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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纵览，中国人牙牙学语的前奏——《汉语拼音方案》——的前世今生
☆ 浸染，中国最年长的“世界公民”的思想轨迹和文化旅程
☆ 一套带有历史痕迹和现实关照的“一个人的语文百科全书”
☆ 首次集中呈现108岁学人周有光先生的作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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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周有光文集》凡十五卷，七百余万字，收录了迄今已公开发表的学术专著、随笔杂文等作品。第一至第八卷主要是语言学、文字学、文字改革研究以及与中国语文现代化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第九至第十五卷包含周有光先生最近二十年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及著作，其研究方向侧重于文化史及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其中有些作品为散文、随笔和杂文。各卷前均有“本卷编辑说明”，提示各卷与原作品之关联和具体变动情况，以交代每一卷作品的版本来源、版本流传、编排情况、大致写作时间及与其他卷次的参见关系等。
全书以作者已出版三十余部专著或文集（个别为旧作重编的文集除外）为主体，按文类、主题、写作或出版时间顺序递次编排。如文集之间所收篇目有重复，则视具体编排或出版时间先后完整收录一处，其余重复篇目加编者注或存目，置于本卷最后，读者可对应了解或找到这些篇目的所在卷次或页码。
全书尽量保持作者发表或出版时的写作习惯和风格，一些用语、标点和译名等不根据现有标准强行统一，除有明显排版错讹外，一般不作更动。
《周有光文集》各卷中包含的大量统计数据及资料，与作者写作年代当时的事实有关，读者阅读时可留意作者具体写作年代。
《周有光文集》的出版得到了作者的授权，作者为文集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作品目录和亲自修订的文稿，对文集的选目、编撰、取舍等给予了详细、清晰的指导意见。根据他的意见，文集不收入作者早期关于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论述以及书信等文字。
遵循专家意见，编辑小组在第一、第二、第四、第七等卷次后编制了索引，索引主要涉及人名、地名、专业术语、重要主题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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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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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先生是语言文字学家，但早年在大学主修经济学。曾任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上大学时就开始对语言学、文字改革产生兴趣，并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55年，根据国家需要，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研究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问题，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授课，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生导师。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在他主导下，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的语文文字的改革和语文现代化进程。1961年出版著作《汉字改革概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的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价值，日本罗马字社出版过该书的日译本。此后他还陆续出版了《字母的故事》《世界字母简史》《语文闲谈》《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中国语文纵横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化畅想曲》《比较文字学初探》《朝闻道集》等30余部著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先生在不仅在语言文字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社会文化发展史等领域同样成果卓著。周有光先生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日文《不列颠国际百科全书》国际学术顾问等。是逾百岁高龄以后仍保持积极活跃和具创造性的思维，同时笔耕不辍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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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先生是语言文字学家，但早年在大学主修经济学。曾任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上大学时就开始对语言学、文字改革产生兴趣，并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55年，根据国家需要，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研究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问题，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授课，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生导师。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在他主导下，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的语文文字的改革和语文现代化进程。1961年出版著作《汉字改革概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的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价值，日本罗马字社出版过该书的日译本。此后他还陆续出版了《字母的故事》《世界字母简史》《语文闲谈》《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中国语文纵横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化畅想曲》《比较文字学初探》《朝闻道集》等30余部著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先生在不仅在语言文字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社会文化发展史等领域同样成果卓著。周有光先生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日文《不列颠国际百科全书》国际学术顾问等。是逾百岁高龄以后仍保持积极活跃和具创造性的思维，同时笔耕不辍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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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文集》导读
——浅谈周有光先生的学术成就
苏培成
一、周有光先生生平简介
周有光先生本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1923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经济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上海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业余时间参加拉丁化运动。1949年6月回到上海，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同时担任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第二业务处副处长；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先生的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十分宽广。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周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半个多世纪来，周有光先生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周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四、五、六届委员；还先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编审、《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顾问、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等。20世纪50年代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
二、周有光先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
周有光先生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核心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如何建设新时期的中国新语文。周先生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中国，从中国看中国许多问题不容易看清。周先生从世界语文生活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一纵一横两个坐标看中国的语文问题。在纵的方面，他研究了人类语文生活的历史进程；在横的方面他研究了世界许多国家建设新语文的成就和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他深入分析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周先生不但从事理论探索，而且密切关注社会语文生活，积极参与新语文建设的多项具体工作。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四项，就是：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
（一）揭示人类语文生活的历史进程
人类的语文应用构成了人类的语文生活。周先生告诉我们，在农业化时代人类创造并传
播了文字。在工业化时代语言生活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确立和普及国家共同语，另一件是发明、发展和推广传声技术。“二战”以后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的语言生活有两件突出的事情：一件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电子计算机用于处理语言文字，并发展为信息网络；另一件是国际共同语的发展。文字、国家共同语、传声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国际共同语，这就是5000年来人类语言生活里先后出现的五件大事，可以叫做五座里程碑。语言生活的这五个里程碑不是跨过一个结束一个，而是个个都延续发展，同时并用。从5000年前看今天，人类的语言生活已经达到“上穷碧落、下及黄泉”的神话境界。可是，历史永远不会停止，还在更快地前进。当前，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推进信息化，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追赶工业化和信息化。
（二）研究世界各国的语文新发展
周先生说：“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的语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的语文新发展，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经常课题。中国应当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根据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语文政策。
周先生说：100多个新兴国家，独立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规定国家的共同语，作为行政和教育的工具。文明古国都有历史悠久的语文。到了信息化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为了减少语文的学习困难和增进语文的学习效率，都进行了各自不同的语文更新。周先生还告诉我们：新语言需要写成新文字。采用哪种字母书写新文字，成为重要的抉择。“二战”之后，掀起一个拉丁化的新浪潮。所有新创的文字，无一例外地都采用拉丁字母。有些旧文字也改用拉丁字母。不用拉丁字母的文字，也规定了拉丁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作为技术符号，在国际互联网络上使用。一个“书同字母”的时代正在悄悄形成。
在研究世界各国语文新发展的时候，周先生还特别阐明了两个十分重要问题。第一，现代是双语言时代。“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在语言工作上，它们面对两项任务：一方面要建设国家共同语，另一方面要使用国际共同语。日常生活和本国文化用国家共同语，国际事务和现代文化用国际共同语。文化和发达的国家，早已实行了双语言。中国的双语言原来是指推广普通话：从只会说方言，到又会说普通话。这是“国内双语言”。现在又有了第二种含义：从只会说普通话，到又会说英语，这是“国际双语言”。从双语言的水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测知国家现代化的程度。第二，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英语是国际政治、贸易、科技和旅游的主要用语，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外国语。它不仅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家的疆界。今天，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如果不能进入国际竞争，就有落后和失败的危险。要想进入国际竞争，在语言上需要学习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英语。英语是一条大家可走的世界公路，谁利用它，谁就得到方便。
（三）把语文现代化和语言学挂钩，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自清末开始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
它的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学术水平还有待提高。在这个时候，周先生把语文现代化和语言学挂钩，科学地回答了语文现代化里面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语文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周先生告诉我们：语文现代化是一件世界性的大事，不是某一国所特有的问题。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前；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生急剧变化。秦并六国，发生
“书同文”变革。辛亥革命，发生白话文和国语运动。100多年来，中国语文现代化内容逐步发展，前后包括：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汉字的简便化、注音的字母化、语文的电脑化、术语的国际化。主要的是前四化。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紧跟瞬息万变的历史步伐，向信息化时代前进。
学习周先生的论著使我们认识到，100多年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改变了我国人民的语文生活。在清末，我国民众的语文生活十分落后，特点是方言加文言文，汉字繁难，文盲众多。经过100多年的语文改革，落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前的特点是普通话加现代白话文，汉字经过简化和整理，繁难程度有所降低，而且有了辅助汉字的汉语拼音。我们每个人都是语文现代化的受益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100多年来语文现代化的成就，指导我们的语文生活沿着现代化和信息化的道路前进。
（四）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领导研制《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汉语需要表音字母，研制一套科学实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始终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2月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负责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周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为《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制订拼音方案首先要解决的是采用什么样的字母。新中国建国初期，知识界——包括语言文字学界，对世界字母的情况所知不多。周先生为了给选择字母提供参考资料，编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书。周先生在书中告诉我们：拉丁字母是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共同工具。在文字的结构上，它是最进步的音素（音位）制度；在字母的形体上，它是最简明实用的符号；在语音的表示上，它有非常广泛的适应性。它有这些优点，所以它能够活跃地生活在日益众多的民族中间。拼音方案委员会起初采用民族形式的字母设计方案未能成功，最终采用了拉丁字母，历史证明这是完全正确。这个选择固然体现了国家领导人的远见，而周先生的推荐介绍也是功不可没。拼音方案既然采用了拉丁字母，就必须采用音素制的音节结构，而不应该采用双拼制（如反切）或三拼制（如注音字母）。既然采用了拉丁字母，在字母和音素的配合上，就必须遵守使用拉丁字母的国际习惯。但是拉丁字母毕竟是外国字母，让它和汉语音素相配合，其中就有许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要处理。周先生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解决建议。
周先生提出了“汉语拼音三原则”，就是：口语化、音素化和拉丁化。口语化：拼写规范化的普通话。音素化：按照音素（音位）拼写音节。拉丁化：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为了解除人们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误解，周先生还阐明了《汉语拼音方案》有“三不是”：第一，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第二，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第三，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周先生的这些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的性质。
《汉语拼音方案》主要规定了汉语音节的拼写法，还缺少汉语词语的拼写法，因此还必须制订汉语拼音正词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先生就对汉语拼音正词法做了研究。198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负责拟订《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周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参与领导正词法基本规则的研制。在这个时期，周先生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正词法的性质问题》、《正词法的内在矛盾》等论文，这些文章解决了正词法研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1988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联合发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周先生十分关心《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和应用，他发表了解说和教学《汉语拼音方案》的多篇论著，积极向社会宣传普及汉语拼音知识。他积极提倡汉语拼音用于语文教学和序列索引，他热心指导供聋哑人使用的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汉语手指字母的设计，他大力支持黑龙江省开始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周先生还指出汉语拼音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穿梭机，可以用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利用汉语拼音输入汉字的“拼音转变法”使计算机普及到千家万户，促使中国早日进入信息化时代。
（五）创建现代汉字学
传统汉字学叫“小学”，是以《说文解字》为中心，主要研究儒家经典的文字，是经学的附庸。它严重忽视现代社会的汉字应用，更谈不上如何实现汉字的机械处理和信息处理。时代呼唤新的汉字学。1980年周先生发表了《现代汉字学发凡》，提出了建立现代汉字学的主张。周先生指出：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特性和问题，目的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应用服务，也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减少汉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不方便。“现代汉字学”是个新名称、新事物。它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解放，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这是汉字学的重大发展。
周先生指出，现代汉字研究的重要问题是实现汉字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四定的基础是定量。古今通用的和现代通用的汉字归入现代汉字，文言古语用而规范化的普通话不用的汉字归入文言古语专用字，这就是汉字断代。周先生研究了现代汉语用字的定量问题，提出了汉字分级定量的思想。周先生说：整理汉字要向“限定”现代汉语用字的目标前进，不再起用死字，不再创造新字，并且进一步研究能否和如何减少用字总数。
如何评价汉字是个有争论的问题。周先生认为对汉字的评价要坚持两点论，汉字既是宝贝，又是包袱。汉字不等于汉文化，汉文化的含义大于汉字，汉字是记录汉文化的主要符号系统。汉字作为“宝贝”是过去的光荣，汉字作为“包袱”是今天和明天的灾难。从清朝末年开始，一个“汉字改革运动”不断地进行着。80年来，他们的成就微不足道。他们唯一的贡献是，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中间的小孩，说穿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漏洞。一旦认出了汉字既是“宝贝”又是“包袱”，再要肯定汉字只是“宝贝”而不是“包袱”，也就非常困难了。
（六）研究比较文字学，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
汉字问题是中国语文中最复杂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常说文字改革要按文字发展规律办事，可是文字发展规律只有一句话，就是从表形、表意到表音。有人说，没有一种文字是从表意变为表音的，形意音的演变规律不能成立。到底哪种看法符合事实？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周先生开始了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周先生说：汉字型文字是人类创造的许多种文字系统中间的一种。只从汉字来观察汉字，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应当把视野再扩大一步，把人类所有的文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微观的和宏观的研究、历史的和共时的比较，这是“人类文字学”。这样，才能完整地理解人类文字的历史事实、功能性质和发展规律，以及汉字在人类文字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
周先生提出了文字的三相分类法。他把文字的特征分成三个侧面，把这三个侧面叫做“三相”，就是：符位相（图符、字符、字母）、语段相（语词、音节、音素）和表达相（表形、表意、表音）。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按照这三相来分类，都可以把握它的特点，找到它在世界文字里的位置。例如汉字属于图符或字符+语词和音节+意音，简称为意音文字。
周先生指出：从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是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是钉头字和圣书字时代，这时候只有“意音文字”。经过2000年的“从意音到表音”的潜在演变，到前1500年产生扬弃表意、纯粹表音的字母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形意音”发展过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比钉头字晚2000年，但是发展的步骤没有两样。
周先生进一步指出：“形意音”的发展规律来自西方。我就到西方的著作中去看看情况。最能说明“形意音”规律的例子是钉头字。钉头字在本土“两河流域”，从苏美尔人传到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有逐步前进的“形意音”变化，但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在传到本土以外的民族以后，才摆脱“意音”结构，发生“从意到音”的质变，成为表音文字。“形意音”的发展是在从本土到异地的传播中完成的，不是在本土传承中完成的。我把汉字和钉头字相比，看到汉字也有同样情况。在中国，形声字比重的历代增加，就是声旁表音作用的发展，但是声旁增加，形旁也跟着增加，文字结构只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汉字传到日本，从书写汉语变为书写日语，从万叶假名变为平假名和片假名，这是从“表意到表音”的质变。在汉语汉字到日语汉字的传播过程中，也看到了“形意音”的发展规律。
周先生的研究，证实了世界文字发展确实存在一条由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的客观规律，这条规律的阐明对汉字的拼音化自然会有影响。不过，我们知道汉字拼音化是一个涉及方面极广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条件的配合，而不是只有发展规律就可以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周先生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认识。他说：文字改革还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汉字在中国相当稳定，现在没有改为拼音文字的迹象，拼音只是一种辅助的表音工具。在中国，周先生关于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对世界文字的发展规律，至今学术界还存在着重大分歧。学术是在争论中发展的。不管别人是不是认同，周先生提出的观点都是今后进一步探讨的新起点。
（七）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
计算机的发明并且用于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使世界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如何使汉字进入计算机，经过了三个阶段，就是由整字输入到拆字输入，再到拼音输入。拼音输入是无编码输入，周先生认为这是中文信息处理的正确道路。有人认为计算机能够处理汉字，在计算机时代不需要汉语拼音了。事实恰好相反。在计算机上只有既用汉字，又用拼音，即输入拼音由软件自动转换为汉字，中文信息处理才能提高功效。以字为单位的“单字输入法”，因为汉字里的同音字太多，不具有实用价值，周先生倡导利用汉语的内在规律，把以字为单位输入改为以词为单位输入，使得无编码的拼音输入最终取得成功。周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真正消灭差距，追回失去了的时代，出路很有可能就在于采用“拼音转变法”。事实证明，周先生关于“拼音转变法”的研究完全正确，充分显示了科学研究的预见性和巨大的社会效益。在今天，除了专业录入员使用编码输入外，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变法。周先生的意见使我们少走弯路，加快进入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八）展望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
周先生说：20世纪，华语和华文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在21世纪，全世界的华人将显著地提高文化，发展理智，重视效率。由此，华语和华文将发生更大的时代变化。周先生根据语文变化的历史经验，考虑当前的信息技术和实用要求，预测21世纪华语和华文的变化趋向。主要是：1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现在，中国大陆的语言工作正在从“推广”普通话前进为“普及”普通话。全世界的华人可能在21世纪之末普及华夏共同语华语。2汉字将成为定形、定量、规范统一的文字。统一规范是历史的必然，删繁就简是文字发展的规律。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屏幕上的清晰度，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汉字难学难用，主要不在笔画繁，而在字数多。在21世纪的后期，讲究效率的华人将把一般出版物用字限制在3500个常用字范围之内，实行字有定量，辅以拼音。3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21世纪将有更多的智能化软件，利用拼音帮助汉字，使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在互联网上，汉字离不开拼音，拼音正在不胫而走。拼音帮助汉字，将是21世纪大家乐于接受的方式。周先生的这些意见值得引起重视，促使华语华文发生适应时代需要的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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