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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唐史名家40年积淀，撰成官制新著。职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国刚深耕唐史研究，近40年前的《唐代官制》以其简明和识断广受好评。在长期的酝酿和积累之后，推出3余倍篇幅的新著《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展现出当下唐代官制研究的新面貌。
☆50万字再现唐代官制的全景图。全书分9章考察皇帝与宰相制度、中枢机关和政务机关、监察机关、事务机关，继而将视野从中央转移到地方，详检地方官制，以及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不仅考察官制本身，对官员的品阶、俸禄和考课，以及文书行政的运转模式均有精练的介绍。全书简明洗练，识断精审，提供了一幅唐代官制的全景图。
☆倡导真正鲜活的制度史。本书认为真正活的制度史只有结合政治史本身的研究，才能够“活”起来。因而不仅对于唐代文书运转的细节了然于笔下，而且更加注意到还原实态的政治运作。在深入剖析唐代官制的结构和运作时，注意引用各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书、墓志中的官场人物实例，呈现出唐代政治文化的晴雨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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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早熟且发达的官吏体系是中国连续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支撑，是中国文明的标志性概念。自唐代，在中央集权下发展成型的职业官僚体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对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运转，乃至当今的社会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国刚是国内著名的唐史研究专家，在唐史多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作为其唐史研究的重量级新著，经40年积淀，以50万字的篇幅推出。全书分9章梳理了唐代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模式，呈现出唐代官制体系的全貌，为读者了解唐代制度史、政治史乃至中国政治史的演进提供了可靠而前沿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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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隋唐五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及《资治通鉴》等领域的研究。
主要代表著述有《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唐代藩镇研究（三版）》《佛学与隋唐社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上下）》《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文明：中西交流三千年》《〈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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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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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制度史研究的三个维度
绪论：汉唐间中枢体制的演变与三省制的形成
第一章 皇帝与宰相制度
第一节 从三省长官到同平章事——宰相名号的演变
第二节 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
第三节 堂帖与堂案
第四节 君相决策：常朝、入阁、延英召对
附 录 三师、三公与使相
第二章 中枢机关——两省
第一节 中书省及其主要职官
第二节 门下省及其主要职官
第三节 谏官、记注官、馆职及其他
第四节 中书门下之外：翰林学士与枢密使
第三章 政务机关——尚书省
第一节 尚书省的组织机构
第二节 吏部
第三节 户部
附 录 唐代财政三司使
第四节 礼部
第五节 兵部
第六节 刑部
第七节 工部
第四章 监察机关——御史台
第一节 御史台机构与职权
第二节 御史大夫与御史中丞
第三节 三院御史
第五章 事务机关——卿监百司与诸卫诸军
第一节 九寺
第二节 五监
第三节 诸省
第四节 东宫与王府及公主邑司
第五节 诸卫诸军
第六章 地方及周边各政权官制
第一节 县、州、府
第二节 都督与都护
第三节 道（藩镇）
第四节 周边各政权官制
第七章 入仕、铨选与幕府
第一节 入仕途径
第二节 铨选制度
第三节 使职差遣与幕府
第八章 品阶、俸禄与考课
第一节 阶品与章服
第二节 俸禄制度
第三节 考课制度
第四节 致仕、休假、追赠与赐谥
第九章 文书行政
一、尚书省为中心的文书上下
二、“王言”形态与运转
三、“王言”的决策与施行
四、台符与敕牒
五、小结
引用书目
唐代机构名、职官名与职官术语索引
一、机构与职官条目
二、职官术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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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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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制度史研究的三个维度
战国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的官僚制度是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职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核心内容。要理解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中国特色，不能不研究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历史。
在历史文献中，“志”的部分号称最难，其中天文、历律、礼仪、舆服、音乐之类，学问比较冷僻，与现实生活稍远，成了“冷门绝学”；而职官、选举、食货、地理、兵刑之属，则属常见的学术论题，在学术界并不算小众。唐代职官制度的独特意义在于其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这种承启，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及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变化；使职差遣制度的形成及其幕府制度的常规化，进而影响到宋代的铨选制度；地方巡察制度的形成以及地方管治机构的三级化（道、州、县），等等。
当然“制度”一词的含义十分丰富，“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个制度就是包括国家治理体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本根性内容。“霸道”“王道”是两种不同的治道，“杂之”包含了不同治国理念的混合运用技巧即治术。它们更涉及所谓“治体”（司马光语）问题。而涉及治术、治体的“制度”一词，显然已经属于文明本体的层次，涉及更广阔的内容与含义。
从狭义的典制史而言，《新唐书·选举志》《新唐书·兵志》是二十四史“纪传体”中的首创之作，这类典籍号称政书，比如《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共九门。所涉及内容确实事关“政务”，故在刘秩初编时称“政典”。但是，这些记载沉淀为前朝旧事之后，它就是历史了。从狭义的“制度”或“典制”角度出发，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之所以被称为“制度史”，是因为这两部书所记述的“制度”内容都是跨越了长时段的。前者从西周跨到唐中叶，后者则从周朝延续到宋朝。它们的“通”就是上下打通，写出了变迁（即历史）。
晚清时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探索中国的自救之道，把眼光盯在制度的变革。人们期待建立的新制度应该是包含中国传统的“道统”和变法之后重建的“治统”秩序的，这在当时叫“中体西用”。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制度的探索变成了有学术意义的制度史。与西方语言存在断层不一样，古代汉语的许多词汇在现代汉语里依然在运用，只是其中的微妙变化折射着时代的差异。不仅“制度”二字如此，诸如“家法”“道德”“仁爱”也是如此。这些差异，有的在历史时期就有变化，如汉代的“家法”（经学师承的意义）不同于晋唐的“家法”（礼法门风的意义）；有的则体现了古代与现代的时代差异，如律法、文明、道德之类。
如前所述，“制度”一词含义的变化就发生在晚清民国。这个时期，对于如何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强盛，以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革命派、改良派、立宪派甚至保皇派都在寻找各自不同的方案。他们几乎都转向寻求制度的改进、修补或变革，因而制度史研究就热乎起来，甚至追溯到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二十略》等。如1900年章太炎草拟了一份《中国通史略例》，明确重视典制的意义，而且就是政书的那种典制，“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锋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郑樵字）《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为什么编撰《中国通史》呢？“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典志”的强调，所谓“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就是说，典制不是单纯的典制，不是静态的、僵化的典制，而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这种“发明”（阐发、论述之意），要在“典志”的记述中体现出来。再如，1903年康有为曾草拟《官制议》，说：“今者累加以赔款，民贫日甚，国病日深，不亟改革，病将难救。而变政之事，下手必从官制始。”章太炎、康有为分别代表了1900年中国陷入深重亡国危机之后意图自救的革命派与保皇派这两极，他们都试图在典制的变化上入手做事。民国之后，特别是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制度史研究退去了“中体西用”的诉求，从而变成了纯粹学术意义的制度史了。这种纯粹制度史研究的选题取向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中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路径。
陈寅恪曾经给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陈先生自己的名著之一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前者是纯粹的制度考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后者则有寻根溯源，颇有西学东渐的影子。前者是相对“静”的制度史，后者则是“活”的制度史。但是，还有第三个维度的制度史，那就是一百多年前的先贤们（如章太炎、康有为）从制度史上探索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典制”史，这既是当时的时代之需，也是我们今日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应该保持的一种关注态度。在当年的制度探索由于西风东渐而被现代化的叙事所取代的时候，我们的各项现代治理制度中因为拿来主义而残存的教条主义倾向，包括来自左的和来自右的两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倾向，都是需要克服的问题。
但是，不管如何，三种形态的制度史，互相补益、互不冲突。一种是讨论和叙述历史上存在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变化，但是，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为“志”“典”“令”等典章制度书籍所记录的规范，如官制、兵制、礼制之类。二是研究制度文化，即制度运行的条件、程序与过程，以及所牵涉到的权力关系、人事关系，甚至偶发政治事件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这就是所谓“活的制度史”。它只是一种研究范式、一种研究角度，不能代替制度史本身。可以说是研究路径上更“贴近历史实际的制度史研究”。第三个制度史维度，就是将“制度”二字的历史含义还原，还原为道统和治统的统一形态，比如“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乃至“霸王道杂之”的传统治理模式（司马光谓之“治体”），这部分内容显然是值得我们今日认真审视和深思的思想资源。也许它们可以成为重建中国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学科体系的某种知识来源。
本书名为《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无疑属于第一维度的研究取径，并且期待为更深入的制度文化研究以及“治体”意义的制度史探索提供一些基础知识。举例言之，三省六部体制，显示了传统时期对于决策权与行政权的互相制衡思路；科目选、非时选以及使府辟署制度，体现了官员通常走正常迁转秩序的情况下，又保留了才能优秀和绩效优等人才晋升的特殊通道。章服制度与棨戟制度可以看作礼制融入法制（官制）的象征性要素，突出了那个时期激励制度的特征。期待本书的这些基础性官制知识，能为中国现代文明建设提供若干传统智慧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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