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证券分析师
1914 年 8 月初，注定要发生的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它会导致西方文明的消亡吗？它是欧洲诸国领袖缺乏优秀领导力或外交技巧造成的后果吗？或者说，它是否仅仅是国与国之间延绵不断的战争的延续，终似乎不会在历史上留下重大印记，只会给参战者带来灾难，而对幸存者则像过眼云烟？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因为有其他人比我想得更深入、更透彻。我只会从一个年轻的纽约人的狭隘角度写一写，在战争早期阶段我与周围人共同体会到的困惑与亢奋。
1914 年 8 月 3 日的前几天，股市情绪已经显得很紧张，但还没有达到恐慌的程度。敌对情绪的爆发让纽约和欧洲的金融圈感到惊讶。我们的市场被汹涌的抛售潮淹没，很快，政府就决定关闭纽交所。随后，所有其他交易所也相继关闭了。在遥远的大洋另一端的人看来，这种抛售潮似乎是奇怪且极其不理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的爆发很快就会带来战时的经济繁荣。不过，我们可以从技术层面对抛售潮做出简单的解释。欧洲投资者持有大量美国证券，当战争爆发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他们的资金撤回国内。他们本能地认为，在战争期间，资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比放在遥远的国家更安全，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那个时候，尽管我们可以从伦敦交易所的日常交易行为中看出他们的激动情绪，但外国投资者唐突而过激的反应还是给我们的市场带来了不可承受的压力，我们的股票经纪人开始快速抛售证券。也许，将这一次的市场表现与大约 25 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市场反应进行对比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市场也出现了恐慌性抛盘，这属于投资者对新灾难的自然反应。但没过几天，美国民众就开始意识到大量的战时物资需求将给经济带来的前景，于是在战争爆发的同一个月，1939 年 9 月，市场大幅反弹。不过，事实证明，民众的预期还是过于乐观了，因为随着 1940 年法国沦陷，市场信心再遭打击，股市又开始大幅下跌。
至今我还记得那些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苏联对奥地利宣战；德国对苏联宣战；法国对德国宣战；英国对德国宣战。这些新闻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们的确真实发生了。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这一世界性灾难，把我们的关注重心转移到了战争对我们的影响上来。当交易所关闭时，我不知道我们的业务和我的工作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事实上，华尔街没受到什么冲击，只是所有公司以降薪方式留住了员工。我很高兴还能保有一份工作，哪怕每周的薪水只有 10 美元。
几个月后，交易得到有限度的恢复。按照规定，交易价格不能低于市场关闭时的价格。没过多久，战时物资订单开始从法国和英国涌来，经济前景迅速从悲观转为乐观。交易限制也被取消，而股市在战争期间就开始了上涨。面对突如其来的逆转，我们的难题在于人手不足，因为有很多员工已经离职。于是我一个人承担了多项工作。忙起来的时候，我要帮助我们负责报价板更新的小伙子张贴股票报价。为此，我要系上厚重的皮带，皮带上的每一个小格包含了分数部分从 1/8 到 7/8 的报价区间。在其他时候，我还要接听电话总机，或者帮助各个后台部门的员工，甚至时不时跑出去递送证券凭证。那个时候，我的薪水恢复到了每周 12 美元。
不久，我回到债券部门，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很快，我就迫不及待地给客户打电话了。比起之前销售打折照片优惠券和衬衣板广告，销售债券要愉快得多。接到债券销售员打来的电话似乎极大地满足了普通商人的虚荣心，并且他们拒绝的方式也很委婉。
我记得，曾经有一通电话被我客户的客户的登门拜访打断了，我的这位客户在话筒那头儿郑重地说道：“稍等我一会儿，齐尔希先生，我正在与我的银行家通话。”我居然是银行家！然而，事实是那个时候的华尔街从业人员都把自己称为“银行家和经纪人”，每个人都在信纸抬头和支票上印着这一头衔。我一直都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刚进入股票和债券行业的人，让广告牌制作人帮他制作一个写着“约翰·史密斯，经纪人”的标牌挂在门上，并问对方需要花多少钱。制作人说需要 5 美元，但又补充道，如果他愿意给 7 美元，就可以把标牌写成“约翰·史密斯，银行家和经纪人”。史密斯回复道：“那就这么做吧，谁不愿意为了当上银行家多掏 2 美元呢？”几年后，州法律规定“银行家”不能再作为头衔出现在书面资料上。
回到债券部门的头几个月，我结识了纽交所的一个“红马甲”，理查德·威尔斯泰特先生。他在我们债券部租了一个座位，每天下午收市后，他会从纽交所来到我们这里，在他的座位待上一段时间。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我。他是个独身主义者，近视眼，一头红发，留着范戴克式的胡须，说话带有德语口音。事实上，他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德国化学家的兄弟。不过，他在情感上是支持同盟国的。他带我去“共和党人俱乐部”吃过几次午餐，那里经常有名人发表演讲。有一次，德国大使冯伯恩斯托夫试图为德国的行径辩护，但没能获得成功；还有一次，日本大使讲述了为什么他的国家会加入同盟国。但对我而言，的收获是听了当时纽约市市长约翰·珀罗伊·米切尔（John Purroy Mitchell）的演讲。他很年轻，瘦高个子，他讲述了自己如何成功地击败了坦慕尼协会。遗憾的是，大约 3 年后他就去世了，而我则成了他葬礼仪仗队中的一员。
为了做好与债券相关的工作，我开始研究铁路债券报告的细节。我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相关的标准教材，即由劳伦斯·张伯伦（Lawrence Chamberlain）撰写的《债券投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Bond Investment），不过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部沉闷的大部头著作。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撰写的教材会在全国范围内取代张伯伦的书。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萌生了想写一份关于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分析报告的想法。在读完该公司 1914 年 6 月之前的财年报告后，我认为该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都处于危险状态，投资者不应该再持有它的债券。分析报告写完后，我把它拿给我的朋友威尔斯泰特看。他很喜欢我的报告，随后又把它拿给了 J. S. 巴赫公司的一个合伙人看。这位合伙人告诉他，如果我对分析工作感兴趣，他们愿意招聘我去他们公司的统计部门。那个时候，我十分确定我更想成为一名证券分析师而不是债券销售员。于是，我去见了莫顿·斯特恩（Morton Stern）先生，他后来成了 J. S. 巴赫公司一位非常重要的合伙人。在简单交谈之后，斯特恩先生给我开出了每周 18 美元的薪水，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为他们写报告，回答客户的问题，但前提是我的公司不反对我离职。
这一切真是太棒了！我非常肯定老东家会很乐意放我走，因为我在债券销售上做出的佣金贡献完全不足以抵消我每周获得的 12 美元薪水。然而，当我把换工作的决定告诉塞缪尔先生时，结果与我想象的完全相反。他们对我那么好，我怎么可以如此不忠诚，竟然想要离开公司？其他公司怎么好意思挖走他们的员工？这违反了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但我认为我在这里无法为公司做贡献。”“那要由我们来评判，而不是你。”“但我不适合做债券销售，我确信我能在统计工作上做得更好。”“很好，我们正想组建一个统计部门。你可以加入这个部门。”“好吧，纽伯格先生，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留下，我当然很乐意这么做。”“很好，我们会商量一下你的薪酬问题，随后告诉你结果。”
公司开了一个办公会，决定把我的薪水涨到每周 15 美元。考虑到他们之前在我身上的投资没收到成效等原因，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涨工资。我对这一薪酬很满意，尤其考虑到我即将真正开启作为证券分析师的职业生涯。几个月后，在业务爆发式增长之际，塞缪尔叫我去他办公室，说我现在可以每周拿 18美元的薪水，因此我不用再认为我留下来吃亏了。这标志着我彻底与 J. S. 巴赫公司无缘了。又过了几个月，我再次获得涨薪，塞缪尔得意地告诉我，如果我当时接受了J. S.巴赫公司的邀请，他的公司就不会再招聘任何一个大学毕业生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良师益友威尔斯泰特搬走了，我们见面的次数少了很多。尽管他邀请我去他新的处所，但我太忙了，一直没能成行。每当我在街上远远地看到他，我都会因为觉得忽略了他而感到内疚，于是我只好绕着路走。有一次我们正好在街上碰见，他批评了我，说我之前好几次看到他却不跟他打招呼，很没礼貌。我由衷地感到羞愧，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好在他原谅了我。我想，这件小事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如果你没能尽到对某个人的责任，你会很自然地远离那个人，而这么做会对那个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公正而友好的相处之道要求你在时间就承认和改正你的错误。
价值投资的启蒙
为了做好与债券相关的工作，我开始研究铁路债券报告的细节。基于对财年报告的研究，我发现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都处于危险状态，投资者不应该再持有它的债券。这一分析报告得到了 J. S. 巴赫公司合伙人的认可，于是我从“债券销售员”转型为“证券分析师”的契机出现了，而这种“研究型”投资，恰恰是“价值投资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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