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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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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中国园林与山水美学史丛书”第二册，作者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园林造园理论和实践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曹林娣。讨论中国园林美学的范围起自隋唐，至于宋元，时间跨度长、园林种类多、美学思想丰富，作者在庞杂的文献中爬梳整理，基本呈现了这一时期园林美学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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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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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主要梳理了隋唐至宋元时期园林美学发展历史。隋唐园林以规模宏大的长安城和皇家园囿为代表，士人园林充分发展，唐诗中的山水意境深刻影响着园林鉴赏。两宋园林在审美上继承唐末清幽淡雅的文人园风格，又因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园林大盛，名园辈出。辽、金及元朝深受宋代宫苑美学影响，纷纷摹写宋苑，北京成为皇家宫苑及达官贵戚私家园林集中的地方。中国古典园林是文学、艺术、绘画、戏剧、建筑等多种艺术融合的产物，尤其是文学演进，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学风尚、文学题材对造园思想、园林鉴赏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尤为明显，本册不厌其烦地叙述唐诗、宋词、文人游记等美学旨趣，也正在于引申出相应的园林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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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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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娣，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园林历史与文化方向博导，日本帝塚山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及东方园林文化教学和研究。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将园林文化与古代文学、哲学等领域相结合，出版文学文献与园林文化著作三十多部，主要有《苏州园林匾额楹联鉴赏》《苏州园林文化》《中国园林文化》《中华宅园营构文化》《东方园林审美论》《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园林撷华》及《吴地记》（校注）等著作。退休后曾担任多项中式园林顾问并参与园林设计。2017年获首届“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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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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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隋朝园林美学 / 1
第一节 大兴城的营建美学 / 2
第二节 皇家园林的营构 / 7
第三节 隋绛守居园池 / 9
第二章 初盛唐园林美学 / 13
第一节 王孟山水田园诗及其园林美学 / 15
第二节 李白、杜甫、卢鸿等文人园林美学 / 23
第三节 贵族园林美学 / 36
第四节 皇家园林美学 / 39
第五节 公共游豫园林 / 52
第六节 园林动植物审美 / 58
第七节 宗教园林美学 / 67
第三章 中晚唐五代园林美学 / 79
第一节 白居易的园林美学 / 81
第二节 亭台记游中的园林美学 / 97
第三节 将相池台美学 / 104
第四节 吏隐与衙署园林美学 / 112
第五节 唐园林美学理论 / 120 第六节 吴越国园林美学 / 128
第四章 北宋园林美学 / 135
第一节 “仕隐”文化与士人的生命范式 / 140
第二节 士林清赏 / 158
第三节 “诗眼”与文人主题园 / 172
第四节 艮岳等皇家园林美学 / 185
第五节 北宋公共园林美学 / 198
第六节 《林泉高致》等园林美学理论 / 210
第五章 南宋时期园林美学 / 219
第一节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贤愚 / 222
第二节 皇家园林美学 / 233
第三节 岸岸园亭傍水滨 / 243
第四节 南宋士人风节与私家园林美学 / 247
第五节 朱熹与书院园林美学 / 262
第六节 国花与岁寒三友 / 267
第六章 辽金元园林美学 / 275
第一节 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 279
第二节 皇家宫苑美学 / 283
第三节 辽金元私家园林美学 / 294
第四节 寺观园林美学 / 302
小结 / 315
参考文献 /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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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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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山水审美原理，构建中国新美学
——从先秦诸子到东汉张衡《灵宪》
（代丛书总序）
中华民族对于山水大观、山水大美的体悟和认识，由朦胧到自觉，由感性到理性，曾经度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几乎与五千年中华文明进程同步。平坦而崎岖，顺畅而艰难。从大方向、大趋势看，不断前进，走向繁荣，前景俞见美好。我国山水审美文化在演进的漫漫征程中，有好几个时段显得特别光辉绚烂，我们称之为高潮期或全盛期。
这第一个高潮期当推国家由长期分裂而趋于大一统的战国时代，也是诸子蜚起、百家争鸣、文化学术昌盛的黄金时代。三百年间，新思想、新学说层出不穷，掀起阵阵新浪潮，各家各派多被裹挟鼓动，竞相谈论山水，发表高见，其宗师大家若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邹衍等，名著如《管子》《禹贡》《山海经》《吕氏春秋》等，往往称颂山川之大善大美、仁智动静的性格；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故能锻炼铸造出山水大美。孔子“亟称于水”，常临流而叹：“美哉水，洋洋乎！”“水哉！水哉！”老子论山水之美善处比比，“上善若水”，“天下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今人哲学家朱谦之说：“古代道家，往往以水喻道。”庄子有警句：“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今之全。”《管子》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通流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此类宏论精言，在诸子书中每每见之。议论或有异同，事出偶然，绝非剿袭，学者立言，最贵独见，而忌掇人余唾。
先秦诸子既富想象力，善用譬喻寓言说事，亦具抽象思维，从具体事事物物中抽绎出普遍性的原理大道。正是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理论，即所谓“三才之道”，指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字后各缀一大写的“道”字，含有理论、大道、哲学的性质。战国以前的典籍讲天地人大都分别言之，有时二者并言之，天地并论最常见，次之是天人，复次是人地，未见三者合论。有之始见于战国时期，其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天道、地道、人道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升到了世界观、宇宙观的高度，而且提高了人的地位、价值，也是先秦思想史发展的一大进步。还有一个“才”字未见前人有何诠释，或许他们以为“才”是常用字，很好理解，省得再费心了。但在今人看来，还是要把它弄清楚的。查《说文》，才者，“草木之初也”，“将生枝叶也”，引申为一切萌生、新生、始生之物，皆可称才。以人而言，可指才能、才干、才情，是潜在的、成长的；以物而言，可指潜能、潜力、生长力。总而言之，才是人和万物生长的原动力。“三才”之说恰好印证了《周易·系辞下》与《系辞上》所高高标举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生命观、发展观。三才之道屡见于《周易·系辞》，如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易·说卦》还分别对天道、地道、人道各自蕴含的对立统一要素做了解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运用三才理论时，必须结合实事灵活变通对待。例如《孟子·公孙丑》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处天地人三项是指敌我战争攻守条件，“天时”特指农时气候，“地利”指城池兵器，“人和”指人心向背，权衡三者，最重要的是人和，乃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此与《周易》三才之道本义相去甚远。又《吕氏春秋·尚农》：“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此处讲的是农业生产，也含天地人三项，但作用功能不同，排位先后顺序亦异，跟《周易》三才之义有别，运用时不可刻舟求剑，必须视实情而相机行动，采取相宜的处置办法。
一种学说，一种道理，不管小道大道，哪怕如庄子屡屡称颂鼓吹的至道、至美、至人，亦非验之万物而皆确，如《周易·系辞》所倡导的“天道、地道、人道”跟孟子讲的“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吕氏讲的“人为、地生、天养”，其概念内涵、命题性质都有差别，各有创造。就连《周易·系辞》作者本人也有与“三才之道”不尽相同的新提法。《易·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两次提及“天文”和“人文”。何谓天文？意为“刚柔交错”，又指天象时序的变化。何谓人文？意为用礼乐文化（“文明”）来约束、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此“止”字与《毛诗大序》所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止，意义相同）。简言之，如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所说：“人文指社会制度文化教育等”，“皆在使人有所止”。《贲卦》以天文和人文并称，据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文本《周易系辞》：“通其度，遂成天地之文。”所载为他本所无，又引三国虞翻注：“变而通之，观变阴阳始立卦。乾坤相亲，故成天地之文。物相杂，故成文。”如此，天地之文与人文，三者齐备，唯天文、地文、人文未作单项明确区分，更未将三者合成有机的整体。以上虞翻注文称“物相杂，故成文”，也见于《系辞下》原文：“物相杂，故曰文。”皆为六字，仅一字不同，“成”与“曰”耳。虞注根据系《系辞》原文，然而对“文”的含义加注颇多，其注云：“乾，阳物；坤，阴物。纯乾纯坤之时，未有文章。阳物入坤，阴物入乾，更相杂成六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文不是简单地两物相杂，而是阴阳两种相反相成要素的结合，这是哲理意义的文，而非普通意义的二物相杂。汉人对天文、地文、人文的解释不是套用三才之道的抽象性特征进行类推，而是根据文的形象性特征，寻找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作为标志。东汉学者桓谭《新论·慎言》：“日月者，天之文；山川者，地之文；言语者，人之文。”天文的标志物是日月星辰，地文的标志物是名山大川，人文的标志物是语言文章。标志天文、地文、人文各自特性的三种标志性事物，都很贴切准确，尤其是把语言作为人文、人性、文明、文化的突出标志，在古代诚属稀见卓识，保持了原来三才之道的哲理精义，更增添了“三文”新说的文化和山水的意蕴，是对战国以来三才观的延伸和发展。偶翻吴国盛主编《绿色经典文库》中（美）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著《只有一个地球》，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人类的第一个发明，可能是伟大的发明，就是语言”，“数万年以来，语言成为人类最有用的工具”。时在二十世纪。而早在一世纪东汉时代，桓谭就已经指出言语是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
东汉中期出现了一位世界级天文学家张衡（78—139），衡字平子，南阳西鄂县（今河南南阳）人。在汉代四百年间，天文学特别发达，可称“显学”，涌现了许多名流。张衡被公推为最杰出的大家，他在天象观测、历法研讨修订、天文数学演算等方面，都有诸多发现和成就。他技艺精湛，发明制作了演示天球星象的浑天仪，能遥测数千里外发生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还有形似木鸟，腹中装有机械能在空中飞行数里的飞行器。《后汉书》本传称赞：“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其好友知交崔瑗作碑文称颂：“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明末名士学博太仓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张河间集》称：“《浑仪》《灵宪》，网络天地，振龙发机，县验若神。”张衡早年，通五经，贯六艺，精熟史学、地学，对文学艺术也有很高造诣。曾用十年工夫，苦心精雕，完成《二京赋》，时年才三十，欲与西汉大赋巨子司马相如《两都赋》一决高下。从思想内容和表现艺术上权衡，有人以为张赋非但不落下风，或更胜一筹。绘画成就可比肩丹青高手，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张衡“高才过人，性巧，明天象，善画”，尝作《地形图》，近人陈师曾《中国绘画史》第二章记述“后汉画工之著者，蔡邕、张衡、刘褒、赵歧等”，衡赫然在列，谓其“善画神兽”。而其人品清淳，高风亮节，古今学者史家多有记载论述，范晔《后汉书》称：“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公元193年，张衡六十二岁，一代天文学巨匠陨落，一颗从容淡泊的素心停止了跳动！
此后两千年，凡是了解张衡生平事迹的人都会肃然起敬，最崇敬最钦佩最倾心张衡的人要数天文界、科技界的从业者、研究者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在气候学、物候学、天文学、地理学、科技史等领域都有杰出成就，已故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在《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一书中，高度评价和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同时的张衡，“创浑天学说，作浑天仪”，“其精巧为以前中外所未有”，“他还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同时也是有数的天文学家和艺术家”，“成为一个凤毛麟角的人物”。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称赞张衡是“一世纪大天文学家”。
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精通中外科技史，不遗余力提倡文史哲与数理化联姻加强跨学科研究，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自然也对张衡一往情深，其张衡研究成果新鲜别致。例如谈到中国古代关于天地起源的思想，博引《天问》《淮南子》《易纬·乾凿度》《说文解字》，以及曹植《魏文帝诔》、陆机《吴大帝赋》等稀见文献材料；又特别举出张衡友人东汉著名学者王符《潜夫论》，魏晋畸士硕学皇甫谧《帝王世纪》等。此类古文献，不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者极少知晓，就是有些文史专家也不甚熟悉。可敬的席先生当然不是在炫博猎奇，其真意在表明，张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时代现象，体现了汉代特别是东汉天文科学以及文化学术的全面繁盛。席先生对张衡的研究兴趣、视角不限于天文学，还触及文学创作，因为“中国古代用文学形式反应科学内容的也不少”，“张衡的《思玄赋》就是一篇很好的科学幻想诗，幻想飞出太阳系之外，遨游于星际空间”。还特地请《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一书合著者，著名天文史家、科幻作家郑文光先生将《思玄赋》中一段古文译成现代汉语。译文载于席先生的《科学史十论》，书中指出，天文学与文史哲关系密切，这一优良传统连绵不断。《十论》引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治科学能使人虚心，能使人静气，能使人忠实不欺。”
同理，哲学中的高端问题、深层问题，美学（包括山水美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若要获得正确完善的解决，都必须参照天文学的研究成果，新动态、新发现、新学说、中国的、外国的、新锐的、老宿的，广采博览，多多益善。由于高等教育文史与理工分科泾渭分明、受教育者才性偏好差异诸多原因，人才知识结构有长短优劣，以致患了偏痹症，跛足瘸腿，而学文科的人似乎更重一些。正如《科学史十论》所举证，外国大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等，我们的历史学家看不懂，“就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和《律历志》，许多历史学家也是望而生畏”。这种偏枯病，学理工者较轻微，他们对文理结合，跨界研究，更为积极主动。
受中外天文学者赞誉的中国天文理论经典《灵宪》早已为天文界熟悉，学者多有阐述发明，而在文学界和美学界，知之者甚少。因其对山水美学理论研究体系建构非常重要，笔者遂不顾浅陋，尽量结合山水美学研究，将些许心得体会以献同好。
《灵宪》原本是一部著作，惜佚失殆尽，只留此序论一篇，被多部史书和大型类书完整载录或节录，如《后汉书》《晋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天文学、山水美学之遗珠玉屑幸得长留至今，近二千年而不失。南朝梁代为《后汉书》八志作注的刘昭别具只眼，将长达千余字的《灵宪》全文收入注中，并加赞美之辞：“张衡天文之妙，冠绝一代。”又在《后汉书志》编末《注补序》中极为誉扬：“《灵宪》精远，天文已焕。”他是一位真正的识宝人、宣宝人。《灵宪》对中华山水审美文化理论和体系构建有哪些重要贡献呢？择其精要有三：
《灵宪》广究深探宇宙的奇奥幽妙，揭示天地人三才和山川万物的起源、演化的基本原理和历史过程；宣示天地宇宙的无限性，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此论与张衡敬仰的汉代大儒扬雄主张的“阖天为宇，辟宇为宙”的有限论大相径庭；等等。从宇宙观、天地观、山水观上，从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上，奠定了山水美学理论基础。
《灵宪》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科学实践活动，对天地万物森罗景象进行抽绎，归纳出许多概念、范畴、命题、理念，例如“至大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至多莫如水”，“寒暑不减，致生有节”，等等，皆寓物理哲思。犹如一块块优良的砖石，为建构宏伟精丽的山水大厦打下坚实的基础。
《灵宪》含求实的科学精神和生动的形象思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勇敢展开想象的翅膀，将上古神话传说插入叙事中，捕捉天地万物之精灵，显示宇宙造化之神工，用如椽巨笔勾勒出一幅硕大无朋、精丽无比的地图画卷。人间绝笔，世上无有。这是大汉帝国向世界推出的科学巨匠、文艺天才，为中华山水审美文化增添的浓墨重彩，构建山水大美的绝佳范式和样板。
从战国诸子对“三才之道”的自由讨论起，中间经过两汉众多天文家、学问家的补充阐述，最后由大天文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张衡以雄奇美文《灵宪》集其大成。半个世纪以来，多少学人为寻索建构具有中华文化特色之山水大美新型理论体系在努力，现在这一学术目标已临近了。
山水大观，昔人尊为“天下至美”；园林大雅，国人喻为花中之王牡丹。二者均是天地间大美，有同有异，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山水是天地神功铸就，园林是人类智巧构成，山水形成于天地初始，园林诞生于人类文明阶段。造物者不同，生成期有异，景观因之千差万别。然而互相假借帮衬，形成良好生态环境，造福人类大众，滋养动植虫鱼诸族生灵，揉捏、絪缊而成万物一体和谐共处，完美理想世界之大格局、大境界。
人在山水园林中栖游，可获得大快乐，亦即昔人所称“天下至乐”。何谓“至乐”？无论是远在高山大壑中，还是身临小园泉石间，善游善览者都能领受到一种与天地同游，与万物为一的宇宙情调、空间美感、自由意识，最终还于造化，回归大化。那些以性灵游、以躯命游者，那些殚精竭力，空囊罄室，花费十余载时光以营一园的痴心主人，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说到深处，就是为了获得人生大乐至乐，追求人生最高最美境界。山水、园林审美文化对提高人的道德情操，培养铸就全面发展的个性非常有益。
农业和手工业两大产业是促进山水文化与园林文化繁荣的经济基础，广大农民和工匠是其主力军，治山治水，修复生态，美化环境，营建阿房宫、长阳宫、上林苑、昆明池、芙蓉园、曲江池等巨丽名苑，所有这些工程都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巧技。当然，还有贤能的执政者、济干的官员、精通造园和土木水利的学者文人，也是有很大甚至巨大贡献的。
鉴于对山水审美文化和园林审美文化的重要意义、紧密关系的深切认识，广大读者和高等院校师生对山水美学和园林美学的兴趣和需求，本丛书首次尝试将园林与山水合编，以利于对照阅读。三位作者都是这方面的资深专家学者，或书中尚存疏漏，敬祈批评指正。
夏咸淳
二〇二五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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