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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中国党争史研究新作
《青史弈局》与《庙堂之噬》，详细拆解两千年中国党争史六大案例，洞察中国封建社会兴衰起伏的历史教训，读懂权力博弈场中的阳谋与潜规。
2.史料考据严谨，学术支撑扎实
全书以《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清史稿》等基础文献为核心依据，小至官员年龄、任职年份、地名，大至关键事件时间线梳理，均交叉验证，拒绝戏说。书中配有精心制作的帝王世系图、家族族系图、州刺史任职表以及宰相任职表等，清晰呈现了东晋门阀政治、唐朝牛李党争、清末帝后党争的核心人物关系与权力脉络。
3.创新叙事视角，将复杂史事变得易懂
突破传统叙事局限，以“弈局”为核心隐喻，将三朝党争总结为“宗族之争、望庶之争、新旧之争”的底层逻辑，从而让跨朝代、多人物的复杂权力纠葛，如棋局复盘般条理分明，降低了历史阅读的门槛。
4.让历史“活”起来，启智增慧
通过对史事的梳理，结合书中提到的“弃子取势”“宁失数子，勿失一先”等博弈策略，可以帮助读者实现史实与现实的联结，在职场沟通、资源协调、谈判博弈中获得启发，让历史智慧跳出书本，成为可资借鉴的工具。
5.精装典雅双封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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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青史弈局》撷取中国党争史中的三块切片，细致介绍了东晋王朝特殊的政治文化特征和门阀政治中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世家大族的兴衰历程，揭示出家族权力争夺的残酷性以及世家大族与皇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梳理了唐朝后期“牛李党争”的历史脉络，通过解析关键性事件和白居易、李商隐人物个案，展示出激烈政治斗争中的官场生态和权力运行规则；生动讲述了清末维新运动的台前幕后以及各派势力围绕“变法”所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映照出封建体制下革新尝试的先天局限与无奈困境。
作者从“弈局”的视角对上述历史事件进行集中阐释，指出它们即使相隔千年，实则共享着同一套政治博弈的“棋理”：权势的消长从来不是简单的正邪对抗，而是“棋手”对气、势、地的精妙计算，从而深化了对中国党争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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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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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义，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专业技术大校，历史文化学者，代表作品有《踉跄：晚清以来中国人的梦想与超越》《流变：当代中国七个重要观念的历史解读》等，合著《历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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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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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宗族之争：东晋门阀政治
两晋十五帝
王与马共天下
庾王之争
谯郡桓氏的兴起与失落
陈郡谢氏的崛起
主相相持下的太原王氏
桓玄的疯狂与桓氏的覆灭
第二篇 望庶之间：唐朝牛李党争
分权与争权
科举中的道道
元和三年对策案
长庆元年科场舞弊案
牛党李逢吉专政
翻来覆去文宗朝
李德裕当国
党魁末路
不如做中隐
旧好隔良缘
第三篇 新旧之殇：清末帝后党争
两宫垂帘
一宫独断
躁动的光绪帝
康有为的努力
维新开始
光绪帝要夺权
守旧派的反击
湖南的斗争与清算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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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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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38 岁的康有为和23 岁的梁启超再次赴京参加春试，当时因甲午战事，北京城有好多人觉得要亡国了，纷纷逃离，连朝廷都在考虑迁都问题。二月十二日，康有为等人到达大沽口，正巧碰到有日本人来搜查，康有为气坏了，说：“以早用吾言，必无此辱也。”
三月二十一日，割地赔款的电报传到京城。康有为花了整整一天两夜写了份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观点，强调“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随后让梁启超和麦孟华（1875—1915 年）两个学生抄了几份，在应试的举子们中间到处传阅，联络了1200 多人联名上书。此篇联合上书准备于四月初八投递给都察院，但是都察院拒收，说光绪帝已经在和约上签过字了，上了也没用。所以，康有为给光绪帝的第二次上书又没有上成。
四月九日，春试发榜，38 岁的康有为考了进士第五名。
四月十一日，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但他觉得自己是“讲学著书”之人，干不了工部的差事，于是就没去报到。
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因为第二篇上书没有送达光绪帝，觉得很是遗憾，于是将第二篇上书中的关于变法的内容重新修改加工，写成了《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在文中指出：谁说祖宗之法不可变？难道顺治帝（1638—1661年）没变皇太极（1592—1643 年）之法吗？如果一直用的是皇太极的办法，我大清能如此长治久安吗？不知变法只知割地赔款，一定会把大清搞垮，变法一定可以将大清做大做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易经》里说“穷则变，变则通”，今日之大清，“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
五月初六，《上清帝第三书》递交都察院。五月十一日，这份奏章终于被送到了光绪帝手上。年轻的皇帝“览而喜之”，随后让都察院把康有为原来的折子都找来，“强记不遗一善如此”。
闰五月，康有为趁热打铁，又写了《上清帝第四书》，“凡万余言”，第一部分分析西方发达的原因，第二部分揭露中国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提出解决问题的五大对策：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设报达听、开府辟士。在谈中国存在的问题时，康有为言辞极辛辣，说皇上“有自强求治之心，而未闻求言求才之事；上下隔绝，未闻纡尊降贵，以通下情；泄沓苟安，未闻震动激励，以易风俗；大小上下，未闻日夜会合，谋议自强之举”。康有为还指责大臣“割地未定，借款未得，仇耻已忘，愤心已释”，“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诚扁鹊所望而却走也”。
闰五月初八，上书交到都察院，都御史徐郙（1838—1907年）说：你是工部的人，不归我们管，我们不能代收你的东西，你应该交到工部去。
十一日，康有为将上书交到工部，工部的领导是孙家鼐（1827—1909年），孙家鼐还是比较欣赏康有为的，同意为他上呈皇帝。后来所有领导都签字同意，唯独右侍郎李文田（1834—1895 年）死活不同意，孙家鼐找他做工作也不行，所以工部也没递成。
康有为没办法，再去找都察院，都察院还是不收，他又找到袁世凯（1859—1916 年），让他转交督办处荣禄代奏，荣禄也不收。
失望至极的康有为决心南下，离开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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