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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这里的问和答，保留了一些前辈学者的经历、智慧和感悟。他们成群地来，又陆续离去，听他们叙说，你能理解过去的时代，看他们背影，你能看到学术史的传递和延续。”
——复旦大学资深文科教授 葛兆光
2、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老师对话何兆武、李学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朱维铮、陆谷孙等10位顶尖人文学者，畅谈他们的过往经历与学术思考，感受一代学人的治学、思想与风骨
3、从他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到学术课题，回看渐渐过去的那个时代，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和书写者
4、一场横跨十六年的文化抢救式访谈：10位学者大部分为20后、30后，已经去世7位。“而庆幸的是，在他们生前，我为他们都做了这样一篇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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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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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学者访谈录，访谈的对象既有何兆武、李学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朱维铮、陆谷孙这些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或起到学科奠基作用、或引领一代学术转向、或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中国学人，也有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三位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至关重要的日本学者。通过这些访谈，可以看到上一代知识分子治学和处世的生命轨迹，他们在历史的关节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值得后辈学人更多的尊敬、理解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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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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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文学、近代学术史、日本汉学，著有《文学史的权力》《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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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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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上学记》之后
李学勤：“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章培恒：述学兼忆师友
王水照：文学史谈往
裘锡圭：古典学的重建
朱维铮：“国学”答问
陆谷孙：你这一生离不开它
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历史与现状——漫谈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附录一：兴膳宏1965—1966年在中国
附录二：一流的学者，都是“干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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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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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出版，轰动 一时。在这本书中，何先生讲述了他在西南联大读书 时的情形，是在抗战那个特殊年代一群流浪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钱锺书写抗战时期几个颠沛流离的大学 教师的小说《围城》不同，何先生是在几十年后去回忆那一段时光，他更多强调的还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心中都有的理想主义、他们对民主自由的 追求，而在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 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且非常坦率，因此，不少人看了这本书以后，便开始期待传闻中他的下一部作品《上班记》 。
何先生是葛兆光在清华大学时的同事，我们一度住得很近，经常在校园里不期而遇。认识何先生之前，我已经受益于他翻译过的不少名著，那时恰好替 《书城》杂志帮忙，就同彭刚商量，给何先生做一篇访问。彭刚是何先生的学生，为人为学都与何先生有 几分神似，因而他做的这个访问相当体贴，虽然不是正式的《上班记》，但何先生还是谈到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经历和见闻，30年的风风雨雨，也谈到了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权力的关系。
那一年，正好我们离开北京到上海，因为与复旦大学的朱维铮先生相识超过20年，在上海的第一个访问便约了朱先生，谈的也是当时备受瞩目的“国学”问题。朱先生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学者，他的批判性极强，教书、写作都带有激情，就如过去人常说的一句话：对待朋友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然，他做事情也格外用力，甚至较真到苛刻的地步。由于我说过杂志的篇幅有限，访谈不能 做得太长，当我们把根据录音整理好的谈话稿交给他过目，再拿回来时，就变成了一篇几乎是改写过的、 删掉了所有问话的整整齐齐的稿子，从国学到经学、 从晚清到民国，逻辑更严密，论述更清晰，话锋也更犀利。这篇题为《“国学”答问》的文章，发表在《书城》的2007年第9期。
等到访问何先生的《〈上学记〉之后》于同年 11月发表，我带着《书城》杂志回到北京，访问李学勤先生。李先生是在2003年前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清华大学的，从那以后，我们才有机会比较多地见到这位忙碌的学者。我们是既佩服他的睿智、博学， 也佩服他的自律。很早以前就听到一个故事，说李先 生家里始终只有八个书柜，多少年里就是只保留这八 柜子书，后来房子大一点，才增加到十几个柜子。对 李先生的访问，自然离不开上古史，当初他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是要证明中国确实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学术性、政治性的议论都有。访谈时，我有意避开了过分政治化的提问，但还是请他从考古专业以及比较文明史的角度， 谈他的上古史观、他的学术理念，甚至他一生的抱负。这篇访谈很快发表在《书城》的2008年第1期。
我是到了复旦大学以后，才和王水照先生有了接触，慢慢地熟悉起来。王先生曾说我和他先后毕业于 同一所大学，先后任职于同一个研究所，然后都到了 复旦，这是一种缘分。而我对他这一班前辈的了解， 主要是由于多年前曾仔细读过他参与编写的北大1955 级“红皮本”文学史，又反复读过他参与的另一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绿皮本”文学史。对他 的访问，也就是这样从“文学史”开始的。回首往事，他讲究竟是在怎样一种气氛下，当时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自己动手写了一部文学史。他们要“破” 的是什么，“立”的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一做法会受到鼓励、成为流行?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生涯中又留下什么样的影响?这篇访问记发表在《书城》的 2008年第9期。
在复旦大学，我认识最早的其实是章培恒先生， 那时我才大学毕业不久，后来很多年，每到上海，拜访章先生都是一个固定节目。我认识的章先生，在爱憎分明这一点上，与朱维铮先生是颇为相似的，而在讲义气方面，他“任性”、不顾一切的程度，在学界也实属罕见。我们到上海时，他已经生病，我在他给 研究生开的古代文学课上曾听过一节，只见他不但课 上得规规矩矩，西装领带也穿戴得一丝不苟。做访问的那一天，他已经脚肿得厉害，必须将两条腿平抬， 怎么坐都不舒服，可他还是极其耐心地答问，还是冷 不丁冒出一句幽默的话来，讲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是 人学”，讲鲁迅、顾颉刚。这篇访问发表在《书城》 2008年第12期。
学英文的，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以及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新近出 版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这两本大词典的主 编，都是复旦大学的陆谷孙先生。就像章先生一样， 陆先生在复旦、在上海都受到特别的尊重，有一段时 间，他隔三岔五地给《南方周末》等报纸写文章，讲 述他在复旦60年经历过的人和事，里面有很多掌故， 使我们这些外来人对复旦的历史也能有一点直观感受，所以和陆先生相识虽晚，却也一见如故，并不陌 生。陆先生是一个对语言、文学都极其敏感的学者， 人本来也相当温和，可是在现实中，似乎也还是有他 内心的不平和无奈。对他的访问，发表在《书城》 2012年第5期。
2015年恰逢裘锡圭先生80寿辰，30多年前，他就是教我们古文字学课的老师，他学问的严谨、做人的正派，有口皆碑。本来在北京、上海，我们都住同一个院儿，经常碰面，但是知道裘先生太忙，早就预约的访问竟一直拖到他80岁这一年。访问从他倡议的古典学重建开始，谈到现代学术史上的“古史辨”派， 也谈到形形色色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复兴。因为是给 《书城》量身定做，访问时免不了也将裘先生“拉下水”，请他发表对有关现实问题的看法，裘先生不仅回答得爽快，而且就像他讨论学术时喜欢用的一句口头禅一样“实事求是”，在现实世界里，他也不愿意苟且。这篇访问发表在《书城》的2015年第9期，刊出当日便在网络上疯传，令人感到意外。
2011年章培恒先生去世，翌年朱维铮先生去世， 就在编辑校对本书的过程中，陆谷孙先生突然去世， 这都使我们深感怅然，而庆幸的是，在他们生前，我为他们都做了一篇访问。
这些年陆陆续续访问的都是这样的前辈，是经历过战争与革命这种大转折、大动荡时代的一辈人。虽 然没有刻意规划，却是由于这样那样的机缘，得与这些前辈学者谈话，并将它们记录下来，与更多的读者 分享。如果说这里面有我的“私心”的话，那就是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这一代 学术、思想的风气正是体现在一个个学者身上，而通 过对那一辈学者的访问，是可以了解到在过去那个即将被有意无意忘记的时代，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历史， 在那一段历史中的学者又有过什么样的思考——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在巨大的社会变动 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在各自的专业 领域，他们又如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时代的影 响和学术的传承来看，他们正好是在我们前面的一代 人，是我们要直接继承的一代，如果没有对他们的人 及其时代的充分了解，恐怕很难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也难以像老话说的“鉴往知来”。
本书的最后，即对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三位日本学者的访问，事实上做得最早，曾发表于《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那还是在1998年，葛兆光到 京都大学当客座教授，我随同前往，那时经常见到的 就是兴膳宏等几位教授，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界，他们当时就已经是顶尖学者。兴膳教授与朱维铮 先生同岁，青少年时代是在“二战”中度过，1965年读博士时第一次到中国，除了访问北大、复旦，还去 过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他研究的是中国古典文学， 可是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家已经完全不同，他对现代中 国同样怀着美好的想象和热情。当然，他首先还是一 个非常专业的学者，在他与川合康三、金文京教授身 上，都看得到日本学者特有的那种细致、沉着的作 风，而他们也都告诉我们，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 本，研究中国会带入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经验和方法， 中国与日本在这里会以怎样的方式碰撞、交融。将这 篇访谈收入本书，也许可以提供又一种不同的历史对照。
......
书的题名“陟彼景山”，取自《诗经·商颂·殷武》，这是宋人在怀念他们的殷商先人时唱的一首乐歌，所以在回顾了殷王武丁建都于商邑的伟大成就之后，歌中唱道：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梃，旅楹有闲，寝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壮挺直的松柏，将它们砍伐、搬运下来，建成宗庙，用于祭祀祖先。“陟彼景山”，在这里，用的就是采集上好的材料以建宗庙之意，只不过这里说的是学术上的传承，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对前辈学者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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