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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美国当代知名心理学家汇聚 对领袖问题的开创性分析
领袖何以成为领袖？如果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偏执如林肯、自恋式病态如恺撒·威廉二世、成功神经症患者如伍德罗·威尔逊，又怎会被时代所选定？
而他们如何头戴皇冠、手执权杖掌管国家，他们又将自己的人民引向了何种未来？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丹尼尔·奥弗编著的《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是由美国当代知名心理学汇聚，对领袖问题的开创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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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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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对国外历史上杰出领袖的生活、成长经历等进行了心理学层面的分析，涉及柏拉图、林肯、甘地、威尔逊、恺撒?威廉二世、惠特曼等，探索了这些领袖如何把他们个人的使命与神秘性投射到他人尤其是其民众身上，并因此满足甚至创造了他们的追随者们独特的需求。与很多作领袖问题研究的著作不同，本书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领袖问题，而是从心理史学角度来分析这些领袖的成长环境、性格特征等如何影响他们后来的决策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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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博士，桑加门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拉什医学院客座教授，迈克尔?里斯医院资深研究顾问。他发表了论述心理史学的无数篇论文，出版了《林肯追求邦联的公共与私人价值》，编著了《心理史学回顾》，由他编著的《自我和历史》也即将出版。
丹尼尔·奥弗，医学博士，迈克尔?里斯医院的精神病学部主任，兼任芝加哥大学精神病学系教授。他就青春期发展和精神健康的概念出版了9本著作。他最新的著作（与M．Sabishin合著）是《正常与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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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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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献词
第一部分 研究方法
第一章 内容简介
第二章 古代领袖：约瑟、柏拉图和亚西比德
第三章 心理史学的英雄主义时期
第四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历史
第五章 埃里克?H．埃里克森、自我心理学与伟人理论
第六章 心理史学的成长
第七章 新方向：海因茨?科胡特
第二部分 研究
第八章 林肯与19世纪50年代的危机——群体自我思想
第九章 圣雄甘地的自我转变
第十章 重访伍德罗?威尔逊：从政前的岁月
第十一章 国家的镜像——论恺撒?威廉二世对德国的领导
第十二章 自恋型领袖的得与失——惠特拉姆与澳大利亚政治
第十三章 领袖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精神分析学的阐释
第三部分 结论
第十四章 对领袖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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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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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示心理史学错误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错误似乎无可辩驳，而且具有毁灭性：它们玷污了英语的纯洁性，打乱了科学步骤，违反了常识本身。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绝对真实，但在批评家看来，它的研究框架和重心却奇怪地发生了扭曲。从外部看，心理史学家之于历史学的关系，就像精神分析学家之于心理学：即一大群异想天开的人以相同的方式，犯同样的错误。从内部看，原来心理史学家之间也是高度分歧、甚至动辄引发争论的。哈特曼（Hartmann）的弟子排挤科胡特的拥趸者；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派声称，它们已经独占了心理史学的全部领地，跟自成一派的新心理史学产生纠纷；正统的弗洛伊德学派坚持主张，精神分析法囊括了心理史学研究的一切方法，不料却发现自己招致用社会学来修正心理史学的研究者的围攻；一部分毫无防备的心理史学家遭到了狂轰滥炸，而另一部分早已准备应战的心理史学家却安然无恙。不管怎样，反对心理史学的充分理由有三条，条条都直指它的核心，不知何故，心理史学家们却对这些关乎自身安危的理由视而不见。把反对声作为某种形式的抗拒轻描淡写地打发掉，这样做虽然简便，却是全然不可接受的。当年，精神分析的倡导者可以对批评家进行精神分析，借此挫败有理有据的批评；如今，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把反对意见总结为三点，它们依次是：心理史学是空想的、粗鄙的、琐碎的。说它空想，是因为它试图用心理学中最顽固的个体性来揭开群体行为和群体事件的谜团。从生理学到历史学，这条路无法正确地追踪精神分析的历程，因为就算精神分析称得上是一段历程，它也是一段指向心灵的历程。说心理史学粗鄙，是因为它把历史经验和事件降格为神经机能的作用。的确，如果说有一种针对心理史学的意见在批评家中广为流行，并引起心理史学支持者的普遍不安，那就是它的简单化。最后，说心理史学是琐碎的，是因为我们不能对死者进行精神分析，死者不会也无法像活生生的精神分析的对象那样有言谈举止。首先，我应该指出，依据我的判断，这些反对意见都不无道理，只是不能就此得出抹杀一切的结论。
心理史学一直被称为用传记、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对历史进行错误解读。精神分析是个人的心理学，这点不是秘密。精神分析的情境，加上分析师是单独与一位分析对象进行隐秘的会面，于是，这种对单个人的集中关注具有了戏剧性。精神分析师自觉地充当了保守秘密的私人传记作家，成了窥视隐私的眼睛和探听隐衷的耳朵。
领袖前言可是，把对过去的解读截然分成传记（个人的历史）和历史（群体的传记），是误读了这两个相互作用、互有重合的门类。每位传记作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每位历史学家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传记作家。有些近代社会历史学家是穿着历史学家外衣的社会学家，他们依靠回忆过去来进行研究。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人文学科的价值几乎被全面削弱了。我得承认，他们得出的是拙劣的历史学；就好比传记如果不能把传主稳稳地纳入他当时的生活环境，纳入他所处的经济、社会、宗教背景，就是拙劣的传记。传记和历史这两个门类，无疑都有其看待过去的独特视角和职业偏见。这二者之间有张力，也有合作。但是，历史是关于人类，关于人类与自然、技术、权力，人类彼此以及人类与自己交接的学科，这个定义是始终不变、始终成立的。社会历史的实践者，不管他们对精神分析学的敌意多么深，恰恰强调了这种承诺；毕竟，他们渴望求得所谓的总体历史（histoire
totale）。必须提醒他们，如果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死去的人成为研究对象，如果要深入追问死者的经验，即将跨入这一深度的精神分析学在构建浅白易懂的模式和可信的解释时，就应该被特殊对待。
精神分析学让历史学家产生同感，还有一条理由。人类跨越时间、空间、阶级的鸿沟和性格癖好的差别，拥有千奇百怪的体验，这恰恰也是历史之所以丰富有趣的地方；然而，由于人类天生的生理结构和势必经受的情感折磨，所有人大体上又是彼此相像的。情感煎熬由长久的无助、性心理的分两个阶段成熟和进化过程中遭遇的无可逃避的危机所决定，最有名的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青春期的心灵动荡。简单地说，一切人彼此相像，因为他们必须解决相似的矛盾，克服雷同的障碍；人人都要学会遏制冲动，推迟满足，放弃乱伦的情爱对象，如果做不到就要受到惩罚。一切人彼此相像，归根结底，是因为每个人身上的自我都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尝试着适应现实生活。人类的动机和行为五花八门，纷纭复杂，我认为文字记载的历史其实就是这种广阔性的记录，但是，壮丽辉煌的历史画卷却是由相对较少的成分，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组合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基本的人性就像棋子，进攻和防守的主要活动就像棋盘上的运筹，对一段史实的详细阐述就像描述一场比赛，每场比赛都由属于一个家族的十几个基本成员构成，这些成员却又并非一模一样。要分析象棋比赛，专家必须专注于具体情况和已知的普遍规则。历史分析家的处境也一样。他是在一般的基础上研究特殊。这里我要借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Kluckholn）和美国人格心理学家默瑞（Murray）言简意赅的说法：“人人在某些方面（1）跟其他所有人相像，（2）跟其他一部分人相像，（3）跟其他任何人都不像。”我再说一遍，传记是一种历史，历史也是一种传记。
可是，心理史学家从这种密切关系中几乎得不到安慰，因为如果传记和历史是一对孪生子，那么，二者共用的思维方式就跟二者共同的烦恼一样多。个案史与笼统的历史记录如果随意堆砌在一处，那复杂的动机和彼此冲突的外力作用会让人无从解读；个案史和大历史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弗洛伊德明白这一点；毕竟，他发明这个词正是基于对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尊重。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冲动组合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而两个迥然相异的冲动组合也许反而产生了般般相似的结果。看似明白无误的表述，可能掩盖了遭到挫败的相反意愿；而看似果决的行为，如果细加省察，则可能揭开它背后的矛盾心理。心理学界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人类社会的几个层面扮演着多重角色，这些角色还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转换。打算绘出过去的精神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家，要有一杆精细的笔和一块好使的橡皮，因为画这样的图必须灵巧、耐心，在精神的广度和局限方面要一丝不苟地打好底稿。但是，无论任务多么艰巨，结论多么偏颇，历史学家必然会从行动中获益，历史总归是可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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