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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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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民国史研究专著。通过对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的研究，探究民国时期山东乃至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本书以史料为基础，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研究方法，力图以“自下而上”的视角透视该时期的中国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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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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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民国时期城市下层民众的生活遭际中蕴含着丰富的反映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信息。本书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的“众生相”，既深化了对民国时期城市下层社会和近代山东城市史的研究，也有助于“自下而上”地理解近代山东乃至中国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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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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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景莲，山东鱼台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主编教材1部，参编著作3部，在《东岳论丛》《滨州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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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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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1
绪论1
章近代山东的城市化和城市下层社会的形成37
节近代山东的城市化37
第二节城市社会职业结构的重构和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的界定61
第二章民国时期山东城市工人店员群体的物质生活75
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现代产业工人的物质生活75
第二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手工业工人的物质生活108
第三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店员群体的物质生活118
第四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学徒群体的物质生活127
第三章民国时期山东城市自谋生计者群体的物质生活137
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自谋生计者群体概况137
第二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自谋生计者群体的物质生活142
第四章民国时期山东城市苦力群体的物质生活156
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苦力群体概况156
第二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苦力群体的收入状况164
第三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苦力群体的物质生活170
第五章民国时期山东城市游民群体的物质生活191
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游民群体概况191
第二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妓女的物质生活193
第三节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乞丐的物质生活218
结语236
参考文献258
后记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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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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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为什么研究民国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物质生活史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为剧烈、动人心魄的一幕，也是中华民族从落后走向富强、从衰亡走向复生、从传统走向近代、从列强欺凌到民族独立为关键的时期。”中华民国时期也是与当代中国距离近、联系为紧密的时期，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时的角度看，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的城市是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缩影。城市的发展历程集中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涵和过程，无论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还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变革，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对中国近代城市的深入研究和剖析，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也有助于加深对当代中国国情的认识。
历史是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可以找到一个简洁恰切的答案：“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尽管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但历史往往以广袤无垠的时空湮没芸芸众生具体而丰富的日常生活，“而主要彰显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活动、关键事件和突出人物”，由此，政治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革命史等史学“范式”在近代以来的历史科学园地里竞相绽放。
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历史研究应该“将透视的焦点从国家上层移向社会下层，下力气研究芸芸众生……透过他们日常普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展示千百万人的‘众生相’，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在大陆史学界复兴并开始展示出“千姿百态的魅力”，“传统笼罩的村庄，香烟缭绕的庙宇，温情脉脉的宗族，质朴有趣的民众生活……” “从下向上看的历史”或曰“底层的历史”研究逐渐受到青睐，普通民众成为中国史研究学者瞩目的焦点。
社会生活史以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生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种社会生活素材，多角度地揭示历史演进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 “社会生活主要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物质生活，侧重于衣、食、住、行的习惯和方式的研究；精神文化生活主要研究民间宗教信仰、岁时风俗、文化娱乐等。”
近代中国城市下层社会是近代中国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结果。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展开的。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口岸城市的开放以及中外贸易交流的开展，城市化的浪潮由沿海口岸城市率先启动并推向内地。
山东，作为中国东部沿海要区，不仅是较早接受外部世界挑战而启动城市化的地区之一，而且各种类型的城市比较齐全：既有在不平等条约下开放的烟台、被德国和日本先后侵占达20多年的殖民地城市青岛、被英国强租达30多年的威海卫，也有在清末民初主动开放的济南、潍县、周村、龙口、济宁等，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传统城市临清、淄博。
对民国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进行研究，主要意义有三：
，有助于深化对民国城市下层社会的研究。
随着前述社会史的复兴，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扩散到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在城市社会阶层研究方面，学者除了对属于社会上中层的买办、商人、教师、公务员等群体展开研究，对下层社会的一些特殊群体如人力车夫、乞丐、娼妓、城市贫民等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就城市下层社会总体而论，“失语”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基于中国不同地区间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差异，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是推动历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结合前述山东区域城市的典型性，本书选取山东区域，对城市下层社会的构成、数量、收支状况和生存状态等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民国时期城市下层社会的研究。
第二，有助于深化对近代山东乃至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历史并不只是上层少数人创造的，作为物质生产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往往影响到领导集团的决策，从根本的层次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
“广大城市下层民众那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真切地记录了近代社会转型和剧变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他们的城市遭遇和生命历程，蕴含了丰富的反映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信息。”对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近代山东乃至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
第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历史研究的功用不仅仅在于重建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于为当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现实价值的理论指导与借鉴。正如梁启超曾经指出的：历史要“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史家之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治史者可以通过斟酌选题及视角，使自己做出的历史“既是过去的科学，又是现时的科学”。
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学者尹伊君曾指出：始于清末的那次变革是“中国社会的第三次转型”，“而迁延至今，未成定谳”。不管我们是否赞成这一观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抛开社会制度因素，从城市化引起社会阶层结构变革的角度说，清末至民国前期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自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中国发生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引发了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变动，传统社会中的社会阶层急剧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花了几百年才出现的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社会已经初步显现。
从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城市化、工业化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与此同时，主要由于企业改革、改制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原因，“相当多的职工被排挤出生产领域，下岗、失业了，生产性工人实际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下降了，企业职工社会保障薄弱”，城市中也出现了一个数量较为庞大、结构比较复杂的弱势群体。2002年3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对弱势群体要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这是我国政府次正式使用“弱势群体”这一术语，也是该词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表明弱势群体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当今城市“弱势群体”的主体其实就是城市下层社会。
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时期在社会转型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本项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民国中国社会的了解，对于认识、解决当今中国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弱势群体问题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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