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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本书文笔优美，译文典雅。本书作者凯伦·奥布莱恩是英国杜伦大学现任校长与校监，她专精于启蒙运动与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用细腻的文笔，严密的逻辑，展现英国女性与启蒙运动的复杂关系。本书译者郑冰寒、董关鹏、刘力玮翻译经验丰富，有的专门从事翻译理论研究，译文准确典雅，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
2. 综合各学科文本，采用思想史与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本书作者细读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等文本，通过凯瑟琳·麦考莱、玛丽·阿斯特尔、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女性作家、史家的作品及其思想，以及大卫·休谟、爱德华·吉本、伏尔泰、马尔萨斯等男性思想家作品中关于女性思想和道德的论述，探讨了女性作家在英国启蒙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
3. 澄清启蒙运动对女性主义的态度，呈现性别研究的新视角。本书反驳了启蒙运动完全反女性主义的观点，为理解女性在启蒙运动中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一方面认为启蒙运动中的许多思想为女性的平等权利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启蒙运动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话语类别”，使女性能够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积极参与，以及她们对启蒙思想的贡献。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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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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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女性在启蒙运动中的核心作用，以思想史与文学批评的视角，重新勾勒十八世纪英国社会进步与性别观念的互动图景。作者凯伦·奥布莱恩细读经济学、神学、史学与文学文本，一方面破除“启蒙即反女性”的刻板印象，指出启蒙思想为女性平等提供了关键理论资源，为十九世纪女性主义奠基；另一方面揭示启蒙话语如何为女性打造新的道德力量，使她们得以积极进入公共领域并反向塑造启蒙。全书以性别为棱镜，为理解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思潮与文化政治提供了崭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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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凯伦·奥布莱恩（Karen O’Brien），英国杜伦大学现任校长与校监。主要研究领域为启蒙运动与十八世纪文学。著、编有《启蒙叙事：从伏尔泰到吉本的世界主义史学》、《英伦小说史：1750-1820》、《剑桥爱德华·吉本指南》等。
译者简介：
郑冰寒，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期刊《翻译研究》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与口译研究、认知翻译学等。著、编有《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口笔译实证研究：后结构视角》等。
董关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东西方文明互鉴、国际传播等。编、著、译有《新闻发言人全书》、《媒介化政治》和《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等。
刘力玮，英国杜伦大学翻译研究硕士，曾任职于联合国司法管理办公室、广汇集团，现就读于西班牙IE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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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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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导言 社会进步
第一章 英格兰圣公会辉格女性主义（1690—1760）：自爱、理性与社会仁爱
第二章 从野蛮人到苏格兰女性：女性气质的历史
第三章 罗马、哥特与中世纪女性：女性身份的历史化（1750—约1804）
第四章 凯瑟琳·麦考莱的英国史：自由、文明与女性历史学家
第五章 沃斯通克拉夫特笔下的良好风俗与片面文明
第六章 历史中的女性与人口中的男性（1760—1830）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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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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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作为《十八世纪英国女性与启蒙运动》（以下简称《女性与启蒙》）一书的作者，我非常高兴本书得以翻译成中文，并由享有盛誉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商务印书馆因其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翻译与思想传播蜚声全球，能为这一学术薪火略尽绵薄之力，我深感荣幸。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有幸结识并与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合作。我衷心希望，这部译作能为我们关于全球史的对话做出贡献，并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现代性、性别平等以及社会进步等观念在当代语境下的历史演变。
我现任英国杜伦大学校长。这所创立于1832年的学府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一直以来在历史、文学和思想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我的研究和教学主要集中在欧美的启蒙运动时代。这个时代令我心驰神往，因为它见证了科学新发现与社会经济新思潮的空前汇聚。不仅如此，这一汇聚恰逢历史加速向前之际：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欧洲殖民扩张如火如荼，印刷业迎来爆炸式增长，人口更是呈现惊人增幅。这些翻天覆地的变革重塑了人们对自身生活及其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作家愈发以不断发展的全球历史来解读过去与现在，并深入探讨东西方、南北方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我的首部专著《启蒙叙事：从伏尔泰到吉本的世界主义史学》（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1997）便聚焦于那个时期作家笔下的全球历史。该书以法兰西启蒙思想家兼辩论家伏尔泰（Fran?ois-Marie Arouet， Voltaire）开篇，他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1756）中勾勒出一幅战火纷飞、宗教不宽容、剥削横行的世界历史图景，却也寄托了他对和平共处、商业繁荣的世界秩序的殷切期盼。在我的研究中，许多其他历史学家（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和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与伏尔泰怀有相同的愿景，希望有朝一日，一个多极化的商业世界能够取代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一新秩序将摆脱奴隶制、垄断资本主义、大国对抗以及欧洲霸权，实现真正的自由与繁荣。我在写书过程中深感震撼的是，这些以男性为主的作家屡次论及，想要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世界秩序，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不可或缺。虽未在现代意义上倡导女性公民权利，但他们坚信，想要缔造一个和平互助且充满人性光辉的社会，女性必须挣脱家庭束缚，并在社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他们主张创立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的新科学，用来理解和提升性别与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
二十一世纪初，我有幸参与了由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和萨拉·诺特（Sarah Knott）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女性、性别与启蒙”。同名文集于2005年出版，书中收录了多篇项目参与者的论文。该项目揭示了启蒙时代人类文化科学之肇兴，以及众多男女作家在这一进程中的贡献。教育新理论是这门科学的重要支柱。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欧美女性作家首次在历史、自然科学和哲学等领域为女性量身定制了教育方案。此外，这些作家明确将女性教育与建构更为进步、道德、和谐的社会联系在一起。女性教育运动的涓涓细流，终于在一个多世纪后汇成滔滔江河，推动女性正式迈入学校和大学之门。这一发展进程也充分体现在陈衡哲等二十世纪杰出中国女性所倡导的事业中。《女性与启蒙》一书深受这一合作项目的影响，旨在全面勾勒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群像，展现他们如何以性别问题为核心，集体塑造了一门全新的人类文化科学。
本书聚焦于两位卓越的女性作家：凯瑟琳·麦考莱（Catharine Macaulay）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麦考莱是一位畅销史学家、教育学家，著有《教育书简》（Letters on Education，1790），其《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763—1783）中的激进思想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沃斯通克拉夫特著有《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1792）一书，是公认的欧洲最早的女性主义伟大作家。她深受麦考莱的影响，用大量笔墨探讨了如何革新女性教育，使之成为社会积极向上的道德与公民力量。尽管这两位女性作家常被视为孤立的个体，但我在书中揭示了她们如何既深受主流启蒙观念的熏陶濡染，又对相关思想加以批判。这些思潮包括伏尔泰、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孟德斯鸠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人的学说，它们转变了彼时读者的世界观。书中汇聚了众多作家的智慧结晶，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女性作家，涵盖了各种文学体裁，织就了一幅跨越150年的思想画卷。书中强调了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等十八世纪早期宗教作家的重要性。她们主张，既然在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男女应该具有同等的理性能力领悟上帝的美善，因此二者在智识上理应平等。书中还探讨了享誉国际的女性知识圈“蓝袜社”（Bluestockings，得名于该圈子的其中一位男性客人受邀出席夜间聚会时，穿着休闲的蓝色羊毛袜）的宗教背景、学术网络和社会影响。在富有的社交名媛兼作家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的引领下，这个女性群体向公众展现了女性的理性力量与社会影响力。此外，本书还探讨了以简·奥斯汀（Jane Austen）为代表的小说家的贡献。她的作品以社会学家的犀利眼光审视了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巧合的是，就在简·奥斯汀等小说家探索女性在社会中受到微妙权力结构影响的同时，曹雪芹在清代中国也描绘了女性的声音及其在同样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争取自主权的斗争。最重要的是，我在《女性与启蒙》一书中指出，启蒙运动最深刻的发现之一是创立“社会科学”，这为女性在公共领域中争取自我空间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女性不再仅仅是家庭的附庸，她们找到了新的话语体系来讨论她们的力量、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和接受教育的权利。
本书于2009年出版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评论。虽然书中的主要论点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但近些年出版的一些重要成果，也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更深的内涵。凯伦·格林（Karen Green）编纂了凯瑟琳·麦考莱的书信集，并为她的作品撰写了专著《凯瑟琳·麦考莱的共和启蒙》（Catharine Macaulay’s Republican Enlightenment，2020）。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西尔瓦娜·托马塞利（Sylvana Tomaselli）推出了新著《沃斯通克拉夫特：哲学、激情与政治》（Wollstonecraft: Philosophy， Passion， and Politics，2021），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这位女性先驱。与此同时，珍藏于亨廷顿图书馆的伊丽莎白·蒙塔古书信集，在妮科尔·波尔（Nicole Pohl）教授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实现数字化。历史学家对启蒙运动的论辩从未停歇，从J. C. D. 克拉克（J. C. D. Clark）的最新力作《启蒙运动：一种观念及其历史》（The Enlightenment: An Idea and Its History，2024）中可见一斑；但学界从未否认在十八世纪的辩论与发现中女性作家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性别作为概念工具的重要意义。2016—2021年间，我有幸担任牛津大学人文学部主任，负责管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人文学科研究团队。在此期间，我非常荣幸地促成牛津大学设立女性历史学教授职位。这一极具声望的学术岗位将成为未来数个世纪引领女性历史研究的灯塔。目前就任该职的正是前文提及的女性与启蒙运动研究者萨拉·诺特教授。我衷心希望这部中文译著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继续鼓励大家重视女性作家在世界重大思想运动中的贡献。我也热切期盼能与中国学者就全球女性教育运动在全球比较视野下的研究展开对话。我始终对史学著作、小说和教育论著等不同体裁的著述在各国不同背景变革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抱有浓厚兴趣。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杜伦大学同事郑冰寒教授，是他促成了这次宝贵的学术交流。同时，我也由衷感谢本书翻译团队的辛勤付出——郑冰寒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董关鹏教授，以及杜伦大学校友、现就读于西班牙IE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刘力玮女士。正是他们的努力，使我的学术思想得以跨越语言的藩篱，与中文读者分享。
凯伦·奥布莱恩
2024年8月12日
本书追溯了女性重要地位的转变、女性作为社会存在参与启蒙运动的深度，以及女作家叙写其社会地位时日益增长的自信。在此过程中，笔者查阅了各种原始资料，囊括文学、哲学与神学资料，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学与教育理论等著作。本书每一章节都尝试追溯某一思想、争议或是分歧的发展过程。这些思想与分歧有时以女性为主题，但更多是在广泛讨论伦理学、形而上学、经济学或最常提及女性的“风俗”（即十八世纪时期所指的道德、社会规范及文化）时，将其作为一个附属话题进行论述。与其说本书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社会盛行的性别表征，不如说是关注道德、社会学和经济词汇的明确表述。这些词汇为女性创造了独特的话语类别，并在女性作家的作品得到运用或重新阐释。深刻且性别化的符号模式渗透到十八世纪英国政治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各个层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文化历史与文学研究的启发。本书虽然广泛借鉴了这些研究，但它是一部思想史著作，而非文化史作品。本书的论述范围止于十九世纪初。在当时，借着启蒙运动对于女性历史角色与影响的兴趣，女性作家试图通过撰写历史传记与艺术史作品获利。本书的论述，始于一个女性极少成为历史主题，且女性对历史无甚兴趣的时代，正如英国圣公会教育作家和哲学家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所写的那样：“历史学家是男性，他们通常不屑于记述女性的伟大善行；当真要记述时，他们也会自作聪明地加以评论，说这些女性的行为超越了她们的性别。” 在家庭内外，女性均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社会集体生活中。这一问题在神学与道德哲学的舞台上得到了最彻底的讨论。在早期，伦理与宗教作家试图在人性构成中寻找道德基础，确认道德是否来源于理性、情绪、情感或道德感。私人情感被看作社会道德规范的来源，而“仁爱”（我们对社会同伴的无私与善意）则是道德行为的本质。这一新概念得到了一些女性作家的热情回应。道德是理性选择，抑或是情感产物？维系社会的是仁爱，抑或是自利？为加强认识女性道德行为如何社会意义，女性作家对以上话题开展了激烈的辩论。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作品问世后，由人性研究引出的道德与社会的各类问题在英国引起激辩。二位学者笔下的社会充斥着贪婪自利与政治胁迫。由此而生的各类疑问向北传递，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根源。无私的个人美德、强盛的消费欲望以及对男性的性操控等女性品行不仅在各类辩论中充作恰当的例证，还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分析领域，首次赋予女性复杂多变的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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