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原著出版于1982年）是萧邦奇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本学术专著。
萧邦奇，马里兰罗耀拉大学的荣休教授，退休前曾担任该校的亚洲史德勒讲席教授。他于1944年出生于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农场主家庭，1975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和杨格（Ernest Young）。萧邦奇的研究与教学兴趣主要是19、20世纪的中国史，尤其对浙江历史情有独钟，关注于宏观叙事和地方多样性之间的互动。曾出版过多部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t Xiang Lake）以及《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值得一提的是，《血路》曾在1997年获得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的殊荣。除却学术专著，他还出版过一系列的论文集、资料合编以及教科书。
《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是一部颇有创见的著作，它将20世纪初期中国视为政治转型的时期，而不仅仅是政治分裂及建构民族国家的暂时中止，亦将研究视野从经济发达地域，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欠发达地区。更有意义的是，该书所建构的“四个浙江”的分析框架，以及所运用的丰富多样的史料、扎实而细致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深化了近代浙江的研究。
由于地形和传统行政区域乃至学术流派划分的影响，明清以来学者多将浙江内部区域差异分为浙东、浙西，即宁绍台温处金衢严的浙东和杭嘉湖的浙西。两浙亦成为浙江的别称，如近浙江图书馆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办的“两浙名贤——浙江历史名人系列讲座”，即寓此意。这种由历史传统沿袭而下的分析框架，在多种主题下，如浙东学派、浙西词学之类，又如“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之语，自然是跟历史事实有熨帖之处，但如不假思索地将浙东、浙西之别视为浙江研究的主干乃至全部，则无疑存在极大的风险。
在萧邦奇看来，对于政治变化和发展时期的精英及其功能而言，“浙东与浙西的分野并不能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分析框架，因为这一分野并未考虑区域内部的不同，以及经济与社会变化之于该环境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无疑突破了浙东、浙西二分法的窠臼。虽然施坚雅也曾提出了以“城市化”作为考量的分析模型，主要以人口密度为指标，将浙江省分成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长江下游区域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东南沿海一带，但萧邦奇认为此模型过于模糊，不足以反映多样精英结构种类。他根据人口密度、邮政发展程度、金融指数（以典当行和钱庄为衡量标准），将浙江75个县划分成核心区内部、核心区外部、边缘区内部、边缘区外部，概之为“四个浙江”。继而对每个区域内的行政机构，传统组织如宗族，现代精英制度组织如自治机构、商会、农会、律师公会、教育会，军事机构，现代学校，公共领域如水利、慈善等等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辨析，从而提炼出相应的四种特征。萧邦奇指出，清末民初几十年浙江省级层面精英的政治角逐，与四个区域特征息息相关。从辛亥革命、192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不同的历史进程与不同的区域特性产生共振，而产生不同的政治变迁和政治格局。
虽然从研究主题出发，萧邦奇以县为单位，将浙江分成四个区域，但他敏锐地注意到府这一层面在认识浙江政治变迁上的价值。“分析省内政治合作与同盟的合适单位应是府而非较大城市贸易系统，尽管很多府城同时也是较大城市。”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在县域内部，各地发展其实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他看来，理想的分析单位是乡镇一级，只是他已经尽其所能，但是资料仍明显不够。可见，萧邦奇在使用“四个浙江”分析框架的同时，仍保持强烈的警惕性和自省性。但就其研究主旨而言，四个浙江的分析框架已达到了预期目标。诚如他在附录C所述：“这些资料来源问题虽然使得许多结论不够有力，但不会全盘颠覆基于实证研究的有依据的假说。即使这些数据只能用于初步提出假说，但在中国精英研究的起步阶段，假说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考虑到众多学者直至今天仍以概貌式或者举例式，又或以浙东、浙西二分法来研究浙江，毫无疑问，萧邦奇在四十年前提出的研究范式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此书初稿翻译分工如下：至九章，杨涛羽和徐立望；第十至十二章，李齐；结论及参考文献，肖依依。徐立望对全书译文统稿和修订，李齐承担了审校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初期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徐立望和杨涛羽对本书前九章各自翻译，结果两个文本姑且不论译语准确与否，单就句式风格而言，已是大相径庭。语境转换之困难，令人生畏；遥想萧邦奇教授当年爬梳大量地方史料，则令人生敬。限于学力，译文当有不少舛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一本书能够问世，是多人相助的结果。感谢李齐，没有他的督促和支持，译稿完成遥遥无期。感谢浙江大学哲学系王俊兄的推荐，让我与此书结缘。同时也感谢复旦大学博士生吴世平、浙江大学硕士颜扬方在翻译过程中的帮助。编辑卞清波、康海源两位老师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徐立望
2021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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