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库切修订文稿的严谨态度深深影响着译者的翻译过程。拿到《耶稣之死》这本书的英文稿时，首先看到的就是扉页上写着的：第16稿。像其他的小说一样，库切在将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前已经进行了多次修改。看着这“第十六稿“的字样，我心里也在告诉自己，作为译者，校稿也要更加细致。我知道他的创作一般是在清晨有效率，而我的翻译工作也是在清晨进行。有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每天早上5点到7：30的时间是翻译的时间，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效率很高，文稿很快就翻译完成，从2019年11月底翻译完书稿到2020年3月1日完成后一次校对，将译稿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马编辑的手上，我已经对此稿进行了8次校对，还请另外两人对译稿进行了试读。期间我还和作家库切本人Email多次往来，主要是交流翻译过程的一些和他或者作品有关的趣事和思考。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翻译，也是生活中特别有意义的一段认真反思过程：它让我反思自己该如何为人之母。这本书与其他的库切小说一样，书本身并不厚，但绝不是那种易读的消遣小书，里面深厚而悲悯的思考像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你真的不敢，也走不到尽头。我脑洞大开地想：库切所说的“耶稣之死”是不是在寓意”爱的死亡“，或者“真理的消亡”？其实，翻译这本小说，不开心的是知道主人公大卫要死去。我和库切坦承不希望读到这样的结局，他对此顾左右而言它。
因为研究过库切的翻译工作，我记得他有一个关于“hole”的翻译经历，或者说是一个“hole”情节，所以这次看到这本小说中关于“hole”的句子”—— all day he keeps at bay the hole that has opened up in the texture of being.“我还真怕不能很好把握他的意思。我希望他给我一个paraphrase。 他也没有直接回应。我理解库切的态度，因为关于翻译的性质，库切本人早就表达过他的观点：阅读文本的本质就是翻译，而每种翻译终就是一种文学批评。而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本质必然会给翻译带来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部分的解决方案则包含了批评的行为。”那我就按照我的理解翻译了：“一整天，他尽全力不让心中已经撕开的那个裂口撕裂得更大。 “
此书的校稿还要特别感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读硕士的赵倬同学和我的姐姐——中文系毕业的退休教师王敬梅老师。她们两个，一个代表的是年轻的读者，一个代表的是成年读者。我把自己校对过的稿子给她们看，请她们提意见。两人不仅指出我的译文中汉语表述不地道的地方，还和我交流她们的阅读心得。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与她们交流的过程是特别有收获的时刻。年轻的读者赵倬不仅指出我的文字表述错误，还与我交流她在阅读中如何理解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我们一起探讨父母用爱绑架孩子的常见现象。作为父母，我们常常会说:“孩子，我这么做都是因为爱你啊！”小说中，西蒙也爱大卫啊，他应该比我们寻常的父母少言寡语多了，但是也仍然遭到了大卫的嫌弃。在很多时候，代沟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王敬梅老师则是首先犀利地指出，我的很多表述翻译痕迹太浓。关于小说中大卫传球动作的描述，她建议我读读和听听体育专业人士如何描述贝克哈姆传球的。关于对小说的总体理解，我很想把她的话原文记录几句： “能说出‘世界就是一个大监狱’，这位作家的哲学思考太深刻了。”“我感觉这位作家是一个内心特别痛苦的人。不仅仅是孩子的死亡，还有其他的让他痛苦的心结，比如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他虽然大家在一起，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孤独，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孤儿院的孩子们为什么喜欢大卫? 因为大卫有与众不同和有思想，这不仅是孤儿院的孩子做不到的，也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做不到的。如果你稍微与俗世原则不同，就可能会被打击和惩罚。” 她的这些回应让我越发觉得自己的翻译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与思考的好书。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触深的是这句话：“我们都是孤儿，因为从深的层次讲，我们都是独处于世。” 其实人是非常害怕发现自己原来是孤独的，而比这还可怕的是有人根本不敢往这个方向想，也根本找不到自己。还好，我们还有一些好书可读，“阅读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独。”
用这些文字来做译者的话，希望读者同意我的想法：这一本很有深意的小书。它厚重的主题很难探索到终点，但是非常值得思考。小说中，西蒙和伊妮丝其实不觉得他（她）们自己有任何错误，就像我们许多父母一样，很多时候可能是在用我们的爱窒息着孩子，禁锢了她们的发展。我们别把小孩子不当回事，当然更别把周遭的人不当回事，尊重他人真的很重要。同样，我也非常尊重读者的意见和反映，相信译文中还有不周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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