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特里迪布班纳吉（Tridib Banerjee）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专业博士。其研究、教学及论著主要着眼于建成环境的设计与规划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尤其关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从国际化视野上，比较研究全球化对城市形态转换与城市化的影响。著作有《城市认知与城市设计：凯文林奇的著述与项目》（与 Michael Southworth合编）、《城市中心设计：形式的诗意与政治》（与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合著）。他还是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会员，是美国规划教育评估委员会委员，并广泛参与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的各种活动。
［美］威廉克里斯托弗贝尔（William C. Baer）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早期研究20世纪的住房政策和计划。在编制学院的房地产课程大纲时，他对投机性房地产开发历史研究产生兴趣，通过追溯伦敦十七世纪的房地产开发历史，发现大量与住房有关的数据。在《城市历史》《经济历史评论》以及《商业历史评论》等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伦敦在16世纪、17世纪时的住房事务，并扩大研究范围，开始房地产发展历史的新兴领域研究。
李丽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1990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1993年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获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译著有《独具慧眼：解决建筑设计中的视觉问题》《设计手绘：体验与实践》等，著作有《建筑与环境艺术造型的形景境情》（合著）、《木艺建筑：创意木结构》等。
本书所依据的大部分研究内容，是由十年前的两笔独立基金资助的。这两笔基金分别来自美国公共卫生署（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的两个不同机构，公共卫生署当时隶属于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其中，第一笔基金（公共卫生署研究基金1-RO1 EM 0049-02）来自美国的社区环境管理局（the Bureau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第二笔基金（公共卫生署研究基金RO1 MH 24904-02）来自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HM）的都市问题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Metropolitan Problems）。预算一减再减，原来的研究计划也只好相应缩减，因此这两笔独立基金对于项目研究来说极为必要。幸运的是，我们又得到了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后续援助，使研究工作得以完成。实际上，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研究范围和意图的项目，即使以缩减形式完成，恐怕也不大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资助。
这个项目的研究计划是由我们的两位同事艾拉鲁滨逊（Ira Robinson）和艾伦科莱蒂特（Alan Kreditor）拟定的。更早的概念化构思则来自他们的前辈们，这些前辈都是美国公共卫生协会（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APHA）下属的规划师和社会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正如上述人员所构想和策划的那样，项目初衷原本是要重编《邻里规划》，即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推荐的居住设计标准。当时有人特别提议，这项新研究一定要站在使用者的立场上来制订居住标准。长久以来，居住标准的那些考虑因素（比如设计师的偏好、建造商和材料供应商的要求，以及贷款机构对按揭抵押的需要等）一直由私营部门所掌控，即使有公共利益（在健康、安全和福利等方面）介入，这些标准也只是关注物质方面，而且只注重预防。因此，重新制定这些标准，就可以重点关注使用者的偏好，审视他们的满意度状况，从而增加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研究原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不同群组的人（按照收入阶层、种族和所处家庭周期阶段筛选分组）进行采访，引导他们说出关于宜居环境的想法。第二阶段，对这些资料信息进行分析，并将其转化为满足所有群体需要的修订版规划标准。最后阶段将包括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由所有重要的参与者（环境设计人员、建筑商与房地产开发商、贷款机构以及城市管理者等）组成。在游戏里，上述试验性标准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将得到检验。根据游戏结果，试验性标准将在最终出版前做出修正。
然而，正如前面解释过的那样，预算多次削减，导致要求的研究目标和范围都在项目启动后做了相当大的调整。样本量减少了，第二阶段的内容只完成了一部分（资料信息分析部分），而第三阶段则完全删掉了。
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结果令人遗憾，因为这个项目极有希望促成有关部门制定出最新水平的标准。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的部分工作也有预料之外的收获，在原有问题上获得的某些观点，是项目最初策划时所不曾想到的。
举例来说，最初项目的一个附属目的，是要寻找一些新的方法，以便地方规划人员可以根据人们的特殊需要，采用适合于各自区域的标准。因此，我们遵循了技术顾问小组大力推荐的研究方法，即以人们的住区活动为导向，而不仅仅以住区的实体布局和提供的设施为导向。此外，我们还尝试引导人们对偏好进行权衡取舍（即：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牺牲某种属性，来换取另一种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上述两种方法对于社会科学来说都很新颖，我们也从这两方面都得出一个结论，即：在从当前调查结果中得出任何政策性结论之前，开展更多方法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是极为必要的。
其次，我们现在认为，按照标准进行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然而，这些问题已经是当下关于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不平等模式及其成因的论争焦点。我们还一致认为，在编制新标准之前，首先处理这些根本性的概念问题，才是重中之重。
另外，研究项目在最初策划时的焦点目标是制定标准，所以，当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设计范式对居住环境规划和设计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甚至还没有对此形成适当的概念化。邻里单位思想的前提条件虽说在一开始就受到严格审视，但当时人们最为关心的，却是这一思想能否持续地作为未来居住标准的组织模式。人们虽然心照不宣地否定了邻里单位思想的有效性，却从未考虑过是否有可能发展其他可供选择的设计范式。此外，在研究初期，我们仍然以这样的理念居住质量只是公共政策在邻里层面的作用结果为指导，还没有在城市层面的设计和公共政策框架下来阐释这一问题。本书所要倡导的，正是这一点。
因此，我们相信，本书呈现的尽管只是最初任务的缩减版本，但仍然有理由证明其价值所在。首先，如开篇所述，即使本书的研究范围已有所缩减，也很难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得到基金资助。这项工作的确耗资巨大。
此外，研究中获得的资料信息具有重要的区域导向性。大多数与住宅开发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都倾向于北部和东部地区，不仅实体开发方面的研究是这样，与实体开发相关的生活方式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这种倾向性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只不过反映了大多数研究机构的所处位置而已。然而，一方面，以汽车为主要交通手段的建设活动深入人心，城市形态呈现向低密度、不规则蔓延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人口又出现朝向南部和西南部迁移和发展的趋势，再加上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又是郊区生活方式的典范，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洛杉矶地区的资料信息就可以恰到好处地弥补过去居住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另外，如果我们要着眼于未来的城市发展问题，而不仅仅针对现状或以前的问题来制定政策，那么，研究结果就应该在未来的十年里一直保持适用性。
最后，我们认为，研究项目虽然历时漫长，但在这段时间里，不同社会群体居住体验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我们坚信，尽管人们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些许微小但在预料之内的变化，然而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居住体验中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其基本模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改变。事实上，当前经济衰退，政府在社会项目上削减开支，再加上住房危机出现，这些甚至可能已经加剧了我们在研究中所阐述的那些不平等模式。不过，在开展研究的这些年里，真正发生显著变化的，倒是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正是我们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这一特定领域以及规划领域总体知识内容普遍丰富的结果。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项研究的最初调查结果，才形成了我们的观点，并对本书讨论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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