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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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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概念，似乎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理解：就时间即“纵”而言，始自上古三代，历经汉唐宋元，降及是有清诸朝，均在其规范之内；就专业领域即“横”而言，则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等等，全都包罗其中。甚至，鉴于社会制度、意置于“传统中国”的范畴内进行研究。显而易见，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必须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是为传统中国研究的特色，也是它的观点。千百年来，人们就是在原型或真相因各种原因被掩盖、被扭曲的情况下阅读、理解传统和传世文献的，面对这些传统、传世文献的某种程度误解就构成了真实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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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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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二十四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是一本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不定期学术集刊，在学术界获得良好的口碑。本辑收录近期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论文，见解深刻，颇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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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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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创刊于2006年，在学术深度上还是研究广度上，都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刊物于2012年1月，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收录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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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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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陆九渊心学与中国文化的正向精神 詹海云
经子研究
读安大简《诗经》小记 陈鸿森
《克殷》“叔振奏拜假”笺释 张怀通/021
儒家父子伦理中的一体与张力关系——《论语》“父在观其志”章疏解 黄少微
试论王船山“心论”的义涵 刘聪
黄佐《庸言》与《近思录》之道统观辨异 黄鹤
论汪绂的《礼记》学成就及其礼学思想 王献松
史学研究
周代以前的葬俗考辨——以《皇览·冢墓记》为中心 戴建国
论赋体类书的产生与流变——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刘全波
由本事以窥作意：论韩愈《毛颖传》的“驳杂无实” 陈慧
“感其心而受其益”——论书院官师留别诗 许虹
清代士人家庭生活自叙：以女性忆传为中心 石晓玲
文献考证
从古写本《群书治要》看今传本《孔子家语》王肃注文存在的问题 王文晖
序跋与书评
《晋会要》前言 邓骏捷 陈才
辨伪与识真——《〈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读后 杨青华
名家学述
何九盈先生学行述论 庞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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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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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士人家庭生活自叙：
以女性忆传为中心
石晓玲
摘要：以从千余部清人文集中爬梳出的典型女性忆传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类既非正史又非野史、小说的纪实型自叙进行文本细读，探究清代士人在此类家庭生活自叙中，如何建构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女性之形象及自我形象、伦理亲情，通过详察士人如何言说、如何遮蔽，从文学史角度阐发其在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中的新意，从史学角度窥视清代士大夫阶层家庭生活尤其是其中的女性生活之一斑。
关键词：传状；忆传；家庭；士人；女性
作者简介：石晓玲，女，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副研究馆员，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上海市“中华典籍与国家文明”战略创新团队成员。
日常生活、私人感情之逐渐细化、个人化的书写是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演变的标志之一。由于清人女性忆传的作者为各阶层士人、书写对象大多是士绅家族女性，作为塑造人物形象和写情叙事的主要载体，其中的家庭生活及其书写特点值得我们探究。在新史学“还原历史现场”的倡导下，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古人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心灵情感。由于有大量作品——自述流传于世，明清士大夫的生活史、心态史首当其冲。李孝悌先生对士大夫生活史研究意义的阐发颇足借鉴：“一旦穿透了由精炼的文字和符码所建构的迷障，进入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堂奥，我们就会发现在面对这些复杂的‘圆形人物’时，传统的分析范畴或学术取径——不论是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或文学史——之不足。这些专精的学术视野，固然解决了各个领域内的技术性问题，也对明清士大夫的某些面相做了深入精密的剖析，但也同时模糊了这些士大夫的整体面貌，将淋漓饱满的人物切割成断裂的单元。生活史的研究看似细琐，却往往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横切面和统合点，来重新架构一套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风貌。当‘士大夫文化’一词被广泛、普遍地使用，却鲜少人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士大夫文化中的‘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时，我们对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细节的描述，也许就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士大夫的逸乐、交游等问题正在得到细致考察，而士大夫（或扩展至下层士人）正式的家庭生活似尚少人问津有论者甚至称：“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清代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以及对其家族成员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迄今为止论著不多。……造成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主要在于缺少资料。清代人物传记资料虽多，却很少有家族婚姻状况之记载。”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家庭婚姻状况正是女性忆传文的核心内容。，而这正是本文聚焦的女性忆传的书写重点。庙堂之外，家庭之内，至亲之间，在这不为人知的私领域，士人如何向世人描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如何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形塑合乎自己理想的家人尤其是其中女性的形象。
一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极少以散文描写私人家庭、情感生活，故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一出便被惊为至文，至今备受推崇。而从林语堂、俞平伯等现代文学大家到当代研究者，推崇《浮生六记》者不少是看重其对文人私领域中日常生活和心态情感的细腻呈现。可参看俞平伯《重印〈浮生六记〉序》（一、二）和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自序》（见沈复著、王稼句编《浮生六记》，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10页）及俞平伯《德译本〈浮生六记〉序》（见俞平伯著，孙玉蓉编《俞平伯序跋集》，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78—279页）。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讨论元、白艳体诗时指出：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
这一论断为后来学人广泛引用，认为这是将《浮生六记》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历史中，对其创新性给予的高度评价，亦有用此观点展开具体论述之作，对“例外创作”说的阐发甚至成为《浮生六记》研究的重要一支，如孙菊园《〈浮生六记〉是一本怎样的书？》、王宜庭《沈复和他的散文》等。康正果等先生近年相关论著中的说法也与此大体相同。康正果：《悼亡和回忆——论清代忆语体散文的叙事》，《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若仅就散文而言，这种印象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我们在女性忆传中亦不断碰到“例外创作”。我们探究忆传中的士绅家庭生活，不是要以此为史料来证实或质疑史学界对清代士绅阶层女性家庭生活的结论，而是想通过详察作为作者的士人诉说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强调了什么、带过了什么，来感受和分析士人如何书写他们敬、爱的家族女性的生活，及其之于文学及史学书写的意义。
一、 逸乐与温情自叙：儒家伦理内外（一） 闲情雅致遮蔽下的现实情境
以《浮生六记》为代表的忆语文中文人对自己闺阁闲情、米盐琐屑的叙写向为论者津津乐道。而究其根源，并不仅因其为“例外创作”，或其在文学技法发展上的重要意义，直接的原因是其间附载着佳人的慧心灵性，充满了文人雅趣，故易引起读者之艳赏。而其他女性忆传文中对米盐琐屑的描写则大多仿佛生活本相的实录，有伦理意涵，亦有真情寓焉。
清中期苏州下层士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妻子陈芸自制梅花攒盒、活屏风，历来为论者所叹赏。《影梅庵忆语》中，除了校书、品茗、焚香、赏花、玩月这些诗意化的闺中乐外清代华亭人（今上海）黄图珌在《闺房乐事》中道：“炉香茗椀，梱内岂无名士风流。琴韵书声，女中偏有须眉气象。”且列焚香、抚琴、藏书、学书、画花、吟哦、供花、烹茶、秋千、剪彩、油花卜、斗草、乞巧、纳凉、待月、清谈、尊酒为闺中乐事。（见其《看山阁集》闲笔卷十四芳香部《闺房乐事》，《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17册，第763页），明末清初大名士冒襄还津津乐道于小宛之厨艺，因冒襄“嗜香甜”，喜与宾客共赏“海错风熏之味”，小宛以奇思妙想将花露、豆豉、腐乳做得精致美味小宛甚至因此被今人评为古代的十大美食家之一，《影梅庵忆语》与饮食文化的研究可参看绪论综述部分。。冒襄信手拈出几则，将制作方法细细道来，令批书的杜茶村大为垂涎：“一匕一脔，异香绝味，使人作五鲭八珍之想。”兹选录一则，以见其风致：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穰一丝漉尽，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搅糖细炼。桃膏如大红琥珀，瓜膏可比金丝内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洁，坐炉边静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浓淡为数种，此尤异色异味也。〔清〕冒襄《影梅庵忆语》，《续修四库全书》1272册，第242页。
此段对果膏的描写可谓色香味俱佳，伴以曾色艺冠绝秦淮的名妓静坐炉边，简直是一幅完美至极的闲情图。香艳的美食和佳人（从良的佳人或曰被驯服的佳人）如此静谧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文人千百年的美梦，“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与之相比，亦觉稍逊。冒襄出身名门，才华气节均足称道，明季为复社中坚，“四公子”之一。冒家源出蒙古王族，至冒襄父祖仍保持着逸乐豪奢的传统，家有名园、戏班，直至鼎革之后，仍广庇世讲安居于水绘园，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之子、清初大名士陈维崧与冒家歌僮徐紫云的传奇便发生于这水绘园中。除著名的董小宛，冒襄其后所纳姬人金玥（晓珠）、蔡女萝、吴扣扣也都昳丽有才，为士林所羡。其于追忆亡姬之文中，将爱姬所擅之饮馔细细列出，近于食谱，而又极尽风雅，既承载着两人于共同的生活雅趣中沉淀的真情，又是晚明士人尚奢享乐精神的余意，更是遗民文人对逝去时代的悼伤，故《影梅庵忆语》不仅为治文者所赏，亦为治史者所重。
清中期钱塘大名士陈文述（云伯）少负才名，为一代文宗阮元所赏，有吟坛祭酒之称，为官又颇有政声，乐于周恤寒士，甚至有受惠者称其“为人行事酷肖范文正公”（凌霄语）；同时又风流自赏，广收女弟子，为其子陈裴之的姬妾王子兰（紫湘）作《紫湘诔》“诔”一般为尊长或德行卓越者作，翁舅为出身风尘的儿姬作“诔”，颇为出格，正如宝玉为晴雯作《芙蓉女儿诔》，当时的批书人多视之为小儿胡闹。，颇多不合礼俗之举。其为妻子所作的《先室龚宜人传》中叙及其妻因次子之殇，悲痛卧病，后遵“神医”示，饮酒治病而日耽其中：
宜人之初饮酒，以治疾也，饮之日久，弥得酒中之趣。清晨披衣起坐，盥沐后，即温佳酿二樽，鲑菜之外，佐以名花佳果，初和以东阿胶，后屏不用。小银斗约容半升，徐徐饮之，至午而毕，则下帷拥衾静卧。晚乃翦烛复饮，漏三下毕。每日夕凡四壶，酒器数事皆精洁。卑幼咸聚其室，遇得意则飞一觞饮之以为乐，亲串中或以酒瓮来，辄开口笑；贻酒券者，属女苕仙郑重藏之，他物不在念也。侄孙辈于尊称上冠以酒仙二字，辄笑而颔之。既没，延戒律僧，礼大悲忏，晩用瑜珈法，施食登坛，召请内外，皆闻酒香四溢，岂生前耽饮，没而曲糵之兴犹未忘耶？古之好饮者，称刘伶阮籍，然彼皆生际衰晚，托沉冥以自晦，似不若宜人之遭际太平，眷属承顺，知足不辱，自全其天也，谓之酒仙，亦可谓名称其实者矣。
妻子龚羽卿为诗人龚樊山女弟，诗亦庄雅可诵，中年后与云伯奉道惟谨。“酒”与仙，与文人趣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云伯在为正妻所作的传中——通常此类篇章都以朴质庄重为上，将妻子终日饮酒高卧之乐细细道来，不以为非，反带着宽容和赞赏，间以语调温柔的浅谑，羽卿在丈夫笔下真就成了优游卒岁的酒仙。云伯风流多情，姬妾如著名的管静初、文静玉都美丽而有韵致，工诗善词，加上以诗、画名世的儿媳、女儿，亦是著名的风雅世家。然而羽卿本“性严重，不苟言笑”，初时与管静初并不相得由此文所述羽卿晚年对静初所言“吾与子相处三十余年矣，始以细人之言，与子意见多龃龉，然子面无愠色，退无后言，是子之包容我也”可知。；次子早殇，长子裴之俊逸多才，时人有“国士无双”之誉，而后竟卒于外乡；两孙一幼殇、一闻父讣惊痛致病，常年不愈；次女遭人仳离，携两女大归母家二十年。在世人津津乐道的文采风流之后，是普通人家的生死病痛、家庭矛盾。两者参差对照，此段关于饮酒的描绘，便显得意味深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酒仙故事。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共同支撑着清代士人的精神世界，具化而为日常生活、一言一行，士绅阶层的女性则与士人同进退，共受影响。士人或许在家庭外尚有仕途经济、社会交往活动以分散生老病死、伦理变故所带来的人生痛苦，而闺阁女性在面对这一切时，当儒家女教不足以排解痛苦、抚慰心灵，则往往更倾向于求佛问道，在清人女性忆传中，士人对自己家族女性如母亲、妻子的潜心向佛也多不讳言。儒释道融合不仅是中国民间思想的突出特征，在士人及士绅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此类融合的痕迹。
（二） 米盐琐屑折射的家庭温情
除了此类名士风雅，清代不少士人或游学，或游宦，常年在外颠沛流离，日常生活之乐对他们反倒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明末清初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黄宗羲之弟黄宗会在《祭亡室文》诉说自己曾有的对美好生活之期盼：
余十年之颠沛流离，幸兄弟之怡然及吾母之安康，或可糊口。自期偕汝夜舂而为晨粮；春畜肥羜，夏种群瓜，刈麦薙稻之香；不失岁时之祭扫，与堂上之壶浆；余庶可优游一编，随时运之行藏。〔清〕黄宗会：《缩斋文集》之《祭亡室文》，《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26册，第770页。
老母在堂，兄弟安康，携妻舂粮、养羊、种瓜、割麦，又有一编在手，尽享耕读之乐。如今妻子骤然离世，使其如此简单的愿望也无法实现。无需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只娓娓道来平生夙愿无非是与妻子相濡以沫、平凡度日，对妻子的深情自然寓焉，比袭用哀祭文套语或直白诉说，自是含蓄蕴藉，令人回味。
而已逝之乐亦足追怀，晚清进士福建诗人谢章铤《家母六十乞言序略》，忆及往昔家庭温馨时光：
章艇捧壶侍太安人隅坐，称述家世或举亲戚中可喜可愕遗事诏章铤，以备劝戒。先父引觞坐而听之，欣然尝有句云：“火暖山妻勤酿酒，泉香孺子解烹茶。”盖忽忽四十年矣。〔作者三岁丧生母，继母抚如己出，此时祖父母、父亲都已去世，继母也已花甲，回忆幼时与父母相伴的温馨时光，不由感慨丛生。烹茶酿酒，无不有情。
忆传中，隔着生死或数十年时光，士人通过米盐琐屑、种瓜割麦、全家围坐饮酒烹茶等家庭日常生活的温情追忆，更显诗意隽永。自古以来，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实践为世人瞩目、为自己乐道，在言志的诗中、载道的文中被反复抒写、侃侃而论，而在儒家早期经典中与治国、平天下并举的“齐家”则很少被展现，家庭生活的温情除了诗词中的只言片语，更正式的文（包括骈散体）中，则很少被提及，故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才引起格外注意、高度评价，而清人女性忆传中则颇多此类篇章，颇值得文史学家挖掘探究。
（三） 一饮一馔蕴含的为妇之道
女性忆传中更多的饮馔琐事既体现出家庭温情，又承载着儒家伦理道德内涵。作为妻子的女性，相夫、孝亲、教子是其的天职。
为妻：如清初大才子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中追忆伉俪相得之乐：
予与诸友结文社，不时过从，不敢告父母治具，妇脱钗梳，咄嗟立办。闻吾父母有缓急，倾筐倒箧，俾付质库至典，绝不复问也。予下帷诵读，妇刺绣佐之，焚香煮茗，必尽丙夜。或乞予授唐诗词曲，短歌长吟，以为笑乐。
结交文友之费，不敢告父母，而告妻子，妻子亦鼎力支持，夫妇之亲密无间已不待言。儒家伦理本就高度重视夫妇齐体，除了世人习知的男尊女卑，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亦有尊荣乐趣，这在士人的自叙中俯拾皆是。此外，如尤侗妻子这般亦有诗书之好，则夫妇如师徒，闺房如学舍，正是士人独有的伉俪乐事，也是催生女性受教育和友伴式婚姻的温床。
清中后期著名士人贵州黄彭年在《陶刘两淑人事略》中回忆当年自己“昼从塾师受举子业，昏定入室发书，侵晓乃罢”，妻子陶幼云“每夕蓄饭一器，夜半以汤沃之进。一夕，吾倚案假寐，比觉，则饭已三沃，如是者三年未尝间。”丈夫夜半读书，妻子以汤沃饭作夜宵，此为家庭常事。当丈夫困倦假寐时，妻子不忍惊醒，又怕其随时醒来需食，便把饭热了又热。温柔体贴之情，令作者至今思之不忘。而穷家贫贱夫妻，温饱不足之时，衣食琐事更尤关情。
清中期浙江士人查揆《吴宜人行略》写其家贫，而天性高傲，好友为其作伐不成，便索性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即其妻吴宜人。当初亲迎时，“以小笋舆，舆夫索值多，蕲之，则易以敝车往，坐处皆穿破”，而妻子了无愠色。文中又忆其婚后琐事道：
事予甚敬，凡予所服用，必亲自点检，不假手婢媪。偶却之，辄曰：“此秀才娘子分内事耳，君独不记脱绵半臂时耶？”盖宜人初归予时，值冬夜，予方读书，宜人执针黹坐，寒甚。宜人故有绵半臂，不肯着。问之，曰：“我暖君独寒，不可也。”
代丈夫亲理衣装，认为是“秀才娘子分内事”，而当年更因丈夫读书寒冷，自己有衣而不肯着，以示共苦之义。贫贱夫妻的日常琐事，透露出的是儿女痴情。查揆为康熙间人称“烟波钓徒查翰林”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之后，生活上竟贫困至此，以贫写廉正是士人自叙和忆传中的普遍叙事策略。
为媳：“孝事舅姑”是士人在忆传中对家族女性普遍的赞许，日常饮食上的曲意承旨是孝妇生活的重要内容。雍正间进士项樟在《先母周宜人行略》写其母“佐先大夫事王父母先意承志，事事得欢心”，举一趣事道：
王父嗜食蟹，而晚年戒杀生，殆如东坡所云不能不食自死之物者。吾母体其意，每岁八月后，则蓄蟹于邻家，俾邻翁熟而馈之，或延王父往食。平时委曲养志类如此。
祖父戒杀生而嗜蟹，母亲便想出“小花招”来同时满足老人的两重需要，既是孝道，又曲尽人情，颇为有趣。与一般碑传文的简质无文大异其趣，更接近现代散文以小事、趣事写人的普遍路径。
而晚清黎汝谦写母亲孝事其祖的故事可就没有这么轻松愉快了，其于《先妣萧恭人事略》中记道：
咸丰改元，先大父解官归林，年强七十，性峻整，人少敢亲，家人咸啧啧，谓烹饪事非子妇辈所能任，将佣良庖。恭人曰:“事亲讵他人事耶？凡人事之有能、有不能者，徒以无实心力耳。诚谒心力而为之，天下有何不能之事？”初，洁肴馔以进，大父喜谓甘旨适宜，家人每食必推任恭人。食顷，仆从奔走执事，恭人从壁隙窃听。先大父喜，恭人亦喜；大父不怿，恭人即负墙悚仄，不敢饭。久之揣神度声，益得先大父所憎爱，心手相应，百不失一。历十余年，谨饬如初。
饮馔琐事，而竟至于紧张得如临大敌，饮食不合翁舅口，便“负墙悚仄，不敢饭”，果然礼法之家，子妇难当。作者为赞母之孝谨而详叙此事，但“负墙悚仄，不敢饭”一语使为妇者之可怜情状毕现，委实可悯。黎氏为西南望族，世代书香，作者为晚清外交名臣黎庶昌之侄，“西南巨儒”郑珍内侄，其母因主动要以身践行儒家伦理提倡的孝事祖翁之训，而任劳任怨、诚惶诚恐。在一般传记如名媛、列女传及地方志人物书写，或请托他人所做的女性墓志碑传中，此类情境往往被“事翁姑极孝”一言以蔽之，女性的惶遽痛苦既难为外人察知，能难被书写传扬。而在士人书写自己母亲这类融他传与自传为一体的忆传中，儒家孝妇作为道德楷模之外的真实人性才得以展露。
为继母：古代女性早逝现象较为常见，故士人续娶亦为常事，因继室与原配在家庭地位上并无区别，礼法对继母与继子女之间关系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继母的权益，故女性即使家世不俗，也多有为人继室者。也正因为礼法的保障，士绅家族的继母即使不论道德，仅从现实利益出发，也并无虐待继子女的必要。故女性忆传中多有士人为其继母所作者。这种较为特殊的母子关系在外人写来，大多或以套语“扶前室子如所出”简略带过，或以刲股疗亲、病时日夜照拂这类典型事迹不断重复。女性忆传中则有不同，如河南固始人吴玉纶为乾隆间进士，出身当地诗礼望族，其《先母任太夫人暨继母李太夫人行略》以“柿柑”忆继母之贤：
岁将除，玉纶兄弟自外傅归。适宗伯（引注：李太夫人舅氏）家馈岁，玉纶索柿，母与以柑，玉纶坚索，母仍不与，玉纶以柑掷诸地。母笑曰：“汝何知？顷已告汝矣。柿性寒，汝初病起，不与汝食也。”再三喻之，玉纶方就寝，少焉醒，微闻母泣声，盖慨然于后母之难也。
作者当时为八岁顽童，生母新丧，继母初来，索柿不得而以柑掷诸地，小儿情态毕肖。而继母当时虽“笑”，虽“再三喻之”，极尽慈爱，然毕竟为初嫁新妇，难抑委屈，悄悄饮泣。此时作者荣贵，而继母早已亡故，童年柿柑琐事开启了作者的回忆之门。诗礼之家慈爱、通情达理的继母形象与通俗文学、野史杂记里恶毒的后母迥然不同，但细微处袒露的“后母难做”原属人之常情，这样的贤良继母便有了可信性。
二、 才女的主妇生活：在儒家伦理夹缝中
明清才女众多，诗话、选集播扬的是她们的诗才，忆语文也偏好展示女主人公的才华和文人化的雅趣，虽然忆语文的几位女主人公只有关锳（秋芙）确为著名女词人，董白（小宛）画作流传较广已不完全因其画技，更因其艳名，其他几位则只能算是小才微善。而传状类忆传文中的女主人公，实则不少是有著作传世的知名才女，而其亲友所作的忆传中却并不着重宣扬其才华，反而着意展露其履行儒家礼法要求的女性职责一面。清代钱塘著名才女汪端（允庄）出身诗礼之家，自幼嗜书，嫁于大名士陈文述之子陈裴之后，仍一编在手，哀乐自得，人咸目为书痴，其庶姑管筠（静初）记其“性静穆，独处一室，左图右史，日与古人晤对。未尝留意内政，而家人有遗忘及难处事，辙条举以对，悉中肯綮。偶有经理，整洁倍人，以此知非真书痴也”。似乎既敏于才，又善家政，才学与妇功毫无冲突。然而对照其他文献中对汪端的书写，如其翁云伯（陈文述）为其姑羽卿所作之传中，称其“稽古之力有余，济变之才不足”，难任家政。允庄翁姑一向热心倡导女子才华，对这个才高善病的子妇怜爱有加，并无责备，此语应不为虚；而庶姑静初与允庄善，其语恐有因爱为饰的成分。但无论汪端是否善理中馈（这是传统妇职），翁姑任其常年著书修道，不以家政及晨昏定省之礼责之，两相对照，应是事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清代江南才女的涌现与其时士风之变关系密切，正是追求性灵、以风流自任的士人的大力襄赞，清代才女文化才能承续前代而不衰。
但所谓明清才女文化繁荣也只是与前代相比，若以人口基数和比例来看，明清有诗文集传世或当时即有才名的女性当然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天资聪颖、卓有才华的女性在嫁为人妇后，不得不依从妇德规训，履行妇职，将天赋才华淹没于米盐琐屑之中。从目前所见上千篇清人女性忆传来看，这类才女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我们今天能通过传世女性诗文集和方志等史料记载了解到的才女。
（一） 为妇后自觉皈依妇道
为妇后自觉皈依妇道者有之，如雍正元年进士湖南宁乡士人陶士偰在《元配夏恭人墓表》记其妻：幼有辨弦之慧，湘岩公授以《毛诗》、《内则》、四子书，咸通晓大意，学书临《闲邪公传》。长乃习组纴，然意若不屑为者。结褵后，相谐敬如益友。余少喜吟咏，间示之唐人闺阁诗，则曰:“‘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此正今日事。若文彩风流，非妇人所敢闻矣。”闲时惟乐观《烈女传》暨《功过格》，言亦不似世俗女流，笃信轮回果报之说。与群妯娌处，终日寡言笑，不易欢，独能承欢太夫人，罔失意旨。曾记先君子寄书湘岩公曰：“嫒君于妇道甚晓，老夫妇从此加一饭矣。”恭人盖负男子才，而娟娟抑抑，检束于姆仪内训，取古钟郝大家为准的者。
本是解音律、通诗书、不屑为女红的才女，嫁为人妇后，自觉皈依妇道，变成乐观烈女传，寡言笑、善事舅姑的典型贤妇，博得赞许，但作为其亲近的人，作者还是能感受到其娟娟抑抑、自我约束的辛苦和压抑，并不讳言。
（二） 生活所迫，弃文理家
遭遇困境为人讥笑，无奈弃诗文从家政者有之，如桐城名儒钱澄之在《先妻方氏行略》忆其妻“资性明慧，粗读书识字”，来归后，见澄之好学能诗文，两人深相得也。然澄之母却颇忧虑，道：“二稚耽笔墨，不省世务，我殁后，何以治生？”果然，澄之母逝后，其妻“初理家，独恃一乳媪治馈，釜筥阙然，常朝晡突未生烟，门内笑之。于是罢弃笔砚，习操作，悉变所御簪珥裾襦之类置器，用益讲盐鼓米薪之事，居然有家政焉”。
作者母亲去世后，家政无人打理，为人讥笑，其妻无奈选择弃笔札，习米盐。当然，对清代知识阶层来说，面临共同的困境，才子弃文理家并不在考虑之中，才女的弃文理家才是自然而然、无需解释的必然选择。
（三） 奉严姑之命亲家政
奉婆母命弃笔墨从家政者有之，如黄彭年继妻刘季瑜“耽文史，娴绘事”，结褵之夕，彭年被酒卧，季瑜据案作画。彭年回忆两人诗画相得之乐，颇富雅趣：
暑夕乘凉，待月宛虹桥笠亭，天忽晦，吾戏为檄书箑上，俄倾月出，季瑜喜而图之。时吾父乞病来就养，昼则选石灌园，夜则观书作画，以自娱乐，吾与季瑜归，漏逾三下，吾父犹未寝，见箑微笑。
然而士绅阶层女性的家庭生活中，并不只有这样的诗情画意，季瑜因“不喜米盐琐屑”，彭年母“因事督教，不少宽假。后得博野尹氏太夫人年谱，季瑜手自写录，遂委婉和顺，勤于操作，刀匕笔札常相杂也”。在婆母的督促和榜样人物的感召下，“性亢爽”的才女变得委婉和顺，勤于家政，终于被改造成了传统贤妇，甚至两次刲臂疗夫、姑之疾，转变之彻底令人叹惋。才女一旦信服传统女教理论，献身热情往往较普通女性更为强烈，正是史料所示上层知识女性在追求成为贞女、节妇、烈女烈妇的道德实践中尤为积极这一突出现象的缩影。
中馈琐事是不少才女的烦恼之源，《名媛诗话》的编纂者、著名才女沈善宝所记其姨母（亦为才女）之语“欲为雅人，须终生在室”，便是感叹家庭琐事、儿女之累对女性才华的消磨。忆传中的桩桩琐事，便真实展现了明清新兴的才女们面对传统妇职时的尴尬与无奈。宗法社会晚期女性试图突破传统礼教为自身规定的角色，向男性的角色靠拢，男性也不再满足于将思想交流对象限定在同性范围，希望能与朝夕相处的女性有日常琐事和生理欲求之外的交流和共鸣，这就造成经济文化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或具体到家族），在男性文人的鼓励之下（大多如此）女性出现文人化倾向，然而这种新兴潮流与传统力量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女性的家庭角色和个人事业、爱好之间如何达到真正的调和，即使在两性平等成为共识的今天，也仍然困扰着各国女性，更何况在宗法制下的清代社会。
结语
清代士人所作女性忆传中之女性绝大多数是闺阁女子，对于个别出身风尘的姬妾，作者也会将叙写重点放在其婚后家庭生活，这也正是女性忆传文与其他女性书写(如野史、传奇之情色书写等)的重要区别之一。家庭在封建宗法制社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和伦理单位，承担着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的各项功能。而清人女性忆传文中的家庭和闺阁女性作为士人自我书写的一部分，在具备家庭和闺阁女性的基本特点外，又处处透露出士人文化特色，与通俗文学中所描述之市井家庭有着显著区别。而士人文化也并非铁板一块，虽同读圣贤书，但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有位极人臣、富贵如烈火烹油者，也有终生布衣、饔飧不继者；精神个性上，恪守礼法、循规蹈矩的是主流，但天性洒脱、放荡不羁的也代不乏人，这必然使所谓的士人文化呈现错综复杂的形态。考察不同境遇和个性的士人在书写自己的家庭及其中的女性时有无差别、有何差别也是颇有趣味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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