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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适合作为
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鉴赏用书——
散文的天地是那么辽阔 心灵的选择是那么多元
思想的天际是那么广袤 个性的色彩是那么丰富
阅读散文是对自己心胸、情感、想象空间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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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导言 概述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总体风貌
精短鉴赏 分析不同作家作品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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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阅读 本质上考查两个问题：“读懂了吗？”“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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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理解上限】并完成【作文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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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辈出，佳制连篇，堪称中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国现当代散文导读（第四版）》精选鲁迅、周作人、王小波、苇岸、余光中、董桥等人的代表作品，按“现代”“当代”“台港澳”三部分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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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袁勇麟
1967年生，福建柘荣人。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等。曾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八届“青年教师奖”、福建省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福建省优秀教师”、福建省首批特支人才“双百计划”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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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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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 001
笑 / 069
落花生 / 071
故乡的野菜 / 073
苍蝇 / 076
背影 / 079
我所知道的康桥 / 082
阿长与《山海经》 / 092
《野草》题辞 / 097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 099
给我的孩子们 / 112
卖豆腐的哨子 / 116
救火队 / 118
雨前 / 126
鸟的天堂 / 129
故都的秋 / 133
萤火虫 / 137
鹰之歌 / 142
山之子 / 146
囚绿记 / 153
野草 / 157
雅舍 / 159
增订伊索寓言 / 163
鹭鹚 / 168
闲 / 170
况钟的笔 / 173
第二次考试 / 176
叶笛 / 181
印度情思 / 183
海滩拾贝 / 189
傅雷家书（选一） / 195
长江三日 / 198
“伟大的空话” / 207
拣麦穗 / 210
华表的沧桑 / 215
秦腔 / 219
羞女山 / 227
庄周买水 / 232
大题小做 / 235
捉不住的鼬鼠 / 238
躯体 / 243
哪朝哪代《纤夫的爱》 / 248
大地上的事情（节选） / 251
寒风吹彻 / 257
独立花吹雪 / 263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 267
父与女 / 271
髻 / 276
那树 / 282
听听那冷雨 / 287
别离的故事 / 293
田园之秋（一章） / 299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 304
春夜灯语 / 309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 / 311
宠物K / 314
中年是下午茶 / 316
香港故事 / 319
在地下车读诗 / 324
渐渐死去的房间 / 329
第四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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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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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现代散文发展概述
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几千年来源远流长。不过，中国古代散文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趋于成熟和完美；另一方面却也背上了许多包袱，形成框框套套，捆住了自己灵活的手脚。
散文需要变革，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指出的：“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外国散文的介绍，现代报刊的创办，为适应除旧布新的时代需要，中国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焕然一新的“质变”，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现代散文产生和成长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广泛开展、各种新文学形式蓬勃兴起的“五四”时期，繁荣兴盛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20 世纪30 年代，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漫天烽火中拓展奋进，取得了“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的辉煌业绩。
（一）
中国现代散文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尖锐批判古文家“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和近世文坛的拟古主义文风，钱玄同则把那些死抱古文不放的旧文人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他们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现代白话文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的呼声。刘半农在1917 年5 月号《新青年》上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最早具体论述散文变革的有关问题，并首先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周作人在1921年6月发表的《美文》一文中，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在1923 年6 月发表的《纯散文》一文中，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他还借用美国学者的分法，把“纯散文”分为五类：一是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二是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的作品；三是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四是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五是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胡梦华在1926 年3 月发表的《絮语散文》一文中，着重介绍了欧美的Familiar Essay，称它是“散文中的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这些理论主张有破有立，更新了散文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格式、思想内容诸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时期创立的新型散文有多种多样的体裁样式，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
适应除旧布新、思想启蒙的时代需要，议论性散文率先兴起。《新青年》创办初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一些议论文思想新颖、激情充沛，可说是白话散文的一种最初形式。《新青年》1918年4月号首先开辟《随感录》专栏， 专登短小泼辣的议论文字，这些具有文学意味的杂感短评便是后来统称为“杂文”一类作品的先导。继《新青年》之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以及《语丝》、《莽原》、《现代评论》等报刊也竞相开辟杂文栏目，共同促进现代杂文的蓬勃发展。在各式各样的杂文作品中，杂文家不仅“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而且倾注了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探求民族解放之路的革命激情和理想愿望，同时还注重提高论辩说理的艺术性，努力形成各人的独特风格，使杂文有别于一般的论说文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鲁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众所公认的，他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山大师和最杰出的代表。此外，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陈西滢等人也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创建和发展有过一定的贡献。
记叙抒情的白话散文几乎与杂感短评同时发轫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早在1918 年间《新青年》杂志上开始出现白话文学作品时，就有胡适等人的记叙散文和刘半农的语体散文诗试作陆续发表。只是杂感短评因其更便于从事除旧布新的工作而率先盛行开来，记叙抒情散文这时尚处于起步阶段。到了新文学运动由致力于“破旧”向致力于“立新”深入发展的阶段， 记叙抒情散文的各种样式才快步赶上杂文的发展势头。
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抒情文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游记、通讯一类文体适应社会开放、中外沟通的时代需要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和《归航》、孙伏园的《伏园游记》、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踪迹》、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徐蔚南和王世颖的《龙山梦痕》等。这些作品或介绍域外社会风貌，充满异国情调；或采写国内风土人情，各具地方色彩；或以新的眼光领略山水名胜，尽情讴歌自然美，都开拓了游记、通讯的新题材新境界。此外，早期游记体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泊记”“流浪记”的作品，如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倪贻德的《东海之滨》、陈学昭的《倦旅》等。这些作品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释愤抒情气息。
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这时，思想解放运动波及全国，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新与旧、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等矛盾冲突相当尖锐。觉醒的知识分子挣脱封建主义束缚，思想感情获得大解放，他们热烈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积极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但同时也“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鲁迅语），更真切地感到觉醒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更敏锐地发觉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大多处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状态。这种社会心态促成了抒情散文的蓬勃发展。作家出自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的内在需要，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抒情文体。
散文诗跨过幼稚的试作阶段，出现了鲁迅《野草》这样的艺术丰碑和焦菊隐《夜哭》、高长虹《心的探险》、于赓虞《魔鬼的舞蹈》以及不少单篇的成功之作，标志着散文诗这种新创的抒情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抒情小品从《晨报副刊》的《浪漫谈》专栏上起步，到《小说月报》的《创作》专栏内的名篇迭出，表明它业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冰心的《笑》和《往事》、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时期最早的抒情小品名篇和美文佳作。随后，周作人陆续发表了那些影响很大的平和冲淡之作，朱自清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背影》和《荷塘月色》，王统照创作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冥想小品，徐志摩在抒情散文中自剖心态，叶圣陶随时随地抒写日常感兴，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忆旧述感，郭沫若在《小品六章》中捕捉“牧歌的情绪”，俞平伯、丰子恺、梁遇春等人的随笔散文夹叙夹议……在短短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领域就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
总体上说，自“五四”开始，记叙抒情散文率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记叙抒情散文为文学散文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这是“五四”散文艺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不仅用白话写作议论文、杂感文，而且用白话创作叙事抒情散文，不仅写得平易畅达、自然活泼，而且也能写得简洁缜密、优美隽永。白话美文的出现，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胡适语），显示了新文学的创作实绩。因此，“五四”时期散文艺术的蜕旧变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二）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现代散文出现过短暂的沉寂期。随着政治风云的突变和革命形势的周折，新文学阵营也在这个历史转变关头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被大屠杀所吓倒，开始动摇后退了；一部分文人则存心与当局采取同一步调；有些人处于苦闷与探索之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一批从政治旋涡中撤退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则继续坚定地探索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作家的生活态度、思想立场、心理状态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当时和后来的散文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鲁迅语）白色恐怖时期，新兴散文原先那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阻遏，但正如政治高压遏制不了“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一样，现代散文的勃勃生机也是扼杀不了的，它在逆境中仍曲折生长，“仗着挣扎和战斗”（鲁迅语）走向新的繁荣。这时， 因为形势严峻，杂感短评不能不由正面交锋变为旁敲侧击，由锋芒毕露变为隐晦曲折。散文小品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分化和变化：茅盾等人的抒情小品曲折表达自己对大革命失败的情感经验和理性反思，沉郁顿挫，含蓄蕴藉，如茅盾的《卖豆腐的哨子》《雾》《虹》《严霜下的梦》等，以个人抒怀方式和象征性意象表现革命低潮时期的精神苦闷，成为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象征； 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在《骆驼草》上开始改弦易辙，往闲适、趣味的方向发展。游记方面出现了流亡、避祸、销忧之类的新内容，如阿英的《流离》、郑振铎的《海燕》、郁达夫的《灯蛾埋葬之夜》和《感伤的行旅》等。这种种变迁的迹象预示着20 世纪30 年代散文将迎来一个更为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发展前景。
进入30 年代，伴随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各种散文全面复苏，新体散文萌生发展，散文界重新趋于活跃。以1932 年底黎烈文接编并改革《申报·自由谈》，邀请鲁迅、茅盾等人为之撰稿为重要标志，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申报·自由谈》继承“五四”时期《晨报副刊》等传统，注重发表杂文、随笔、速写、抒情散文，汇集了许多散文作家。影响所及，许多大报副刊纷纷仿效，《中华日报》由聂绀弩主编《动向》副刊， 《立报》由谢六逸主编《言林》副刊，《大公报》由沈从文、萧乾编辑《文艺》副刊，都为散文广开门路。专注于散文的刊物有《涛声》《新语林》《芒种》《太白》《水星》《杂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文艺风景》《天地人》《中流》《光明》，等等。1933 年和1934 年分别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可见极一时之盛。各书店也竞相出版散文的专集、选集乃至丛书，如巴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的《文学丛刊》，收入散文集甚多，靳以为良友主编一套《现代散文新集》。报刊杂志上散文园地的扩大，出版商热心出版散文著作，这些都说明一个散文创作高潮业已形成，写作和阅读散文蔚成一时风气。尤其可喜的是，这时期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老作家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冰心、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都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仍是这一时期散文界的主干；20 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茅盾、丰子恺、鲁彦、沈从文等，到这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20 年代末30 年代初陆续涌现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巴金、靳以、柯灵、唐弢、徐懋庸、周木斋、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丽尼、陆蠡、萧红、萧军等活跃于散文界，成为30 年代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在新老作家的辛勤耕耘下，30 年代散文园地呈现出繁花似锦、全面丰收的动人局面。
在这热闹繁杂的散文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艺术倾向、两种流派的鲜明对立，即“论语派”和“太白派”的抗争。
1932 年9 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与《骆驼草》的作者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刘半农等，和《金屋月刊》的作者邵洵美、章克标等，以及一些气味相投的同好如沈启无、徐訏、陶亢德等，提倡“幽默小品”和“趣味小品”；继而创办《人间世》（1934 年4 月），打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后来还创办了《宇宙风》（1935 年9 月），从而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他们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改变了20 年代散文“问世”的径路，从意兴湍扬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咀嚼。
太白派，指的是团结在《太白》杂志周围，以左翼作家为骨干，包括鲁迅、茅盾、陈望道、胡风、聂绀弩、曹聚仁、徐懋庸、唐弢、陈子展、夏征农等人。他们支持创办了《涛声》（1931 年8 月）、《新语林》（1934 年7 月）、《太白》（1934 年9 月）、《芒种》（1935 年3 月）、《中流》（1936 年9 月）等刊物，积极提倡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新的小品文”，促进了30 年代散文写实精神的发展和深化。
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之外，有些名作家独自拓展个人的创作道路，如朱自清、冰心、叶圣陶、丰子恺、郁达夫、沈从文、李健吾等，或絮语家常琐事，领略人生情趣；或记述异域文化风习，陶写古国山水名胜； 或回忆个人经历，怀念师友亲人。他们大多回避政治性题材和尖锐问题，但又不流于消闲玩世之类，主要以益人心智的知识、情趣和自然美吸引读者， 在随笔、游记、传记和抒情散文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还有平津一带文坛新崛起的一批年轻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萧乾、吴伯箫、芦焚、朱企霞、方敬、陈敬容、严文井、南星、季羡林等，他们以《大公报·文艺》、《文学季刊》和《水星》为阵地，专注于叙事抒情散文的创作，力图把散文作为“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刻意追求散文艺术本身的圆满完美。这种有意追求散文艺术性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小说家的散文”和“诗人的散文”这两类作品里。前者吸收了小说“比较客观、刻画完整”的长处，融化短篇小说的某些观照方式和表现手法，使记叙性散文带有小说化倾向，这在李广田的《银狐集》、方敬的《风尘集》、陆蠡的《竹刀》、丽尼的《白夜》中可见一斑；后者追求“诗意”，经营意象，构思精巧，想象丰富，结构短小圆满，在散文创作中倾注了诗艺，丰富和扩张了散文表现生活实感和内心世界的能力，如何其芳的《画梦录》、丽尼的《黄昏之献》和《鹰之歌》、李广田的《画廊集》和《雀蓑记》、缪崇群的《寄健康人》、陆蠡的《海星》等。
东北沦陷后，一批原来在东北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作家陆续逃亡到关内， 加上流亡学生中崛起的一批文学新人，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李辉英、白朗、罗烽等。他们最先尝到失土流离的惨痛，因而最先喊出抗日救亡的呼声。“东北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和自身的逃难经历为主要内容，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悲愤的呼号和对白山黑水、父老同胞的刻骨镂心的思念，开了抗战文学的先声。
总之，现代散文从发轫启程到阔步迈进，从播种萌发进入全面丰收，第二个十年的散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一时期散文繁荣的局面， 一方面是动荡剧变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现代散文深入生活、不断开拓艺术视野的结果。而散文期刊的空前兴盛，也起了促进作用。它们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傅雷家书（选一）
1961 年2 月6 日上午
昨天敏自京回沪度寒假，马先生交其带来不少唱片借听。昨晚听了维伐第的两支协奏曲，显然是斯卡拉蒂一类的风格，敏说“非常接近大自然”， 倒也说得中肯。情调的愉快、开朗、活泼、轻松，风格之典雅、妩媚，意境之纯净、健康，气息之乐观、天真，和声的柔和、堂皇，甜而不俗：处处显出南国风光与意大利民族的特性，令我回想到罗马的天色之蓝、空气之清冽、阳光的灿烂，更进一步追怀两千年前希腊的风土人情，美丽的地中海与柔媚的山脉，以及当时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朴素的风流文采，正如丹纳书中所描写的那些境界——听了这种音乐不禁联想到亨特尔，他倒是北欧人而追求文艺复兴的理想的人，也是北欧人而憧憬南国的快乐气氛的作曲家。你说他humain 是不错的，因为他更本色，更多保留人的原有的性格，所以更健康。他有的是异教气息，不像巴哈被基督教精神束缚，常常匍匐在神的脚下呼号，忏悔，诚惶诚恐地祈求。基督教本是历史上某一特殊时代，地理上某一特殊民族，经济政治某一特殊类型所综合产生的东西；时代变了，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也早已变了，民族也大不相同了，不幸旧文化——旧宗教遗留下来，始终统治着两千年来几乎所有的西方民族，造成了西方人至今为止的那种矛盾、畸形，与十九、二十世纪极不调和的精神状态，处处同文艺复兴以来的主要思潮抵触。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基督教思想尤其显得病态。
一方面，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是站起来了，到处肯定自己的独立，发展到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进步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显然人类的前途、进步、能力，都是无限的；同时却仍然奉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为主宰，好像人永远逃不出他的掌心，再加上原始罪恶与天堂地狱的恐怖与期望，使近代人的精神永远处于支离破碎、纠结复杂、矛盾百出的状态中，这个情形反映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学术的各个部门，使他们（西方人） 格外心情复杂，难以理解。我总觉得从异教变到基督教，就是人从健康变到病态的主要表现与主要关键——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们的哲学、文学即使是悲观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现代语说，一味的“失败主义”；而是人类一般对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叹，如古乐府及我们全部诗词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类的作品：或者是愤激与反抗的表现，如老子的《道德经》—— 就因为此，我们对西方艺术中最喜爱的还是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的绘画、十九世纪的风景画——总而言之是非宗教性非说教类的作品——猜想你近年来愈来愈喜欢莫扎特、斯卡拉蒂、亨特尔，大概也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气质。在精神发展的方向上，我认为你这条路线是正常的、健全的——你的酷好舒伯特，恐怕也反映你爱好中国文艺中的某一类型。亲切，熨帖，温厚， 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而这些因素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具备的呢？——关于上述各点，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关山远阻而你我之间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尝有丝毫间隔，也就象征你这个远方游子永远和产生你的民族，抚养你的祖国，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
导读
周作人在《日记与尺牍》里说过：“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练，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例外）， 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傅雷家书》写作时本无意发表，不料二三十年后却风行一时，成为脍炙人口的读物。
这里选录的一封家书，是傅雷1961 年2 月6 日写给傅聪的。傅聪于1954 年赴波兰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在那里留学，从此傅雷开始给儿子写了数百封饱含真挚感情的家书。这些家书不是普普通通的家信，正如傅雷告诉傅聪：“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的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 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因此，贯穿整部《傅雷家书》的情意，是他要傅聪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雷生前好友楼适夷在《读家书，想傅雷》中指出，傅雷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的成就不只是留下了大量世界名著的译本，而且他还写过不少在思想、理论、艺术上都卓有特色的散文作品。楼适夷特别提到“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傅雷家书》，认为：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在这儿所透露的，不仅仅是傅雷的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而是一颗更崇高的父亲的心，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在走向成才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
增订伊索寓言
两月前旁听华东各大学英语演说比赛，竟发现有大学生某君，引《伊索寓言》为材料，可见此书入人之深，而大学生脑里盘桓者，仍是这些东西。乃思以后编大学教材，当以寓言体为主，以便灌输，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且不提，只说我小学时读伊索《龟与兔赛跑》被龟赢的故事，极为兔抱不平，且深恨龟。为此蓄志日久，要修订此书，以供一班与兔、骏马等同情； 而不与龟、蜗牛等同情者玩读。此为光绪末年间事也。光阴荏苒，人事牵延， 至今尚未着笔，内咎不安，乃乘《十日谈》出刊之便，书数则，以了夙愿。
一 龟与兔赛跑
有一天，龟与兔相遇于草场上，龟在夸大他的恒心，说兔不能吃苦，只管跳跃寻乐，长此以往，将来必无好结果。兔子笑而不辩。
“多辩无益，”兔子说，“我们来赛跑，好不好？就请狐大哥为评判员。”
“好。”龟不自量地说。
于是龟动身了，四只脚做八只脚跑了一刻钟，只有三丈余。于是兔子不耐烦，而有点懊悔了。“这样跑法，可不要跑到黄昏吗？我一天宝贵的光阴， 都牺牲了。”
于是兔子，利用这些光阴，去吃野草，随兴所之，极其快乐。
龟却在说：“我会吃苦，我有恒心，总会跑。”
到了午后，龟已精疲力竭了，走到阴凉之地，很想打盹一下，养养精神，但是一想昼寝是不道德，又奋勉前进。龟背既重，龟头又小，五尺以外的平地，便看不见。他有点眼花缭乱了。
这时兔子，因为能随兴所之，越跑越有趣，越有趣越精神，已经赶前跑到离路半里许的河边树下。看见风景清幽，也就顺便打盹。醒后精神百倍， 却把赛跑之事完全丢在脑后。在这正愁无事可做之时，看见前边一只松鼠跑过，认为怪物，一定要去追上他，看看他尾巴到底有多大，可以回来告诉他的母亲。
于是他便开步追，松鼠见他追，他便开步跑。奔来跑去，忽然松鼠跳上一棵大树。兔子正在树下翘首高望之时，忽然听见背后有声叫道：“兔弟弟， 你夺得锦标了！”
兔回头一看，原来是评判员狐大哥，而那棵树，也就是他们赛跑的终点。那只龟呢，因为他想吃苦，还在半里外匍匐而行。
凡事须求性情所近，始有成就。
世上愚人，类皆有恒心。
做龟的不应同兔赛跑。
二 太阳与风
有一天，太阳与风在争辩，谁的力气大。骄傲的太阳看见地上有行人走路，知道叫人出汗解衣，是他的拿手好戏。于是他对风说：
“我们比一比吧！谁能叫那行人脱下衣服，便算谁的力气大。”忠厚的风上当了，他答应。
风先鼓起力气，尽力地吹，可是只有吹掉那行人的帽子。老奸巨猾的太阳在旁咯咯地暗笑。他说：“让我来，我多么王道，我不声不响地能叫那人马上赤膊给你看。”太阳胜利了。
这是天上的方面。
在行人的方面，只觉得天时乍暖乍寒，有点反常，哪里知道是在上者使枪法，累及下民遭殃。在他解衣之时，他对自己说道：
“那凶横的风，我倒有办法。只是那太阳，不声不响，看来似乎非常仁厚王道，一晒晒得我热昏。叫我在此地出汗受罪。风啊，来给我吹一吹吧！”
且说天上，忠厚的风无端受太阳奚落一场，心殊不快。忽然慧心一启， 哈哈大笑地对太阳说：
“老奸巨猾，你也别使花枪了。我们再比一下，看谁有本事，叫那行人再穿上衣服。”
太阳为要做绅士，虽然明知必败，只好表示主张公道而答应了。
这回太阳越晒，那人越不肯穿衣服。等到风一吹，那人才感觉凉快，谢天谢地，再穿起衣服来了。
这回太阳失败了。
行人因为天时反常，冷热不调，伤肺膜炎，一命呜乎哀哉。但是天上的太阳与风，各人一胜一败，遂复和好如初，盟誓曰：“旧账一笔勾销！”
非才之难，善用其才之为难。
不声不响的人都可怕。
天上使花枪，下民空吁嗟，旧账勾销后，小民眼巴巴。
三 大鱼与小鱼
某池中，生鱼甚多，大鱼优游其中，随便张开嘴，便有几条小鱼顺水游入口中，大鱼吃来不费力。
有一条小鱼，看到这情状，心头如焚，双目凸出，向大鱼说：
“这太不公平！你大鱼为什么吃小鱼？”
大鱼很和气地说：“那么请你吃吃我看，如何？”
小鱼张开嘴，来咬大鱼的肚子，咬了一片鳞，几乎鲠死，于是不想再咬下去。大鱼乃一句话不说，扬翅而去。
世上本没有平等。
四 冬天的豪猪
叔本华有一则寓言很好，如下：
有一冬天之夜，天降大雪，林中的豪猪冰冻不堪。后来大家寻到一间破屋，一齐进去。
起初，大家觉得寒冷，所以围做一团，大家分暖。只因豪猪身上只只都是刺，一碰之后，不得不大家分开。分开之后，又觉得寒颤，又想团聚分暖。如此分后再合，合后再分，往返数次才找到一种适当的距离， 既不相刺，又可稍微分暖，就此相安无事，一夜过去。
叔本华的意思说，这就是人类的社会。
（选自《有不为斋文集》，人文书店1941 年6 月版）
导读
林语堂是现代幽默大师。从1924 年5 月23 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到30 年代的《论幽默》等文，他非常系统地提倡幽默理论。在林语堂看来：第一，幽默是人的天性，是人生的一部分，甚而是一种人生观；第二，幽默是作家在评论和表现人生时，带着温和同情的笑，带着“我佛慈悲”“悲天悯人”旁观超然淡远的态度；第三，有广义和狭义的幽默，最高的幽默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是“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是“会心的微笑”；第四，幽默与讽刺相近，讽刺“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幽默经林语堂提倡，成为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郁达夫认为：“散文的中间，来一点幽默的加味，当然是中国上下层民众所一致欢迎的事情。”但是，他也指出：“在现代的中国散文里，加上一点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滞的毛病，使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过这幽默要使它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才有将来的希望；否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感到一种无聊
（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绝路。”
《伊索寓言》是古希腊著名的寓言故事集，常常以动物世界比喻人间社会，教人处世和做人的道理。20 世纪中国散文史上，不断有作家对《伊索寓言》重新改写，赋予时代新义，如林语堂的《增订伊索寓言》、钱钟书的《读〈伊索寓言〉》和鄢烈山的《续伊索寓言五则》，这都是作家在散文形式多样化方面的探索与创造。林语堂在《增订伊索寓言》中，对伊索的三个寓言和叔本华的一个寓言作了推陈出新的拓展性的改写。在他的改写中，不仅原来的寓言故事情节更丰富了，而且融进了作者对现代社会复杂微妙的人情世态和丑陋社会心理的透视，内涵意蕴也深化了。让人在笑过之后，感受到洞明了事实真相的痛快，从而透过幽默的帷幕，窥视到其中所蕴含的严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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