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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 将盈余重述的发生分为盈余误述盈余误述修正两个连续的阶段,完整解释了盈余重述
★ 突破已有研究的思路,将重述的披露决策作为研究对象,扩展了重述研究的视角
★ 构建了董事会治理对盈余重述影响的关系模型,发现并证明董事会治理对年报盈余重述的发生及披露有显著影响
★ 构建了衡量盈余重述重大性水平的指标,验证了盈余重述重大程度对重述披露方式选择的影响
★ 证明了董事会治理对上市公司重述披露方式选择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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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盈余重述日益普遍,隐晦披露现象非常严重,不仅破坏了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已经成为一个关乎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重大国际问题。
以往的研究侧重从盈余误述的角度研究盈余重述行为,较少分析重述的披露决策。本书将盈余重述的发生分为盈余误述与盈余误述修正两个连续的阶段,发现第二阶段即重述是否披露在盈余重述发生中起着更关键的作用,从而完整解释了盈余重述。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归纳和分析,本书构建了董事会治理、盈余重述、盈余重述披露方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作者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董事会治理对年报盈余重述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有效的董事会治理有助于提高重述披露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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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陈丽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院审计专业讲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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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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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意义
1.3 主要研究问题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论文框架
2 文献综述
2.1 盈余重述研究综述
2.2 董事会治理对盈余重述的影响研究综述
2.3 文献述评与启示
2.4 本章小结
3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3.1 模型要素
3.2 概念模型
3.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4 本章小结
4 实证研究设计
4.1 数据收集
4.2 变量测度
4.3 假设检验方法和模型构建
4.4 本章小结
5 实证检验结果
5.1 董事会治理与年报盈余重述之间关系的验证
5.2 董事会治理与盈余重述披露方式选择之间关系的验证
5.3 稳健性检验
5.4 本章小结
6 结果讨论
6.1 董事会治理与年报盈余重述之间关系
6.2 董事会治理与盈余重述披露方式选择关系
6.3 研究结果的意义
7 结论和展望
7.1 主要研究结论
7.2 政策建议
7.3 主要创新点
7.4 局限性和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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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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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盈余重述日益普遍,隐晦披露现象非常严重,不仅破坏了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有关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大问题。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从盈余误述的角度研究盈余重述行为,较少分析重述的披露决策。本文将盈余重述的发生分为盈余误述、盈余误述的修正两个连续的阶段,探讨了董事会治理对年报盈余重述及重述披露方式选择的影响。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归纳和分析,构建了董事会治理、盈余重述、盈余重述披露方式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董事会治理对年报盈余重述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有效的董事会治理有助于提高重述披露透明度的研究结论。
与已有研究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性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盈余重述的发生分为盈余误述、盈余误述的修正两个连续的阶段,发现第二阶段即重述是否披露在盈余重述发生中起着更关键的作用,从而完整解释了盈余重述。已往的研究将重述作为一个阶段,将重述与误述概念混淆,并且仅从误述的发生方面研究重述的发生,研究结果有失偏颇,存在解释力度不够的问题。本研究辨析了误述与重述的准确含义,明确区分了盈余重述与盈余误述。研究中将重述作为两个阶段进行研究,第一阶段决定了盈余误述的可能性,第二阶段决定了盈余误述被发现并修正的可能性,整个过程解释了重述发生的可能性,重述是两阶段的共同结果。通过研究发现,不是每个误述的公司最终都重述,将重述作为一个阶段很难解释误述的识别问题,第二阶段才是盈余重述发生的核心因素。研究结果为财务报告重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丰富和扩展了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
第二,突破已有研究的思路,将重述的披露决策作为研究对象,扩展了重述研究的视角。现有关于重述的研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盈余重述的原因和经济后果,较少研究重述的披露过程,忽视了重述隐晦披露的问题。本研究弥补了这一不足,将重述是否披露及如何披露问题作为研究视角,通过实证发现,重述披露与否决策在盈余重述的发生中起着决定作用,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隐晦披露重大重述的现象,公司治理对盈余重述的披露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丰富了现有关于财务重述的研究。
第三,构建了董事会治理对盈余重述影响的关系模型,发现并证明董事会治理对年报盈余重述的发生及披露有显著影响,但当大股东权力过大时,会削弱董事会治理对盈余重述的影响。已往研究中普遍认为中国治理背景下,影响盈余重述的关键治理因素是股权结构,忽视了董事会在会计信息披露中的决策与监管作用。本文立足于我国转型经济的独特制度背景,通过构建董事会治理对盈余重述影响的关系模型,分析了董事会在解决我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冲突中的作用,同时探讨了大股东对董事会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董事会是形成公司年报披露策略的关键,董事会独立性、财务专家及审计委员对盈余重述有重要影响。研究结论肯定了董事会治理在改善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四,构建了衡量盈余重述重大性水平的指标,验证了盈余重述重大程度对重述披露方式选择的影响。重大性是会计差错判断的一个重要法则,但国内外相关的会计和审计准则都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度量重大性,学者们也多以定量基准如经验法则来衡量,常常忽略重述的定性特征,研究结果分散、凌乱。本研究借鉴相关机构对于重大性的定义和规定,参考已有研究的成果,考虑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定量与定性多方面因素,构建了衡量重述重大性程度的6个指标,同时设计了一个综合反映重述整体重大性程度的指标。利用指标进行检验后发现,影响上市公司重述披露方式选择的最主要原因是重述的重大性水平,管理层普遍具有隐晦披露重大重述的动机。
第五,证明了董事会治理对上市公司重述披露方式选择有重要影响,当盈余重述重大性程度较高时,有效的董事会能够提高重述披露的透明度。已有的文献较少研究董事会对重述披露透明度的影响,本研究将董事会治理、盈余重述重大性、重述披露方式纳入一个研究框架,考虑了董事会治理是否有助于改善重述重大性水平对重述披露方式选择的影响,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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