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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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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日本学者中井政喜教授探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文学工作者在1920年代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从事文学活动的图书。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郭沫若、成仿吾和茅盾这三位较为典型的文学工作者参与1920年代激烈的革命文学论争的各种原因，及其内在的思想必然性和他们在各自文学评论中所展现出的富有个人特征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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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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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日本学者中井政喜教授探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文学工作者在1920年代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从事文学活动的图书。作者着重研究了三位较为典型的代表人物：郭沫若、成仿吾和茅盾。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了解这三位文学工作者参与1920年代激烈的革命文学论争的各种原因，及其内在的思想必然性和他们在各自文学评论中所展现出的富有个人特征的历史必然性。此外，本书还涉及了1930年以后茅盾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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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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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简介：中井政喜，1946年出生，原名古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科教授。译者简介：许丹诚，1964年出生，名古屋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汕头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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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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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1
前沿 3
第一章 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提倡的革命文学 9
第一节 导言 11
第二节 关于自我表现 11
第三节 创作与它的作用：文艺与宣传 12
第四节 对个性的定位 20
第五节 关于文艺继承性的观点 22
第六节 结语 27
第二章 郭沫若与《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河上肇著） 51
第一节 导言 53
第二节 关于郭沫若提及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53
第三节 源自河上肇影响的几个方面 55
第四节 关于郭沫若在接受河上肇观点影响上的取舍 62
第五节 关于郭沫若倡导的文艺理论受到河上肇影响的可能性 70
第三章 成仿吾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99
第一节 导言 101
第二节 《新文学之使命》 101
第三节 摸索与渐进 112
第四节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 117
第五节 结语 128
第四章 茅盾与《从牯岭到东京》 147
第一节 导言 149
第二节 提倡自然主义 150
第三节 关于小说的问题 159
第四节 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66
第五节 革命文学的论争 186
第六节 三十年代前期（1930～1933年）的批评论 211
第七节 结语 221
主要参考文献 260
后 记 275
译后记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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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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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探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文学工作者在1920 年代里，带着怎样的课题来开展各自的文学活动，我选取了三位文学工作者在1920 年代中的文学批评论，探讨他们评论的内容，探寻他们评论的变化和发展的轨迹。这三位文学工作者是郭沫若（1892 ～ 1978 年）、成仿吾（1897 ～ 1984 年）、茅盾（1896 ～ 1981 年）。
这三个人对世界和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他们各自的态度和应对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但是，尽管表达的程度和方式有不同，他们对于当时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1920 年代的中国，都表现出了冀图变革的愿望。然而，他们很难找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此外，他们三人对中国将面临灭亡的状况持有危机意识的同时，各自对文学的基本态度却又是不同的。作为创造社核心成员的郭沫若和成仿吾选择了文学是重视自我表现的立场。与此相对，作为文学研究会在理论方面的指导者之一的茅盾则主张文学为人生。面对当时中国社会民不聊生的状况，选择文学重视自我表现立场的一方，还有必要解释文学创作与功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如何将内心要求和自我表现（创作方面）、功利和宣传（功用方面）联系起来的问题。而茅盾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要探索的则是对于中国的社会或文学的现实来说，目前需要的应当是怎样的文学。这个力图应对来自中国社会或文学现实要求的文学为人生的观点，也会遇到这样一个课题，即如何处理与作家内心的要求之间的关系。1920 年代前半期， 这三位文学工作者对于各自面临的课题的认识和考察均有所加深。
进入1920 年代以后，1917 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开始渗透进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以之为指路明灯，开始探索中国变革的道路。1924 年左右，郭沫若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社会組織と社会革命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弘文堂书房，1922 年12 月5 日）一书，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从此，郭沫若全面否定和放弃了从前自身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性（自我），并于1926 年参加了国民革命运动。1925 年茅盾以苏联波格丹诺夫的观点为依据，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并从观念上对之进行考察。被压迫阶级的文学和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来提倡的为被压迫阶级的文学成了他关注的目标。
1924 年，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的成功， 国民革命的形势也日益高涨。经历过1925 年的五卅事件后，1926 年这三位文学工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参加了国民革命。但是，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 月，武汉国民政府分裂，国民革命遭遇了挫折。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变革的走向、自身的生存方式，以及自己的文学理想。这时，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将之应用于中国现实等问题， 又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自1920 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历了1927 年那个历史的转折点之后 他们深刻地体验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挫折，之后他们各自基于对中国现实和文学界现状的认识，直面应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适用于中国现状的问题。可以说，他们各自运用从1920 年代初期以来逐渐提高了的文艺观和思想水平来面对这个问题。
因此，1928 年以后革命文学的激烈论争出现了。第三期创造社（成仿吾、郭沫若及青年理论家李初梨、冯乃超等）、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等）倡导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文学。他们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提倡与时代状况相适应的革命文学。从1928 年初开始，鲁迅、周作人等，以及后来的茅盾都成了革命文学派严厉批判的对象。鲁迅、茅盾分别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依据对此给予了反击。茅盾重新评估了国民革命遭受挫折之后中国的现实，并据此重新思索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有的特点。
在1920 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关于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艰难探索中，他们三人所经历的过程各不相同。 另外，通过革命文学论争，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方法和之后将之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的实践也各不相同。
我试图从分析郭沫若、成仿吾、茅盾三人的文艺批评论这个侧面入手，了解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苦斗。
第一章的内容是探寻郭沫若从1920 年代初开始对文学创作和功用的探索过程。郭沫若把文学中的创作和功用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二元的关系。他通过弄清两者之间的社会关联，以及两者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改变中国的变革者的立场出发去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所以，在1925 年，作为文学自身问题的这个矛盾开始接近文学本质的层面了，有了清楚的答案，即重视自我的表现（唯美、浪漫主义）与社会的功用（功利、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问题，被认为是文学发展时间顺序上的，以及方法上的差异问题。另外，在1926 年，郭沫若认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有以下的特征，即革命文学是切断与前代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并受到所在时代状况的制约。这样的思考方式从1928 年左右开始影响主张革命文学的第三期创造社的成员。
第二章主要描述郭沫若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一翻译活动也是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转折点。1924 年，郭沫若通过翻译此书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此同时，河上肇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进行的社会革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这是郭沫若的理解），郭沫若以当时中国在世界情势中的状况为依据，反对河上肇的这个观点。他极力阐明打倒中国现政府的早期政治革命的必要性，并主张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革命。另外， 郭沫若在无形之间受到来自《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的影响。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在文化和思想上是断绝联系的。我推测这个观点可能成了郭沫若的革命文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
第三章的内容是追溯成仿吾的文艺批评理论的变化轨迹。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1923 年5 月9 日）中提出了新文学的三个使命，即时代的使命、国语的使命、文学自身的使命。他认为，文学作品从诞生开始就负有使命， 这三个使命以若即若离的形态同时存在。这样的结果是，文学自身的使命就是为完成为艺术而艺术的目标。另外，时代的使命变成了以伦理的态度为主要内容的良心的战士，以此来批判颠倒是非的文学研究会。
成仿吾的文艺批评理论在国民革命发展的推动下，其概念的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在更加社会化的同时，它显现出了像嫁接了的树木般的阶段性发展。这样的量变过程到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时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1928 年倡导革命文学的过程中，这篇文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中提到的革命文学的内容都没能超出郭沫若的理论框架（即应当与以前的文学断绝继承关系，文学受到它所在时代的制约的观点）。
第四章的内容提到了茅盾的文艺批评论。1919 年至1924 年间，茅盾的文艺批评贯穿着以改革旧社会和旧文学为目标、为人生的文学的核心内容，时而侧重于自然主义的主张，时而侧重于新浪漫主义的主张（以罗曼罗兰为代表）。在这段时期里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两种文学思潮（创作方法） 围绕着以改革旧社会和旧文学为目标、为人生的文学这一核心交替出现。这种交替变化的动力来源于茅盾对中国现实和文学界现状认识的深化，以及基于此的具体策略的思考。由于茅盾自身对现实的认识和思考的不断深入，这两种交替变化表现在他的文艺评论上。
从1923 年底开始，国民革命形势开始高涨。茅盾受到《中国青年》杂志的影响，开始提倡文学要有积极的作用。与当初倾心于新浪漫主义相反，茅盾转而对罗曼罗兰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925 年茅盾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波格丹诺夫的论文）为出发点，介绍并考察了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论。此时， 茅盾并不是在分析和认识了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学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文学主张的，而是不可避免地以观念形态的理论和理想为出发点来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可以说这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茅盾文学主张的核心内容是： 从改革旧社会和旧文学的、为人生的文学出发，随着1923 年底出现的国民革命形势的高涨，发展到了支持国民革命的、为人生的文学，1925 年更进一步上升到了为被压迫阶级的、为人生的文学。
但是，经历了1927 年国民革命的挫折，茅盾对中国变革的前途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和失意情绪，必须重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茅盾来说，有必要重新对中国的现实进行一番判断。在这个新的判断的基础上，他重新对中国的变革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本来面目进行了追索（《从牯岭到东京》， 1928 年7 月16 日）。那时，一方面可以说茅盾一直提倡的为被压迫阶级的、为人生的文学，首次从真正的意义上进入了扬弃的阶段。另一方面，他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出发来解答20 年代的文学论争的同时，从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证实了新写实主义正在形成巨大的潮流（《西洋文学通论》，1930 年8 月）。此外，在批判革命文学（1928~1930 年出现）的基础上，茅盾致力于以着眼中国现实、认清中国文学界现状为依据，探索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依据新写实主义）。茅盾当时所做的一切，可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依据，针对20 年代新文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 并且含有批判地继承、发展的意义。
1930 年初，茅盾承认当时文学界中旧写实主义文学的价值。与此同时， 他打算以新写实主义的标准来建设为被压迫阶级的、为人生的文学。为此， 他选择了从事费事耗时的工作，即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介绍，评价尚不知名的杂志和新人的作品等。
如上所述，我希望弄清郭沬若、成仿吾、茅盾这三位文学工作者在1928 年左右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不得不进行激烈论争的种种原因，及其内在的、思想的必然性。我也想追索一下到1928 年为止，在他们各自的文学批评论形成中的个人的、历史的必然性。我还想介绍一下1930 年以后茅盾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活动。
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针对以上提到的内容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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