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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跨洲史料构建全球通信全景。广泛调动企业档案、通信公司记录、通讯社材料与国际贸易数据，跨越欧洲、北美与亚洲语境，重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通信网络的实际运作方式，呈现出一部少见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通信史”。
以资本逻辑重写传播史叙事。突破以战争、外交或国家对抗为中心的传统框架，指出现代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离不开资本主义扩张与商业运作的长期推动，为理解通信如何成为市场基础设施提供了颠覆性的解释路径。
重写全球化与媒介史的时间轴。通过追溯跨洋电报和国际通信网络在19世纪60年代的成形，重思全球化起点。
加拿大传播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历史评论》《欧洲传播学刊》《世界史纵横》《澳大利亚国际媒体》《企业与社会》《技术与文化》一致好评，奥利弗·博伊特-巴雷特、雷厄姆·默多克共同推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维佳作序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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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球通信的起源常常与帝国的扩张联系在一起：各国为争夺资源，不断铺设海底电缆，建设电报系统，将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军事与政治竞争的版图。在这种叙事中，全球通信只是大国角力的侧影，传播史也因此被简化为一部围绕战争与征服展开的帝国史。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但《传播与帝国》所要呈现的，则是另一条更为丰富的线索。作者指出，现代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并不只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还是一个由资本主义持续扩张所推动的长期项目，早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高峰到来之前，世界便已被卷入一个以商业运作和利润逻辑为核心的媒介秩序中。凭借丰富的史料，传播史学者温塞克和派克不仅还原了资本力量塑造的早期全球传播网络，也为理解当下的平台垄断与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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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德韦恩·R.温塞克（Dwayne R.Winseck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史，著有《重新聚合：加拿大电信的政治经济学》。
罗伯特·M.派克（Robert M.Pike），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皇后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媒体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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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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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和致谢
简 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深度全球化与全球媒体
第一章 构建全球传播基础设施：新通信技术的制动与加速，1850—1870年
第二章 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欧美和南美通信市场控制权的争夺，1870—1905年
第三章 印欧通信市场与瓜分非洲：“无序时代”的传播与帝国
第四章 “无序时代”的电信王国和有线城市：争夺中国国内外通信控制权的斗争，1870—1901年
第五章 全球媒体改革的政治（一），1870—1905年：反对私人电缆垄断的早期运动
第六章 全球媒体改革的政治（二），1906—1916年：帝国时代和社会变革时期的对抗与有序竞争
第七章 无线电、战争与传播网络，1914—1922年
第八章 全球主义的深与浅:威尔逊、传播专家和美国全球传播的方法，1918—1922年
第九章 传播与非正式帝国:财团与南美和亚洲通信市场的发展，1918—1930年
第十章 欧美通信市场兼并潮：20世纪20年代传播的新技术与政治经济学
结 论 塑造早期全球媒体的力量
参考文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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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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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走向一种整合性的全球传播史
王维佳
1906年7月下旬，盛夏酷暑笼罩下的德黑兰，在费尔多西大道的英国公使馆花园内，约一万四千名波斯市民——从神职人员、巴扎商人到铁匠与脚夫——搭建起一片错落有致的帐篷群落，组织了在历史上被称为“大避难”（The Great Bast）的集体抗争。这场行动并未局限于静坐抗议，而是有意争取到了一个延伸至外部世界的政治武器：电报。
抗议者们占据了公使馆内的电报室，将当时最先进的通信技术转化为一种跨越政治层级的施压工具。他们利用线路绕过腐败的权臣，直接向深宫中的君主陈情，甚至向设拉子、大不里士等外省通电，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国性的政治动员。那一刻，原本作为帝国主义触角延伸至波斯腹地的铜线，充当了宪政革命的中枢神经。
就在费尔多西大道的另一端，与使馆花园相距只有几百米的炮兵广场上，矗立着当时德黑兰最宏伟的建筑之一——电报大楼。这里不仅是波斯电报部的所在地，更是大英帝国印欧电报局的运营中枢。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巨型建筑，本是卡加王朝“防御性现代化”的纪念碑，寄托了君主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克服空间阻滞、实现中央权力垂直渗透的集权梦想。然而，大楼的核心运营权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由于深陷债务泥潭，波斯政府徒有其表的官办机构早已沦为帝国主义全球控制网络的一个外派节点。
更有意味的是，自从1878年开始，原本由英帝国财政投资建设，并由印欧电报局全权负责运营的波斯湾电报线路，已经通过“联营账户协议”（The Joint Purse Agreement）被收编到当时全球最大的电信集团——大东电报公司（Eastern Telegraph Company）主导的超级卡特尔之中，融入了欧亚大陆间信息流量的资本闭环。因此，在“大避难”期间，真正控制波斯电报网络的幕后主角也不是印欧电报局这个官办机构，而是与大英帝国有着密切关联的跨国垄断财团。
一个多世纪后，当我们有机会走过这段总长不足一公里的德黑兰街区时，可以想象当时那幅极具深意的历史图景：波斯百姓具身占据着治外法权保护下的英国花园，通过连接帝国电报大楼的通信线路，向君主发出宪政革命的最后通牒。上百年的电信史被折叠在这个空间之中：通电抗议、主权沦丧、殖民主义、资本垄断等关键而复杂的议题交织变奏，最终汇聚成那一声划破旧秩序沉寂的嘀嗒声。
1906年的德黑兰并非孤例。在那个动荡的世纪之交，奥斯曼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利用电报协调军队以逼迫苏丹恢复宪法；中国的地方士绅在“保路运动”中通电全国以抵制出卖利权；埃及的华夫脱党人则利用电报网络将分散的底层抗议凝聚为统一的独立运动……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背后，横亘着复杂冷峻的历史：在“漫长的19世纪”，电报网络既是殖民经济控制全球的神经系统，也是传统帝国在政治焦虑中试图维系统治的续命缆索，更常常在历史的辩证法中成为社会反抗运动的“技术回旋镖”。
信息传播的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棱镜，可以透过技术网络的经纬，观察这些社会权力互动的复杂历史机制。如果缺少一种整合性的全球传播史，那么类似上述的历史事件将会被切割在孤立的国别史框架内，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遗珠散佚。因此，我们特别需要一种宏观视野和“横向”的历史比较，去解释这些分散的火花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张由资本垄断、帝国霸权、债务链条与“防御性现代化”共同编织的全球网络。
幸运的是，虽然数量有限，但学术界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初步的理论资源。几位先行者的开拓性工作为我们理解“传播与帝国”的复杂纠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构成了眼前这部著作得以展开对话的学术背景。
丹尼尔·海德里克（Daniel Headrick）可算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他在《帝国的工具》（The Tools of Empire）与《隐形武器》（The Invisible Weapon）两部著作中，侧重于分析技术如何赋予帝国中心对边缘地带的军事与战略优势，论证了技术作为国家意志延伸的关键作用。在海德里克的基础上，吉尔·希尔斯（Jill Hills）通过《争夺全球传播控制权》（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Global Communication）与《电信与帝国》（Telecommunications and Empire）等著作，进一步强调了“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她的研究提醒我们，电报网络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确立秩序的主战场。
此外，彼得·J.胡吉尔（Peter J. Hugill）在《1844年以来的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 1844）一书中，则引入了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与世界体系视角。他调用丰富的历史素材来分析通信技术如何固化全球经济中的“中心—边缘”等级秩序。
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本书的两位作者德韦恩·R.温塞克（Dwayne R. Winseck）和罗伯特·M.派克（Robert M. Pike）试图提供一种具有修正意义的独特视角。他们利用了包括大东电报公司在内的多国企业内部档案，展示了市场逻辑、技术标准与帝国战略之间往往存在既合作又矛盾的动态关系，并试图论证19世纪末的全球传播网络并非完全是帝国政策的被动产物，而是一个由私营巨头、跨国卡特尔以及公私合作网络共同编织的复杂生态。这种视角的转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历史叙事显得更为庞杂，但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那些“理所当然”的历史结论的机会。
面对这部著作所铺陈的宏大历史画卷与繁复的档案细节，我们很难在一篇导读中全景复刻其叙事脉络。在此，我仅尝试按照书中先后次序提炼出几个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核心议题，以帮助读者建立一条进入这座“历史迷宫”的认知路径。
本书的论述始于对时间维度的重构，作者提出了“深度全球化”（Deep Globalization）概念，主张将全球媒体系统的起源回溯至19世纪下半叶，而非通常认为的20世纪末。他们认为，1860—1930年构成了“第一次全球经济”的黄金时代，其特征是跨国投资、移民与贸易的空前繁荣。而海底电缆与无线电技术不仅是地缘争夺的工具，更是这一“深度全球化”赖以运转的中枢神经。从诞生初期开始，全球媒体系统的底层逻辑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无缝流动与整合，这种基于基础设施的“深度”互联，在某些维度上甚至超越了当代。
伴随着这种深度互联而来的，是市场结构从早期的“无序时代”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艰难转型，以应对技术加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电报技术的普及虽然消除了空间阻隔，但其带来的“时间压缩”放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正是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导致了商业周期的全球同步化，使得1873年和1890年的经济危机能够瞬间席卷全球。面对这种由“过度连接”带来的动荡，资本的本能反应是抑制无序竞争，走向联合与控制。书中通过翔实的档案还原了“联环同盟”（Ring Combination）等跨国卡特尔的建构过程和运作机制。
这种资本与技术的垄断控制，进而被提炼为一种比领土占领更为隐蔽且有效的霸权手段——“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通过控制关键的通信节点、垄断特许权以及设定排他性的技术标准，殖民力量能够在不替换政权的情况下对边缘国家实施“有效控制”。作者以奥斯曼、波斯和中国为例，展示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精英虽然渴望引入电报以实现国家振兴，结果却往往陷入债务陷阱与技术依附的怪圈。
在这一私有化垄断的洪流中，本书还挖掘了那些曾试图对抗主流逻辑的“媒体改革运动”与“公共服务”理想。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展现了如亨尼克·希顿（Henniker Heaton）和恩斯特·冯·斯蒂芬（Ernst von Stephan）等改革者的努力，他们曾提出建立“欧洲通信空间”或国有化“太平洋电缆”等普惠型方案，主张将通信定义为一种公共事业而非营利工具。虽然这些方案最终多被垄断资本扼杀或边缘化，但它们深刻揭示了全球网络拓展过程中曾存在不同的利益指向和另类的结构蓝图。
当历史推进至一战后，作为新兴霸权力量的美国登场，利用“信息自由流动”作为地缘政治武器，在打破旧秩序的同时重塑了全球市场的游戏规则。威尔逊政府及其继任者高举“反垄断”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旗帜，利用外交压力和RCA、ITT等国家冠军企业，强行撬开了被英国严防死守的全球市场。通过将“通信接入权”从一种商业特权重构为一种基于自由开放理念的国际权利，威尔逊主义与新兴美国资本合力剥夺了英法老牌帝国垄断全球网络的道德合法性，重演了几百年欧洲国际法的经典桥段。
除了以上论及的各种深刻历史洞见，《传播与帝国》还有一个贯穿全书的重要理论支点，也是两位作者向传统的传播史叙事发起的一个直接挑战：他们认为不应仅仅从单一的“国家地缘竞争”视角去审视历史，而是应该重视“跨国资本动力”在重塑全球秩序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书中通过详尽的档案挖掘，试图从多方面向我们展示：大型跨国通信公司与欧美殖民国家之间的关系远不像通常假设的那样紧密捆绑或简单从属。
首先，在所有权结构上，许多名义上的“国家公司”实际上是多国资本的混合体。例如，被视为法国利益代表的法国跨大西洋电缆公司和丹麦的大北电报局，都深度依赖源自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混合资金。资本的无国界流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企业的民族国家属性。
不仅资本构成混杂，私人资本间的业务协作也往往超越了国家间的政治敌对。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各大电缆巨头之间形成的卡特尔组织。为了维持垄断利润和市场稳定，这种“私人合作结构”往往在外交关系紧张的时刻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业务协同。
这种跨越国界的实用主义还体现在国家行为上：作为一种常态，各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往往愿意依赖外国公司来满足通信需求。许多国家坦然地使用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的网络，而英国政府出于成本或便利的考虑，也曾在加勒比地区依赖美国公司的通信服务。
甚至，企业的国籍身份本身也具有某种流动的策略性。为了规避政治壁垒或获取特许权，英国企业有时会换上法国公司的马甲，美国资本也会披上西班牙公司的外衣，这种“变色龙”式的操作进一步模糊了企业与特定国家利益之间的绑定关系。
我对作者的基本结论并无异议，即不能简单地将跨国资本集团看作殖民母国地缘竞争的附属物，但对于作者提出的几条论据能否完全说明这个论点，还存在不少疑问。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19世纪国际通信网络投资的来源可能多元化，但核心技术标准、运营管理权以及对线路物理安全的控制，恐怕依然牢牢掌握在英国手中。资本属地来源的差异化，或许模糊了主权者的面孔，却很难推翻地缘政治的基本现实。历史事实证明，无论资本纠葛如何复杂，都无法改变“谁掌控物理开关”这一底线问题。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疑问：所谓的“合作”可能只是霸权结构下的次优选择。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合作的帝国主义”（Collaborative Imperialism）之所以成为一个理性选项，往往是因为单一殖民力量不具备一家独占的能力，或者独占成本过高。资本间的卡特尔同盟亦遵循此逻辑。卡特尔与“合作的帝国主义”是长期共生的，那么它会不会只是帝国霸权在商业领域的一种稳态形式呢？
再者，关于政府对外国公司的依赖，我们需要区分“主动的选择”与“无奈的妥协”。各国政府依赖外国（主要是英国）公司，往往是受制于自身技术与财政能力的短板。在地缘冲突尚未全面爆发且殖民管理需求迫在眉睫的窗口期，这种依赖只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宜之计。因此，这种现象无法证明国家主体在全球网络发展中退居次席，而只是国家综合能力差异在技术领域的投射。
至于书中提及的企业“改换国籍”策略，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或许也值得商榷。约翰·彭德将英国公司伪装成法国或西班牙公司的案例，不能被简单解读为资本家的“骗术高明”或国籍观念的淡薄。彭德的“伪装”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和西班牙面临着无法克服的技术与资金困境。它们渴望接入全球网络以维持大国地位，却无力自主建设。因此，所谓的“被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弱势帝国为掩盖自身技术弱势、对内维护主权尊严而寻找的台阶（Face-saving）罢了。
综上所述，虽然本书特别强调全球传播网络中的“相互依存”与“市场动力”，试图以此修正传统的“帝国竞争论”，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也往往是权宜之计，而市场动力与地缘政治之间也许很难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
两位作者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借用了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即通过区分“领土帝国主义”（Territorial Imperialism）与“资本帝国主义”（Capitalist Imperialism）来解析这一历史过程。哈维将前者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工程，其权力基础在于对领土的掌控及动员人力物力以实现政治军事目的；而后者则被视为一种在时空中弥散的政治—经济过程，其中资本的掌控与使用占据首要地位。在哈维看来，这两种逻辑虽然相互交织，但往往遵循不同的运行轨迹：资本家在连续的时空中运作，追求流动的无限性；而政治家受限于固定的边界和选举周期，运作于领土化的空间之中。
在我看来，这种将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进行区分的理论预设并不完全符合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实际，甚至可能因为枚举了一对表面化的二元关系而掩盖了深层的帝国主义历史哲学。我们可否提出这样一种替代性假设：在漫长的19世纪，国家与资本更应该被视为一个完整帝国生态系统中的两个工具性角色。这是一个在欧洲数百年的战争历程中锻造出来的政治经济架构，也是在千年罗马帝国传统和基督教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空间垄断观念的现代投射。在共同的帝国事业中，军事征服的“强制”与市场扩张的“资本”只是达成同一目标的不同侧面，它们相互配合，也相互约束。当垄断全球网络的意图受到自然条件、技术水平、资本实力的限制时，一种“合作的帝国主义”或者卡特尔机制也就自然会出现，但这些权宜之计并不会阻碍“一统天下”的霸权式想象。这种想象所蕴含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政治神学”）恐怕不能被简单解释为“领土占领”或“资本逐利”等世俗性目标。
至此，通过对本书主要论题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不能把全球传播史仅仅看作关注技术演进或行业兴衰的狭义“专门史”。当我们将传播置于历史考察的中心时，便会发现它实则是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一个隐秘基座。
一种整合性全球传播史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在具体的物质基础设施与全球权力体系之间建立了一种极具解释力的结构性关联——现代世界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对“连接权”的分配、对“流动性”的垄断以及对“标准”的制定来实现的。
把握了这一历史脉络，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些隐藏在“技术中立”与“信息自由”表象之下的、驱动人类社会变革的深层权力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重访19世纪末的全球传播史，不仅是对过去的复盘，更是对理解当下复杂国际变局的一种深刻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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