棱两可的对话变得异常清晰易懂。
背景信息的缺乏是导致误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搜索引擎恰恰可以弥补译者知识方面的不足。例如，在小说第四十一章中，书中另一重要人物伦纳德来到圣保罗大教堂观看一幅画，福斯特对此有下面的描述：
But the light was bad， the picture ill placed， and Time and Judgment were inside him now. Death alone still charmed him， with her lap of poppies， on which all men shall sleep.（苏译：但是，光线太差，那幅画儿又挂得不是地方，“时间”和“审判”现在深入到了他的内心。唯有死亡对他还有吸引力，张开它那罂粟般的怀抱，让所有人都酣睡在里面。）
在这句话中，“Time”、“Judgment”和“Death”都是大写的，而且“Death”之后的呼应代词是“her”，这些异常信息引起了译者的关注，于是结合语境中的信息进行了网络搜索，发现这里提到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的一幅作品，名为《时间、死亡和审判》（Time， Death and Judgement） 。画中“时间”、“死亡”和“审判”是三个人物，其中“时间”和“审判”是男性形象，“死亡”是女性形象，而且“死亡”的裙摆上正是小说中提到的罂粟花。因此，新译本将整句译为：可是光线比较暗，那幅画放得不是地方，对于画中的“时间”和“审判”，他已谙熟于胸，只有“死亡”还在吸引着他，她那铺满罂粟的裙裾是所有人终将酣睡的地方。并为这句话增加了译注，补充了画作的背景信息。这样，读者在看到“时间”、“死亡”和“审判”这几个表述时就不会心生困惑了。
除了提高译文的准确性，本次重译还力图在可读性上有所改进。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当然期望从中得到愉悦的体验，如果小说文字佶屈聱牙、逻辑不畅，肯定会让读者不忍卒读。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要“说人话”，尽量消除翻译腔，注意句间衔接与连贯，让读者不“蒙圈”、不费劲。当然，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有没有实现，得由读者去判断。
网络时代的便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为提高译文质量提供了保障，但文学翻译是一种需要灵感思维的创造性活动，译者无法、也不应该完全依赖这类技术手段。只有不断阅读优秀作品、不断咀嚼体会其中味道，才可能译出打动人的作品。译，然后知不足。这是近两年来无数次“捻断霜须”后的真切体会，也将是今后继续实践的动力。
即将交差之际，心底不禁涌起一番感慨，这其中既有重度拖延症患者于“催逼”之下完成任务后的如释重负，也有丑媳妇见公婆前的忐忑不安。能否释然，恐怕还要再等上些时日，由读者诸君的反应来决定了。
后，写几句并非套话的套话。本套福斯特丛书主编杨晓荣老师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令人感佩。作为本书的早的读者，我的夫人和孩子也常常为改进译文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此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巫和雄
2021年1月30日南京月牙湖畔
[1] 原文是：E. M. Forster is for me the only living novelist who can be read again and again and who， at each reading， gives me what few novelists can give us after our first days of novel-reading， the sensation of having learned something. 见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的《爱·摩·福斯特》（E. M. Forst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一书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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