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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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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多年学术成果的结晶，全面展示了作者在历史考古领域深厚的积淀。作者是专研夏商周时期，对于古文字有比较高的造诣。作者行文中文笔流畅，论证严密，逻辑清晰，观点独到，且善于以小见大，所以往往有令人拍案叫绝的独到见解，来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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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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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作者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和研讨，共出版编撰论文集三、论著四，发表论文百余篇。近来作者从中选出50余篇已发表过的论文，编辑出版个人《学术文集》。本书从考古篇、文献篇两大方面入手，并在后附有“个人论著目录”方便查阅。“考古篇”主要讲述作者的考古经历及考古研究成果，对弘扬传统文化、文明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献篇”主要围绕上古时期及夏商周三朝进行研究，对历史上存在争议的一些现象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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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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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我出生于河南省蔡县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度过了童年时代。1949 年随着中国的建立，我开始了平静的学习生活。 1961 年 9 月，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得知被分配回故乡河南，兴奋不已，立即打好背包，告别母校恩师，到达郑州，我被调入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现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此开始了为之献身一生的文物考古工作。
河南文物考古事业内容丰富，门类众多，就时代而论，从石器时代考古到革命文物工作，纵贯古今;就空间而论，地上古建、石刻，地下遗物、遗迹，遍布全省。 对于这些，我可说是干一行爱一行，总是努力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任何一项任务。1961 年 10 月，办完报到手续，我出差到南阳地区，负责南水北调工程沿线的文物调查，对调查所知各类文化遗物、遗迹进行了详细的登记造册，次把书本所学知识与工作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1962 年，全省进行石刻文物大普查，我负责整理登记库存石刻拓片，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了金石学的一些基本知识。1963 年，我为全省文物工作人员培训班讲授石刻学课，同年发表了《南阳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一文，此碑是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出土的块汉代碑刻。1964年，我参加了农村“四清运动”，回来后遇上“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数年的业务工作。1969年，为配合焦枝铁路建设，我负责主持从焦作至黄河北岸铁路沿线的考古发掘工作。
1970年，精简机构，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合并于省博物馆，我作为该馆文物工作人员，参加淅川下王岗大型遗址的发掘。 回来后我四处奔走，进行抢救性发掘，赴襄城县发掘清理了一座可能是“翟”族的西周贵族墓葬，赴野县发掘清理了我省的一座春秋时期的曾国贵族墓葬，赴潢川县发掘清理了我省座春秋时期番国贵族墓葬，赴永城、中牟、安阳等地发掘清理了汉代和北齐时期的墓葬，并参与和主办了安阳、乡、周口、商丘四个地区的文物干培训班工作。 1974 年，我开始从事革命文物调查工作，在赴永城县调查文物时，根据文献记载，与魏志亮馆长一起多次调查访问，终于找到了我国历史上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墓地，在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这里重修墓建园，广植松柏，以表示对这位古代人民英雄的崇敬和纪念。 此事为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得知，他立即题写“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墓”碑文，刻石立碑，竖于墓前。 现在此墓经过多次修葺，已是高坟大冢，松柏成林，屹立于豫东芒砀山麓，供后人瞻仰怀念。
1977 年，我参加了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在这里先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小城堡城墙基槽，并与贾峨、安金槐先生一起调查了附近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可知文献所记“禹都阳城”应是有所根据的。 为此，国家文物局特在这里召开了我国个研讨夏文化的盛会，我在这里参与筹备并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聆听了各位专家的高见，收获甚丰，这些收获成为我日后学习和研讨夏商文化的一个良好开端。
1978 年，我调入《河南文博通讯》(现称《中原文物》)做编辑，为在室内学习和研讨夏商文化提供了较多的时间。 《战国策·赵策》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为系统地学习夏文化，需要对前人研讨夏文化有所了解，为此我于 1985 年编撰出版了《夏文化论文选集》，对学术界以往研讨夏文化的过程进行了初步回顾。 1986 年，我被调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工作。 1988 年，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我出版了我国夏史专著《夏史初探》，对夏王朝的建立和社会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 1994 年，根据甲骨卜辞所记约 300 个地名，结合文献记载，我出版了《商代地理概论》一书，对商代晚期以王都殷墟为中心的区域地理、商王田猎区以及黄河中下游故道等提出一些的见解。 1996—2000 年，我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及考古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研究工作，按时完成了任务，并以此为基础，应李伯谦先生之约，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资助之下，编撰出版了《夏文化论集》，此书较前时出版的《夏文化论文选集》扩充了内容，对 20 世纪学术界探讨夏文化的过程进行了初步总结。 大约与此同时，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之约，我还编撰出版了《炎黄汇典·文论卷》，对 20 世纪学术界研究炎黄时代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整理。 2004 年，应河南岩画早发现者刘俊杰先生和《郑州晚报》之约，我对禹州具茨山岩画进行考察，认为具茨山发现的岩画填补了中原地区岩画的空白，且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是河南考古工作者接触到的一种全的考古资料。 2005 年，应李学勤和范毓周先生之约，以在河南大学讲授的《石器时代考古学》讲稿为基础，我出版了《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对我国古代从原始社会演进到夏王朝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探讨。 2014 年，在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的资助之下，我出版了《郑州商城与早商文明》，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王都的性质作了进一步论述。
综上所述，多年以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研讨，我出版编撰论文集三、论著四，发表论文百余篇。 特别感谢院领导与科研处的关怀和支持，我选出 50余篇已发表过的论文，编辑出版个人学术文集。 这些论文虽是早年作品，但却体现着个人对先秦历史、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学习过程，限于当时出土的考古资料与个人水平，虽分有所调整，但仍有不足甚或谬误之处，敬请指正为幸。
宋代金石学产生于以宋都东京即今河南开封市为中心的区域，这先是由于北宋王朝崇尚并复兴先秦儒家礼制，重视收藏大量的古代金石礼器等器物资料。宋王朝开国伊始，太祖赵匡胤就下诏重赏“善礼学、通经旨”的太常博士聂崇义，并颁布他所编撰的《三礼图》。《宋史·儒林传》云:“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俨为序。太祖览而嘉之，诏曰:‘礼器礼图，相承传用……苟有异同，善为商确。’五月，赐崇义紫袍、犀带、银器、缯帛以奖之。”礼制以礼器为载体，宋王朝也大量收集礼器。宋人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云:“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又云:“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尚古、博古等阁以储之。”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也说:前朝对于出土古器“在上者初不大以为是，独国朝来浸乃珍重……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独政和间为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 ……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 储存如此众多器物，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收集而来的，早在宋真宗(998—1022)时期已重视收集金石礼器等遗物。吕大临《考古图》云:咸平三年(1000)，好畤令黄郓获是器《仲信父方旅甗》以献。又云:咸平三年，同州民汤善德获《太公缶》 于河滨以献。宋人翟耆年《籀史》又云，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在积累礼器的同时，宋王朝还广开言路，鼓励学者对三代礼制、礼器深入研究，各抒己见，以探求儒学真谛。《宋史·儒林传》记宋太祖赵匡胤就曾下诏对“所进《三礼图》，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五人更同参议，所冀精详，苟有异同，善为商确”。《三礼图》遂行于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也云:“初，周世宗命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洛阳聂崇义详定郊庙器玉，崇义因取《三礼旧图》考正同异，别为图二十卷。 丙寅来上，诏加褒赏。仍命太子詹事汝阴尹拙集儒臣集议，拙多所驳难，崇义复引经解释，乃悉以下工尚书窦仪裁处至当，然后颁行。”《宋史·舆服志》又记云:“宋自神宗以降，锐意稽古，礼文之事，招延儒士，折衷同异。”从而掀起当时学术界特别是任职于中央政府的官员、学者对礼制、礼器的研究热潮，由此而催生了金石学的形成。
宋代早的一金石学著作当为宋仁宗下诏编撰的《皇祐三馆古器图》。翟耆年《籀史》云，宋仁宗皇祐三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令人绘其图像、隶定铭文，编成《皇祐三馆古器图》。不过此书已经失传，现存早的金石学著作当即欧阳修所著《集古录》。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宋史·欧阳修传》云，宋天圣八年(1030)考取进士，“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并参与倡导古文运动。“庆历三年，知谏院”，任职期间，“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 后“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唐书》成，拜礼侍郎兼翰林侍学士”。 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又说他“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集古录》又称《集古录跋尾》，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介绍此书说:“《集古录》十卷，宋欧阳修撰……修始采摭佚逸，积千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 至嘉祐、治平间，修在政府，又各书其卷尾……修又自云:凡四百余篇有跋。”且“自书其后，题嘉祐癸卯(1063)”。此书正是欧阳修任翰林学士等官职期间，与奉诏撰著《唐书》约略同时而写成的。 与《集古录》 同时成书的金石学著作还有刘敞的《先秦古器记》。刘敞，字原父，宋庆历八年(1048)进士，曾任职于集贤院，管理图书、档案;后为宋英宗侍，深得宋英宗器重。《宋史·刘敞传》云:“敞侍英宗讲，每指事据经，因以讽谏……帝固重其才，每燕见他学士，问敞安否。”因受到北宋中央王朝的影响，刘敞自己也收藏古器，并选出十一器编著成《先秦古器记》。 刘氏自序云，将各器“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 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可说是开创了当时金石学的体例。 此书现已失传，书中所记各器已被《集古录》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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