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同时，各国的环境规制却随之不断提升。许多国家公共政策争论的焦点集中于环境质量问题，担心国家之间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差异会影响产业区位布局决策及国际贸易的模式。本书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及其相互协调，以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理论背景。
本书共分为7章。第1章是导论，提出了本书的研究意义、研究立意、研究主体和方法以及本书的总体结构。第2章文献评述，对近二十多年来该领域理论和实证研究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总结，并对不同分支研究的基本观点、基础模型、方法论、技术特点和结论进行了比较和综合性的学术评论。第3章是本书的理论框架。本书使用的模型是在科布兰德和梯勒Copeland and Taylor的基础上完善的。本书把模型扩展至影响贸易模式的资本和劳动力因素，检验了收入差距衡量环境政策差异与要素禀赋如何共同决定贸易模式。第4章是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对南北国家或地区贸易模式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运用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方法考察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和发达国家或地区污染产业的多边贸易份额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的变动情况。这些数据来源于一个较长时期内1980～1998年48个国家《产业分类国际标准》三分位的划分3-digitISIC。在此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和截面数据的加权最小二乘法来论证环境规制效应与污染避难效应的相互作用，即决定污染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污染避难所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在决定贸易模式中的作用。第5章是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这一章的分析包括以下四个角度：采用世界银行提出的真实国内储蓄的方法对我国自然资源的损失进行了计算；运用物质流的方法．采用对外贸易内含污染的平衡指标，对中国在1976～2004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的内含6种空气污染物污染进行了估计；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考虑中间产品产生污染的情况下，通过计算中美双边贸易的内含污染，考察对外贸易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环境的影响，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以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集中研究贸易自由化引起的污染结构效应的变动是由要素禀赋差异决定的还是由环境规制差异决定的。第6章是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对中国贸易模式影响的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严格度是否是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严格的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中国污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本章主要研究我国各产业的环境规制情况及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内容包括：构造了能够综合有效地反映我国实际环境规制情况的环境规制指标；通过大量的描述性分析来分别反映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阐明我国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特征和要素禀赋特征，从而反映出我国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情况；通过计量方法对三种专业化比较优势指标的检验来验证描述性分析，并对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控制。第7章是结语，包括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和主要结论。
本书着重强调以下观点：1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国际贸易模式是由许多不同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本书将收入和要素禀赋这两个影响贸易模式的因素的作用效应分离出来加以检验，结果依赖于这两种因素力量的相对大小。由于污染产业通常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环境政策本身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贸易自由化会使污染产业迁移到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或地区。2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本身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表明依靠降低环境标准来取得竞争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并非良策。另外，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生态倾销”也缺乏更多的依据。如果同时考虑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资本的累积效应对产业的区位布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本书的回归分析中，通过引入人均资本，所得结果的显著性有所改善，这说明资本累积效应要大于环境规制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拒绝环境政策会部分地抵消资本累积效应的可能性。从政策的角度而言，这意味着资本的累积会促进污染产业生产的增长，但增长幅度会随着环境政策严格度的提高而有所下降。3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提高是衡量福利最大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会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但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迅速恶化。有效利用贸易自由化战略，探索出一条低环境破坏、高经济增长的可行路径，对目前中国经济来说是相当重要的。4虽然我国环境规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较低，但环境规制逐年提高，而且我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国家，贸易自由化会强化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不具备有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这与H一0理论是一致的。尽管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FDI的流入加快了中国资本的累积进程，这意味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并且逐渐获得较强的竞争优势。这一结果对污染产业贸易模式的影响是：尽管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清洁产业上具有的比较优势抵消了中国环境规制水平较低带来的污染，但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不断提高，因此净效应有可能是中国在污染产业的竞争力会大于清洁产业，从而中国将可能专业化于污染产业。
關於作者：
傅京燕，女，1992年保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1996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贸易金融系，1999年获得硕士学位。2004年起在暨南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在职攻读博士，期问受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选派赴加拿大萨斯卡川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cllewan进行博士论文的预研，2007年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贸易与环境以及能源政策等。现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近年来在《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目前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博士论文“环境规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及其政策协调”获2008年度广东省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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