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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维特根斯坦亲炙弟子德鲁利对其长达数十年师生交谈的珍贵实录，从剑桥岁月直至哲人离世，以诚实细致的笔触，留存下最贴近维特根斯坦精神世界的鲜活瞬间。作为研究维特根斯坦生平与思想的重要一手文献，它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学质感，在众多亲历者记述中尤为动人。
维特根斯坦曾说“如果我不首先是一个人，如何可能是一位逻辑学家？”本书正是对这句话的最佳印证。德鲁利以精神科医生的敏锐与弟子的赤诚，记录下维特根斯坦对生命、时间、伦理与思考本身的真切体悟，让我们看见哲学如何成为一场贯穿一生的精神操练。
瑞·蒙克曾盛赞德鲁利的文字最具维特根斯坦精神。《与维特根斯坦谈话》以平静的记述，不仅呈现一段珍贵的哲坛交往，更揭示维特根斯坦为何属于那种“生平无法与思想分离”的哲学家。那些朴素而锋利的对话，直抵思想与生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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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独特的伟大哲学家，他的人生几乎和他的哲学一样给人以持续的影响。本书作者德鲁利是维特根斯坦虔诚的弟子，正是在后者的影响下，他放弃了以哲学为业，转而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
本书是德鲁利对其与维特根斯坦长达几十年交谈的记录，这些弥足珍贵的回忆片段始于维特根斯坦重回剑桥，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得益于德鲁利正直诚实的为人，细致诚挚的记录，本书不仅是理解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文献，其记述亦堪称隽永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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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莫里斯·奥康纳·德鲁利（Maurice O’ Connor Drury）
爱尔兰精神科医生。出生于英国，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哲学，师从G.E.摩尔、C.D.布罗德和维特根斯坦。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在一所圣公会神学院学习，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一年后放弃神学转而学医，1939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医学院。二战期间，德鲁利加入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在埃及服役，后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后，他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在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医院工作直至去世。著有《语词的危险》，该书被瑞·蒙克称为“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发表的东西里最具真正维特根斯坦精神的作品”。
译者简介
梁家荣
1986年生，浙江丽水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著有《拉辛格共融教会论研究》《从“现象学语言”到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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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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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刘云卿... i
与维特根斯坦谈话... 1
关于《与维特根斯坦谈话》的一些笔记... 161
附录：
我的弟弟路德维希 / 赫米内·维特根斯坦...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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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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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 刘云卿
在所有维特根斯坦的亲历者中，德鲁利的回忆最让人动容，也最让人难忘，或许只有早年的恩格尔曼例外。多年以前，我本人曾被那些娓娓道来的回忆打动；现在多亏梁家荣博士的工作，我们得以在汉语中偶遇或重温那些时刻。
通常而言，哲学家个人，他的生平或言行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或理论，比如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引介：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但海德格尔的姿态不足为凭：与其说他在回避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不如说希望他人可以如此回避他自己的生平。事实上，人们从未忽略这位“来自德国的大师”，大师本人也在有意无意地激发着人们的兴致，比如死后刊行《与明镜周刊的访谈》，同意出版《黑皮书》等等。人们同样无法忘怀这位拥有纳粹身份的哲学家与他的犹太老师、情人和犹太弟子们，以及同时代的那些犹太哲学家和诗人一言难尽的关系，尤其罗森茨维格和策兰。 有鉴于此，我们姑且可以把哲学家分成两类：一类可以忽略或基本忽略哲学家本人，诸如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另一类则很难如法炮制，诸如苏格拉底、普罗提诺、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和尼采。这种分类最多也只是一个粗略的说法，至于是否真的可以忽略第一类哲学家仍然是个疑问，海德格尔就是明证：如果说他是第一类哲学家，他就是第二类哲学家；如果说他是第二类哲学家，他会说自己是第一类哲学家。回到维特根斯坦，他不仅显而易见地隶属于第二类哲学家，还是那类哲学家中最为自觉的一个。《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就已然认定：“如果我不首先是一个人，如何可能是一位逻辑学家？”回归剑桥后依然故我：“‘你到底想干吗，渴求完美吗？’‘我当然渴求完美。’”（与梵雅·帕斯卡尔的谈话）他甚至进一步强调：重要的是个性，因为“智力可以在大街上找到”（《杂论》）。人、行动、伦理，以及操练所意味的东西，而不是这些字眼本身支配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些笔记、日记、回忆、谈话记录因而不再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因为亲证者的笔录也是证词。
当然，并非我们遭遇了一位哲学家，他刚好有了那些言行，于是我们试着去体认“知行合一”。相反，关及维特根斯坦的一切，无一不是自我操练，或者是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所说的那种“精神操练”（Exercices spirituels），并且旷日持久，从不懈怠。可见的一切不过是操练的副产品。于是不难理解，相对于海德格尔层出不穷的可见作品，何以维特根斯坦只拥有少得可怜的可见作品，甚至《哲学研究》也不过是一部卡夫卡式的遗作。这种操练贯穿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即便非此即彼（“要么写出伟大作品，要么自杀”）的早年也不例外，《1914—1916年笔记》就是这种操练的笔录。维特根斯坦的《杂论》（英译《文化与价值》）、他1930—1932年和1936—1937年的日记、恩格尔曼的回忆、马尔康姆的回忆、鲍斯玛笔录的谈话，加上本书，构成了其余的部分。与德鲁利的谈话持续了二十余年，那些看似漫长而又缺乏事件的岁月填充了维特根斯坦瑰丽非凡的生命，其实真正的“事件”正是那些不可见的作品和那些平淡无奇却激荡人心的不可计数的瞬间。
“我不是宗教信徒，却不禁从宗教的角度观察每一个问题。”德鲁利记录的这句话几乎可以翻译成罗森茨维格的论断：“对我而言，犹太教是一种方法。”如果英语世界鲜少听到罗森茨维格的名字（犹太传统除外），一如犹太世界忽略了维特根斯坦一样，那并不是说他们确实毫无关系，只是说明我们对自己的自以为是一无所知而已。在维特根斯坦书写《逻辑哲学论》的同一时刻，在另一个战壕里（巴尔干战线），罗森茨维格正在书写《救赎之星》。这两部德语著作不仅拥有相似的精神气质，是哲学与文学的双重杰作，也是哲学与宗教的双重杰作，彼此还是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互补之作。至于《哲学研究》，德鲁利在记下这句话之后同样会倍感疑惑，不知道它是否也适用于《哲学研究》。当德鲁利小心翼翼地建议维特根斯坦可以把行进中的著作（《哲学研究》）命名为“哲学”时，维特根斯坦愤怒地予以拒绝，并谦逊地说自己只是写在“哲学”的边缘，所写下的“速写”不过是哲学的一个片段。对他来说，无法书写伦理，除非摧毁所有的伦理著作（《关于伦理学的讲座》），而一旦伦理被置于首位，那作为世俗时代的“Seer”，其“作品”就将别无选择地成为不可见“经文”米德拉什式的注解，即便有时候可能会是颠覆性的注解。
从宗教的角度思考问题与成为教徒不是一回事，如同一个信徒应有的样子和一个不羁的思想者是两回事一样。维特根斯坦不无同情地讲起舒伯特的故事：舒伯特死后，他的兄弟把他的乐谱切成碎片并分发给舒伯特最喜欢的学生；他几乎在同等意义上批评弗雷泽和他的《金枝》，并为普雷斯科特的《墨西哥征服史》辩护；在被问起希特勒是否真诚时，他反问道：一个芭蕾舞者是真诚的吗？在红军即将攻陷柏林的前夕，谈及他的这位前林茨中学的校友时，维特根斯坦对其当下境况几乎感同身受，这与他听到有关圣·巴西尔教堂的故事后的反应如出一辙。伊凡雷帝为了防备设计师再行设计出更加美妙的建筑，只待建筑完工旋即弄瞎了他的双眼，维特根斯坦对此评论道：“我希望它是真的！”人们或许会奇怪：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将伦理的首要性、超道德、出人意料的仁慈、他者之思与冷酷无情集于一身的？我们如果不只是外在影响的剪影，或者只沉溺于某种虚幻认同，而是一个真正的人，当然也包括接受这种真实的勇气，那么我们就无需为此感到不安，尽管我们也无力评估它的危险。对于体制和职业对个性的压制，没有谁会比维特根斯坦更加敏感，但他未必充分意识到他压倒性的个性对他人的影响：他的学生大多要么噤若寒蝉，要么无限尊崇。这种无批评性甚至可以传染并传递：维特根斯坦去世后，德鲁利在《关于〈与维特根斯坦的谈话〉的一些笔记》中不止一次提及西蒙娜·薇依，并原封不动地把对维特根斯坦的膜拜平移到了薇依身上。尽管乔治·斯坦纳认为，薇依是二十世纪三位杰出女性（另两位是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中唯一够格的哲学家，但这位魏宁格式的犹太天才也像魏宁格一样是其自身个性的牺牲品，她短暂而又辉煌的生命混合着对暴力、罪恶、禁锢和自毁的热爱，至于自我憎恨即便在学理上也非常可疑，一如列维纳斯所言：西蒙娜·薇依对希伯来《圣经》的攻讦大多是狂热自戕和一知半解的结果。
维特根斯坦从不掩饰自己对“职业哲学家”的憎恶，“魔鬼般骄傲”的他尤其憎恶智能上的自负，但对哲学史远非传说中那么无知，对哲学史上的伟大心灵也并非全无敬意（早年的维特根斯坦认定他们大多都是错的，但“他们”是谁并不确定，后期已不尽然，就像他对卡尔·巴特最初嗤之以鼻，后来推崇有加一样）。维特根斯坦的确从未读过亚里士多德，对休谟也兴味索然，但对于柏拉图、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帕斯卡尔、贝克莱、康德、叔本华、尼采，尤其克尔凯郭尔，绝非如此，甚至对黑格尔、布拉德雷、亚历山大也不陌生。人们或许很难设想维特根斯坦会是《现象与实在》和《空间、时间与神》的读者，但这未必没有发生。问题在于，但凡他所涉之物，无不野兽般地悉数吞噬。他会持续数十次地观看《尼伯龙根的指环》，也会反复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直到穷尽它们的意义。维特根斯坦非比寻常的专注和对音乐严苛的鉴赏力会令他身为钢琴家的兄长如坐针毡。考虑到这一点，就意味着一旦提及就已不同寻常。毋庸置疑，信仰的诚挚，比如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约翰生的《祈祷与冥想》，克尔凯郭尔的部分作品，尤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以及那些思考深邃的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会让他更为倾心。至于音乐，几乎就是他生命中从未间断的通奏低音，隐约可闻且不绝如缕。这一切多少可以解释他对职业哲学的厌恶。当然，一位天才绝伦的哲学家对于累积在智识之上的哲学体制深恶痛绝本身同样可以解释“学院哲学”面对维特根斯坦时的无所适从：脱帽致敬，然后敬而远之。我们当然可以提供态度，却无法忽视他的存在：我们可以假装一个罗森茨维格式的犹太天才压根不存在，但却无法回避一个探讨意识状态、数学基础、逻辑、命题、理解和意义概念的维特根斯坦式的天才。
德鲁利绝非偶然地提及鲍斯威尔和他的《约翰生传》，因为这部传记杰作堪称这篇《与维特根斯坦谈话》隐秘的模板。不过，纵然维特根斯坦对约翰生博士推崇有加，但他并不是约翰生，德鲁利代入鲍斯威尔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方法，从而为读者留下了维特根斯坦真切可感的形象：固执，有时偏执，令人生畏，很少出错但却不可通融的判断，对政治的天真，不易觉察的幽默，孩子气，有时有点滑稽，时常有些可爱……哲学家不仅仅构筑体系，创制概念，或者指点痛苦，他还是一个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德鲁利刻画的维特根斯坦的“肖像”中触摸到生之炽热，死之安然，贯穿始终的通奏低音，悲悯与欢乐，晚霞的色彩，夜的凄凉，无声的风景，飞鸟的形状。
伦敦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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