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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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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提要》或其成书的研究有严文儒先生《资治通鉴纲目丛考》关于《纲目提要》的部分，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等。文儒先生的研究是一篇论文，重在对大的方面的把握，具体未予展开；汤勤福先生对《提要》亦未做详论；束景南先生则是在《朱子大传》《朱意年谱长编》等大著作中提及其某个方面的问题，具体不做展开。因此，就有较为全面而具体的研究《提要》一书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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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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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纲目提要》为《资治通鉴纲目》之《纲》渊源所在，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有不少专家学者都对此书做了详尽研究。作者的这本书就是为了更好地深入研究《资治通鉴纲目提要》。本书从成书考略、版本流传经过及研究方法、朱熹思想的演进、后人对《纲目》之《纲》的修订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非常丰富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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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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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辉，枣庄学院文学院教师，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古典文献学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朱子学、史学文献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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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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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资治通鉴纲目提要》成书考略003
一、朱熹撰修《纲目提要》缘起006
二、具体步骤及时间007
三、《提要》的取材013
第二章《提要》版本流传经过及研究方法017
—、著录019
三、后世对《提要》的引用、研究020
三、本书研究方法022
第三章 从《提要》到《纲目》看朱熹思想的演进023
一、文字上的增删和句式的修改026
二、补充史实030
三、微言大义，继承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033
四、评价034
第四章 从《提要》、初期刻本看后人对《纲目》之《纲》的修订035
一、应加肯定的修订038
二、后人修订可商榷处042
三、修改不当或脱漏045
结语051
附录《资治通鉴纲目提要》辑录053
主要参考文献195
古籍195
今人著作198
参考论文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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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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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所谓“提要”，即“别其纲谓之提要”。《资治通鉴纲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即《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之《纲》渊源所在。《提要》今已佚，如束景南先生在《朱熹年谱长编》（第1449页）之《朱熹著述考略·史部编年类》中称：“《资治通鉴纲目提要》五十九卷，佚。见《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据明代冯智舒等书有称引，知当时尚有流传，其后未详。今研究者多据《纲目》七家注（宋代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刘友益《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元代汪克宽《资治通鉴纲目考异》、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徐昭文《资治通鉴纲目考证》；明代陈济《资治通鉴纲目集览正误》、冯智舒《纲目质实》）等书现引《提要》内容而知其概貌。
今人对《提要》或其成书的研究有严文儒先生《资治通鉴纲目丛考》关于《纲目提要》的部分，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等。文儒先生的研究是一篇论文，重在对大的方面的把握，具体未予展开；汤勤福先生对《提要》亦未做详论；束景南先生则是在《朱子大传》《朱意年谱长编》等大著作中提及其某个方面的问题，具体不做展开。因此，就有较为全面而具体的研究《提要》一书的必要。
朱熹在撰成《纲目·凡例》后，在此基础上撰成《纲目提要》，而后在历次的修改中不断修正《提要》的内容，最后的修正稿才是《纲目》之《纲》。朱熹修正稿原貌最大程度保留在《纲目》初刻本中，而后来刻本又在此基础上继续有所修订而使《提要》与《纲目》通行本差异甚巨。
《提要》是《纲目·凡例》到《纲目》之《纲》的中间量。从《提要》和《纲目》初刻本之间差异可看到朱熹修改了哪些内容并进而推测其用意所在。另外，在考查《纲目》通行本对《纲目》初刻本的改动问题上，《提要》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以上为《提要》研究价值所在。
第一章
《资治通鉴纲目提要》成书考略
《提要》为《资治通鉴纲目提要》的简称，前人也称之为《通鉴提要》。宋濂是较早提到《提要》的，他认为朱熹亲撰《提要》并且《提要》的作用就是《纲目》的写作大纲，学生据《提要》以作目。他说：“新安子朱子……亲为《通鉴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赵师渊几道，使著其目……师渊遂据《提要》为《纲目》五十九卷，朱子重为之审定，故其中亦颇有与《凡例》弗合。”由于成书后又经过朱熹审定，所以《提要》的原貌和审定后的“纲”两者就是同一事物发展的两个阶段，这一发展的意义将在第二章详细论述。
前代学者对于《提要》一书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认为《提要》根本不存在，如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十六，史部编年类，有“《宋志》又别出《提要》五十九卷，盖即一书而误分为二也”；
第二，认为《提要》即《纲目》之《纲》，如清代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一编年类，有“宋温陵刻《通鉴提要》，即此书之纲也”；
第三，认为《提要》并非出自朱熹之手、朱熹仅作《凡例》，如全祖望认为“观朱子与赵师渊书，则是书全出讷斋，其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余未尝有所笔削”；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者，他们认为“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
笔者认为《提要》确有其书，且确为朱熹亲笔。其作用是朱熹纂修时的大纲，《提要》分发给学生，由学生分头写《纲目》，朱熹再汇总审定。《提要》几经修改而成为初刻本《纲目》之《纲》的形态。后世《纲目》通行而《提要》遂无单行之必要，故明代后此书渐佚。考其成书经过，可以更好地了解《纲目》的成书。
一、朱熹撰修《纲目提要》缘起
《提要》与《资治通鉴》关系紧密，故其撰修原因也与《通鉴》一书有关。
第一，正统观上的不同。
《通鉴》详于史料而略于义理，加上对具体朝代的正统问题等存在不同意见。
朱熹认为《通鉴》所述于理不安，所以起意另作一书。关于这点，《语录》有如下记载，朱熹曾对弟子余大雅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另外朱熹在奏章中也表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诫，名曰《资治通鉴纲目》。”朱熹确定正统的依据以及贯穿于他的《纲目》的根本思想就如他概括的《春秋》的大旨“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夷狄”三条。在《纲目·凡例》十九目中，他便根据这种正统观构造出烦琐细密的义例和书法，他制定的“万世史笔”的“准绳规矩”是要辨正闰，确定周秦汉晋隋唐六个朝代为正统，其他为非正统，或是僭国，或是篡贼，或是无统；要明顺逆，凡为正统，便是顺而正义的，凡为僭伪篡窃，便是逆而不义的；要严篡弑之诛，以史家直笔大书篡弑犯上之罪，不得隐讳，使乱臣贼子惧；要褒扬尊贤死节，大加特书，以表彰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
第二，为方便阅读，编纂一部通俗简略的历史书。
《通鉴》卷数过多，阅读不便，司马光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作《目录》《举要历》等，但又失之太略，这就需要一个适中的普及型读物。朱熹的做法是：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举要历》和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四书增损檃括，大致“踵编年之成文”，而成《纲目》（《纲目》成书前先有《提要》）。《纲目》五十九卷，以《纲》统《目》，取纲举目张之意，解决了《通鉴》卷帙过大的问题；而朱熹提倡的大经大法又体现在了《纲》的文字上。所以历来人们研究的重点也在他的《纲》上。而《纲》的雏形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提要》。因此，在《提要》纂修伊始，便定下了它的义理先行、以义理纲纪史事、以是否符合义理为取舍、褒贬史事、评价历史的价值标准，即所谓“明天道、定人道”。后人推崇《纲目》，也是由于这种正统论符合宗法社会的道德标准。所以后代明宪宗《〈通鉴纲目〉序》、清圣祖《御批通鉴纲目》、清高宗《御批通鉴辑览》即以官方身份倡导此义。
二、具体步骤及时间
朱熹在起意之后，便着手进入了发凡起例等实质的编写阶段。《提要》成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订立《凡例》（乾道八年，1172年）；第二，《提要》草创阶段，即根据《凡例》概括《通鉴》记载的史事写出《提要》；第三，《提要》完善阶段，即对《提要》反复修改，最后成为《纲目》之《纲》的形态。
（一）订立《凡例》阶段
关于《凡例》订立的时间，有资料如下：
《资治通鉴纲目提要》研究
《纲目·凡例》修立略定，极有条理意义矣。俟到此，更商榷之。但修书功绪尚广，若得数月全似此两月无事，则可以小成矣。（《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五十）
此书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451页）定在乾道七年（1171年，辛卯，四十二岁）。所谓略定，既其成型。据《资治通鉴纲目序例》写成年知《凡例》成于乾道八年。有观点（如王懋竑《朱子年谱》）认为序成之年即《纲目》成书之年，非是。因朱熹有全书未成而《序》已先成的先例。且由之后的信件、语类等可知，此时全书未成。又如束景南先生认为“乾道八年四月他（朱熹）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的初稿”。
（二）《提要》草创阶段
关于《提要》纂修和修改，《朱熹文集》《朱子语类》等未有明确记载，然考其《纲》之雏形这一性质，则《纲目》的纂修和修改实质上也包含了《提要》的纂修与修改。考王懋竑《朱子年谱》（以下简称王谱）、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以下简称束谱）有如下资料：
某此无他，但为《通鉴》课程所迫，无复优游潜玩之功，甚思讲论耳。已看到后汉章帝处，只三四日当毕，向后功夫却不多矣。不免且挪功夫了却《易说》。（《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九十二）
此书束谱定在乾道五年十月。对于《凡例》之前的《提要》写作，不妨作如是观，即《凡例》需要建立在一定量的积累上，而这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说就是得出《凡例》这—规律性认识前的某此必要的积累，其后才是在《凡例》指导下的大量《提要》写作。这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有的《提要》内容与《凡例》不符，除了传统学者认为的成于他人之手这一观点外，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写作阶段的问题。即写作《凡例》前的初步认识阶段和《凡例》写成后据此概括的内容，两者不但在时间上存在差距，在对史料处理上亦不尽同。笔者为叙述方便，仍将《凡例》写作前的准备性工作与之后的《提要》写作放在一起。
又如：
《通鉴》节只名《纲目》，取举一纲众目张之义，《条例》亦已定矣。三国竞须以蜀汉为正统，方得心安耳。（《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之《答蔡季通书》一百零四）
此书王谱定在壬辰（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
又如：
《通鉴》方此修改未定，旧本太略，不成文字也。
大概乾道八年之前，《提要》已着手。等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才有《凡例》，（参见《朱子新学案》）之后《提要》进入大量的撰修阶段，朱熹与同志（蔡元定、李宗思等）又做了进一步努力，如：
《通鉴纲目》三国以后草稿之属，临行忘记说及。今想随行有的便（方便）旋付及，幸甚。唐事已了。但欲东汉之末接三国，修之庶几有绪，易为力耳。……近游诚之相过，开爽可喜，渠南北（朝）事甚孰，或取过伯起者托渠料理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八《答李伯谏》书一）
又如：
《通鉴纲目》文字，近方得暇修得数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当，已托元善（詹体仁）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见修者已殊费功夫，盖旧看正史不熟，仓卒无讨头处。计今秋可了见到者，余者望早付及。（《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八《答李伯谏》书二）
又如：
《通鉴》诸书，全不得下功。前次却修得晋事，粗定条例，因事参考，亦颇详密。但晋事最末两三卷未到，故前书奉速。今承喻已寄少舆处……宋以后事，分属张元善（即詹体仁），已修得大字数卷来，尚未得点勘。若得年岁间无出入，有人抄写，此其不难了。（《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八《答李伯谏》书三）
此三书前后相及，束谱认为第一书作于乾道八年九月（游诚之九月来见朱熹，见下），第二书作于九年（1173年）七月（其中言及作《蕲州教授厅记》），第三书作于九年冬（其中言及作《六先生像赞》）。可知是次重修《纲目》。李宗思分写东汉至三国以后，詹体仁分写宋以后南北史，其余由蔡元定分写，朱熹乃总其事。其结果如朱熹《答吕伯恭》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四）所言：
《纲目》草稿略具，俟写校净本毕，即且休歇数月，向后但小作工程，即亦不至劳心也。向来之病，非书累人，乃贪骤内发而然。今当就此作节度，庶几小瘳耳。
此书王《谱》定在乙未（1175年）后。此后提及修改的资料，如：
《纲目》近亦重修及三之一。条例整顿，视前加密矣。异时须求一为隐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担当一分。然其大义例，熹已执其咎矣。但恐微细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眼目，所以须明者一为过目耳。（《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
又如：
《纲目》亦修得二十许卷，此一卷是正本五卷，义例益精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恨相去远，不得少借余力，一加订正。异时脱稿，终当以奉累耳。（《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答刘子澄》）
又如：
《通鉴纲目》近再修至汉晋间，条例稍举。今亦设录数项，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书而多事分夺，无力誊写，未知何时可得脱稿，求教耳。（《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
以上三书皆同时略相先后之语，据王谱分别在丙申（1176年）、丁酉（1177年）、戊戌（1178年）三年。束谱稍有差异，而大致亦定在丙申年（1176年）左右。可知这几年朱熹为《纲目》用力颇深而成果也是较为显著的。即如下所言：
此间数日来整顿《纲目》，事却甚简。乃知日前觉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亲历过，更就其中屡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实穷理，自然不费心力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
初稿草成之际，朱喜亲为审定，却觉其事甚简，不甚繁重。由《凡例》到《纲目》草稿成型的过程，这也是朱喜亲操《提要》之确证。由于未睹单列《提要》成书经过的文献，故笔者仅将与之关系较密的《纲目》成书经过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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