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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良渚神徽的神秘图腾遇上梁祝化蝶的凄美传说，当地域朴素的情感思维碰撞家国情怀的赤诚担当，长三角的文化基因正以非遗为钥，解锁地域文明的深层密码。
本书立足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的长三角沃土，以独特的“文化基因”视角，串联起良渚文明、岁时习俗、手工技艺、民间崇信等丰富非遗符号。从文化基因的进化轨迹到民俗生活的鲜活图景，从传统庙会的现代转型到国际化都市的文化坚守，书中既有对文化同源性的深度溯源，也有对非遗传承创新的现实思考。
作者以细腻笔触解读民俗背后的生命态度与行为准则，用比较视野探寻文化基因的修复以及非遗的保护发扬之道，为读者呈现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阅读温度的文化读本。无论是非遗研究者还是文化爱好者，都能从中感受长三角文化的独特神韵，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本书不仅是对长三角非遗的全景式概览，更是一次文化基因的寻根之旅，带你在字里行间触摸地域文化的灵魂，见证非遗对此地族群个性的深刻形塑。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回归生活：从长三角出发的中国非遗流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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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回归生活：从长三角出发的中国非遗流传”丛书之总册，综述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基因对该地民众生活之衣食住行和生命之观念准则的影响。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一定人群在特定自然地域环境下营生，形成生命的文化基因，奠定了一个地区特有的人格标志和思考方式原型，由此展现的民风民俗，是这个地区民众的生命态度、思考方式、行为准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基因的标识。长三角地区历史地理相通，地缘人文相近、相似、相亲，这里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文化的同源同根性。本书从长三角出发，通过介绍该地区各族群诸多司空见惯、丰富灿烂、典型的民俗传统和非遗文化，对其民俗生活场、生活相、生活流现象进行解读与比较，探寻如何在生活中发扬与修复有益的文化基因，从而传承保护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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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勤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文艺学、民俗学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一至第五批国家级非遗评审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市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2007年，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共同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获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21年当选“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主持十余个国内外科研项目，出版各类专著16部、编著14部，发表论文、文章200余篇。
黄亚欣，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民俗学博士，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现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助理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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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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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前言 寻找长三角的文化和文化基因
第一章 人的文化生命和文化进化
第一节 生命基因检测的启示
第二节 人的文化进化
第三节 人类文化基因中的非遗印记
第二章 长三角族群的文化与文化基因渊源
第一节 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与渊薮
第二节 良渚神徽中人与鸟兽生命共同体文化的表达
第三节 良渚族徽神性的解构与春神的形塑
第四节 良渚族群后裔防风神的崛起
第三章 万物生命一体化永续的理念
第一节 梁祝化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
第二节 花鸟草木等自然万物的生命转化观念
第三节 异类的“变形”及其人性化构建
第四章 地域特有的神韵与情感思维
第一节 越地祈雨：大象无形的龙圣神思和思考原型
第二节 请坑三姑娘：少女情怀的艺能化展示
第三节 哭嫁：女性外柔内刚的不屈追求
第四节 从“女儿节”到“小儿节”：七夕习俗流传中的地域差异
第五章 应时应地的营生智慧
第一节 “使四鸟”开创的四季时序观
第二节 岁时节日蕴含的民族文化魂脉
第三节 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智慧
第四节 因地制宜的生存策略
第五节 风土人情孕育的传统手工技艺
第六章 崇敬民间英烈的家国情怀
第一节 地方神庙与乡土英雄
第二节 齐家爱国的庙戏叙事
第三节 传统庙会现代化转型
余论 非遗对地域与族群文化个性的形塑
——以长三角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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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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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三节 人类文化基因中的非遗印记
那么，人的文化生命基因在哪里？人的文化似乎有种种解释，人的文化生命仿佛更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身上并有迹可循。我以为，人的文化生命、人的文化生命基因的构成，是以民俗为内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基因为基础的。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最为对应的基础学科是民俗学。民俗保护是非遗保护的原型。
民俗学，国际术语“Folklore”，英文原意为民众的知识智慧。它由两个撒古逊词“folk”和“lore”合成，“folk”，原指乡民、农民，学界现扩展为民众；而“lore”，为知识、学问。就民俗学而言，美国当代民俗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民俗学会原主席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在《世界民俗学》一书中指出，自1846年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最早使用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个词语以来，关于民俗学定义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很多定义侧重在“知识”（lore）方面，也有一些侧重在“民众”（folk）方面。显然，和任何学科一样，学科的定义不免有分歧，但是，总的倾向、大多数的意见还是明确的，那就是有关民众知识的学问。民俗的事项大多是民众生存方式、生产生活中知识、智慧、经验的展演，反映出独有的民俗思考原型。我国学界也曾将“Folklore”一词译为“民间知识”“民间智慧”，反映了民俗学的实际意义。
玻利维亚政府于 1973 年就民俗（Folklore）保护问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出一份由玻利维亚外交与宗教部递交的提案（ Intergovernmental Copyright Committee，1973：Annex A），希望其关注民俗，并在国际版权公约中增加条款，以保护民俗形式在保存、宣传和传播等过程中的版权。其中对民俗做了这样的定义：“它是人类群体具有表达意义的文化根基，其主要特征是作者匿名、具有传统性以及源于大众。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但迄今还没有引起国际组织或大多数国家的专门注意。”提案建议参照 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艺术、历史和考古资源产权的建议案，签署一项公约，来规范有关民俗保护、宣传和传播的事务，并建立“民俗文化财产的国际注册”体系。这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最早出现的与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议案。
1973 年前，国际上原有的各种与文化保护有关的公约都只注重保护有形文化（tangible objects），却不关注表达性（expression）文化形式，如音乐、舞蹈、民间艺术等，而这些文化形式，有的面临着最为严重的商业化侵权，有的濒临消亡。玻利维亚饱受其苦。来自邻国的某些组织竟然通过运送整套玻利维亚民间舞蹈服装，雇用刺绣工、面具制造者乃至舞蹈指导等方式，对其民间舞蹈艺术进行盗窃与秘密转运。于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玻利维亚人逐渐丧失了他们的民间艺术资源，而那些拥有更强大财力的群体，却把这些资源宣称为自己的传统，尽管这些文化与他们的传统毫无瓜葛。
在很多具有突出成就的民俗学者的积极参与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论证和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文件草案，其中就包括1985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为第23届大会所做的题为《关于保护民俗国际通用规则中技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初步研究》的报告。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在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简称《建议案》），《建议案》中的“民间创作”英文译为“Folklore”。其后，又于2003年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第一份民俗与保护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明确将保护对象称作“民俗”：“民俗（民间传统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和其他艺术。”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明确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样的界定，可以看出民俗学之民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非遗公约》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基本沿用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的相关定义。两份国际文本中，《非遗公约》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建议案》中的“民间创作（民间传统文化）”（即民俗）内涵基本一致。至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分类中的民俗，仅是国际术语“民俗”的一部分，即习俗。本书中所指的民俗，是国际术语“民俗”，而非民俗类非遗。二者有区别，阅读时需注意。
人类在谋求自身生存发展中创造了最初的文化。人类最初创造并塑造自身第二生命系统——文化生命的文化形态，是人类挣脱兽性向人性进化的原生态民俗。诚如卡西尔所述，方言、神话、巫师、习俗等人类群体生活所形成的原始民俗，构成了必然要反馈并制约自身的圆周的文化扇面，从而形成了人所特有的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基因、文化人性。任何一个人来到世间，都无法用纯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他必然会带上塑造他身心成长的群体眼光，即民俗的尺度来衡量评判。美国文化人格学派文化人类学家鲁丝?本尼迪克特曾对此做过精湛的分析：“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经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经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是他的戒律。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的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儿童则不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毫影响”。生物生命基因几乎一致的人类，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有那么多的差异，其原因昭然若揭，那就是人类生命孕育成长期，不同族群由民俗构成的文化生命基因不同。例如主要由游牧习俗进入文明的西方，重视个人生存权利；主要由农耕习俗进入文明的中国，重视集体生存权利。两者对人生命价值理念的出发点是有明显差异的。
过去，由于学术的偏见和学科自身研究不够深入，民俗常常被误解为没落的文化遗留，是陋民、落后人群的专利，对现实和现代化进程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民俗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割不断的联 系。 民 俗， 顾 名 思 义， 就 是“ 民 之俗”，即“人俗”。任何人都是自身所属民俗文化圈的一部分。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是人生永恒的伴侣。一种民俗一旦形成，就会以一种特定的思考原型和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在民俗圈内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有意无意地整合接受具有共同心意的民俗规范。
任何民俗都是一定民众群体共同心愿的显现，是该群体心愿的“我们感”。正是这种“我们感”，构成了人类的文化生命基因。它类同于人类生物生命的基因，以一种创造和再创造的文化密码，延续并制约人类文化生命的成长。可见，民俗是人类文化生命有序发展的基础，它以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以一种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沟通了一代与一代人，构建了一个历史阶段和另一个历史阶段同一性的联系。
任何一种民俗，都经历了从原生态、次生态到再生态的衍化。如中国龙崇信民俗，从最早的龙意象，到后期的龙舞、龙舟活动，再到龙村、龙潭、龙门吊等以龙命名的称呼，就展示了这一演变过程。但是，不论是民俗的次生态，还是再生态的泛民俗文化，其间始终蕴含着该民俗最初的意象，包孕着创造这一民俗事项的集体心愿，一种理性和非理性“我们感”形态表现出来的集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以集体心理定式——民俗思考原型线状传承，在人们代代相继的日常生活的器物、称谓、观念、行为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成为构成人类种族、民族、族群、区域人群中个人文化生命特征的重要标记。例如日本民俗学鼻祖柳田国男撰写的反映日本民族国民性的专著《日本人》，美国人类学家鲁丝?本尼迪克特调查日裔族群写成的日本人国民性专著《菊与刀》，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提炼普通百姓生活习俗而写成、得到过鲁迅赞赏的《中国人的素质》，清代赴欧外交官陈季同根据家族和乡村生活体验撰写的《中国人自画像》，以及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等等，虽然其中一些说道不无偏颇，但今日读来仍令人震撼。当代作家在此基础上，以各地民众现今生活习状为对象写成的《闲话中国人》《读城记》等，也通过当代人一些不经意的行为，表现了各类人群五光十色的文化生命。
总之，人的文化生命基因，虽然不像生物生命基因那样有物可凭，但还是有迹可循的。现实中，人的生物生命基因激活了生命的活力，人的文化生命基因规范了生命的走向。两者从各自的基因密码出发，共同构建了人的生命里程。
综上所述，人的生命基因是双重的，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生命基因也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类如果只对自身的生物生命有所了解，而对文化生命一知半解，那人类生命奥秘的破解不可能是完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对生物生命的认识恐怕也是不深入的。如前所述，鸡和老鼠与人类的生物学基因有很大相似，研究人类基因的专家们感到迷惑不解，新闻媒体将其作为一个抓人眼球的亮点竞相报道；而民俗学家却由此产生另一层思考。无独有偶，中国古老的创世神话中，天地开辟、万物萌生之类的传说，都将此功劳归结于鸡和鼠两种动物。
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提到，除夕，把鸡挂在门上，以和阴阳。魏晋时开始出现大年初一“贴画鸡”风俗，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说：“正月一日……帖（贴）画鸡……百鬼畏之。”此书记载，古人把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大年初一，尊封为鸡的生日。这一天在门上贴画鸡，一为新春祥瑞，二为辟邪驱凶，保佑一家平安。这种风俗流传下来，至今全国许多地方仍保留着除夕夜在门户上贴大公鸡画以驱凶化吉的古俗。在浙江舟山地区，历史上有大年初一不杀鸡的传统。苏州的国家级非遗桃花坞木版年画，历来有“鸡王镇宅”“金鸡报晓”等辟邪求福的吉祥画。如“鸡王镇宅”，画面上大公鸡一身正气、昂首衔虫，表示辟邪，地上有牡丹花、菊花和如意、银锭、珊瑚、蕉叶等吉祥物。“金鸡报晓”则描绘一只大红公鸡叼着一条蜈蚣，眼睛炯炯有神，一副疾恶如仇的样子。蜈蚣被认为是百毒之王，代表着邪恶，而当邪恶被光明之鸟捉走，金鸡啼鸣，光明就来临；金鸡的两个爪子上都带有财宝，旁边还画着一朵牡丹花，牡丹花是百花中最能代表富贵的——金鸡驱走了邪恶，还带来了富贵。可见鸡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
还有老鼠，竟然在十二生肖中排列首位。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则民间传说讲，玉皇大帝要给十二种动物排次第，便派猫去通知其他十一种动物，其中没有老鼠。老鼠偷听到了猫对牛的传话，便先下手为强，偷偷地第一个到天宫报到。糊里糊涂的玉皇大帝见老鼠应卯，也不辨真伪，当下将其排在第一位。第一个被通知的牛反而成了老二。猫给其他动物一个个传话完毕后赶到天庭，十二个座位已排完，没有了它的位子，故十二生肖中老鼠成了老大，反倒没了猫。从此，猫与老鼠结下了大仇，一见老鼠就要追咬，置其于死地。对此，古往今来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另辟蹊径，以期做出圆满的结论。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文化意识生成的历史时指出：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要进行的。”人类的文化意识就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上发生的。为了摄取生存的生活资料，我们的先民便向自己生存的自然空间索取，狩猎禽畜、采集农耕成了主要活动。先民最初以狩猎为主。晚清学者张亮采先生的《中国风俗史》云：“太古之民，多取天然物为食。禽兽亦天然物之一种也。狩猎时代，于焉仰足，然狩猎不可必得，得之亦不胜劳苦。且今
日得之，今日食之，明日苟不从事狩猎，则不得食也。于是积多少经验，始知牛羊犬马鸡豕等类，易为我所生得者之易于驯服，遂定为家畜之种，常畜之于家。遇狩猎不足之时，取而用之。然后禽兽始为我所常有，种类孳息，不狩猎而堪足。”进入农耕时代，谷物成为人们的生命之源，发现并种植谷物的先驱，成了先民顶礼膜拜的对象。
浙江各地流传的关于稻谷来历或起源的传说，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笔者采集到的相关传说有几十则，限于篇幅，这里仅录两则。
浙江省武义县的一则传说云：
谷种只在天上有，凡间只种芦稷和粟，怎么办呢？老鼠和麻雀自告奋勇，它们合体飞到天上去偷。
天上的谷种是大肚罗汉掌管的。大肚罗汉防备心很重，生怕谷种被人偷去，连谷仓里也不敢放，就装在麻袋里，整日垫在屁股底下，既当凳坐，又可防偷。想不到老鼠有偷天的本领。它能挖墙洞，还怕你麻袋不成？一日夜里，老鼠趁大肚罗汉睡熟之际，钻上去死命一咬，麻袋被啃出一个洞，谷种从麻袋里漏了出来，麻雀飞上去叼起谷种就溜，把一粒粒谷种撒到种谷塘里。因老鼠和麻雀偷谷种有功，以后每逢稻谷成熟，它们首先到田里尝新。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地区的一则传说云：
传说盘古开天地以后，地上本没人，是天上落下许多虫子，虫子变成了人。这些人繁殖得很快，不久，地上的人多得像蚂蚁。人多没东西吃，连草根和树皮都吃光了，人就开始偷和抢。天帝知道后，想用油雨灭绝人类。一场油雨过后，人要饿煞。这咋弄呢？后来一只麻雀从天上衔来一粒谷，可这粒谷正巧跌落到石板缝里。老鼠知道后，用嘴咬了出来。这粒谷麻雀没吃，老鼠没吃，就做种了。“粒谷种九年，湖广都种遍。”至今已种遍天下。因当初稻谷是麻雀衔来的、老鼠咬出的，所以现在老一辈人还说：“麻雀吃谷，呒罪过。”“老鼠吃点呢，也呒罪过咯。”
长三角稻作区民间传说中遗存的古老文化记忆，清晰地揭示了老鼠对当地先民萌生开拓水稻生产想法所给予的启示和助力。
联想到生物基因解析中鸡和老鼠与人类基因的相似，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巧合，还是我们尚不了解的生物生命演变的轨迹，抑或其他？看来，研究生物生命基因的专家、研究文化生命基因的学者需要对此做深入探讨。
对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生命进行阐释，光依靠人类生物生命基因工程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借鉴和发挥人类文化生命基因工程的作用和力量。认识人的文化生命基因，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当然，由民俗构建的文化生命基因，虽然代代相继，推动着人类族群生命的延续，但是，如同生物生命基因一样，它总是不够完善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要像研究生物生命基因那样，缕析文化生命的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区别优劣，扬长避短，博采众长，熔铸新的国民性，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腾飞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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