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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怀特海说：“一个迷路的旅行者不应该问：‘我在哪儿？’他真正想知道的是，别的地方在哪儿？”
列文森说：“一个观念总是在它与其他观念相对的关联中才能被把握。”
对“五四”新文化的认知，大概也可借鉴这样的方法，在新文化与其前后四旁的关系中来探测其位置。
这本小书或多或少地可以看作一位在那段历史中漫游的旅人，为了不让自己迷路而努力求索的行迹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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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旨在以一系列个案研究的形式，回到思想激荡的“五四”历史现场，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化的“五四”叙事和想象，深入“五四”内部不同的话语、观念和潮流的缝隙中，在辨析它们的各自脉络和理路以及相互间的复杂关系的同时，激活被单一的“五四”叙事板结化的历史能量，重新体认“五四”为现代中国奠定价值地基的意义。
本书分为四辑，辑探讨“五四”语言改革运动的不同侧面；第二辑侧重于对“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考察；第三辑转向“五四”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图景，尝试把握新文化发生和再生产的内在动力；第四辑则以问题史的梳理的形式，在更长的时段中思考“五四”作为现代中国之重要节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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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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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剑青，安徽肥东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主要从事民国北京都市文化和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研究。著有《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编有《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与张春田合编）、《北平味儿》，译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赵元任早年自传》。在《文学评论》《近代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读书》等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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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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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辑 语言和文体
近代散文对“美文”的想象
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
“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
第二辑 文学之观念
胡适与《新青年》的相遇：从文学翻译到文学革命
思想如何进入“文学”：《新青年》与新文学的思想性
从文类视角看现代“文学”的构造——读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
第三辑 社会互动的图景
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
国家与道德：民初共和危机与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
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吗？
激活历史的方法——读陈平原《作为思想操练的五四》
第四辑 长时段的视野
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再思考
“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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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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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五四”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也活力的课题，如今似乎已风光不再。就学术工作自身的伦理而言，任何对象都不应要求得到比其他对象更多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五四”的祛魅代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某种进步。一门学科摆脱了前提性的价值判断的干扰，可以看作它走向成熟的标志。然而，与之伴随的代价是，现代文学研究日渐失去了介入当下思想论争和回应现实关切的能力与兴趣，成为学院体制内部一个规范化的知识生产的门类。“五四”在学科内部的边缘化与这门学科在整个人文思想界的边缘化几乎同步发生，这或许不是偶然的。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是，这门学科初得以成立的根据，就基于对“五四”新文学的性质的认定和价值的判断。这种特殊的共生关系曾经给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扰，上世纪80年代的前辈们在挣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同时努力寻求着学科的自主性，但两者之间的紧张也赋予现代文学研究以活力，至少经由“五四”这一频道，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历史和现实发言，而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二十年前，当我还是现代文学的门外汉时，把我引入这门学科的是这样一种朴素的感受和由此引起的疑问：为何从“五四”发端的新文学，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似乎只有在现代中国，文学才被赋予超出文学自身的意义，扮演超出文学自身的角色。当然，这也许只是我的主观认识和想象，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它是无法被证实和证伪的，但它却成为我投身这门学科的初动力。考入北大中文系以后，在系统的学术训练过程中和之后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我必须选择具体的个案和课题作为研究对象，但初的困惑仍萦绕在我的心头，等待着被表达和清理的时机。
而在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正是现代文学学科走向规范化和成熟的时期，宏观地表达对“五四”的看法不再受到鼓励和提倡，对初学者就更是如此。北大中文系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历来重视史学的训练，强调原始文献的梳理和解读，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从具体的材料中生发出有意义的问题，并通过逻辑绵密的论证来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有效的历史研究应该采取的工作程序，也是学术成果的质量的基本保证，我从中受益匪浅。但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和追问，当“五四”被拆解成一个个片断的时候，“五四”之为“五四”的那种整体性还存在吗？失去了对这种整体性的把握，还能理解“五四”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吗？我相信“五四”仍旧是现代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坐标，任何研究者在进入“五四”时，都不可避免地携带着自己对“五四”的某种价值判断和立场，无论他对此是否有充分的自觉。我也相信，那种脱离了历史语境的、泛泛而论的“五四”叙事除了标榜某种姿态外，在今天也没有什么意义。问题在于，如何以有效的学术工作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作为政治实践和文化运动的“五四”，进而释放出被单纯的学院化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表达所冻结的、“五四”本身所蕴含的历史能量？
且不论这一课题对研究者的要求，“五四”作为对象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今天我们会大致区分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学生运动和此前此后的思想文化潮流，姑且不论两者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把“政治”的五四放在一边，仅就“五四”新文化而言，内部就包含了诸多思想和文学的脉络。今天已有研究者指出，“新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后来者的命名和建构，将其视为不言自明的实体是很危险的。但仅仅把新文化历史地还原为具体的个别的思潮和脉络仍然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想落入后结构主义或唯名论的陷阱，就需要努力去辨析，新文化内部那些不同的脉络各自的来源和去处，以及它们是如何在“五四”这个的历史节点上相互关联和彼此纠缠起来，并释放出巨大的历史能量的。为此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开阔的时空范围内，在上下左右的参差对照中，来观察新文化及其内部诸多脉络的位置和轨迹。
这本小书就是这项工作的初步尝试，它也是我十多年来围绕“五四”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和思考的小小总结。收入书中的各篇文章或长或短，都带着年轻学者学徒期的稚拙痕迹，但至少对我本人而言，它们是我独立进入“五四”新文化这片土地时留下的一连串脚印，是我摸索着树立起来的一系列路标，帮助我勘测新文化的地形，理清它内部纵横交错的沟壑的走向，以及它在中国现代文化版图中的位置。这同时也为自己认识当下身居何处，提供了某种历史的参照系。
书中的文章按照主题的相关性，大致分为四辑。辑从语言和文体问题入手，尝试探讨“五四”语言改革运动的多重面向。《近代散文对“美文”的想象》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论文的主旨是考察“散文”作为现代文学的文类，如何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得以成立并获得某种文类自觉。与小说、诗歌等具有形式规定性的文类不同，散文的文类特征必须参照主流书面文体及其变迁才能得到认识。在梳理近代书面文体的流变过程中，我认识到“五四”白话文与其说接续的是晚清模拟口语的白话文，毋宁说更接近近代以来日益浅近的报章文体。另外，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专注于开启民智不同，“五四”的语言改革运动包含了更严肃更深切的文化层面上的思考。《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一文选择世界语为个案，重点却在于透过世界语作为一种语言方案在清末无政府主义者和“五四”新文化人那里的不同意义，来揭示内在于五四语言改革运动之中的独特的文化批判的维度。“五四”白话文不只是一种语言工具而已，它与新文化人对现代中国人主体状态的探索紧密相关，这一点也体现在鲁迅的语言选择上。《“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试图从鲁迅对“声”的持久的敏感和探求出发，把握“五四”时期鲁迅几乎是毫无阻碍和征兆地从文言转向白话的选择背后的内在动力。这三篇论文前后跨越十余年的时间，但贯穿其中的思考方向似乎仍有迹可循。
第二辑侧重对“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考察，我试图跳出概念史的思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文学”作为一个论域如何在“五四”时期的媒介转型、翻译实践、文类重塑和思想运动的彼此激荡中脱颖而出。《胡适与<新青年>的相遇：从文学翻译到文学革命》一文追溯胡适早期的文学翻译实践，这一段文学革命的“前史”，为我思考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那就是“文学”在民国初年文化场域中的位置的变动，为文学翻译推动本土文学变革提供了契机。带着相近的问题意识，我在《思想如何进入“文学”：<新青年>与新文学的思想性》一文中，试图更深入地分析造成“文学”的这种结构性的位移的机制和条件。我从“文学”观念的变迁入手，指出《新青年》上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由于引入“白话”这一因素，松动了晚清时期即已成型的自律性“文学”观念的边界，从而开辟了“文学”与思想界交流和互动的渠道。文学革命能够与思想革命汇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端赖于此。《从文类视角看现代“文学”的构造》虽然是一篇书评，其主旨则是借助具体“文类”的视角，重新思考“五四”时期“文学”概念的整体性及其包蕴的能动性。这三篇文章都聚焦于新文学的发生，我不想满足于史实的考辨，而是努力去感受和体会新文学发端时那种创造性的能量。
第三辑转向“五四”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图景，我尝试从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不同层面上活跃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思潮彼此互动的角度，把握新文化发生和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是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而写的论文，我引入当时还算新鲜的地方视角，试着去考察新文化在山东一地被接受和再生产的过程，发现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并非青年学生，而是晚清以降形成的地方精英群体。《国家与道德：民初共和危机与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则在民国初年共和危机的大背景下，考察新式知识分子围绕“国家与道德”论题展开的一系列论述，指出正是在与这些论述的对话和论辩中，新文化人的“伦理觉悟”才得以自觉地发生，并发展为对包括儒家道德在内的中国传统的整体否定。辑中的另外两篇文章都不是正式的论文，借此我得以放言表达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宏观性的思考。《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吗？》有感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范式”的长期支配地位，尝试在更宽广的比较思想史的视野中，澄清欧洲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我的观点是，新文化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它内部诸多脉络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论辩和相互激荡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都是“启蒙”这个概念无法概括和穷尽的。《激活历史的方法》一文是为业师陈平原教授的新作《作为思想操练的五四》写的书评，通过对陈平原教授“五四”论述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体悟，我对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大型的思想论争的特质亦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后一辑的两篇论文都不是直接讨论“五四”的，但结尾都归结到对“五四”新文化之历史意义的重新认识。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以学术史和问题史梳理的形式，在更长的时段中思考“五四”作为现代中国之重要节点的意义。《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再思考》考察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建国后有关现代文学起点的表述，辨析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立场，后试图重新阐释“五四”新文学作为现代文学之开端的合法性。《“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关注的是近四十年来欧美中国学研究界涌现的“早期现代中国”论述，它体现了从长时段和全球视野中探索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路径的努力。我在整理其谱系的过程中，也在思考所谓“早期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以及“五四”在其中的位置，并将自己并不成熟的观点附于文后。对我来说，学术史的清理在知识生产的意义之外，更是自我反思和定位的一种方式。
怀特海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迷路的旅行者不应该问：‘我在哪儿？’他真正想知道的是，别的地方在哪儿？他自己没丢，但他找不到其他地方了。”列文森引用来阐明他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一个观念总是在它与其他观念相对的关联中才能被把握（见《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卷《导论》），对“五四”新文化的认知，大概也可借鉴这样的方法，在新文化与其前后四旁的关系中来探测其位置。这本小书或多或少地实践了这一思路，不敢奢望它胜任指南的角色，但它或许可以看作一位在那段历史中漫游的经验不足的旅人，为了不让自己迷路而努力求索的行迹的记录，对其他旅行者也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吧。
是为序。
2019年7月23日于京北风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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