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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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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名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不同年代、不同群体留 下的地名层叠加的。从古老的“百越层”,到“客家—广府 层”,再到近代以来的“移民层”,可以看出深圳多元与开 放的历史痕迹。而最新的表层则是“改革开放层”,“深南 大道”“华强北”“科技园”更为今天中国人乃至国际社会 所熟悉。在时间轴之外,这里的地名又体现出早期南越民 族、广府人群、客家人群、福佬人等不同群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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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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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深圳成千上万、星罗棋布的地名,本书仅仅遴选出19个地名故事。这并非随机抽样,而是力求构成一个微缩、立体的深圳地名谱系。“人杰地灵” 部分的行政区划地名涉及深圳、大鹏、光明,这些名字框定了我们宏观的生活空间;“山河岁月”部分涉及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如阳台山、深圳河,它们定义了这座城市的风水骨骼与生态基底;“车水马龙” 部分涉及商业活场所的地名,如观澜墟、中英街、沙鱼涌,它们见证了经济的脉动与人群的聚散;“鸡犬桑麻”“碧瓦朱檐”选取的则是传统社会的古老聚落,如凤凰村、鹤湖新居,它们守护着家族的源流与农耕文明的遗韵。这四重维度,共同编织出一张理解深圳地名文化的认知地图。地名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时间容器。本书选择那些叙事潜能丰厚,且背后故事或许尚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地名。《新安县志》中的诸多记载,既印证了深圳许多地名已消逝于地图,也揭示了另一些地名顽强的生命力。这些故事,旨在打破“深圳等于年轻”的刻 板印象,展现其深厚的历史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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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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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荣耀,历史学学士、新闻学硕士。先后就职于深圳商报社、深圳晚报社,现为深圳报业集团都市融媒中心文旅新闻部主任。近年,致力于深圳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写作,筹办深圳地名学会,策展历史影像展、画展,创办聚焦深圳本土历史与文旅的公号“大圳探”。著有《深圳打工妹》(合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岁月山河:深圳百年历史影像纪》(海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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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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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杰地灵
深圳:一直在长大 003
大鹏古城:六百年的边城传奇 017
光明农场:“深圳西伯利亚”的华丽转身 029
山河岁月
阳台山:自然秘境 历史摇篮 041
深圳河:小河弯弯向南流 057
深圳水库:东江水,香江情 069 内伶仃岛:远去硝烟里的孤岛 081
赤湾:也曾闻名遐迩 093
车水马龙观澜墟:曾经被称为“小香港”的古墟 107
东和墟:一个墟市的百年繁华梦 121
中英街:一半深圳,一半香港 133
沙鱼涌:曾经的惠东宝第一出海口 147
鸡犬桑麻
樟坑径:这个深圳古村外国人“早知道” 161
凤凰村:文天祥后裔 700 年聚居地 171
浪心村:深圳保存最完好的广府古民居 181
高岭古村:深圳最早用上自来水的村落 191
碧瓦朱檐
坑梓:一个殷实望族的传奇 203
布吉变奏曲:一个地名的百年身份突围
217 鹤湖新居:中国最大客家围村建筑群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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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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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有一个观点,认为地名是“历史命运的容器”,我觉得非常贴切。就像提到罗马,会让人想起罗马帝国;提到佛罗伦萨,会让人想到文艺复兴……许多地名不仅是历史的标签,也是记录历史信息的载体。深圳是一座被时间加速的新城,人们喜欢用“一夜城”“改革开放窗口”作为深圳的标签。然而,深圳并非 “新大陆”。6000年前,这里已经有人类生活并留下遗迹;1700年前,这里已经开启了“城市”历史;600年前,这里的南头古城与大鹏所城上演过帝国时代的“双城记”……几千年来,很多人命名过深圳的地名,最终被普遍接受并被文献记载的地名,就成了深圳历史的化石,成为深圳这个地方的集体记忆。深圳地名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不同年代、不同群体留下的地名层叠加的。从古老的“百越层”,到“客家—广府层”,再到近代以来的“移民层”,可以看出深圳多元与开放的历史痕迹。而最新的表层则是“改革开放层”,“深南大道”“华强北”“科技园”更为今天中国人乃至国际社会所熟悉。在时间轴之外,这里的地名又体现出早期南越民族、广府人群、客家人群、福佬人等不同群体的信息。 本书写作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三个层面的探索:一是挖掘地名的深度。不满足于简单地罗列地名沿革,而是深入探究其得名的多重可能、历史语境中的角色变迁,以及附着于其上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活动。例如“深圳水库”,不仅记述其建设过程,更着力勾勒“东江水,香江情”映现出的同胞血脉与人文地理;“樟坑径”的故事,不仅要写成一个客家山村样本,而且希望通过展现樟坑径村在鸦片战争后与西方社会的文化、教育的碰撞,看到这个村落乃至深圳与近代中国历史的粘连。二是阐释地名的文化内涵。我们试图解读地名中蕴含的生态观念(如“阳台山”)、族群迁徙(如“凤凰村”)、商业场所(如“观澜墟”)、建筑智慧(如“鹤湖新居”),这些文化内涵是地名之所以能超越本身的指代功能,成为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载体的关键。三是关注人与地名的关系。地名最终服务于人,也为人所塑造。本书特别关注地名如何影响一代代居民的生活轨迹 与身份认同,以及人们又如何通过生产活动、社会交往与集 体记忆不断赋予地名新的意义。无论“布吉”这个地名在百年来的身份突围,还是“中英街”那“一半深圳,一半香港”所承载的特殊历史与复杂情感,都是人地互动的生动写照。笔者首先希望这本小书能成为本地居民与外来访客认识深圳的小助手。通过阅读这些身边的地名故事,读者或能对脚下这片土地多一分了解,少一丝陌生;多一层理解,增一分亲切。其次,希望它能校正对深圳历史的一些偏见,展示其绵长而富有韧性的历史肌理。最后,我也期待读者能透过今天的地名,回望昨天的故事,从而更好地展望明天的深圳。每一个老地名的存续,都是对城市记忆的守护;每一个新地名的诞生,都显示对历史文脉的敬意。当然,我必须坦诚本书存在的局限。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地名选择的“挂一漏万”,相对于深圳浩如烟海的地名宝库,无异于管中窥豹。诸多极具代表性的地名未能收录详述,这不能不算是一种缺憾。此外,限于史料与学养,叙述的详略取舍也难免带有笔者的个人视角,一定也有不少错漏之处。所有这些不足,都恳请方家与读者不吝指正,以期未来能有机会使之更趋完善。
大船铺满海面的繁忙景象 内伶仃岛古名零丁山,亦称伶仃山、伶仃洲。2011年,经海岛名称标准化处理,定为内伶仃岛。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秀山之东,有山在赤湾之前,为零丁山,其内洋曰小零丁洋,外洋曰大零丁洋。”清康熙年间的《新安县志》记载:“零丁山,在赤湾前海中,文天祥诗云:零丁洋里叹零丁。即此。”清雍正年间,郝玉麟监修、鲁曾煜编纂的《广东通志》记载:“零丁山,在赤湾前海中,距城二百里,高一百丈,周围五里,四面环海,下为零丁洋。” 不过由于它所处的特殊位置,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就轮换主人。1513年,一位名叫欧华利的葡萄牙航海家登陆珠江口的内伶仃岛,宣布该岛属于葡萄牙领地,并建立了定居点。这个荒诞的主权宣示,遇到的是大明王朝迟缓的回应。1521年,广东海防副统帅汪鋐奉嘉靖帝之命,驱逐占据伶仃洋的葡萄牙舰船。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谁是这个岛的主人并无明确记载。但是毫无疑问,在倭寇、海盗肆虐的时代,偏安岛上想做一个良民不太可能。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当地官员的方式在澳门落脚,不久就把澳门变成了一个重要贸易基地。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鸦片成为走私货物的主角,广州黄埔和珠江口的澳门都是非常重要的走私基地。鸦片进入中国,18世纪就有记录,当时并没有获得官方有效的禁止。进入19世纪,鸦片主要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运到澳门,然后再偷偷分发到广州的黄埔并进入中国内地。 1819年前后,朝廷发起打击澳门和黄埔走私贸易的行动。1820年,道光帝登基,他鸦片在中国的私卖状况由震惊转为愤怒,两广总督阮元下令抓捕16名中国鸦片商人,又把外国的鸦片走私贩从澳门驱逐出去。这些鸦片商人被驱逐到伶仃岛以南的海域。黄埔和澳门的利益集团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让内伶仃岛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内伶仃岛有显著的地理优势,它更靠南更近外海,不仅意味着船舶更容易到达,也容易逃离清政府管辖,还意味着官方的管理和监督都较少。它位于两个县——香山县和新安县中间,一旦不想承担责任,两县官员就可以互相推诿。事实上,两个县的官员都在内 伶仃岛的鸦片贸易中收受过好处,更加对停泊的走私船视而不见。19世纪20年代的伶仃岛经常可以看到一派繁忙景象。19世纪来 过中国的西方冒险家在回忆录里都会提到这样一个地名:伶仃。 非常有意思的是,九龙海关管辖的海关支关在最西边的界线是大铲岛,成立时间是1899年。这也意味着内伶仃岛这个在19世纪 20年代就建有港口的海岛,不会再有贸易船只任意停靠。大清帝国崩塌之后,中国长期处在动荡之中。内伶仃岛也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1937年日本航母“龙骧号”驶入伶仃洋, 1941年日寇攻陷了隔海相望的香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在大铲岛和内伶仃岛部署了军队。到1949年,岛上有东湾、南湾、东角林等村,500多人居住。 1949年10月16日,宝安县城解放。10月19日,深圳镇解放, 深圳迎来新生。但大铲岛和内伶仃岛上的国民党军队仍然负隅顽抗。11月15日,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袁庚派两个排组成战斗队,由团参谋傅志刚率队攻打大铲岛和内伶仃岛。袁庚后来为人所知,则是因为他在深圳蛇口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试验,还被国务院授予“改 革先锋”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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