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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石器时代经济学(修订译本)

書城自編碼: 335338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經濟經濟學理論
作者: [美]马歇尔·萨林斯 著,张经纬,郑少雄,张帆 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108063953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19-05-01


書度/開本: 32开

售價:HK$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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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与斐济人或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物质实践虽然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它只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无论西方与非西方,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它表现为围绕物质使用的意义体系,理性与文化绝不是对立的。我们唯有像研究他者一样,凭借人类学的敏锐观察,才能了解我们本身的经济。其实我们也是无数的他者之一。向经济人类学说再见吧。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人类学的经济学。
马歇尔萨林斯
內容簡介:
几乎所有人类学教科书都会谈及石器时代生活的艰辛,人们相信生活在原始社会的狩猎者都食不果腹,难以维生,饥魂饿鬼如影随形。然而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却在这部著作中辨析并破除了这一成见。当我们跟随他重新发现石器时代的生活时,就会发现那实际是一个丰裕的社会,人们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还组织起一种受亲属关系和社会权力等级影响的家户生产模式。不仅在生产方面,原始社会的交换活动也和宇宙神话、社会规范等价值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看看萨林斯给出的斐济、特洛布里恩德群岛、夏威夷等原始社会有趣而又广博的材料,或许我们就会理解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与生俱来的经济方式,而人类社会更普遍的经济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
關於作者:
马歇尔萨林斯生于美国的犹太人家族,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从博士论文研究开始,他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兴趣,并专门研究过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进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种观念的缺失。1956 年至1973 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1973 年以来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时代经济学》、《文化与实践理性》以及《历史之岛》等,这些著作对晚近西方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目錄
目 录


新版前言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原初丰裕社会
错误观念的源头
一种物质丰富
生存经济
反思狩猎采集者
第二章 家户生产模式:低度生产的结构
低度生产的各个维度
家户生产模式的基本要素
第三章 家户生产模式之二:高度的生产
研究家户生产受社会体系影响而调整的办法
亲属关系与经济强度
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强度
第四章 礼物之灵
文本的解释
列维斯特劳斯、弗斯以及乔汉森的评论
关于《论馈赠》的政治哲学
第五章 关于原始交换的社会学
物品流动与社会关系
互惠的结构
互惠与亲属关系的距离
互惠与亲属关系的等级
互惠与财富
互惠与食物
关于等价互惠
余想
附录A 互惠与亲属关系距离部分的注释
附录B 互惠与亲属关系等级部分的注释
附录C 互惠与财富部分的注释
第六章 交换价值与原始贸易中的社会交往
三种贸易体系
从时间上看交换比率的变化
原始人的社会组织与市场贸易
原始交换价格的理论
交换比率的稳定与波动


参考书目
主要人名、地名、民族译名表
中文版出版说明
內容試閱
新版前言

自1972年《石器时代经济学》问世以来,人类学的各个分支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医疗人类学等都变得只关心文化序列的某个特殊部分,经济人类学也概莫能外,整个领域几乎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变化之大,以致需要再书新作,而非一篇前言来充作反思;所以,我在此仅对旧版中某些核心问题与重点讨论的社会稍作提及。当下经济人类学与其他人类学分支的隔阂,纵不致使之形毁骨销,其也不容乐观,因为事实可见,这门冠以经济人类学的大学公选课程已经渐入奇谈怪论,于是江河日下。政治人类学与法律人类学似乎也同病相怜,一同沉沦。这倒不是人们对各个社会中,各色各样的物质生活或政治生活变得漠不关心,而是曾经以某经济或某政治体系堂皇示人的东西,已被重新融为这种文化。经济活动不再决然独立,而被视为文化序列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因此,对经济活动的理解,离不开与其息息相关的生活领域:经济活动是具体生活形式中,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的物质表述。这里所说的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功能,而非物质交换的结构更不是与上层建筑相对的经济基础。于是,斯蒂芬古德曼(Stephen Gudeman)、理查德威尔克(Richard Wilk)以及其他传统学派的领军人物,便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文化经济学的新时代。我认为《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恰是当初为这一令人期待的目标奠下的第一块基石。
虽然革命至今尚未成功,但自本书问世30年来,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其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一点有目共睹。但这一美好的种子却不期结出了文化故步自封的苦果,经济发展专家苦心孤诣,制定了现代化规划,只因不符合文化而被束之高阁。俗话说得好,发展中国家有了美国的帮助,就不再发展了。人们几乎总在为地方文化提心吊胆。人们的文化反而成了社会发展最大的问题:它妨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经济进步因此非西方社会的人们便不能像我们那样幸福安康。(另一种看法则将经济开发定义为,从物质上保障和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除了当地人,很少有人去反思这种看法。)一方面,经济人类学就这样陷入了民族中心主义的窠臼;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一个结构矛盾,因为人类学家总是固执地想在没有经济的社会中分析出经济来。在传统时代的斐济或者火地岛,并没有分化且自我规范的经济领域: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理想型)模式下,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领域。但因为经济人类学在定义上就或多或少地假定利益交换关系的存在,所以它从一开始就犯了民族志分类上的错误。真正的帝国主义将我们的文化体系强加于斐济人和其他文化之上,这已糟糕透顶;人类学理论可不能一错再错。
斐济人有着自己的传统经济术语,但未被我们的经济科学承认。他们的经济术语包括酋长(贡物的接受者和礼物的分派人)、姐妹的儿子(享受特权的亲属)、亲戚心肠好(几近命令式的物质索取)、船家(专事打鱼和航海的氏族)、鲸齿(至尊宝物)、边界联盟(礼物契约)、战神(铺张敬献的对象)等。这些才是斐济人闻名遐迩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这些关系组织了对自然的开发,并根据人的意义价值以及他们存在的目的来提供社会供给。斐济人通过这种文化实践,因地制宜,对当地开发产生了具体的效果。比如说,如何理解斐济群岛海岸地区的性别分工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男女分工,可以象征为海陆之别、内外之分。在当地人头脑中,灌木耕种与深海捕鱼是男人的工作,村边采集(如拾柴)和湖上网鱼是女人的事情。如果不是篇幅有限,离题太远会浪费读者时间,我还可以阐明,这种组成生产活动的价值体系,在斐济文化中比比皆是,从宇宙起源神话到王权仪式,再到家户空间结构,无处不在。生产是人的根本,其地点的选择与产品生成是人们最基本的物质活动,它承载了整个文化结构。而不同岛屿上斐济人的生产组织形式不拘一格,并不唯一。但无论各个岛屿上的斐济人怎样发挥生产之能事,他们所处文化结构的价值体系海洋的最高地位、酋长的神性、姐妹的儿子对舅舅享有的物质权利、提供和消费人牲所得的物质利益无疑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斐济人物质经济生活的全貌。斐济人的理性运行于斐济这个相对的文化序列之中,其价值体系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相应的合理性。
即便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球遍地开花的时代,我们对文化经济学的理解,仍应该像理解文化之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必须对认为原始社会中弥散着金钱效用和市场理性的论调予以迎头痛击。因为一种新涂尔干主义(neo-Durkheimian)似乎正在学界慢慢滋长,它将传统的非西方经济理解为个体理性和社会文化序列的混合体,这种观念甚至影响了许多卓有见识的人类学家。涂尔干认为,人性是双重而分裂的,既有天性赋予的自我中心的欲望,又有来自社会的道德约束。[社会对力比多主体(libidinous subject)的压抑无处不在:这就是福柯(Foucault)和弗洛伊德(Freud)的理论源头。]于是,经济生活同样经常被理解为,自我满足和社会约束的制衡,换言之,则是在当地博弈规则的允许下,追求物质的有效利用。这种解释的优势在于,它大体上是无懈可击的,因为经济理性与文化非理性之间是矛盾的,所以两者的各种组合可以解释所有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如果某个社会没有将物质效用发挥至最大,那么它一定是在追求其他纯粹社会价值的满足。然而,这一论述框架中的优势,在其反复的论证中,也暴露了本身的自相矛盾。
不过这是现代观念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已将文化与理性融为一体,对此它别无选择。实际上,文化序列被归入了实践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因为所有的文化实践都被化约为资产阶级那样,只为自我利益营营役役的主体文化状况被贬为个人利益追求的结果。这种杂糅了文化与理性的论述框架,从其开端就疑窦丛生,因为它无非附和了古代思想中的唯我论(solipsism)。它试图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的起源、物质形式和制度形式这些纯粹的社会现象,以及它们对应在个体层面上的表述完全从资本主义的立场定义为:个体为了自身生存,获取和处置物质资料的方式。那么,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时候,文化又是怎样决定着理性选择,使人们能获得最大的满足?问题是,理性与文化分属两个无法统协的讨论范畴:一个范畴是人们会算计个人行为实际的得失,另一个则指的是社会形式,比如母系氏族、仪式义务、统治等级关系、家庭关系、贡赋关系,以及其他有关社会供应分配的组织形式。唯一能将这二者一同用理性行动来描述的途径,是将文化状况解释为人们追求自我满足的欲望和表现。那么,人们在交纳给母系家系或酋长例份(chiefly dues)的贡赋时,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就不复存在,而当母系亲属或酋长向个人提出财物要求时,文化又成了他们的动机。
这种解释模型本该在任何文化中都行之有效。特罗布里恩德岛民(Trobriander)把他一半的甘薯收成送给他姐妹的丈夫,然后指望收到他妻子的兄弟一半的粮食,他这么做的时候可谓乐此不疲,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他的社会评价就会每况愈下;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么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一定的道德声望。因此,我们能否说理性选择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特殊的母系交换形式中,再度表现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弗然,特罗布里恩德岛文化无法用经济理性来解释,但这种文化体现的经济原则,却同样适用于斐济、夏威夷和夸口特尔(Kwakiutl)的酋长们,斐济酋长纵容他的外甥去劫掠欧洲人的贸易货物,夏威夷酋长囤积洋货只为束之高阁,再有夸口特尔酋长分送各种货物慨而慷。所有这些行为从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来看,对他们自身都是有利的。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各自文化背景的差异并导致了相应不同的经济结果。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本该用于解释造成各种经济结果的原因,但是却被当作理性行动者主观选择的结果。这就是经济人类学受经典经济主义(economism)所摆布的原因这种经典经济主义总是认为文化只是一种外在因素,经济关系才是社会的本质。长期以来,经济科学一直都无视着经济的文化形式,将这些经济活动视之为没有经济需要的(noneconomic)。
诚然,经济理性与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对立,但更糟糕的是,我们长期自负地认为,西方世界的运行完全建立在前者之上,而非西方则被后者所束缚无可否认,西方的确建立在较高的文明与教育基础上但这是盲目的乐观。这种盲目不仅因为非西方民族只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物质资源,而且因为我们的理性根本上讲也是相对的,追求的也是一种不讲求效用的文化价值。的确,特罗布里恩德岛甘薯种植者的交换循环圈,用我们的经济眼光来看,没有任何物质收益,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非理性行为。但除了所谓的社会价值回报不说,即使从非常功利的角度来看,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与其他民族一样)在时间、精力付出与物质回报之间,显然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如果他们的非理性文化使他们入不敷出,他们就不会成为这种文化方式的身体力行者了。
另一方面,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所有物品的商品化,令我们将所有的行为和欲求都用金钱来衡量,但这只是遮蔽了物质本身的联系,这种物质理性事实上根植于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由事物的逻辑意义属性与人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文化序列在很多场合实际上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顾客在超市中对购买鸡、鸭、鱼、肉做出的(理性)选择,依据的标准只是需要和昨晚吃的有些不同这个不同由主菜和备选菜式的复杂搭配决定;还可以再举,人们选择买大排而不买小排,或买羊里脊而不买碎牛肉饼,是因为今晚是个特殊场合,而不是去外面开烧烤会。这不是有没有营养的问题,也不是有的社交场合要吃牛肉,有的场合要吃猪肉。而由西方人理解的人与不同动物肉类供应关系的背后,是更大的(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文化规则。同样,也不是时装款式不同的物质用途,划分了男人和女人、节日与普通日子、商人与警察、工作与休闲、非西方人与西方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社交舞会与迪厅之间的区别思考一下服装的象征意义。再想一下生产商为了他们的利益,总在挖空心思搞些新花样;进一步的解释,是他们和消费者共享同一文化体系。
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与斐济人或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物质实践虽然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它只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无论西方与非西方,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它表现为围绕物质使用的意义体系,理性与文化绝不是对立的。我们唯有像研究他者一样,凭借人类学的敏锐观察,才能了解我们本身的经济。其实我们也是无数的他者之一。
向经济人类学说再见吧。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人类学的经济学(anthropological
economics)。

马歇尔萨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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