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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 借“戈迪乌斯绳结”，剖开日本战后困局的深层肌理
书中巧妙以“戈迪乌斯绳结”隐喻日本战后的复杂处境——
美式民主输入与本土传统的碰撞、战争责任反思与现实利益的纠葛等。
思想家们拒绝“快刀斩乱麻”，以细腻的思考与实践，
为读者呈现破解历史困局的多元路径，极具思想启发性。
2 六位思想者的身体力行，脆弱的自由如何落地生根
本书聚焦赫伯特?诺曼、鹤见俊辅等六位关键思想人物，
他们活跃于日本战后思想重构期，或直面政治迫害，或深耕学术反思。
透过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思想交锋，读者能深入理解日本从战败混乱到寻求民主转型的思想阵痛，
看清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多元面貌与内在张力。
2 融入个人生命体验，让思想史满含温度与真实感
不同于传统思想史的枯燥理论堆砌，本书深度融入思想家的个人经历。
从诺曼自杀前的挣扎、加藤周一的欧洲游历感悟，
到竹内好的北平“自我解体”，
这些鲜活细节让抽象思想落地，读者能真切触摸到思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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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小亚细亚的戈迪乌斯神庙有一个承载着神谕的“戈迪乌斯绳结”，据说谁能解开它谁就将主宰小亚细亚。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亚历山大率军攻人该城时，挥刀劈开了这个无法破解之结，博得了“另辟蹊径”的美誉；然而这挥刀一劈，却断送了思想者直面无解难题的责任。
20世纪中叶，战败的日本深陷戈迪乌斯迷局：西方文明与本土传统如何角力？民主与法西斯何以并存？如何防止独裁假自由之名以行？
本书聚焦六位思想者：加拿大学者型外交官赫伯特·诺曼、民众哲学家鹤见俊辅、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世界史巨擘上原专禄、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
他们以血肉之躯直面时代的“戈迪乌斯绳结”，拒绝快刀斩乱麻的诱惑，在战争罪责与冷战铁幕中追问自由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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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孙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多年来一直从事政治思想史以及与中日关系、亚洲研究。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竹内好的悖论》《文学的位置》《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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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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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死之间的人类尊严
引言 人类还没有走出1950年代
第一章 诺曼之死
第二章 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
第三章 “教养人”的思想位置
第四章 在野政治家
第五章 竹内好的悖论
第六章 一个人的世界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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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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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句摘录
- 历史总是在危机饱和的时刻，突然展现它的真实面貌。不过这样的时刻永远是瞬间，如果你和它擦肩而过，你就永远无法进入历史。
- 在被迫卷入侵略战争之后，实际上是日本的农民实际上代替政府给他国的国民套上奴隶的枷锁。在《日本的士兵与农民》中，诺曼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要把他人变成奴隶，‘自由人’是做不到的。相反，最残忍、最无耻的奴隶，会成为他人自由的最无情、最暴力的剥夺者。”
- 通观鹤见这篇论文，他跨越政治立场的差异对日共的分析表示赞赏，正显示了他的政治取向——后文将要涉及到，鹤见认为自由主义在现代世界并没有找到自我实现的体制，它需要在体制上选择合作伙伴。在都留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正在于自由主义者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展开。
- 都留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它引发的思考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从鹤见俊辅的讨论里，我们学习到了一种态度——以同样会犯错的心情去分析别人的错误。舆论界习惯于要么指责、要么追捧，这种习惯只能造就读者群肤浅的消费心理，不可能形成思想积累。
- 鹤见曾经援引过实用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霍姆斯的一句话：“八卦”和哲学是从同一个日常生活的素材中产生的，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处理相同的素材时，视野的深浅程度。
- 加藤从来不从概念出发讨论问题，他忠实于生活中的实际感觉。加藤有很多别开生面的想法，比如他这样解释爱国主义：很多人是因为不爱他自己的邻居，所以才去热爱他的国家。他也这样来解释自己批判军国主义的动机：“我不是因为要批判军国主义才讨厌这些东西，而是因为我本来就讨厌这些东西，所以才要批判军国主义”。
- 加藤分析说，人在面对残酷现实而且无能为力的时候，通常会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既然无能为力，那就不必要知道了，只关心自己眼前的那一部分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另一种人认为就算自己无能为力，也必须要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且追究它的根源——加藤认为自己属于后一种人。
- 有尊严地生活，有智慧地思考。
- 竹内好提出了一个假说，他认为人的一生有一个决定性的时机，这个时机往往呈现为一种“黑洞状态”。什么意思呢？竹内好做了个比喻：华丽的舞场里有很多人起舞，其中混杂了一个“骷髅”，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它，但是一旦看到它了，就不可能再假装它不存在，就不可能再无视它。最后，那些实体性的活人舞者有可能不再被看到，你眼里唯一的实体，就是这个“骷髅”。这个“骷髅”是什么呢？它就是人一生形成自己个性的契机，在这个契机到来之前，人生的所有历练都为它而准备，在这个契机到来之后，此后的人生都由它决定。
- 上原在他犀利的追问中与十三世纪的日莲发生了共鸣。他从日莲“舍我其谁”的决绝态度中读出了回向的实践性格，并且从绝望中奋起，获得了活下去并抗争下去的勇气。在这一挣扎过程中，上原发自内心地感到，其实回向的主体并不是自己，而是带着无限遗憾和悲凉离世的亡妻。
2 试阅
引言 人类还没有走出1950年代
经常有朋友问我，研究日本战后思想史和日本的思想家对中国有什么用？对此，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日本朋友在捐赠物资的同时说过一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想大家都还印象深刻。这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其实这不就是个很好的回答吗？
思想家有国籍、思想史的问题有国界，但是思想能力是没有边界的，是人类共通的。从2020年开始直到现在，当面对新冠肺炎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并且发现病毒把全世界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连成一体的时候，当人类本该为战胜灾疫互助合作的时候，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丛林法则对人类合作的破坏，看到了非正义势力对人类良知的践踏。因此不难理解，在人类社会中，“风月同天”并非玫瑰色的梦想，它总是在极尽坎坷、饱受磨难的时刻才能获得真实的含义。
我在从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亦深刻地体会到，只有能够跨出国界的思想才能获得“人类性”，但同时，真正有能力跨出国界的思想却必定会面对它所在那个社会的核心问题。换句话说，越是具有在地深度的思想生产，越是有可能与其他社会共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日本的历史脉络中发掘中国的问题，不但可行，而且必要。
一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历史总是在危机饱和的时刻，突然展现它的真实面貌。不过这样的时刻永远是瞬间，如果你和它擦肩而过，你就永远无法进入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现在这个时刻和大家分享日本战后思想史的原因——因为那也是一段充满了危机的历史瞬间。
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疑问，为什么是日本战后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现代史或者是当代史呢？确实，中国的历史学没有“战后时代”这样一个历史区分，但是对于日本思想界，“战后”这一段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日本的思想家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战争责任，还包括了如何重建日本社会、日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防止日本再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等一系列的问题。当时日本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今天回过头看，很多可能性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恰恰是因为战后那一代人曾经力争为这些可能性塑形，并且试图向实现它们的方向推进，才为防止日本再度法西斯化提供了潜在的牵制力量。
战后，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指的是1945年到1955年这十年，从日本接受战败并接受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到日本确立“五五年体制”（即名义上的两大对立政党执政和实质上的自民党一党执政），这十年间日本政治经济处于混沌状态，也因此曾经让革新人士对日本的多种可能性拥有希望；即使在五五年体制确立之后，那一代人也仍然没有放弃改变日本的努力。因此，在我的定义里，日本的战后时期伴随着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一两代人开始，并随着他们退出思想领袖位置而结束。换句话说，日本的战后时期，在现实政治中可以说到1955年就结束了，但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直到1960年代前半期大众社会形成基本格局才宣告结束。
我把本书的时代背景设定在这个广义上的“战后时期”，是因为我关注的正是思想与精神领域里的时代课题。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国际上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历史事件暗示了其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
在正文中，我将首先给大家讲述1957年发生的加拿大外交官赫伯特·诺曼（E. Herbert Norman，1909-1957）自杀事件，它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日本的知识界乃至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大都对这一事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会从中选择五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以他们的思想活动为线索，力图呈现一个思想巨变中的日本。
关于诺曼自杀的前因后果，我会在正文再详细给大家做介绍。不过本书的重点，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如果我们只去关注这样一个事件本身，也许它会变成一个和我们每个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过去的老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老故事虽然发生在北美、其后续效应也主要在日本，看上去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中透露的很多信息，对我们却是很有启发的。
它迫使我们思考，当时代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习惯的那些判断方式和表达方式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准确把握现实，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认识？这是跟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息息相关的问题。
……
三
如前文所述，本书将从赫伯特·诺曼的自杀事件切入，选择包括诺曼在内的六位日本战后思想史的重要人物，并以他们的思想活动为线索，串起每一章的内容。
这六位思想家分别是赫伯特·诺曼（1909-1957）、鹤见俊辅（1922-2015）、加藤周一（1919-2008）、丸山真男（1914-1996）、竹内好（1910-1977）和上原专禄（1899-1975）。
赫伯特·诺曼，“诺曼事件”的当事人，加拿大外交官和日本史专家，在战后日本社会重建和思想重建上，均发挥过重要的功能。
鹤见俊辅，在战后日本以“大众文化”作为基本视野的实践性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运动组织者。他早年在美国接受过实用主义哲学训练，继承了实用主义的思想精髓，成为了一个“反哲学的哲学家”。
加藤周一，深谙西欧文化的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具有深厚的人道情怀，知识面广博，与多个领域的学者进行跨学科对话，从事有深度的合作研究，是活跃在战后日本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丸山真男，一位立志于成为“在野的业余政治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在日本思想史的脉络里重构了欧洲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对战后日本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竹内好，中国文学研究者，尤其在日本的鲁迅研究方面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他的影响力并不限于中国文学研究，更是一位以亚洲作为方法的独创性思想家。竹内好的思想原点是鲁迅，从鲁迅出发的思想历程，缔造了他特有的历史与思想观念。
上原专禄，日本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学术泰斗，同时也是把欧洲相对化的世界史建构者。他在事业鼎盛期退出了日本知识界，相当严厉地批判了日益商业化的知识状况，并与其保持距离；到晚年，上原点化了传统日莲教的精髓，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作为回向的世界史”这一意味深长的认识论。
这六位思想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差异（后文会详述），不过，我们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经历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三位还曾经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有过短暂的被迫从军经历。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这六位思想家都认清了天皇制的危害，战后在反对天皇制这一点上，他们有强烈的共识。
战败后，美国直接主导了《日本国宪法》的制定，由此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法西斯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转型。在盟国占领军进入后不久，日本就实行了全社会的“言论自由”，释放了战争时期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的日本共产党人。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发生的，可以说，日本是借助于外力完成了艰难的社会转型。
当时有一位文学评论家曾经对这种状况进行过讽刺，他说：“我们在获得配给食物的同时，也获得了被配给的自由。”美国的干预，其实出于现实的冷战目的，只不过为了防止日本可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才刻意输入了“美式民主制度”。而日本的精英阶层，也很愿意借助这个外力使日本社会摆脱战争时期那种法西斯管控形态。不过精英与民众很快就发现，制度上规定的自由，在社会生活里并不能真正兑现。
……
四
人都是在历史状况中进行选择。后来者回顾前人的时候，往往会觉得选择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当人遇到现实困境的时候，一切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纠缠在一起，很难准确判断下一步事态将如何发展。很多看似光鲜的事物，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腐败变质；很多不起眼的事物，却可能在过眼烟云中留下来。思想史研究不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分析前人的选择，更不可以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裁断前人。因为所有当事人在面对现实事态的时候，是看不到后来人可以看到的结局的。过去的人如此，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何进行现实选择，如何进行思想评价，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希望在本书里和读者朋友分享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人在大时代里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不能简单套用现成观念去绑架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丰富和准确的知识与信息，更需要不断砥砺有效的思想武器，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处理所面对的大量知识和信息，只能把它们塞进那些已经没有思想功能的通行观念中，从而导致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无法产生新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不断砥砺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中那些优秀思想家及其著作的研读，我们能够获得最宝贵的思考能力。应该说，思想家从来不提供现成的分析工具，每个后来者都需要自己锻造。而思想史，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它帮助我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并且，假如我们愿意，就可以在思想史的研习中不断打造自己的认识论，并且因此而品尝“发现”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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