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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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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文集》五册，共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聊斋志异〉知解散论》、《孔尚任年谱》、《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文学史理论·交流》五种著述。这些专著和论文，既有细密精微的考证，又有深刻独到的阐释，功力深厚，新见迭出。这些学术论著以及蕴涵的学术见解、学术思想，已经在当代文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必将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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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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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1929— ），山东兖州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专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首席专家。著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合著)、《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等，主编《元曲百科辞典》、《王士禛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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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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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目录
前言
上编
蒲松龄与张笃庆
蒲松龄早年“岁岁游学”考
——蒲松龄与沈天祥、李尧臣、王永印
蒲松龄与孙蕙
——南游行迹与顾青霞
蒲松龄与丰泉乡王氏
——附《陈淑卿小像题辞》叙说
蒲松龄与高珩
蒲松龄与唐梦赉
——附《聊斋志异·周生》篇考实
蒲松龄在西铺毕家
蒲松龄与袁藩
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
蒲松龄与朱缃
蒲松龄与其诸子及冢孙
张元及其父、其子
——附《聊斋志异》手稿本评点人初探
“蒲松龄及冠之年便作起志怪小说”说再辩证
张增庆挽蒲松龄的诗
下编
蒲松龄诗词简说
对《聊斋偶存草》的考察
聊斋杂著考略
《聊斋志异》康熙抄本补说
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
《异史》：《聊斋志异》的易名抄本
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
《聊斋志异》早期抄本考察
附
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英］白亚仁（Allan Barr）
《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书评一则［美］蔡九迪（Zeitlin，Judith T.）
未竟之梦——《聊斋志异》作者的一生［日］户仓英美总目录
第二册《〈聊斋志异〉知解散论》目录
上编 《聊斋志异》艺术论
《聊斋志异》：四十年辛苦不寻常
《聊斋志异》的再创作研究
《聊斋志异》时事短篇考析
《聊斋志异》自况篇什蠡测
《聊斋志异》的志怪新质
《聊斋志异》的志怪艺术
《聊斋志异》的超越与悖论
下编 《聊斋志异》名篇解读
憧憬“灵”与“肉”的统一
——《娇娜》背后的意思
超越生死的知己之爱
——话说《连城》
“琴瑟友之”的变奏曲
——《宦娘》解析
高尚的失败者
——《阿绣》的寓言
《田七郎》：恩报主题的超越
《黄英》：借菊花说事，为市井人张目
维护女性尊严的爱情故事
——《王桂庵》的深层意蕴
续幽冥之录，诉弥天之冤
——《公孙九娘》发微
一篇并不虚幻的狐女故事
——《红玉》简析
不讳言性
——《莲香》、《巧娘》
未脱“好色而不淫”的窠臼
——《绩女》
回归伦理
——《乔女》
狐人的代言
——《狐谐》
传道
——《恒娘》
幻设劝学
——《凤仙》
吟诗魔力的底蕴
——《白秋练》抉微
林四娘故事的生成、流变
第三册《孔尚任年谱》目录
前言
孔尚任年谱
世系、著作
顺治五年
顺治六年
顺治七年
顺治八年
顺治九年
顺治十年
顺治十一年
顺治十二年
顺治十三年
顺治十四年
顺治十五年
顺治十六年
顺治十七年
顺治十八年
康熙元年
康熙二年
康熙三年
康熙四年
康熙五年
康熙六年
康熙七年
康熙八年
康熙九年
康熙十年
康熙十一年
康熙十二年
康熙十三年
康熙十四年
康熙十五年
康熙十六年
康熙十七年
康熙十八年
康熙十九年
康熙二十年
康熙二十一年
康熙二十二年
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二十四年
康熙二十五年
康熙二十六年
康熙二十七年
康熙二十八年
康熙二十九年
康熙三十年
康熙三十一年
康熙三十二年
康熙三十三年
康熙三十四年
康熙三十五年
康熙三十六年
康熙三十七年
康熙三十八年
康熙三十九年
康熙四十年
康熙四十一年
康熙四十二年
康熙四十三年
康熙四十四年
康熙四十五年
康熙四十六年
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四十八年
康熙四十九年
康熙五十年
康熙五十一年
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五十三年
康熙五十四年
康熙五十五年
康熙五十六年
康熙五十七年
附 孔尚任交游考
小引
孔尚则（方训）附秦光仪
贾应宠（凫西）
黄云（仙裳）
宗元鼎（定九）
邓汉仪（孝威）
李沂（艾山）附李柟
黄逵（仪逋）
朱国琦（鹤山）
许承钦（漱雪）
杜濬（于皇）
徐旭旦（浴咸）
冒襄（辟疆）
周稚廉（冰持）
余怀（澹心）附余宾硕
龚贤（半千）
张怡（瑶星）
王弘撰（山史）
刘中柱（雨峰）
张勄（敬止）
顾彩（天石）附田舜年
附录 征引书目
第四册《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目录
自序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
郭勋与《水浒传》
《水浒全传》的成书、文本与李卓吾、金圣叹的评点
说金圣叹评点《水浒传》
解识龚开
读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札记二则
《水浒后传》与清初“通海案”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
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毛本《三国志演义》新序
谈《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说《西游记》
关于《西游记》解说的解说
——文学诠释的一个案例
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学诠释
——就《西游记》前七回说
清代《西游记》道家评本解读
《金瓶梅》平议
袁宏道赞《金瓶梅》“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释
《续金瓶梅》的成书与刊行
《醒世姻缘传》作者、成书年代考证
《醒世姻缘传》导读
《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及其性质问题
《红楼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论《红楼梦》的现实主义
贾宝玉心解
脂评《石头记》之我见
研究作家与解析作品
——就《红楼梦》“自传说”问题谈
剖析《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红楼梦》与《揭秘〈红楼梦〉》
敞开追思伟大文学家曹雪芹的窗口
——再读敦诚、敦敏诗札记
《永乐大典》平话探佚
洞达世情，嘲谑不义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析
《镜花缘》与《山海经》
《玉娇梨》、《平山冷燕》作者问题
关于烟水散人徐震
《梼杌闲评》与李清
《照世杯》与《闪电窗》
《今古奇观》与顾有孝
《醒风流》作者为褚人获
《品花宝鉴》与赵翼的《李郎曲》
关于《花月痕》
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概观
附
构筑文学史的研究基石
——评袁世硕先生《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 听潮
第五册《文学史理论·交流》目录
上编 走向理论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
文学史中的哲学与文学
文学史中宗教与文学的互动互渗
文学史与诠释学
文学史与考证学
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双向交流
文学中的“情”与“理”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接受理论的悖论
加达默尔文艺作品存在方式论质疑一一读《真理与方法》札记
并非新说：美是生命活力的表征
蒲松龄评传
孔尚任评传
赵翼评传
论《长生殿》
下编 稷下序跋集
《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编后赘语
《蒲松龄论集》序
《元曲百科辞典》前言
拓宽古典小说的研究领域一一《聊斋创作心理研究》序
文学史研究的三个步骤一一《东晋文艺系年》序
《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序
《神韵诗史研究》序
《〈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序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序
《明清传奇结构研究》序
《〈聊斋志异〉艺术研究》序
揭开《聊斋志异》建构怪异世界的奥秘一一《怪异世界的建构：从〈聊斋志异〉看志怪传统的文化特征》序
诗艺可以认知一一《龚白珍诗艺发微》序
元剧名刻精光奂焉一一读《元曲选校注》
《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卷首缀语
《杜甫诗选》前言
《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续篇）》序
《聊斋俚曲集》序
《中国诗学流变》序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序
话本小说史研究的转型一一《话本小说的历史和叙事》序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序
《袁枚诗论》序
《谢榛全集校笺》序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前言
翻印《水浒志传评林》前言
《清初散文三大家研究》序
《王士稹全集》前言
历史重建与文学诠释一一《陆氏〈异林〉之钟繇与女鬼相合事考论》序
《敝帚集》自序
《历代东平州志集校》序
《东周列国志（缩写本）》前言
校注本《石隐园藏稿》序
《陈维菘年谱》序
写在《〈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溯源研究》前面
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注评本《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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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袁世硕文集》目录
册《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目录
前言
上编
蒲松龄与张笃庆
蒲松龄早年“岁岁游学”考
——蒲松龄与沈天祥、李尧臣、王永印
蒲松龄与孙蕙
——南游行迹与顾青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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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陈淑卿小像题辞》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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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聊斋志异·周生》篇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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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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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脱“好色而不淫”的窠臼
——《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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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
——《恒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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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册《孔尚任年谱》目录
前言
孔尚任年谱
世系、著作
顺治五年
顺治六年
顺治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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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九年
顺治十年
顺治十一年
顺治十二年
顺治十三年
顺治十四年
顺治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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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
康熙二年
康熙三年
康熙四年
康熙五年
康熙六年
康熙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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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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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贤（半千）
张怡（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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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彩（天石）附田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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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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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中宗教与文学的互动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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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注评本《西游记》前言
《袁世硕文集》整理说明
一、《袁世硕文集》五册，收入《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聊斋志异〉知解散论》、《孔尚任年谱》、《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文学史理论·交流》五种著述。
二、《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在齐鲁书社1988年版的基础上增入《“蒲松龄及冠之年便作起志怪小说”说再辩证》、《张增庆挽蒲松龄的诗》、《〈异史〉：〈聊斋志异〉的易名抄本》、《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聊斋志异〉早期抄本考察》五篇论文，后附三篇书评。
三、《孔尚任年谱》以齐鲁书社1987年版为基础，微调了《交游考》的编排体例，核校了全书引文，其馀内容如旧。
四、《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原有齐鲁书社1999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本版以修订版为基础，把《〈聊斋志异〉志怪艺术新质论略》移入《〈聊斋志异〉知解散论》，另增入袁先生其他关于明清小说史实考证和理论阐释的二十一篇论文，后附一篇书评。
五、《〈聊斋志异〉知解散论》、《文学史理论·交流》均为本次新编。前者收入了关于《聊斋志异》的艺术研究和名篇解读的论文；后者汇集了关于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为师友、弟子等的论著所作的序跋。
六、除上述特别说明之外，本文集所收著述一般保持原貌，个别明显的笔误或校对错误径予改正，注释体例和内容不做更动。
七、本文集是在袁世硕先生的指导下，由其弟子孙之梅编定，张倩倩也参加了编校工作。
2020年10月
袁世硕《袁世硕文集》第五册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发轫于20世纪之初。一百年来，相继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文学史，林林总总，甚是丰赡。文学史家在其所编文学史的“绪论”里总少不了讲到文学史的编写问题，文学史界也曾就此开展过一些讨论。虽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文学史是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而所做的申述、发挥，却颇有些分歧。这些分歧也往往反映在他们编写的文学史中。
这里就文学史的性质问题做一番粗略的研讨，所表述的意见多是对已有人表述过的意见的辨析、整合，使之更加明晰和条理化，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驳论。
一、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个句子的谓语没有增添任何一点新的成分，与主语的内涵近于一致，类乎一句空洞无物的“大实话”。其实，对文学史是什么的问题做此简单之极的表述，是有十分明确的定性的意思：一是说文学史是书面的，是对文学的历史的认知、表述；二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不应是非“文学”的别的什么事物的历史，缺乏文学的历史内容，则不足以称作文学史。
文学是什么？过去的中外文学理论著作里曾有过许多种定义，甚至被认为这是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这里也不想强作解答。但有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就是文学之为物，也就是文学的存在，是因为自古及
今有无数的文学作品。没有文学作品，便没有文学。文学的历史，文学发展的面貌及其历史轨迹，是由历史上相继产生的文学作品构成并体现出来的。没有历史上相继产生的文学作品，便没有现在称之为“文学”的这种文化形态，也便没有文学的历史可言。
文学作品与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等文化部门的著作一样，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有一定的思想内容，有一定的表现形式。思想内容是重要的方面，没有真实、高尚的内容，没有蕴涵先进的思想，便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但文学作品较之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等类的著作，其作法和形式方面则更为重要，可以说至关重要，是作家刻意追求的使命、目标的一个方面。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著作，其论说、叙事固然有好坏之分，然其价值、意义基本取决于其内容的丰实和思想的精到、深邃程度。近世的哲学史评论古代的哲学著作，史学家评论古代的史书，宗教史家评论古代的宗教典籍，便基本不论及它们的作法、辞章。文学作品的作法和形式方面，却直接决定着其品位、价值之高低，以及其影响之大小。文学作品作法和形式方面的造诣、特征，也正构成了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内容的重要方面，自然也应成为文学史家所应注目的重要方面。否则，也就不能展示出文学发展的面貌及其历史轨迹。
回览百年来出版的文学史，早以文学史之名编写的书中，由于当时的文学观念尚未明确起来，论述的对象有经书、史书、子书，主要不是文学作品，稍后便被认为“侵入了哲学、经学和史学等的领域”，“不能算作文学史”。这自然是文学史编写初创时期的事情，后来的文学史家都不再依从之了。重新讲及此事，是因为对此问题现在还有些不同的认识。（在拙文《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里还将讲到这个问题。）
现在有另一种情况：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只是以历史年代为序，逐次记载文学家的生卒、仕历、交游活动，作品的创造、结集、刊行，以及有关的政治事件、社会现象，其中只见有部分作品的名目，却没有对作品的内容、作法和总体特征的揭示、评述，全书自然也显示不出文学发展的面貌和轨迹。这样的著作只是提供了翔实的文学创作和发展演变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材料，对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十分有用，但却缺少文学的历史的基本内容，是不足以称作文学史的。
在对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中，还有要求文学史承担它不能承担的非文学的任务的意见。这是应当做些辨析的。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品，其中自然或直或曲地反映出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和心灵世界的内容，优秀的作品往往折射出一定的时代精神。文学史家的任务并不仅限于编写出一部文学史，他们对历史上作家作品的研究可以是多种取向，就一位作家或一个时期的作品，揭示出那个时代的进入文学的人群的生活习性、道德意识、宗教信仰、心理状态，也是很有意义的。前一辈的学者就做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对理解那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文化底蕴、艺术取向，有着直接的引导、启发作用。但是，如果这种研究的指向和归宿只在于通过作品揭出其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状况、作家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对文学说来，仍然是外部的研究；对文学史而言，无疑只是一种激素和辅助材料，并不是全都可以吸收进来，使自己的本性变得模糊起来。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社会状况、文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揭示出来可以为其他部门的历史著作吸收，对读者也是一种生动的历史知识，但不能以此作为文学史的基本职责和目标，那样就会导致将文学史作成社会史、文明史的印证材料。事实上，文学史家在解析作品之中自然会显现出多类人群的心灵状态，但单靠文学作品是作不成杂糅着哲学、宗教、道德内涵的人类心灵史的，要求文学史作成人类心灵史也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而已。
二、文学史的史学品格
文学史是一种历史。通常所说历史指的是关系到社会演变过程的人事活动，文学史与哲学、宗教、艺术等多种的历史，同属于文化史。一切历史的研究和编著都应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也不能例外。
历史上相继发生的人事活动，也相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不复存在。史书之产生是缘于有必要让后世人知道那些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人事，了解其重要的情况，以史为鉴。史学的本性就是认定历史是客观存在，记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人事以求实求真为原则。史学家记述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所记述的历史本体，前者是对后者的认知性的文字表述。所有的人事活动都是错综复杂的，中间有隐藏于人事活动背后的内容，即使是当事者也难以窥知，所谓“实录”里也多有所遗漏、回避。由于史料的缺漏、识见的偏执，后世人的记述更不可能与历史本体完全吻合。但是，古代史书中记述的历史，虽然有缺漏、偏颇，甚至笔调混杂着偏见，但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保存在记述中。近世发现和发掘出来的古文献、文物，证明了古史书中记载的人事是存在过、发生过的。史书中的记述与历史事实的差异，多是表现于细节和倾向性方面，以及附加的评议中。近世所谓历史是史学家编造的神话故事之说，是强调说明史学家记述的历史与历史本体是不可混淆的两种性质的事物，不能等同，不可尽信，却不能认为一切的史书、史文都是由史学家虚构出来的。正是由于历史学的基本准则是求实求真，这才使史学家远离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误区，使史学富有无止境的学术生命力。
文学的历史虽然不具有人事活动一样的实体性，而体现着文学的历史的文学作品，作为阅读、阐释的对象，也具有客体性。不论是一首小诗，还是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其文字结构形态、其中所显现的图像，或者说作家的心像，是固定了的。评论者所做的诠释虽然不尽一致，甚至甚为不同，是发生于评论者对其意义层面的理解的不同，并不是作品文本的形态、肌质有所异样，也不因不同的诠释而发生本体的变化。历史上所有的传世之作，作为阅读、诠释的对象，古今并无不同。至于不同版本中文字上的差异、内容上的增减，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因此，文学的历史，文学发展演变的情况，诸如文体的兴替、题材的转移、写作范式的蜕变、意象的积累，以及前出的与后出的作品在这些方面的因革关系，都具有客观存在的性质。文学史既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对文学的鉴赏批评，自然也要认定文学的历史有其既定的客观的历史内容，文学史家要力求保持与历史学家一样的客观态度，用历史的方法去认识并揭示出来，不可以凭主观的爱恶取舍作家作品，以某种外在的需要虚构文学的历史。
三、文学史的学术特性
文学史是一种“史”，不能不具有一般史学的共同品质。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现象，具体的存在形态是文学作品。它与通常所说的以社会人事活动为内容的历史，研究对象的性质是不同的，又不能不有自己的特性。
史学通常是指对过去时代的相继不断的社会人事活动状况的研究，特别是指事关社会发展的军政大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开宗明义地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是历史的本体。由于历史的本体已经消逝，后世的史学家要依据遗存的文献，包括当时的公私文书及后来的记述，经过辨证、考索，追寻其真相，做出文字记述的“复原”。这就是史学的基本使命。在那里，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史学家借以进行研究的史料，本体上是两码子事，史料在认识意义上也不尽与研究的对象相一致。所以，考证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解释、评论是要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做出的。所以，中国古代史籍中的“论”“赞”，都是附于“纪”“传”之后。
文学的历史基本上是由历史上相继产生的以个体形态存在的文学作品构成的，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部分显现、部分隐含于呈历史系列文学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因革现象中。前后文学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因革现象，并没有自在的实体性，文学史家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析，进行历史的比较，方才获得认知，揭示出来。历史上产生的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富有创造性的、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优秀作品，现在依然存在，这才使文学史的研究得以进行，并得以成为一门学科。自然，历史上产生的文学作品有许多没有流传下来，没有传世也就没有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它们的佚而不存，基本不碍于对文学的历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说，文学作品既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又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史料和对象是合一的。所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主要不是通过对史料的辨伪、考实，作历史的“复原”，而是运用历史批评的方法解析文学作品，揭示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内容，进而在此基础上构成文学的历史面貌，显现出其历史的轨迹。文学史家建构的文学史，由于其文学观、学养和视野的不同，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文学史研究的这种特性，也影响到文学史编写的体式问题。“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的史书，重在社会人事活动自身，即所谓历史事实。所以，古代史书有以人为目的纪传体，以事为目的纪事本末体，还有逐年记人事活动的编年体，各有其功用。文学史的主体是文学发展变化的情况，不重在与之有关的人事。文学史的体式，可以有史书纪传体式的作家论、作品论，作家论也是以评论其作品为主要内容；有纪事本末体式的文体史、文学类型史，叙出一种文体、文学类型的兴衰始末。而编年体在文学史研究中则有所不适应，有所局限：一是有许多作家的行迹、许多重要作品的写作、成书年代，不能十分确定，难于准确系年；二是即便是详密的文学史实的编年，那也缺少文学史的主体内容，不足以称作文学史。陆侃如以十年的研究积累作成一部内容丰实的《中古文学系年》，自认为这只是编著中古文学史的准备工作，不取“文学史”之名，正缘于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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