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第2辑）
》
售價：HK$
153.6
《
汗青堂丛书048·科举史（新）
》
售價：HK$
79.2
《
新形势下海事综合风险管控理论与实践
》
售價：HK$
96.0
《
数码港元：Web3.0构建香港新金融
》
售價：HK$
90.0
《
邓正来著作集（全9册）
》
售價：HK$
1905.6
《
努斯：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第6辑）--逻辑、同异与辩证法
》
售價：HK$
81.6
《
碳交易与碳金融基础（彭玉镏）
》
售價：HK$
57.6
《
当下的骰子--福柯的光与影
》
售價：HK$
105.6
|
| 編輯推薦： |
|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曾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所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就是指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和汉冶萍公司。本书所选档案资料，成文时间自1889年至1948年，内容绝大部分选自湖北省档案馆藏的汉冶萍公司原始档案或资料，系*次正式公布；少量选自张之洞的奏稿、电镐和盛宣怀的档案资料，全面反映了汉冶萍公司从从1890年创建汉阳铁厂，经1945年改建华中钢铁公司，至1948年注销公司名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接管，经历官办、官督商办、商办、国营四种企业体制形态，清末、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初期四个历史时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
| 內容簡介： |
|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是中国*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1908年，盛宣怀奏请清政府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而成立。同时由官督商办转为完全商办。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本书所选档案资料，成文时间自1889年至1948年，内容绝大部分选自湖北省档案馆藏的汉冶萍公司原始档案或资料，系*次正式公布；少量选自张之洞的奏稿、电镐和盛宣怀的档案资料，分官办、官督商办、商办时期（一）、商办时期（二），按大类、问题、成文时间顺序排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
| 關於作者： |
|
湖北省档案馆处长，研究馆员，长期从事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和江汉关档案史料、辛亥革命档案史料整理工作，《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的主要整理者。
|
| 目錄：
|
总目录
官办时期(1889—1896)
一、炼铁厂的早期筹备3
(一) 订购设备与聘请洋匠3
(二) 筹设铁厂与迁往湖北11
二、汉阳铁厂的筹建24
(一) 勘办各地煤铁矿24
(二) 大冶铁矿的勘探与开采39
(三) 铁厂经费的筹集45
(四) 汉阳铁厂的兴建91
(五) 添购机器与遣员留学102
(六) 产品销路的筹划104
三、汉阳铁厂的经营管理109
(一) 铁厂告成与经营情况109
(二) 生产经费的筹集129
(三) 招商承办的筹划140
官督商办时期(1896—1908)
一、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147
(一) 招商承办的过程147
(二) 与洋商合办的拟议171
(三) 招商承办后的经营173
二、萍乡煤矿的勘采257
(一) 早期的勘测与开采257
(二) 正式开采及经营310
三、煤铁互售与举借外债346
(一) 预借矿价与煤铁互售346
(二) 举借外债的经过370
商办时期(一)(1908—1915)
一、综合383
(一) 合并厂矿筹建公司383
(二) 招集股金392
(三) 股东大会、董事会议事及董事更替426
(四) 辛亥起义员司散避495
(五) 申请撤销驻汉冶厂矿监督员499
(六) 申请取消赣省代办萍矿及查禁私井502
(七) 申请收归国有532
(八) 申请官商合办及政府派员调查550
(九) 三百万元日金借款及日本帝国主义谋划中日”合办”588
(十) 一千五百万元日金借款及聘用日本”顾问”632
(十一) 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中关于汉冶萍公司的条款691
(十二) 请求政府维持及向通惠公司借款704
(十三) 与湖北官绅交涉债捐756
(十四) 拟议总事务所迁汉807
二、机构人事810
(一) 股东联合会、经理处810
(二) 运输所、商务所、会计所818
(三) 汉阳铁厂839
(四) 大冶铁矿860
(五) 大冶厂矿巡警896
(六) 萍乡煤矿903
三、厂矿基建915
(一) 大冶铁厂新建915
(二) 汉厂、冶矿、萍矿扩充工程预算932
(三) 汉阳铁厂扩充954
(四) 大冶铁矿扩充958
(五) 萍乡煤矿扩充967
四、厂矿生产973
(一) 汉阳铁厂973
(二) 大冶铁矿992
(三) 高坑煤矿1003
(四) 佛宁门煤矿1009
(五) 常耒锰矿1020
(六) 马鞍山煤矿1037
(七) 安溪铁矿1042
五、煤铁运输1045
六、产品销售1077
(一) 钢铁销售1077
(二) 煤焦销售1112
(三) 合办东方商运公司1120
七、财务收支1123
(一) 帐略1123
(二) 辛亥革命前之借款1200
(三) 股息1221
商办时期(二)(1916—1948)
一、综合1227
(一) 董事会、股东大会议案1227
(二) 股东联合会1355
(三) 日债的举借和交涉1377
1. 850万元借款1377
2. 200万元借款1411
3. 聘用日本顾问1426
4. 还款利率及期限1447
5. 生铁矿石交额及价格1465
(四) 九州制钢公司1538
(五) 与武汉、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1559
(六) 与湖北交涉矿权及债捐1595
(七) 工人罢工员工索饷1739
(八) 卫生教育1843
二、机构人事1859
(一) 董事会1859
(二) 总稽核处1889
(三) 经理处1894
(四) 会计所1933
(五) 商务所1944
(六) 运输所1955
(七) 北京事务所1974
(八) 东京事务所1979
(九) 伦敦事务所1992
(十) 汉阳钢铁厂1995
(十一) 大冶钢铁厂2004
(十二) 大冶铁矿2028
(十三) 大冶厂矿2051
(十四) 大冶厂矿巡警2087
(十五) 萍乡煤矿2101
三、查勘矿山2154
四、厂矿基建2170
(一) 大冶铁厂建设2170
(二) 厂矿扩充2199
(三) 款项预算2205
五、厂矿生产2215
(一) 汉阳钢铁厂2215
(二) 大冶钢铁厂2249
(三) 大冶铁矿2283
(四) 萍乡煤矿2334
(五) 常耒锰矿2418
(六) 阳新锰矿2449
(七) 永和煤矿2455
(八) 佛宁门煤矿2484
(九) 龙山铁矿2503
(十) 海城镁矿2505
(十一) 龙烟铁矿2514
(十二) 鄱乐煤矿2533
(十三) 聚庆源公司2554
(十四) 汉昌炭铁公司2557
(十五) 仙居铁矿2563
(十六) 振冶铁矿2585
(十七) 泾县煤矿2608
六、原材料供应2611
(一) 外购土铁矿石2611
1. 振豫土铁2611
2. 宝华铁矿石2615
3. 象鼻山铁矿石2620
4. 长程铁矿石2639
(二) 外购煤焦2643
(三) 采购材料2659
七、煤铁运输2679
八、产品销售2744
(一) 钢铁矿石2744
(二) 煤炭焦炭2786
(三) 税款缴纳2801
(四) 东方商运公司2814
九、财务收支2822
(一) 帐略2822
(二) 簿记改良2842
(三) 股款股息分红2867
(四) 交通部轨款2887
(五) 川路轨款2895
(六) 银行钱庄款项2900
十、抗战时期的公司2925
(一) 国民政府征用2925
(二) 厂矿停工保管2945
十一、与日本的关系2956
华钢时期(1945—1954)
一、机构人事与规章2977
二、资产清理与接收3065
三、生产经营与管理3238
附录
附录一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3401
附录二汉冶萍公司机构人物简表3464
|
| 內容試閱：
|
汉冶萍公司档案汇编汉冶萍公司及其档案简论 (代序)
清代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建炼铁厂，在大冶兴办铁矿。三年之后，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企业诞生的汉阳铁厂竣工投产。此后，晚清重臣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在江西萍乡开办煤矿。光绪三十四年(1908)，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成立，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个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为东亚空前之伟业”，“大冶之铁，既为世界不可多觏之产，而萍矿又可与地球上著名煤矿等量齐观。是汉冶萍不独为中国大观，实世界之巨擘也” 《汉冶萍公司过去及将来》，《东方杂志》第15卷，1918年5月。。公司集勘探、冶炼、销售于一体，“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 《张文襄公全集？张文襄公奏稿》第28卷，北平文华斋1928年刻印。，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孙越崎为《大冶铁矿志》(自刊本)的题词，武钢《大冶铁矿志》办公室编印，1986年。。
汉冶萍公司从1890年创建汉阳铁厂，经1945年改建华中钢铁公司，至1948年注销公司名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接管，经历官办、官督商办、商办、国营四种企业体制形态，清末、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初期四个历史时期，时间长达64年。伴随公司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数量浩繁的档案，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社会生活，反映了自19世纪90年代起的半个多世纪中国所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珍贵的手史料。这批档案历经兵燹之祸，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现藏于湖北省档案馆。
一
鸦片战争以后，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睥睨群夷的清王朝，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门户洞开。“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其公使傲眠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见《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清王朝的腐朽颟顸，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咸丰元年(1851)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动摇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根基。
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出现新的变化，尝试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开始了近代化的起步。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批标榜“自强求富”、兴办“洋务事业”的人物，摒弃视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井底之见，提倡“师夷长技”，鹜赴云集般地兴办了江南制造局等10余家军事工业和轮船招商局等20多所民用工业。由于钢铁工业极度落后，这些企业所需的钢铁原料基本依赖进口。此外，“妇女用之针黹，炊饭用之锅釜”亦多仰赖外国供给。同治六年(1867)进口铁11万担，光绪十七年(1891)增至173万担。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张之洞在光绪十五年八月(1889年9月)的奏折中说，广东省“每年洋铁入琼州者百万斤有奇，入省城、佛山者约一千余万斤”。光绪十三年(1887)贸易总册所载，各省洋铁、洋针进口值银213万余两，次年升至280余万两。白银大量外流，使得清王朝更显国力竭蹶。
“钢铁之用，亦犹菽粟水火，不可一日缺也”，关系国防民生至重且巨。发展钢铁工业成为政见不同的洋务派领袖的共同目标。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铁器之器。” 《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2008年。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得到清廷许可后，开办河北磁州煤铁矿，但因煤铁矿藏不旺，距船运河道甚远，资金筹措无着，加之购买英国的设备不符和被征用土地居民的反对等原因，导致磁州煤铁矿胎死腹中。光绪元年(1875)，接受李鸿章密谕饬查中国地面产煤铁之区的盛宣怀，在广济盘塘设立“开采湖北煤铁总局”，雇英国矿师查勘湖北煤铁矿藏。光绪三年(1877)勘得大冶铁矿，盛宣怀赴大冶详勘，购得部分铁山土地产权，准备设厂炼铁，但因经费过巨，未获李鸿章批准。光绪十一年(1885)，贵州巡抚潘霨开办青溪铁厂，经过5年多的建设投入试产，但因矿石无开采储量，燃料不符合新式高炉冶炼的要求，引发高炉多次爆炸，冶炼工人因害怕而离去，仅一个半月就被迫停产。后时断时续，8年后完全停产，多名官员为此被朝廷革职查办，潘霨因愧疚而吞金自尽。青溪铁厂为开启中国近代钢铁重工业的先河付出了惨痛代价。
青溪铁厂以失败告终的同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宣告建成。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94年8月24日)，张之洞上奏朝廷说，汉阳铁厂“诹吉于五月二十五日升火开炼，二十七日出铁。其余各炉机亦皆演试如法，一切均极顺利”。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就有意开办铁厂。他认为，“凡武备所资……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需，无一不取资于铁。办铁厂可以塞漏卮、开利源。”适逢朝野就修筑铁路发生争论，醇亲王奕及张之洞等人提出修筑芦汉铁路的建议，得到清廷认可。张之洞提出，“欲修铁路，必先造轨，造轨必先设铁厂，否则事倍功半。”奕深以为然，嘱其委托驻外公使，购买比利时日产生铁100吨的高炉两座和配套设备，准备在珠江南岸的凤凰岗择地设厂。
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督办芦汉铁路南段。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不愿意接手，“广东铁矿贫乏，……且营建厂房及购置机器的费用庞大，决不是广东财政所能负担”，奏请将尚未运到的机炉，径运湖北或直隶。李瀚章上奏后的第13天，即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89年12月18日)，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三天后便致电海军衙门及李鸿章，要求将铁厂移建到湖北，很快得到清廷批准，并由户部拨款200万两库平银作为建厂经费。踌躇满志的张之洞，将在广东所定购之熔铁炉移到武汉，力排众议，将厂址定在“旧为洼塘榛棘之区”的汉阳大别山(今龟山)脚下。汉阳铁厂于光绪十七年八月(1891年9月)动工兴建，两年十个月后，即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竣工，次年上半年开炉炼铁。
湖南巡抚陈宝箴评价说，汉阳铁厂开炉鼓铸，既是“中国大政”，也是张之洞“生平盛业”。由于采用了世界为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汉阳铁厂的创设被称为“取法欧美钢铁冶炼工程之嚆矢”胡博渊：《三十年来之中国钢铁事业》，见《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1946年。。清廷户部在奏折中说：“湖北铁政一厂为中国制造之权舆，亦为外人观听之所系。”后世学者认为，汉阳铁厂建成投产，既是中国钢铁工业起步的标志，也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汉阳铁厂投产不久，问题接踵而来，首当其冲的是焦炭不足。张之洞原本以为“中国矿产之富，甲于天下”，实际却大相径庭。湖北境内，当阳煤矿储量过少，“仅敷数年”；王三石煤矿，因透水无法解决而停闭；马鞍山煤矿虽然出煤，但“磺重不合化炼”。“湖北全省中欲求可炼焦炭之煤，竟渺不可得”。迫不得已远购英国、比利时“价值过昂”的“洋焦”。为减轻成本，搀用湖南宝庆煤，结果“火力不足，铁液凝结炉底，几致偾事”。当时国内能炼焦炭的煤矿仅河北开平一处，于是改用开平焦。“开平一号块焦，每吨正价及杂费水脚，需银十六七两，道远价昂，又不能随时接济”汪胡桢：《中国煤矿业小史》，《东方杂志》第18卷，1921年9月。，结果造成铁厂时常停工待料。
汉阳铁厂的总投资在588万两库平银以上，投产后两年间开支达160万两，而销售额只有24 825两，仅占开支的1.6%。汉阳铁厂维持生产所需经费数额巨大，其中仅支付“洋匠”的薪资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于“事非素习，人乏专门，工师匠目，悉聘自外洋，资用浩繁，支持困苦”。汉阳铁厂初建时，购买地基花了银子2.8万两，购买民房并补给迁费1.5万两，共计4.3万两。但两年间支付德、英、比国的9名“工师匠目”的薪资共达7.2万两，为其修建住房和购买勘矿、测绘器具的1.3万两尚未计算在内。张之洞要求各驻外使节延揽“洋匠”时“优其薪、久其期”的承诺，成为沉重的包袱。
进退维谷之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既付出了巨额开支，又因战败而需赔付二亿两银子，库空如洗，无力顾及嗷嗷待哺的汉阳铁厂。张之洞未曾想到，一年多前上奏朝廷的豪言壮语尚在绕梁，“甫经一稔，而已心力交瘁矣”。面对困境，张之洞便下决心实施其早已拟定的“经久之计”：将铁厂招商承办。 1892年6月11日，张在致李鸿章的信中说，汉阳铁厂的“经久之计，终以招商承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持久”。出于当时国内万马齐喑的氛围，他不能将此计划和盘托出，先是反复强调“华商力薄，不能任此”，“中华绅商，类多巧滑”，致电湖北铁政局总办蔡锡勇说，“铁厂仍以外洋包办为宜”。消息传出，引发朝野一片反对。陈宝箴致电张之洞，认为铁厂包与洋人的设想“与公初意不大符合……甚为中国惜之”。于是，张之洞便驰电李鸿章，说包与洋人之议“已作罢论矣”。
在张之洞决定将原准备在广东兴建的炼铁厂迁至湖北时，光绪十五年十一月(1889年12月)间，时任山东登莱青道盛宣怀到上海拜谒张之洞，两人“连日晤谈，详加考究”。盛宣怀为表示诚意，将在大冶购得之铁山矿相赠，以免“徒然藏富于地”。此后，盛宣怀致电张之洞，不仅表示愿意“获随侍”“供驱策”，而且对其知遇之恩“恨不沥肝以报”。张之洞在致盛宣怀的主子李鸿章的信中，对盛宣怀大加赞誉：“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而被称为“合肥相国左右臂”的盛宣怀，一方面向李鸿章表示“谁肯以丑恶无益之干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以示不应张之洞之招而一心追随李鸿章之心迹；另一方面，对张之洞抛出的绣球又难以不为所动。由于时局的关系，起初愿意接办铁厂的盛宣怀却又犹豫不决，多有推辞之意。张之洞在致李鸿藻的信中说：“盛为人极巧滑……海内皆知之。”此时国内兴办铁路之说泛起，立即“歆动”的盛宣怀表示愿意赴鄂“通筹决策”。早已属意盛宣怀出面经理铁厂的张之洞，立刻上奏清廷说“盛道才猷宏达，综核精详”，明确表示接办汉阳铁厂之人“非盛莫属”。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1896年5月23日)，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从而给这个濒临衰竭的企业注入了些许活力，经营与生产较之以往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生机。一直无法解决的两大致命难题，即缺乏煤焦和产品质量不高，随着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和铁厂机炉的扩充改造，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张之洞、盛宣怀的一再要求下，清廷下令任命盛宣怀督办铁路；规定铁路所需铁轨均购之于汉厂；批准其产品减免税厘等等。这些政策性措施对汉厂的生产和经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10余年的发展，官督商办的弊端诸如营私舞弊严重、充溢官场积习、生产效率不高、官商矛盾尖锐以及外国银行的刁难等，愈来愈明显。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严复指出，官督商办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无一实效之可指”严复：《原富》译者按语，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由于未能取得民族资本家的信任，“华商多以官夺商业为惧”，难以招徕民间资金。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1908年3月13日)，盛宣怀与湖广总督赵尔巽合词恭折，奏请“扩充股本，合并公司”。盛宣怀向皇上报告说，萍矿之煤，“炼焦足可合用”；汉厂之钢，“足与英、德等纯钢媲美”；邮传部通令各省兴筑铁路所需钢铁一律购自汉厂；因此，“以免巨资外溢，实已确有把握”。同时表态，一定“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不瞻顾，期于必成”。皇上下旨：著责成盛宣怀加招华股，认真经理，以广成效。13天以后，农工商部颁发注册执照，将汉厂、冶矿和萍矿合并组成公司，定名“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汉冶萍公司正式成立。
公司额定股本银洋2 000万元，由于华商“人情观望”，招附新股并不顺利。盛宣怀一面不断给亲贵大吏写信，描绘“各省铁路齐兴，煤铁销路愈推愈广”的美好前景，一面赠送若干股份，诱之以“大约将来余利总在轮船、电报之上”，一面请求购股，“大股小股，零整不拘”，“虽一二股不嫌其琐碎也”，“恨不得十八省百姓个个有股份”。
在盛宣怀的不懈努力下，“始有大批股份接入”，不久募集新股1 300多万元，暂时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三大厂矿的生产规模逐年扩大。宣统三年(1911)，以年产量计，汉厂产钢38 640吨，萍矿产煤1 115 614吨，冶矿产矿石441 812吨。1914年，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国工厂停顿，制造航轨器械，纷向汉冶萍定购，该公司供难应求”。世界钢铁市场价格暴涨，铁价“每吨由二十余两增至百余两，砂价亦至六倍以上”，公司瞬间“获利至九百余万”。公司还不失时机地购置、开办了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合资企业，由此进入“黄金时代”。1917年，董事会会长孙宝琦等11名职员，分得“普红”“特奖”合计48 640元，人均4 420元。总经理夏偕复、副经理盛恩颐两人分得25 600元。“各办事机关精神至此为之一振”。上海《万国商业月报》登载译自西方报纸的文章，如此描绘汉阳铁厂：“烟囱凸起，插入云霄，屋脊纵横，盖于平野。化铁炉之雄杰，辗轨床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之雄厂耶！”《东方杂志》第7期，1910年12月。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急剧下跌，公司产品严重滞销。从1921年开始的三年里，公司“积亏至七百余万”。巨额亏损犹如一颗炸弹，被一时掩盖的“良莠杂出，上下相朦”等问题骤然出现。公司管理乱象丛生，决策层勾心斗角，厂矿长尔虞我诈、攻讦不止，员司匿情舞弊、龃龉不断。萍矿总办林志熙捏造假账，“侵蚀公司款项至三十余万两之巨”，轰动一时。被汉厂总办李维格称为“办事亦有血性”的德国总工程师吕柏说，铁厂的大小官员们“只想着如何去满足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工厂的兴衰对他们来说，就像宇宙中遥远的恒星距地球那样遥远。”吕柏：《中国的采矿业和钢铁工业》，慕峰涛摘译油印本。
“执中华实业之牛耳”的汉冶萍公司，瞬间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从1921年起，汉阳铁厂停止炼钢。三年后，3号、4号高炉停产。大冶铁厂1号高炉开炼仅10余日就因事故停炼。2号高炉投产2年，因煤焦供应不足而停产。国内仅有的两座日产量450吨的高炉，总共只生产了26个月。1925年，大冶铁厂高炉全部停产。1928年，萍乡煤矿被江西省政府接管，继由资源委员会赣西煤矿局接管经营。汉冶萍公司开煤、炼铁两大端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大冶铁矿一处为抵偿日债而继续生产。“中国的钢铁企业，变成了供给日本重工业原料的基地”陈之安等：《中国近代史(职工读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和资源委员会成立迁建委员会，将汉厂、冶厂、冶矿的部分设备运往四川渡口另建新厂。1938年10月，大冶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大冶成立“日铁大冶矿业所”，大肆进行掠夺性开掘，运往日本的矿石达450多万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日铁大冶矿业所”，成立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1947年12月1日，汉冶萍公司上海浦东码头基地被资源委员会钢铁事业管理委员会接管。1948年7月10日，在原汉冶萍公司大冶铁厂、铁矿基础上组建华中钢铁有限公司。1948年7月12日，资源委员会接收了位于上海四川路33号中国企业银行大楼809号的汉冶萍公司总事务所。1948年9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发指令，核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处理办法：“该公司全部资产已抵押与日本，其剩余资产远不足抵偿其所负之日债，所有抵押品应由接收债权之政府予以接收，全部拨交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公司承受运用。汉冶萍公司事实上早已破产，其名义应即撤销。”
1949年5月27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华中钢铁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原人民政府工业部、中南工业部和中共湖北省委先后任命了华钢党政领导干部。1954年9月，重工业部钢铁局宣布，华钢更名为武汉钢铁公司。次年10月，武钢青山厂区动工兴建，随后建成新中国个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钢铁公司。
二
汉冶萍公司在华夏大地崛起时，国人为之振奋，挺胸抬头，在发出“翻东半球阘茸之旧局，作西半球灿烂之奇观”的赞叹之余，积贫积弱的民族找到了久违的自豪感。作为近代中国的钢铁联合企业，总共生产铁矿石1 400多万吨，生铁240多万吨，钢60多万吨，煤1 500多万吨，焦400多万吨(煤统计到1928年，焦统计到1924年)。借此，汉冶萍公司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铸下沉重的一页。
汉冶萍公司由盛而衰的原因，引发当世与后人无穷尽的探究。
曾任汉阳铁厂总办的李维格作《汉冶萍公司历史说略》一文，例举了五大原因：事非素习、债多股少、商股生利、洋轨免税、赎路风潮。李维格有“襄助盛公，竭忠尽智”之誉，且此文作于民国初年，因而备受重视。
1924年，汉冶萍公司编纂的《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认为，公司经营困难之主因“厥有两端”：一是负有巨额内外债款，每年应付利息约需二百数十万，“公司之营业不啻专为债权者作嫁”。二是公司没有副产炉，无法利用制铁的副产品，“以致成本不能轻减”。主纂者进一步强调说：“况公司与日本订立之借款交铁契约，绵亘有三十八年之久，若不通盘筹划，其将何以应付？瞻望前途，不寒而栗。”
全国矿业主管机构农商部矿政司长胡庶华认同“日债”关系是导致公司衰亡的重要因素。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吾国钢铁事业，首推汉冶萍公司……其失败原因，皆由于办理之未善……兼之历年军阀斗争，颇受影响。复因欠日债关系，处处都受日人之操纵与牵制……” 1925年5月16日上海《新闻报》。在发表这篇文章两年后，胡庶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汉阳钢铁厂筹备处处长，解决了汉厂长期停修问题。
1925年6月，董事会副会长李经方请公司商务调查员高木陆郎为公司“妥筹补救良策”，高木列举了七个问题，其核心，一是频年动乱；二是借款利息及官利过重；三是事多冗员，人多冗费，众心弛怠。高木将公司比喻为“戕害寿命于不自觉”的浪子，“公司于健全时代，每多滥费血本”是致病之源。
交通部所辖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成立时，在报纸上宣称，汉冶萍公司开办40年来，因为“主其事者无非借公肥私”，所以“其事业之发展毫无希望”。 1927年12月14日上海《新闻报》。隶属于湖北省政府的清理汉冶萍公司债捐委员会，因“债捐”“地税”问题始终与公司纠缠不休，认为公司不仅是“废官黠侩之集团”，而且“益以日人为之主使”。
早年重点思考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将公司失败的原因概括为“四不”，即计划不周、用人不当、管理不善、环境不良。所谓环境不良，一是“内乱时时发生”，二是各级执政当局“补助是少有的，而诛求却无厌”。并且说张之洞在既无煤又无铁的汉阳建厂，“盲目无知”“盲冲瞎干”，终失败在情理之中。吴景超：《汉冶萍公司的覆辙》，《新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9年。
1928年，交通部在讨论着手整顿公司办法时指出，张之洞的戊戌奏折(1896年6月)所言“巨细万端而皆非经见，事机屡变而意计难周”一语，乃是开脱之词，实质是“所计者未必得行，所行者未必早计”。 《交通部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着手办法》，《矿冶》第1卷第1期，1928年2月。
20世纪70年代初，有学者将公司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钢铁生产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对公司的失败，“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全汉昇：《汉冶萍公司史略》，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费惟恺在其《19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汉冶萍案例》一书中提出，汉冶萍公司这个“本来可以为国库生财、成为财富源泉的企业”之所以被断送，是因为它“不容许外人经营管理这个企业，滥借资金，经营腐败，终为日本人所控制”。引自张仲礼等：《国外洋务运动研究概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八九十年代，以张国辉、代鲁为代表，则是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到日本侵略势力对公司的掠夺和扼杀。代鲁认为，“一部公司史即一部公司日债史，研究公司与日本特别是日本政府的关系，即是抓住了公司存亡的主线”代鲁：《汉冶萍公司史研究》序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的公司董事会长孙宝琦，在1918年1月19日写给董事会的信中，以袁世凯为例说：“项城诚一世之雄，其所以致败之由，固不仅在称帝。国家如此，公司亦何独不然？”继以盛宣怀为例说：“补老昔当帝国专制时代，事权在握，无所掣肘。”到了民国，面对湖北的“填股”要求，却只能“亦即慨允”。随后叹惋：“宝琦……阅历政界，悲观已极。”孙宝琦的这段话，将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与政界和国家相联系，深中肯綮，值得重视。
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起的30余年间，洋务派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民用工业，它们形式不一、规模有异，消亡的命运却如出一辙。究其根源，洋务派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而并非改变封建统治制度，他们“不懂得也不想懂得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在实际上违抗了这一规律”黄逸峰、姜铎：《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造成了先进的生产力同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巨大矛盾。洋务政论家王韬批评说，洋务运动“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原因就是向西方的学习“末者徒袭其皮毛，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 王韬：《上当路论时务书》，《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方法与目的、手段与基础的矛盾，决定了洋务运动注定不可能成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其结果只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使得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及盛宣怀等人，终留下这样的历史烙印：既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创办者，也是终结者；既是经营者，也是破坏者。
汉冶萍公司同洋务运动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同洋务运动初期创办的一系列官办企业一脉相承。汉阳铁厂投产后不久，爆发了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中日甲午战争，在客观上使汉阳铁厂成为洋务运动的谢幕剧。可以认为，汉冶萍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就站在了走向消亡的起跑线上，如同时开时停的列车，沿着自己生产的铁轨，一步步驶向倒闭。
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近代化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刺激和推动作用。这些特点在其嫡传汉冶萍公司的历史上表现明显：官督商办以后，吸收了私人投资；经营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其产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企业的劳动力是处在劳资关系下的雇佣工人；厂方任意地延长劳动时间，酷热季节仍要做满12小时；大冶铁矿“工人中多童子，年仅十龄者，肩土一担，得钱二文” 1910年10月5日《时报》。。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的特点十分明显。“劳心者高楼大厦，劳力者贫无立锥”的劳资关系发生严重冲突，如1919年汉阳铁厂工人罢工时，为达到“以期固结其心”的目的，公司采取了“建造工人住宅，为工人子弟设立学堂”之类的“体恤优待工人之举”。正因为如此，公司没有像其他企业那样夭折，而是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顽强地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研究汉冶萍公司从兴建到发展继而衰亡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来自三方面的限制。
首先是封建官僚的抵制与束缚。李鸿章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无须变革，所不及者“独火器”而已。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清末金陵刻本。盛宣怀在戊戌变法中极力主张“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到清王朝被迫搞立宪的时候，还企望“但求宪法顾得住君权”。他们创办的企业，经费多由官款拨充，沿用封建的管理制度，一个工厂就像一个衙门，工人处处受官吏的压迫。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绝非发展资本主义。
其次，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破坏。甲午战争前后，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转变时期。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各国，不再满足于商品输出，他们无意使中国成为商品竞争的对手，而是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目的就是瓜分中国，更多地攫取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暂时缓解，中国近代工业出现了昙花一现的繁荣。汉冶萍公司也不例外，生产和经营有了一个千载一时、的大好局面。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地走向衰竭。这一切，正如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再者，中国民族资本力量孱弱，无法与强大的资本帝国主义较量。清末民初，“中国所成立之矿业公司颇多……然其财力，大半薄弱，不足称霸一方。而其产业权利，大抵属诸外人。”一新：《汉冶萍公司近事记》，《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号，1918年4月。公司曾宣称“拒收洋股”，向以“纯粹之中国公司”自诩，但在萍矿开办之初，就不得不向德国借了400万马克。公司自始至终都未能逃脱日本的吞噬。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后，日本加紧了对该公司的资本输出，明确要求公司以矿产作为抵押，仅在北洋政府时期就逼迫公司向其借债17次，终将公司牢牢地控制在它的魔爪之下。在资本帝国主义虎视鹰瞵之下，“堂堂华夏，不耻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即使有不借外债的中小企业，则“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成而必败”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民族资本与其较量的结果，“停厂者有之，杀生破家者有之”。 《中国新工业史发展大纲》，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
综上所述，汉冶萍公司纵有“万牛回首之力”，终倒闭无法避免。同中国作为灿烂的文明古国到近代却沦落至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一样，其原因正如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试想，公司的船只许悬挂日、俄“洋旗”才能在本国的内河上通行，在这样的国度里能有何作为？反观新中国的大冶炼钢厂，1951年就创造了日产35.3吨钢的全国纪录。由此可见，“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没有为民执政的国家政权，焉能有商办企业的生存发展，焉能有民族工业的振兴”代鲁：《汉冶萍公司的钢铁销售与我国近代钢铁市场(1908—1927)》，《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做的研究工作之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要有助于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觉醒起来，振奋起来，聪明起来”。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三
汉冶萍公司自始至终重视档案工作，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值得借鉴的经验。公司在档案的分类、编目、保管和利用等方面的实践，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书档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构成了我国近代档案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而言，其成就表现在：一是实行了档案的统一管理；二是使用了类似当代全宗理论的管理方法；三是采用了组织机构分类法；四是进行了重要档案文件汇编工作；五是建立了档案的借阅制度。上述内容成为我国近代档案学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对于研究档案工作发展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据档案记载，公司档案在战争年代曾两度遭受严重损毁。次是1941年侵华日军拆除上海浦东码头时，公司存于此处的公司总事务所1919年以前的账册及部分文件散失；第二次是1945年汉口保管处遭到飞机轰炸，相关文卷账册损毁。在公司档案工作者精心擘画之下，公司遗存的档案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汉冶萍公司档案共9121卷，上架排列长度226米，时间起于光绪十五年(1889)，迄于1954年。这批档案、资料，由数量众多的电报、公文、函件等构成，可以分为四大类。
1.经理处档案。数量多，价值也较高。主要包括：规章制度、经营管理、销售运输、计划报告、产业设备、人事任免、机构设置、债捐交涉等内容。
2.董事会档案。是公司权力机关产生的关于各类事项的议案、决议，以及与公司内外联系的函电，分总务、银钱、厂务、煤务、矿务、杂件六类。
3.财会档案。包括公司会计所、商务所产生的四柱清册、股票存根、地(矿)契据、单据票证等。
4.华钢档案。是汉冶萍公司的后续——华中钢铁公司的档案，分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大时期。有清理汉冶萍公司资产有关文件，接收、清理日本大冶矿业所的情况，汉冶萍公司股权登记、债权处理及债捐资料节录，华钢复工及开采计划和生产经营情况等。另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迁建委员会的部分有关档案；公司刊行的各种资料汇编；公司收集的有关公司内容的剪报；反映公司情况的影集；图纸、地图、收发文簿和尚未立卷的杂件；日文、英文的合同、函件，图表、账册等。
湖北省档案馆馆藏其他全宗档案中，也有反映公司情况的档案。民国时期湖北省政府全宗有公司与湖北“债捐”“地税”纠纷记录；建设厅全宗有湖北省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湖北官矿公署有关工作，公司处理办法及债捐问题，清理汉冶萍公司财产节略；财政厅全宗有清理汉冶萍湖北债捐处简章，清理汉冶萍砂捐债款案；江汉关全宗有公司货运监管、轮船调查表和运载矿砂和生铁章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南重工业部全宗，也有大量与汉冶萍公司和华中钢铁公司相关联的档案。
在馆藏报刊资料中，反映公司情况的档案文献十分珍贵。在《民国日报》《晨报》《中央日报》《武汉日报》等报刊中，有关公司的报道数量众多；《矿冶》《矿业周报》《东方杂志》等刊物，常见登载对公司的评论及有关文章，如1923年《劳动周报》第3期，载有《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宣言》。
公司在官办、官督商办时期(1890—1908年)形成的档案，由于在抗战时期两次被毁，尽数亡佚。所幸，这段历史可从公司保存的资料，如《张文襄公奏稿》《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和《汉冶萍公司年表》等中得到弥补。公司进入商办时期(1908年)以后的档案，尤其是盛宣怀去世(1916年)以后的档案数量众多，约占现存全部档案的五分之四。
从具体内容上看，公司早期的档案主要是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奏折、电报，反映了洋务派官僚的思想与实践活动，记述了与中央政府和封疆大吏的各种关系；《汉冶萍公司事业纪要》记录了公司沿革、组织机构、产品出数、利润盈亏等方面的情况；《董事会议案草底》和历届《股东大会议案》是公司各项重要决策产生过程的原始记录；《汉冶萍公司紧要合同汇编》记录了公司历年商借外债及产品销售的情况；《德培办事条规》记载了聘请、管理和使用“洋匠”的情况；《与日本安川合办九州制钢厂》记述了中日“合办”钢铁企业的经过；《清理汉冶萍湖北债捐文件纪要》反映了公司与地方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李维格日记》描述了辛亥革命爆发时武昌、汉口的社会情形；《汉阳钢铁厂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是我国早一批产业工人之一——汉阳铁厂工人生活劳作的原始记录；《蒋介石致汉阳铁厂迁建会快邮代电》记录了抗战时期蒋介石下令拆除公司设备的命令；《汉冶萍公司资产清理委员会公告》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组成公司资产清理委员会，清理接收公司的公告；《华钢党委关于重点整党建党的初步情况报告》记录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钢铁工业蓬勃发展的宏伟景象。此外，还有孙宝琦、张謇、谭延闿、孙武等人的书札，既可为考证史实之用，亦可满足欣赏之需。
综括而言，汉冶萍公司的档案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原始性。公司档案伴随实践活动的客观需要而产生，为了便于日后查考而保存。形式上有草拟人的笔迹、核发者的签名、发文单位的大印；内容上记录了作者和主管单位的思想、立场，是当时具体情况的真实反映。
完整性。档案个体基本构成完备无缺，档案整体完整齐全；既记录了某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也反映了公司的历史全貌。
综合性。公司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孕育和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张之洞、盛宣怀等人是当时声名显赫、举足轻重的人物，加之公司在亚洲首屈一指的规模及其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公司档案的内容包罗万象，极为丰富。
汉冶萍公司的档案是公司历史的积淀，具有可靠的凭证作用和广泛的参考价值。
公司的档案是研究公司历史的原始材料。汉冶萍公司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我国早期钢铁工业的历史。分析、研究公司由创办到发展直至衰亡的过程，对于总结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研究公司的历史，则必须以公司的档案为主要的材料依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公司的档案是印证公司史实的可靠凭证。过去对公司历史的研究，主要是根据盛氏私档和流传的零星的档案，缺乏官方档案的印证。而公司的权力机关董事会和经理处产生的档案，具有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尤为难得的是，档案内容系统全面，数量恢宏，而且事无巨细，均有案可稽。
公司的档案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参考材料。在晚清、民国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在帝国主义列强将中国瓜分豆剖的争夺中，公司始终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日本“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南北战争、北伐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均与公司密切相关。正如冯天瑜所言，一部汉冶萍史，既是公司“历尽坎坷而又奋斗不已的历史”，也是“曲折悲壮的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吴绪成主编：《百年汉冶萍》，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鉴于公司档案的重要价值，2002年3月，“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宣布，汉冶萍公司档案同其他47件“藏在深闺人未识，件件档案值万金”《中国档案报》，2002年3月22日。的人类文明遗产一道，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全国批“国宝档案”。
四
研究汉冶萍公司所依据的史料，早期主要是将私人奏稿、电稿、函稿、文稿等编辑而成的史料汇编，如张之洞、盛宣怀的《督楚公牍》《愚斋存稿》等。汪敬虞、陈真、孙毓棠三人的同书名、不同出版社和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亦为学者必备必用。1980年以来，陈旭麓等的《汉冶萍公司》(三册)陆续问世，以及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的出版，深受学界重视，是必不可少的引用、参考文献。
以盛宣怀研究为例，日本东京学艺大学从事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中村义教授所著《清末政治与官僚资本——以盛宣怀的活动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一文，对《愚斋存稿》的引用占引文的五分之一。需要说明一点，此书出自“盛氏私档”，经盛宣怀本人以及盛氏家族精心挑选而纂。“许多他们认为有碍盛宣怀官声、私德的都不收或作了删改”陈旭麓等：《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私档”固为手资料，“官档”的价值则更胜一筹。由于与汉冶萍公司“官档”无缘得见，一些学者尽力钩稽，仍不免语焉不详。例如，某论述龙烟铁矿公司的文章说，1921年总经理盛恩颐决定购买龙烟公司股份。公司档案载：“十三年……夏总经理辞职，推傅公宗耀为副会长、盛副经理代总经理。”且记录认购龙烟股票是在1918年10月。某文对李维格1904年出洋考察，携带矿石、焦炭、生铁、钢材等样品一说提出质疑，依据是《李维格呈出洋采办机器禀》所说只带了“铁石、焦炭”，并无生铁、钢材。公司档案载，李维格携带了“大冶铁石、萍乡煤焦及汉厂所炼之焦铁”。某文依据张之洞1889年9月20日的奏折，认为汉厂机炉购自英国谛塞德公司(Tee Side Co.)。公司档案载，比利时的厂家以同意接受训练40名中国工匠为购货条件，夺走了这笔生意。吕柏曾说，“张之洞派了一批18岁的年轻人到欧洲去，在设在比利时塞兰(Seraing)的科克里尔公司接受操作工和工长的岗位培训”吕柏：《中国的采矿业和钢铁工业》，慕峰涛摘译油印本。，可为印证。此类错讹虽无伤根本，却难免殃及治学。
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汉冶萍公司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有学者统计，仅在2006—2016年的10年里，围绕公司的研究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出版了8本专著，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十分罕见。李海涛：《近十年国内汉冶萍公司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但认真分析，有关研究仍嫌不够全面、系统，依然存在“盲区”。究其原因，“在资料搜集和研究上花的功夫还不够深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谭其骧：《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研究的传统规范开始面临全新观点的挑战。比如，中外关系不只有侵略和被侵略的一面，还有正常交往的一面；“借洋债”“重用洋员”不能一律视为买办行为等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这些观点的得出，与占有史料的广度、研究的深度，特别是新的手资料的发现和利用有因果关系。再如汉冶萍公司的借债问题，民国初期就有人研究，终因缺乏核心资料，只好托言“事实秘密，未能详知”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东方杂志》第8卷，1911年1月。，不了了之。随着档案的公布，包括日本方面史料的发现和利用，这一问题就研究得比较透彻了。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对历史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为此，湖北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一书。此书是部以公司档案为主体的史料书籍，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很大反响，成为研究汉冶萍公司历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2015年，湖北省《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将《汉冶萍公司档案汇编》列入出版计划。根据要求，我们在《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基础上做了补充与完善。其学术意义表现在：一是公司企业体制形态由官办、官督商办、商办，增加国营为第四种；二是公司存在时间由1890—1948年，改为1890—1954年。本书收辑的史料基本为档案原件，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史料选用慎重，注意史料的全面性和差异性；翔实反映公司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并注重提挈前因后果及社会因素的影响。《汉冶萍公司档案汇编》可称汉冶萍公司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的成果，可为学者治学带来莫大裨益。
为充分挖掘档案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好用活档案这一宝贵财富，我们对汉冶萍公司研究中可望引起社会关注的课题做出研判，与专家学者共飨。
1.中国革命史研究
中共一大做出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决议后，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工人组织工会，领导罢工斗争，掀起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成为党的中心工作。“汉冶萍是中国式、进步的大产业，为中国中部工业制造的策源地，其一举一动足以影响全国”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资料记载，在1920年至1930年，先后10次来到安源，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和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公司档案中，有关于刘少奇、李隆郅(李立三)、李汉俊、蒋先云、黄静源等人的记载，有李福生(张浩)在大冶铁矿活动的记录。
在中共党史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刘少奇、李立三、陈潭秋、蔡和森、毛泽民、夏明翰、恽代英、李维汉、萧劲光等党的早期领袖和重要干部，都来到安源从事过革命活动；产生了中国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早的党校，早进行反腐倡廉探索实践；党的四大召开前，安源党的组织是全国党员人数多、规模的地方组织；亲自介绍入党的夏明翰、蒋先云、刘义、黄静源、毛新梅等人，都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现存档案中有敌人枪杀黄静源的详细记载。此外，还有一些人曾经担任党的重要职务，后背叛了党的宗旨，如向忠发、李涤生、陆沉(卢斌)等人，都曾在公司领导过工人运动。
在人民军队史方面。1927年9月，在安源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安源工人是早领导和指挥的工人武装队伍“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延安记录下回忆：工农军队的批部队战士的三个来源之一是“汉阳矿工”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即为“汉冶萍矿工”之笔误。据资料记载，1927年至1930年，有5 000多名安源矿工分别参加了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成为人民军队中独有的工人群体，从中走出杨得志等13名开国将军。
在工人运动史方面。汉冶萍公司鼎盛时期(1914年前后)，拥有工人数量在3万人以上，“是当时中国的一支产业大军”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官僚的压榨之下，饱受欺凌。1917年，公司中工资与工资相差83倍。西方报刊称，底层工人低廉的工资“欧美亘古所未闻也” 《汉冶萍煤铁厂矿记略》，《东方杂志》第7期，1910年12月。。汉厂、冶矿和萍矿的工人为争取生存权利进行了自发的斗争，1906年安源工人参加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首开中国工人阶级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先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22年成立的由刘少奇任委员长、向忠发任副委员长的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的产业工会，“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局，足以使资本阶级惊心丧胆”。安源建立了全国人数多、组织严密的革命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爆发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国工人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完全胜利，代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
2.档案史料当代价值研究
古人有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例如：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次工人运动的伟大实践和无数先烈的英雄事迹，作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研究汉冶萍公司失败的原因、举借外债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当前企业的生存发展乃至于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研究汉冶萍公司对区域社会经济发生的影响，诸如汉厂对武汉地区城市化起到的推动作用、冶矿推动近代黄石城镇化建设的步伐、萍矿助推萍乡地区融入长江中下游经济带，为当前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佐证。简而言之，将研究成果充分运用到新时代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实践中，让档案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我们的共同任务。我们期盼着专家学者奉献聪明才智，多出经世致用的大作。
3.公司用人制度及人物研究
汉冶萍公司腐朽的用人制度、猖獗的裙带关系，历来为人所诟病。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导致公司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结论可在档案中得到印证。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世的标准去衡量彼时的是非曲直。试想，如果公司用人制度一无是处，如何能够“揽尽天下英才而用之”？若非人才济济，公司能在混沌初开、光怪陆离的社会中维系半个多世纪这一事实，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诠释。
汉冶萍公司的决策层熟谙“凡事得人而理”的道理，由公司资遣出洋留学的吴健就曾说过：“徒有物资机器，不足以言工业之发达。”公司厉行的用人制度，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其中有许多科学的理念、先进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以资借鉴。对于本国技术人员的管理，档案记载十分详尽。据统计，1927年全国“受矿业特别训练之人数在一二千之间，就中在矿业上立足者亦数百” 《交通部整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着手办法》，《矿冶》第1卷第1期，1928年2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公司效力，经过锻炼，大都成为冶金行业的精英。有关报道记载，抗战期间，主持大后方各大小炼钢厂的技术人员，多半是汉冶萍公司的老职员。 《目前炼钢业的困难》，1943年10月28日《新华日报》。公司对出洋留学获“洋文凭”者并未疏于管理，一味迁就。公司董事会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好洋员自不如用中国之好出洋毕业生，但真好者不多见。其普通之病，凡一经专门毕业，遂自视不凡，非丰礼厚聘不来。”
对公司大量雇请、重用“洋匠”以至于“喧宾夺主”，历来有很大争议。1946年出版的《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一书说：“外国技术员工之借重亦应宾主分明……决不可再蹈汉冶萍公司之覆辙。”胡庶华：《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序六，中国工程师学会，1946年。事实并非如此，例如1896年汉厂总管德培草拟的《办事条规》，对如何聘请、管理和使用“洋匠”做了明确规定。至于雇用的“洋匠”是否同其他企业的洋员一样是“技艺不精”，“为该国不用之人而中国用之”徐凤辰、赵元矢：《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尚有待深入研究。
盛宣怀是公司人物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学者认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不研究盛宣怀是不可思议的”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盛宣怀一生摘冠折桂、产业无数，然而倾其毕生心血的唯有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曾与人言：“汉冶萍为东方杰出之一事，震动欧亚，鄙人将老于此矣。”从1902年起，由于一系列卖国商约的签订，盛宣怀便生活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呼声中：“媚外肥己、甘为国贼”陈郁：《关于汉冶萍问题之报告》，1928年5月1日《大公报》。，“贪污犯”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序，科学出版社，1957年。，帝国主义的“宠儿”“内奸”邵循正：《盛宣怀未刊信稿》说明，中华书局，1960年。。这些结论性观点的时代色彩毋庸置疑。如何结合时代背景、客观条件，探究深层次的原因，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既是责任，也是考验。
对于张之洞、盛宣怀、郑观应、李维格、叶景葵，乃至张赞宸、李寿铨等人物的研究，学界倾注了极大努力，成果颇丰。相对而言，对孙宝琦、张謇、夏偕复、盛恩颐等人，则关注较少。至于社会名流如“民国产婆”赵凤昌等，以及科学名人如中国半自动步枪人刘庆恩、中国近代矿学之父王汝淮、近代化学工业开拓者徐建寅等，更是鲜有涉及。公司档案是研究这些人物在这一时期活动的不可多得的手资料。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拓宽学术研究领域，亦可提高社会的关注程度。
总之，当下是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好的时期，相关研究之繁荣鼎盛可期可待。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档案史料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上取得无愧于新时代的卓越成就。
(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系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汉冶萍公司档案。)
《汉冶萍公司档案汇编》编辑部
执笔刘文彦
|
|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