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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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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支持点，亦是贵州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研究贵州书院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深入挖掘贵州书院与贵州地区教育的关系、贵州文化的精神内涵，阐明其奥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贵州书院与贵州的文化体系以及社会的联系；贵州书院是如何推动贵州社会的发展，影响贵州社会的进步；书院文化对当代高等教育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深入研究书院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的历史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教育从业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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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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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在论述责州书院的起源及初期形态发展的基础上，探寻明代和清代贵州书院形成的条件与背景、书院制度、书院的概况，多角度展现了明清时期责州书院的繁荣景象。通过对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历史沿革、教学规模、教育教学管理、师资力量、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等内容的探讨，揭示出古代责州教育的发展规律及特征，对弘扬中华儒学传统、推动贵州地区文化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本书的研究，对于加强区域文化的历史认同感、历史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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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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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201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明清东北史。2012年起，先后主持参与课题八项，出版著作一部，在《东疆学刊》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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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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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001
章 书院的兴起与发展011
节 书院的起源及初期形态013
第二节 贵州书院的兴起与发展025
小结033
章 明代贵州书院制度037
节 明代书院形成的条件与背景039
第二节 明代贵州书院制度的形成055
第三节 明代贵州书院概况062
第四节 明代贵州书院制度087
小结10
第三章 清代贵州书院及书院制度107
节 清代书院制度形成的条件与背景109
第二节 清代贵州书院概况123
第三节 清代贵州书院制度160
小结192
结论197
参考文献209
后记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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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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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本书研究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1.本书研究的背景
书院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场所，是古代社会数育体系的审要组成部分。书院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说，书院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以及学生管理等方面，都给当代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太多的方法与经验。留下了众多有益的启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都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儒学与道学、佛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清代考据学都与书院有着莫大的关系，如阳明心学直接产生于书院，更是在书院大范围传播，从而成为显学。正如胡适先生所言：“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的行苜。国内的学府和思想的源源。唯书院是赖。”从中可见书院在教者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书院早起于唐朝，本意是指藏书、修书的地方，当时并无教育教学和科研的功能。及至宋代。书院文化渐渐兴起，各类书院开始建立。尤其宋代中后期，私人讲学风气以及理学兴起。在这种背景下，书院逐渐成为民间教育家读书和进学之所，教育教学的功能就此出现，书院的功能不仅限于藏书刻书。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各类私塾、官学、义学、府学也纷纷兴起。书院逐渐成为有别于其他官学的教育机构和教育体系。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书院的教育和教学方式对我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个地区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因素众多，其中教育的影响不容小觑，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贵州地处边陲之地，一直以来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和中原发展有着一定的差距，然而，贵州书院的兴起和发展在当地社会充当着传播儒学文化、促进文化趋同的重要角色与作用，推动着贵州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其中，王阳明在贵州的“龙场悟道”对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王阳明因事被贬谪到贵阳龙场驿担任驿丞，在苦难的情况下，创办了龙冈书院，之后又延聘讲学于文明书院。此后，书院在贵州迅速发展起来，从而成为弘扬中华儒学传统、推动贵州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清朝末年，随着近代化的开启，中国教育体制改变，书院转为新式学堂，成为构建近现代贵州文化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书院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支持点，亦是贵州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研究贵州书院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深入挖掘贵州书院与贵州地区教育的关系、贵州文化的精神内涵，阐明其奥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贵州书院与贵州的文化体系以及社会的联系；贵州书院是如何推动贵州社会的发展，影响贵州社会的进步；书院文化对当代高等教育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深入研究书院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的历史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教育从业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2.本书的研究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书院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对官学的补充，同时也有其独特之处，可以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书院存世的千余年历史里，其对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唐代至清末学制改革，书院一直持续发展，在贵州地区就有数百所，是贵州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入研究贵州书院及书院制度的发展，准确把握贵州书院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变，深入挖掘书院教育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精神，阐明奥义，对于加强区域文化的历史认同感、历史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样，对贵州书院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研究和阐述，也是学术界必须要研究和回答的一个方面。
研究贵州书院制度还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贵州书院和书院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及其自身文化及内涵在当地传播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可以明确“大区域”和“小区域”、“地方性文化”与“全国性文化”等在不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点与其所扮演的角色，从而能够深入探讨书院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贵州区域文化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与联系，并总结出中国书院发展的区域性特点、区域文化特色，对细化和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本书相关的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学者似乎并不重视对于贵州书院的研究，因此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所幸，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日益重视对贵州书院的研究，逐渐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著者现对贵州书院研究之现状梳理如下：
1.贵州书院的相关著作研究
书院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兴起而展开，是新学制下，学者开始反思中国的学校教育所带来的一种思想。此后，书院研究和教育制度研究一样，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与书院研究相关的论文共计发表136篇，专著、论文集等计有几十部之多。关于书院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但略显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多集中于对中国古代书院整体方面的研究，对贵州书院及书院制度的研究并无太多涉及，更无专著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多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之中。如《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国书院史》等相关著作。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界对书院文化的日益关注，出现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在此背景下，有关贵州书院的研究就此展开，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贵州各地的书院得以陆续展现出来。现将主要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相关论著方面：邓洪波先生的《中国书院章程》对贵州黎阳书院建立的背景、过程及意义，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邓洪波、彭爱学主编的《中国书院揽胜》对贵州龙岗书院、紫阳书院、莲花书院的建筑布局、风格，教育，教学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其中重点介绍了龙冈书院以及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兵的《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王炳照的《中国古代书院》、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肖永明的《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江堤的《中国书院小史》等。以上这些著述都对贵州书院及书院制度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论述，主要内容多围绕王阳明创办的龙冈书院及讲学于文明书院，还有阳明心学理论在贵州书院发展而展开研究。
进入21世纪后，专门论述贵州书院的著作和论文相继出现。贵州师范大学的张羽琼教授对贵州各地教育史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后，结合贵州各地区的地方志，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于2003年出版专著《贵州古代教育》，专门辟章节介绍了贵州地区书院及书院制度的兴起、发展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书中重点介绍了明代书院的发展特点和贵州书院的教学管理以及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情况，同时也考察了清代贵州书院及书院制度完善的过程，清代贵州书院迅速发展的原因、清代书院在时间和空间发展的特点等。同时，孔令中主编的《贵州教育史》也另辟专章论述了贵州书院及书院制度的建立情况，重点对贵州著名的书院的形成、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比如草庭书院、文明书院、龙岗书院、鹤楼书院、南皋书院等贵州著名书院。不仅如此，这本著述在介绍贵州书院的同时，还列举了贵州书院的数量、创办人、书院建立的时间及书院地址，之后对书院的教学、管理等情况进行了探讨。这是迄今目力所及、相对全面反映贵州书院概况的两本著作。但略显些遗憾的是，这两本著作均以考察贵州教育发展史为主线，书院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且作为贵州教育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予以探讨，对贵州书院制度的研究还有众多空白之处。
迄今为止，涉及贵州书院制度的学术专著不少，但尚未有一本真正意义上专门研究贵州书院制度的专著。这种状况很不利于贵州书院史研究的系统化和深入化。
2.贵州书院的相关论文研究
张羽琼的《浅谈书院在贵州的早期发展》是近年来专门研究宋元时期贵州书院的论文。该论文对南宋时期的銮塘书院和元代的文明书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史论结合，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銮塘书院出现在黔东北的时间与缘由，并考证了元代文明书院创建的历史背景。略显遗憾的是，论文仅探讨了贵州地区的两所书院，且着重考察书院创建的背景，对其发展过程、讲学活动等并未做详细论述。
何静梧、杨经琦的《明清两代的贵州书院》以专题方式，对明清时期的贵州书院进行了介绍，作者查阅了大量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地方志，主要从建制、教学和经费三方面切入，按年代先后梳理了明清两代贵州各地主要书院建立的过程、院址的考证。论文偏重于贵州书院史料的考证，论述的成分较少。欧多恒、王正贤的《明清时期的贵州教育》论述了贵州书院的发展历程，认为明清两代贵州书院对贵州的经济、文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傅宏的《明清两代贵阳书院的流变》主要探讨了明清两代贵阳的书院发展的背景、历程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方宁在《教育文化论坛》发表的《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和特点》《明代贵州书院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两文中认为，明代贵州书院呈现出三个特征：书院区域分布不均衡；书院教育具有向社会大众转移的倾向；书院教育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作者观点鲜明、逻辑清晰，亦对本书的书写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张羽琼教授的《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一文，主要探讨了明代贵州境内的书院的发展情况，并在查阅大量明代地方志的基础上，对当时贵州书院的数量进行了考证，并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值得一提的是，张羽琼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明代贵州书院发展及对贵州区域文化的影响》，对书院教育在贵州的兴起和发展、明代贵州书院教育及其特点亦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探讨了书院对明代贵州区域文化的影响。
关于清代贵州书院的研究：禹玉环的《论清代贵州书院的特征》观点鲜明，认为清代贵州书院无论是在数量、规模、教学质量上，抑或是书院管理水平上，清代都远超明代。禹玉环、罗进的《论清代贵州书院的影响》一文指出，贵州书院在培养人才、推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改变文风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邓德生的《清代贵阳书院管窥》对清代贵阳地区书院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考证，并对这些书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关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书院的论文研究：钟德宏的《清代大定府属书院初探》，主要考察了大定府（今大方县）书院的发展情况，包括书院选址，书院的组织与管理、经费管理、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等方面内容。王雨容的《论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黎平地区的书院教育》考述了贵州黎平府书院的发展概况，并探讨了书院的管理、组织、教育与教学工作，从多方面考查了黎平地区的书院。吴军的《清代侗族地区的书院教育》深入探讨了侗族地区的书院发展情况、教学与科研、书院各项管理制度等内容。刘淑红的《试论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研究》对明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书院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关于王阳明与贵州书院的研究：万书元、田晓冬的《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王阳明与书院综论》，从宋明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王阳明思想的转变原因及过程，主要论述了其在贵州创办的龙冈书院及王学在书院中的传播。贺秋菊的《论明代书院心学化》，主要考察王阳明在贵州创办龙冈书院后，阳明心学对贵州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宋荣凯的《论王阳明创建龙冈书院的动因及条件》，对王阳明创建龙冈书院的原因及背景进行了讨论，基本展示了王阳明被贬滴到修文县龙场驿的全过程，龙场悟道并创立“阳明心学”的过程。并重点论述王阳明对贵州书院及贵州教育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宋荣凯、朱慧敏的《论王导仁对明代书院教育的贡献》，对王阳明创律龙冈书院、延聘到文明书院进行主讲的史实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并认为王阳明开启了明代书院与明代教化之风，为黔中王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书院功能与书院特点的研究：张明的《明代贵州的书院讲学运动》论述了王阳明在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考察了明代贵州书院讲学及其对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主要以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讲学于文明书院为讨论主题，探讨了在他的影响之下，黔中王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些来具体考察明代贵州书院的整体情况。同样，陆永胜的《王阳明龙岗书院讲学考论》也考察了王阳明在龙冈书院讲学的过程及教学的特点。雷成耀的《清代贵州书院藏书考略》是少有的对贵州书院藏书及刻书情况进行介绍的论文，该文探讨了清代贵州各地书院的藏书情况、藏书来源、图书的管理制度等。
张羽琼教授的《浅谈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祭祀》专门研究了贵州书院祭祀方面的内容，该文史料丰富，观点明确，具体探讨了书院的祭祀规制、祭祀典礼、祭祀对象、祭祀意义。同样，王胜军的《明清时期西南书院祭祀与儒学传播》也对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祭祀制度进行论述与探讨。
由前述可知，迄今为止，关干贵州书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推进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无论是探讨的广度和还是深度，都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指引了方向。既往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研究范围较广，应该关注的书院研究领域都有涉及，但研究领域尚不全面，还有待深入探讨；其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探讨的主题不集中，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其三，近年学术界开始关注贵州书院及其制度研究，并开始借鉴并运用跨学科的比较法进行多视角考察。
通过以上梳理，著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和深入研究：
，研究内容应重视整体性、系统性。贵州书院起源于南宋时期，明代贵州建省后，书院开始兴起，特别是王阳明被贬谪至贵州后，书院得以迅速发展，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至清代，贵州书院进入繁荣的发展时期，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因此，在研究时，理应进行整体、全面、系统地考察，方能完整呈现贵州书院及其制度发展的轨迹。
第二，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应不断突破。现有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历史学领域，应该尝试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切入，如此才能使贵州书院制度的研究更加全面。另外，还可以尝试运用边疆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将贵州书院的发展置于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同时，还要注意贵州书院与中原地区书院的互动与联系，突显其独特性与多元性。如此，将有助于立体呈现贵州书院制度的兴起、发展、完善的全过程，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书院史的研究。
三、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及重点难点
1.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早期贵州书院的发展历史。介绍了唐宋时期贵州书院发展的历程。宏观方面，通过考察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社会重心南移、人口流动、交通驿递发展给贵州文化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探究贵州书院兴起和早期发展的背景与条件；微观方面，通过考查贵州历史地理环境、贵州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贬谪至贵州的文人情况，具体探讨贵州书院兴起的原因以及这些因素对贵州区域文化发展路径的影响。
二是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特点与贵州书院制度的研究。主要研究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建立的背景，书院发展的历程，书院的组织结构，书院的时空分布，书院的祭祀制度，书院的教育教学、书院的学术交流，书院的藏书与刻书，书院与当地官员、士绅、士司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明清书院的历史发展及其制约因素全方位、多层次的透视和分析，将贵州书院与邻近地区书院的发展进行比较，总结二者的异同点，从而揭示贵州书院的区域社会性与历史发展性。
三是清末书院改制与近代贵州教育的兴起。主要研究书院与贵州教育近代化发展历程的关系，从贵州书院与清末学制的改革出发，具体总结出贵州书院在清末学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对贵州省各大书院演变的历程对近代文化教育的影响的研究，探讨贵州书院的人文精神对当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影响，彰显了书院精神对当今贵州教育的继承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影响力。
2. 本书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本书的重点：一是贵州书院及贵州书院制度发展历程的梳理。贵州书院早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开始迅速发展的影响因素，贵州书院从初萌芽、发展、逐渐完善、后走向成熟的过程，清末晚期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书院及书院制度对近代教育的影响。二是贵州书院、贵州书院制度与贵州社会的关系。贵州书院与当地官学、义学、民族学之间的关系；贵州书院与当地官员和士绅之间的关系；贵州书院及书院制度对贵州地区产生的影响，等等。
本书的难点：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以及相关研究成果不足。关于贵州书院的相关史料全部零散于地方志、文集、私人笔记、历史档案中，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缺乏，只有三本著作，即张羽琼教授的《贵州书院史》《贵州古代教育》孔令中主编的《贵州教育史》。三部著作中均提及了贵州书院与贵州书院制度的内容，其他著作只是稍有涉及，相关学术论文也不够深入。
四、本书的研究方法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占有翔实史料，在对史料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围绕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与充分的论证。
对文献的搜集与考证是进行历史研究基本的方法。本书除利用传统的文献之外，同时加强了对地方文献尤其是地方志史书、档案资料，非官方材料如黔宦的私人笔记、游记、少数民族文献、口述史料、贵州人士与外籍学者的文集等文献的梳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争做到所使用的资料相对客观。
以历史文献为依据，用事实说话，对所论述的问题不妄下结论，史论结合，确保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
在书写本书的过程中，著者还借鉴了社会史学、民族学，特别是统计学的方法，使本书的论证更为充分有力，所得到的认识更为客观。
五、本书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书是关于贵州书院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地区或某一方面而进行个案研究、零散碎片式研究。
第二，视角新。本书将贵州书院放在贵州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研究，探究书院及书院制度的兴衰历史，并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书院进行对比研究。
第三，以史为鉴，本书的研究所得对当今贵州教育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书院的发展
两宋时代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承上”是指唐代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后，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启下”是指封建社会特别是教育体系成熟稳定后，其各项制度和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被之后的王朝所继承发展，不再进行较大的调整。因此。宋代的教育体系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基本的教育模式。宋代以后，中国书院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数量高达720所。北宋时期更出现了“天下四大书院”。这时的书院已具备完整的教学功能，和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基本一致，并出现官学化的倾向；以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为代表创立的“南宋四大书院”成为这一时期书院的代表。在这之后，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交流成为书院的重要职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正如马临端在《文献通考》中提道的：“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乡党之学，贤大夫留意斯文所见也，故前归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皆欲仿四书院云。”
两宋书院的繁荣与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均有重要的关系，同时也与唐以降的科举制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初期，书院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曾一度出现像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这样的著名书院。其主要原因如下：
，官学长期低迷不振，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经过唐末五代十国的政局变乱，教育制度衰微，发展至宋代，地方官学已遭破坏，仅残存一些破旧孔庙，多流于形式，只能进行象征性的孔庙祭祀，无法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宋代初年，统治者曾下令新律郡县官学，但并未得到认真的执行，官学规模较小，既无师资。又无学产，根本不具备开展常规教学活动的条件。士子求学，苦无其所，学者讲学，苦无教学之地。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具有家国情怀、高度责任感的士人知识分子开始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人才、振兴教育的职责，书院由此而繁荣。
他们捐资建立书院、聚徒讲学，弥补了地方官学办学的不足，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入仕的机会。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写道：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第二，民间书院兴起的同时，北宋政府也开始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宋代统治者借鉴唐末五代以武力夺天下的教训，对武官大加压制，开始大规模地发展科举制度，增加科举取士的名额，但百废待兴的客观形势导致国家一时无法顾及教育事业而造成官学人才培养能力相对不足，书院得以迅速发展。而书院的兴起既满足了广大士子读书求学的愿望。又缓解了朝廷崇尚文治而数力不足的矛盾，为政府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才，因而朝廷对书院给予了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正如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所说：“祖宗尊佑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赐之匾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表彰的方式主要有赐书、赐匾额。宋代的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都曾先后得到朝廷的赐书、赐额、赐田封官等一系列嘉奖。
赐书。宋初的统治者对书院的发展颇为重视，赐书也较为频繁。著名的书院皆得到过统治者颁赐的典籍。如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潭州知府扩建岳麓书院，赐书“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于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赐岳麓书院儒家典籍，同时召见岳麓书院山掌周式，拜国子监主簿。
赐匾额。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为商丘应天书院书匾额。同时赐长沙岳麓书院“因旧名赐额”。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诏应天府新建书院，以曹诚为助教，令戚舜宾主之，赐匾额。“应天府民曹诚，以赀募工，就咸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上嘉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为宁波桃源书院赐匾额。
赐田。书院的创建与正常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其中学田尤为重要。“书院不可无田，无田则士难久集，院随以废，如讲道何哉？”统治者往往通过赐田的方式支持书院的发展。如景祐一年（1035年）。西定重修大空书院，诏以嵩阳书院为额，赐田一顷。赐衡阳石鼓书院院额及学田五顷；宝元元年（1038年），赐登封太室书院田十顷。
总之，北宋统治者对书院的大力扶持政策，使书院之名“声闻于天下，风化于天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快成为官学之外的又一教育组织。
第三，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和应用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基础。宋代书院不同于唐代，其职能主要以教育和教学为主，但仍留存了唐代书院的一些功能，如藏书和印书。而宋代的书院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这为书院的藏书、读书以及教学活动提供了便利。
北宋中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出现了“书院至崇宁末乃废止”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北宋三次兴学运动，官学迅速发展，众多书院或因颓毁不修而衰落，或与官方结合，成为官学的一部分。而读书士子只热衷于官学的科举考试，不愿意过躬耕笔读。隐居山林潜心为学的生活。书降的光环在士子眼中逐渐淡去，慢慢走向衰落。直到南宋时期开始振兴，并随着理学的发展而达到鼎盛，迎来了继宋初之后宋代书院发展的又一高潮。书院分布区域广泛，数量更是达到442所，是北宋书院数量的6倍。在南宋书院发展过程中，书院与理学逐渐融为一体，其自身的体制与内部的规制更加完备，书院的教育、讲学、管理、组织、藏书功能也更加健全，各理学大师皆至书院聚徒讲学，社会影响力愈来愈大，表明书院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正如苗春德、赵国权在《南宋教育中》中所道：“南宋时期的书院，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管理水平都处于鼎盛阶段，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国书院及其学术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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