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创造空间：理论与实务的取与舍
改变治疗的文化：一种哲学实践
我提倡的合作取向治疗，是从无数次“治疗”对话，以及多年来与案主、同事、学生，甚至是和我自己对“治疗”的交谈，亦即我们尝试对自己和他人描述、解释自身的经验发展而来。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治疗对话，影响了我目前的观念和工作。在反思它们的过程中，我不断回到治疗的核心部分：语言、对话和关系。我思索：成功和失败的治疗对话之间有何区别？与好友共进晚餐和与治疗陌生人的对话是否有所不同？在诊疗室里发生的事，如何改变一个人在诊疗室外的生活？案主经常描述的自由或希望的感觉，那种“新意”来自何处？治疗师对此有什么贡献？治疗师拥有何种专业能力？最重要的是，这些是我该问的问题吗？
在思考我们的经验和这类问题时，我发现现代主义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有些事情说不通。我发现自己不时刻意又时而意外地受到后现代哲学假定的吸引，它们似乎吻合我的经验并解放了我。从它最宽广的意义而言，后现代思想为我目前的工作提供了一个跳板，让我的理论在这个思想架构下得以开展，不过我知道其中有些部分超越了后现代的范畴。我的取向通称为合作语言系统取向（collaborative language systems approach），在本书简称合作取向。这些名词与我对治疗的概念有关：人们所参与的语言系统和语言事件是存在于合作的关系和交谈中——共同努力朝可能性迈进。
为了定位我的取向，有些思想家（范围涵盖理论、哲学、社会、女性主义心理学和家庭治疗临床理论）已经发展并采取某些途径批判以科学权威作为知识基础的思维，并提出替代的标准供心理学探究和理解。我把这种具革命性、潜在爆发力和被边缘化的典范挑战称为后现代——这个理论拥抱当代社会建构论、诠释学和叙事理论。我在家庭治疗和心理学领域已亲睹并参与这项革命，尽管我的专业成长、认同、临床和学术贡献主要还是在家庭治疗运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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