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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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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在以往的某一个时间段观察和评价某一社会现状，无论研究者发现的是社会的缺陷还是闪光点，这种来自单一时间维度的评价似乎都有失公允。与此同时，如果只关注现阶段的成绩，而不对比之前的状态以及期间所发生的变化，或许又会忽视国家治理过程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因此，当年康乐村批刷房的故事，虽然只是历史故事的一个缩影，然而，这个故事的价值并非只在于当时情景的描述，更在于与当今状况对比中所映射出的中国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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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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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核心任务，是基于社会治理有效性和预防矛盾背景提出的。在梳理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关注点由结构-行动二元对立，转移到对弱势群体自身能力的探索与挖掘。并将其运用到一个具体经验研究之中，通过对个案的深描，分析弱势社会群体在获得日常生活空间中的行为策略。*后，总结弱势社会群体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运用的生活智慧，以及这种生活智慧与社会治理靶向性之间的关系。以此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观点对话，补充和完善其本土化解释的不足。由此，反思西方话语，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治理的靶向维度，进而思考有利于增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有效性并维持社会稳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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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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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雯，1984年生，湖北武汉人。社会学博士，现为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一直致力于政策评估分析和社会治理领域研究，擅长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研究。曾用6年的时间投身于定性方法研究，将其与政策评估和社会治理相结合，2010年开始在定性研究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的学习和研究。目前，在《新华文摘》《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经济》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社会政策评估的文章。参与多项国家重大项目中的政策评估和数据处理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20162017年，与美国医学院合作开展信息管理研究，并拓展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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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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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1）
一、结构-行动困境中的弱势群体：问题的提出（2）
二、知识建构中的弱势群体：研究述评与反思（8）
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对象（22）
一、弱势群体研究对象典型性的甄别（22）
二、批刷遍布的康乐村（28）
三、行动主体性研究与口述历史（37）
第三章 生活困境下行动者自主性的尝试（40）
一、支配目标：难以解决的生活空间（42）
二、合理准备：未雨绸缪与小心谨慎（51）
三、实现过程：好人角色与低调蚕食（57）
四、维持方式：危机的化解与道德策略的运用（68）
第四章 邻里舆论话语中行动认同的建构（73）
一、无端生起的非议（73）
二、邻里认同的建构（77）
三、认同的功效（82）
第五章 权力规范运作中行动主体的策略空间（86）
一、存在空隙的基层权力运作程序（86）
二、示弱与互惠：弱势群体的道德策略（88）
三、双重困境下的缄默（97）
第六章 靶向性社会治理与弱势群体的生活智慧（100）
一、经验总结：脱靶场域中的生活智慧（101）
二、理论对话：行动逻辑与靶向治理（109）
附录（125）
一、中央关于住房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20002010年）（125）
二、武汉市关于住房问题的法规（20002010年）（127）
三、中央及各地关于违章建筑的相关法规（19492010年）（128）
四、中国城市住房改革时间进程（130）
参考文献（132）
后记（138）
致谢（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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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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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本书产生于一次意外的生活体验，这次体验给我的感触极为强烈，使得我决定放弃之前的计划，重新审视和观察我所没有注意到的生活面貌。这次体验中我所观察到的故事也成功地改变了我早期的想法，并让我在很多理论问题的解答上有了新的认识，对于社会治理的靶向性和预防矛盾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这里我想描述一下我研究的初衷。我最初只是单纯地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现状，并且希望从宏观层面上寻找到改善他们生活现状、消除生活困境的方法。因此，我和大多数社会治理的研究者一样，先从结构-行动二元理论入手。这个理论视角通常有助于理清思路，并增强对问题的解释。然而，随着理论梳理和文献研究的深入，结构-行动的二元视角反而增强了我对现实问题思考的迷茫感。基于结构-行动二元理论体系的分析模式出发，发现其中结构与人文呈现出两种极为不同的路径：一方面，具有结构分析倾向的研究强调弱势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结构的制约性，倾向于通过结构的改良和宏观规划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具有人文主义分析倾向的研究倾向于强调弱势群体的无能，以及在能动行为中所具有的破坏性。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将弱势群体排除在治理范畴之外，并不断地强化以精英为主体、具有家长思维模式的治理方式。 我越关注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越觉得这些广泛存在于我视野中的理论与方法似乎难以达到我对社会治理问题解答的预期。不仅如此，我开始有所疑问，如果当这些办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提升空间达到极致后，又能依靠什么在效果上获得突破？如果只是在原有的维度上精细化讨论，是否会产生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状态？如果从社会治理效果的角度出发，什么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治理的靶向性从而增强治理效果呢？这些问题随着调查的深入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中。由于这些问题不断地聚集在一起，并加重着我的迷惑感，使得我最终决定换一个角度，不是单纯从理论中寻找答案，而是从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入手，借由实际调查内容来带动我对治理问题的思考。这引领和开启了我这次体验的开始。 本书所集中讨论的康乐村是我这次体验的聚焦地。康乐村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是我曾经前后加起来生活过3年的地方，对当地的人、事、文化特点有着一定的认识。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康乐村的生活中并深入地认识康乐村。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我有机会接触到当地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安排过程，更有机会阅读其工作文件和数据资料，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他们的实际工作中，体会工作的问题和难处。在对当地文献资料的阅读中，我也发现了许多与此项研究相关的基础性材料，进而使得我能够从整体上全方位地了解康乐村的基本情况。 康乐村居委会办公室是本研究的核心调查地点，该地点由康乐村旧水泵房改造而成，因而它的格局有一个半公开化的特点，其会议室在地下室（使用较少），而主要的办公空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整体，每个工作人员之间没有隔断，无论是工作人员之间，还是来找工作人员办事的人都同时处于同一个空间内。这里既是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和日常闲聊的空间，同时也是社区居民纳凉和进行社区活动的空间。这一综合空间为实地调查提供了极其便利的场所，在这个场所，既有机会听到工作人员日常聊天和有意无意的抱怨，了解社区工作人员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难处；也有机会听到来社区办事或者哭诉的居民的谈话内容，了解不同家庭的生活困境和情绪。这些都让我对康乐村及其居民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因为和居民有为期数月的朝夕相处，当地人十分乐于在我面前家长里短地闲聊。在康乐村，居民们坐在一起家长里短是业余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们来说是打发时光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特别是在炎热的7月、8月，许多人喜欢搬个小板凳、拿把扇子到一楼阴凉处或者居委会纳凉点坐着聊天（当地人认为这可以节约空调电费），这些谈话中尽管都是些日常八卦的内容，但也经常透露出他们生活策略的火花。他们的谈话，经常可以启发我对问题的思考。在可记录的谈话资料中，这样的闲聊在2008年和2009年间共有36次，随后2010年和2014年又分头进行过5次补充性调查。在本书中，除特别说明以外，所用的大部分经验材料皆为我从2008年至2009年在康乐村实地调查所得。其中有部分材料是根据我以往对康乐村居民的了解所进行的相关描述。每次闲聊时间通常长达半日之久，其内容的丰富度往往让我觉得一本书不能讲完。可惜，本书由于篇幅所限，只能针对王家的故事进行描述和说明。 王家的故事是我在调查当中获得的一份难得的资料，当我在康乐村思考治理问题时，无意间获得了康乐村王家建造批刷房的完整过程。他们家的故事如此完整、生动，甚至是有趣，并且其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对王家批刷房修建故事的记录中，我逐渐发现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无能。相反，似乎他们有方法在生存困境下进行自主性尝试，并获取非权力配置性资源。在针对社区共同体内的非议问题上，王家似乎也有方法建构了相应的舆论话语体系，获得邻里间的认同；甚至在应对权力规范体系中所遭遇的行政麻烦方面，他们也懂得如何维持自己已有的自主性资源。王家在生存困境中所采取的哭穷示弱及互惠合作策略，对邻里和居委会所进行的周旋，不同于社会精英的手段和方式，这是一种非文本层面引导的行为策略结果，这一行为特征在弱势群体的自我表述中被称为生活智慧。由此，本书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并非无能的人群，他们具有属于自身生活场域的生活方式及行动策略。 通过王家的故事，本书有机会对弱势群体生活智慧的演绎进行立体性的描绘，并且可以对弱势群体的行动逻辑有进一步的理解。本书认为，制度和个体需求必然会造成一种无法满足的空间，这种空间可以理解成制度的脱靶场域，而这种脱靶场域存在于每一种社会地位人群当中，只是弱势群体所面对的脱靶场域范围更大。这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必然性，不应当以消除脱靶场域为主要的治理目标。然而，回到弱势群体自身，脱靶场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消极应对，通常情况下，他们可以借用柔性应对、示弱机制、互惠效应对自身所面对的脱靶场域进行柔性填补。从这一逻辑出发而构成的实际行动，不同于科学话语系统中的知识特征，更多是一种生活导向下的生活智慧。 因此，本书提出弱势群体的生活智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类比的概念图式的方法，具象化地总结出制度设置中存在的刚性空隙，以及弱势群体利用柔性资源针对刚性空隙所采取的替代性行动。这一整套行动逻辑将对整个制度体系产生一种类似于河流对岩石的缓慢影响效果，本书称之为河流效应。而这一整套行动逻辑和背后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本书称之为弱势群体的生活智慧。 在对实际现象的概念总结基础上，进一步将本书所提出的生活智慧和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进行理论对话。本书认为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的概念不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弱势群体所产生的这一生活智慧尽管和弱者的武器有类似之处，但从实质上来看并非弱者的武器。本书中的生活智慧更多的是着眼于优化生活，而非反抗权力。因此，尽管生活智慧也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原有社会制度的形态，但并不会导致如斯科特所说的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相反，在本书的研究结论看来，这种生活智慧既容易削弱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可以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效果的突破口。 从提升社会治理效果的角度来看，精英视角尽管可以从宏观层面进行更好的社会结构调整，然而对于及时、准确地把握制度满足需求方面所出现的脱靶场域，以及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刚性空隙，精英视角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反，如果观察和监测弱势群体的生活智慧，可以更加及时地获知并定位脱靶场域和刚性空隙，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的靶向性和有效性，并将社会矛盾预防在初始阶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弱势群体的生活智慧的关注更可以促进国家制度的发展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完成这本书时，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对复杂的和活生生的人类社会规则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当然我知道，我在此书中提出的观点可能与许多学者的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他们可能会因此而产生质疑。我知道这本书本身在问题的解释上依然有很多局限性，我希望对可能产生的三类质疑进行解释。第一种质疑可能认为仅仅以康乐村王家的故事进行归纳和总结，似乎并不能上升为一个理论。我知道单一个案田野材料从数量上貌似不足，然而，作为一项定性研究，本身并不像定量研究那样需要依靠个案的数量提高信度，相反，个案的特殊性和代表性更具有重要的地位。而王家故事的特殊性和完整性，可以较好地展现弱势群体行动逻辑全貌。第二种质疑可能会来自对该理论有效性证据的讨论。事实上，在我完成调查若干年后，当我回访康乐村时，的确发现那里有了较好的改善。然而，当年在调查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好的田野资料，我并没有过多地干预这个村庄，因此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里的改善与我的理论有绝对的相关性，那里的改善更多地源自国家治理水平的整体提高。但是，不可否认，我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社区管理者的治理思路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我想法的影响。第三种质疑可能认为我在试图建立一种特殊的范式。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理论有机会成为学术界的范式是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本书能够形成一种新的范式，这只是作为我在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领域当中的一次尝试。 当然，也可能有人会借用我的观点来反驳一些其他的观点，但这已经超出了我所能考虑的范围。社会原本就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动态体，国家治理的难度往往也因此而增加。我不敢说我的理论有多聪慧有效，但是，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和国家治理面前，多一份思考，或许能为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多贡献一份思路和机会。 国家政策的实施和社会治理的效果，其结果往往充满着意外和未知。仅凭一个故事实际上无法证明某一理论的有效性，更难以测量其中所呈现的有效程度。但是，相较于只专注在精英视角不断地精进和拓宽视野，从弱者的角度来思考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或许更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改善和提升。总的来说，无论我的理论是否真正地获得事实上的有效性，多一种视角，都或许能多一个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思考。因此，无论读者怎样评价，我都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着我的思考和祝福，为读者们的知识需求带来不一样的思路和视野。 作者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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