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导 论
我是如此幸运以至于能受教于卡尔波普,并且从1971年到1979年作为他的助手和他一起工作了大约八年时间。我从这一经历中获益巨大,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声称我对他观点的解释就享有特权。此外,波普的任何读者都熟知他的一个主张,即哲学家有时候会被亲近他们的人所背叛。这是他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以及康德和费希特之间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因而我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波普仍然健在的话,他很有可能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的著作;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正如读者将会发现的一样,我希望论证的是,波普的著作在政治领域会带来一些后果,这些后果会让人联想到与波普本人特别是年轻时的波普所信奉的那些观点不同的观点。书摘
导 论
我是如此幸运以至于能受教于卡尔波普,并且从1971年到1979年作为他的助手和他一起工作了大约八年时间。我从这一经历中获益巨大,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声称我对他观点的解释就享有特权。此外,波普的任何读者都熟知他的一个主张,即哲学家有时候会被亲近他们的人所背叛。这是他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以及康德和费希特之间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因而我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波普仍然健在的话,他很有可能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的著作;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正如读者将会发现的一样,我希望论证的是,波普的著作在政治领域会带来一些后果,这些后果会让人联想到与波普本人特别是年轻时的波普所信奉的那些观点不同的观点。
我研究波普早期著作特别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方法受到了晚年波普的影响,晚年波普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与他年轻时有所不同。我不仅仅是指他那些明确地属于政治方面的观点,尽管在这里确有一些差异。更重要的是他在哲学方面的观点差异。波普从来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但是晚年波普的方法与《开放社会》的作者的方法相比,实证主义色彩更少。晚年波普更明显地是一个科学实在论者ascientificrealist尽管某种形式的实在论显然是波普一直关注的问题之一;他还认为形而上学理论可以成为理性评价的对象。另外,在某种意义上,《开放社会》的作者表现出和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相似性,而对于后现代主义,我是一点也不赞成的。
青年波普和后现代主义都反对历史目的论historicalteleology。对此我完全同意。在我看来不太能够接受的是青年波普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在论方法近乎拒斥的态度,这种拒斥见于他对本质主义的某些批评中,也见于他毫不动摇地关注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这种立场当中。我也不同意他对个人道德决定的强调,他关于道德决定的某些观点接近于一种伦理主观主义ethicalsubjectivism,这令人无法接受,尽管他不断否认自己的观点是一种相对主义。我将较为详尽地指出,他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种可错论的道德实在论fallibilistmoralrealism,这种实在论在我看来似乎更容易接受。我也批评了他对主观的历史解释的价值所做的说明。相比之下,我利用了波普著作中和这些观点存在着张力的那些方面。在这里我想到的不仅仅是他的实在论我将指出,这种实在论可以延伸到社会科学,而且在我看来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贯穿于《开放社会》一书中的那些关于社会科学之地位的观点。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对下述做法所持的得自于康德的观点：用主体间的可接受性inter-subjectiveacceptability来解释客观性objectivity。这些观点在波普的著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它们的运用在那里却并不系统,并且与一些在我看来具有更多主观主义特征的观点混合在一起。我主张,这一康德式的观点应该得到更系统的采用。这样做将使我们可以在解释波普著作的时候避免那些具有主观主义以及很合当代人口味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因素。我也将揭示他的观点在哪些方面接近于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后期著作中的某些命题。
本书只是初步的尝试,当然,任何一个可错论者都会说自己的书只是初步的尝试,但我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可错论者。我强烈地意识到,我自己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本身就是不断变动的,不仅会随着我对波普著作有更多的发现而变化,而且会随着我联系其他材料来考虑它而变化。但是要想找到一种我真正有点信心的对波普的解释,这在我看来不仅是一种未尽的探索anunendedquest,而且可能也是一种无尽的unending探索,因此,我感到我应该立即开始写作,而不是要等到我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之时,而我可能永远无法得出一个结论。至少这意味着其他人可以批评我目前所得出的那些观点。
在这本书里,我在很大程度上只考虑波普自己的观点,而不讨论他对其他人著作的解释。然而,在写作本书终稿之前我重读波普著作的过程中,我被他广博的知识所震动,当我和他一起工作时我就有这种感觉。赞不赞成他在各种问题上的观点是一回事,关于波普对他所讨论的某些人物的著作所做的解释,已经有了一些严肃而有趣的研究。但是我发现令人吃惊的是,《开放社会》如此频繁地遭到一些人的诋毁性评论,对于那些人,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真的已经以必要的努力研究了他的著作。波普相信,简单simplicity在写作中是一种重要的美德,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使来自不同背景和思想环境中的人们进行富有成效而理性的交流成为可能。在谈到《开放社会》时,他曾评论说,他已努力使之易于阅读,而他的这种做法可能掩盖它所具有的学术性。有人说他实在太成功了,因为他的某些读者似乎已经没有耐心去思考应该如何认真地对待他的主张。
波普也经历了拉塞尔雅各比所描述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在波普的有生之年,知识分子往往已经公共领域退却到对他们的不同学科所从事的专门性研究中去了。人们日益期望学术仅仅针对他们的同行,并且如果任何一个人要对一个主题发表观点的话,他就必须在该主题所属的那个学科中渡过他学术上的学徒期。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却是一场灾难。那些非专业的作者如果致力于学术界所关注的某些问题,经常都会被人以不友善的方式对待,就好像他们写了一篇质量低劣的专业文章,由于没有考虑到专业人士所提出的每一个观点而遭受批评;有时一个人还会觉得,这篇文章和他们所提出的更为广泛的论证究竟是否相关。结果,专业的学术讨论无法得到受过教育的圈外人所提出的观点的推动,同时,专业人士也很难对公共话语有所贡献了。因为学者惯常的风格和预期要按照他们的学术受众来做出调整,而且他们已经忘了怎样对非专业人士讲话。
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种危险,即公共论坛比如现在这样被一连串时尚的支持者所把持,或者由那些被各种特殊利益所鼓动的人所把持。并且,由于彼此存在重大分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理性交流现在并不太常见,对决策者来说,以及更一般而言,对公众来说,要想评价专业人士为他们提供了什么也变得更为困难了。与此同时,在大多数现代西方社会,决策似乎通常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这些人不必理会那些不赞成他们的人,甚至不必以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决策应该按照他们认为应当的方式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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