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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系统梳理了吴越地区中医发展脉络、流派传承与现代转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全书以非遗保护为切入点，兼顾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资料翔实，结构清晰，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是吴越中医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推动地域医学史研究、促进中医药非遗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回归生活：从长三角出发的中国非遗流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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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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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长三角非遗中的中医文化，以吴越文化为脉络，梳理自晋室南渡至近世商贸繁荣对苏浙沪皖医风的塑造，阐释诊法、治则、用药等核心知识，并借朱丹溪、叶天士等名家案例，呈现其古今传承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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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景春，1965年生于河南确山县，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民间文学、民间信仰，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出版《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信仰》等专著多部。
李一凡，1999年生于江苏太仓市，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已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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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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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越中医：历史、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的巫医、道医、僧医
第一节 巫文化与巫医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道医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僧医和中医
第四节 隋唐时期的著名中医
第二章 宋代吴越名医及医派
第一节 中医文化中心向东南转移
第二节 两宋时期的吴越名医
第三章 元明时期吴越名医
第一节 元代吴越名医及医派
第二节 明代吴越名医及医派
第四章 清代吴越中医
第一节 吴越儒生多能医
第二节 吴越中医名家
第三节 吴越地区的医派
第四节 江南城市的著名药店
第五章 吴越医家遍天下
第一节 吴越地区的中医世家
第二节 吴越中医效力国家
第三节 吴越中医与西医东传
第六章 吴越中医类非遗项目传承人
第一节 “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周仲瑛
第二节 “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传承人颜德馨
第三节 “张一帖内科疗法”传承人李济仁、张舜华夫妇
第四节 “顾氏外科疗法”传承人陆德铭
第五节 “丁氏痔科医术”传承人丁泽民
第六节 “朱氏妇科疗法”传承人朱南孙
第七节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传承人颜正华
第八节 “针灸”传承人李鼎
第九节 “石氏伤科疗法”传承人石仰山
余论 从传统到现代的融合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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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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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明时期吴越名医
两宋之际，大批北人南迁，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文化中心的南移，但宋、金两大政权随后的对峙，却严重阻碍了南北医学进一步的互动交流。元明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为来自北方的中医学说在吴越地区更加广泛地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吴越中医在吸收总结前代医学思想的同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对各科疾病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进而形成了一批对中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医学流派。
第一节 元代吴越名医及医派
公元13世纪，蒙元政权统一了全中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元朝采取“因俗而治”与“诸制并举”的政策，以巩固其政权。吴越地区在宋、元易代之际，仍保留了良好的经济、文化基础。元朝重视对医学人才的培养，广建学校，将医学与儒学、蒙古学并列，设立最高医事机构太医院，院使官秩正二品。有学者指出，当时太医院官员地位之高、医政机构的独立性之强远超历代。
与医者的地位提高相对，儒生在元代则受到了打压。当时民间素有“九儒十丐”的戏言，意思是儒士的社会地位仅高于乞丐。此前为读书人提供晋升道路的科举考试，在元代前期停滞多年，直到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下诏恢复，两年后才举行了第一场科举考试。此后三年一考，直到元朝灭亡，共举行了十六次科考，每次录取名额较少，总共只有一千一百三十九人取得进士身份。科举及第希望渺茫，大量儒生为了生计而兼职行医，或索性弃儒专职行医。吴越地区儒生群体极为庞大，儒医群体也就迅速壮大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儒生加入从医队伍，为吴越地区的医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元朝建立后方便了南北医学交流，成就了一批汇通南北的医学大家。宋金时期北方的河间派医学，经刘完素弟子浮屠师带到江南，传授给了钱塘罗知悌。罗知悌又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学说，将三家医学融汇起来，造就出一代医宗朱丹溪。此外，浙西按察判官李某来自中州（今河南），将刘完素、张元素的医学成果传给了吴中的葛应雷、葛可久父子；吴县（今江苏苏州）名医倪维德在吸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医学思想。当然，这其中以朱丹溪和他的“滋阴派”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元代吴越名医、吴越医派的杰出代表。
朱丹溪
朱丹溪，本名震亨，字彦修，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医学家。因生于义乌赤岸村，村中有溪名“丹溪”，后人便尊称他为“朱丹溪”或“丹溪翁”。朱丹溪不仅是金元医学四大家之一，也是“滋阴派”的创始人，被称为“一代医宗”。
据戴良《丹溪翁传》记载，朱丹溪小时候读书天赋极高，能“日记千言”，“从乡先生治经，为举子业”，家中长老都很器重他。然而，在他十五岁时，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母亲戚氏一人赡老养幼，支撑整个家庭。元至大四年（1311），母亲因长年操劳，患上脾疾，群医束手无策。为了治疗母亲的疾患，朱丹溪开始自学医术。据其《格致余论?序言》记述，他学医从《黄帝内经?素问》入门，三年之后颇有心得，又过两年，便治好了母亲的陈年旧病。
不过，他当时虽掌握了一些医术，但仍志在科举，后来受恩师许谦的影响，才真正弃儒从医。据《丹溪翁传》记载，治好母亲的疾病后，年已三十六岁的朱丹溪，听说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在东阳八华山讲道，于是“复往拜焉”。他跟随许谦习儒四年，两次参加科举考试，以期跻身进士之列，但都以失败告终。后来，许谦卧病不起，便鼓励他转攻医术，朱丹溪方下定决心，从此专攻医学。
宋代以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已成为学医的必备读物，朱丹溪一开始也昼夜温习，但时有疑惑。他发现，用古方治今病，常常遭遇“水土不服”的情况。据《丹溪翁传》记载，朱丹溪后来领悟到“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的道理，于是四处寻找良师，足迹遍布今天的浙江各地及苏州、宣城、镇江、南京等地，最终在钱塘罗知悌门下为徒。罗知悌是宋金时期北方河间派开创者刘完素的再传弟子，他吸收了张从正、李杲等各名家的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融汇前代医学成就。他在教授朱丹溪时，“为之敷扬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每日有求医者来，必令其诊视脉状回禀”。受益于罗知悌这种以经典为准绳，融汇各家思想，又重视临床实践的教导，朱丹溪的医术在几年之内便大有长进。
学成之后，朱丹溪采用“倒仓法”，治好了许谦十余年未愈的风疾。然后，他告别恩师，开始在吴越地区行医。由于医术高明，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在《格致余论》中，朱丹溪记录了自己治病救人的多个医案。有一次，浙江东阳一位姓张的进士找他为其二儿子看病。那孩子原先满头生疮，有一天头上的疮忽然消失了，但却从此患上了痰喘。朱丹溪诊视之后，判断是胎毒，告诫张家人千万不能用解利之药。在得知孩子母亲怀孕时喜欢吃辛辣热物后，他口授一方，用人参、连翘、芎、连、生甘草、陈皮、芍药、木通等几味中药浓煎，然后加入竹沥服下。用药几天之后，孩子的病就痊愈了。有人问朱丹溪怎么知道是胎毒的，他回答说，因为病患精神昏沉、病得很深，却又没有外感的症状，只能是胎毒。
还有一次，他的邻居鲍六染上了痛风，每日痛苦不堪，呻吟号叫。朱丹溪诊视后告诉他，这是恶血进入经络的症状。血受湿热变得凝浊，所下未尽，留滞隧道，所以造成疼痛，经久不治，恐怕会发展成偏枯。于是，他在养血名方四物汤的基础上，加入桃仁、红花、牛膝、黄芩、陈皮、生甘草等药物同煎，给患者服用，以此活血化瘀、清热坚阴，再配合潜行散和针刺疗法，放出许多黑血，邻居的症状这才得到缓解。
当代吴越地区还流传着许多朱丹溪治病的传说。如诸葛珮搜集整理的《名医朱丹溪的传说》中，便有一则《万年青“七奇方”》，讲述朱丹溪神奇药方的来历。相传有一次，朱丹溪收治了一个瘸腿讨饭老人，每天亲自为他洗疮、敷药，还叫人给他送饭菜，像对待家人一样，一点也不嫌弃他的贫穷。十来天后，老人腿疾虽有好转，却总不能愈合，并坚决要走。朱丹溪挽留不住，就为他赶制了膏药，让他带回去敷上。老人临走时，拿出一株“万年青”让朱丹溪种下。他把这株万年青种在书房窗外。一天夜里，朱丹溪正攻读《黄帝内经》，突然发现这株万年青发出亮光，开窗看去，每张叶子都写有药方，全是治疗伤寒的。一共是七张叶子，七张奇方。他赶紧将这些药方抄录下来，对症用于治疗伤寒病，张张效验如神。
虽然传说添加了许多神话要素，但也反映了朱丹溪的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他一生不慕名利、不畏豪强，对待患者有求必应，只要有病症请他救治，不管刮风下雨都立刻前往，从不推托。对于贫家百姓求医，他不仅不收诊费，还会慷慨解囊，给患者赠药。他深知庸医误人的危害，临终告诫侄子朱嗣汜：“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让他敬畏医学，不要轻易行医，以免误人性命。
朱丹溪引理学思想于医学，结合吴越地区的气候条件指出，人体大部分时间处于“阳有余、阴不足”的状态，由此提出了“滋阴说”，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等医书。他在《格致余论》中首次阐发了“湿热相合为病”的观点，并开创了“滋阴泻火法”，主张以滋阴、泻火相结合的方法，治疗吴越地区常见的阴虚火旺之症。朱丹溪集金元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大成，并基于此有新的突破。后世遂将他与三家并列，合称“金元四大家”。
为了纪念朱丹溪，义乌市修建了丹溪墓，墓旁建有丹溪庙，内塑朱丹溪像，还曾多次举办朱丹溪祭祀大典、国际丹溪中医药论坛、丹溪学说研讨会、丹溪养生文化节等纪念活动。2021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义乌市申报保护的“朱丹溪中医药文化”项目名列其中。名医朱丹溪的故事还传到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在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口头传说和崇信仪式。
“滋阴派”名医
朱丹溪四十岁弃儒从医，以精湛的医术和独特的医学思想闻名江南，求诊者络绎不绝，求学者也纷至沓来，陆续有戴思恭、赵道震、赵良仁、王履等人前来拜师为徒。朱丹溪的“滋阴说”及“滋阴泻火法”在众多后辈医家的发扬光大之下，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滋阴派”，又称“丹溪学派”。
王履，字安道，苏州昆山人，元末明初诗人、画家，也是著名医学家。他精通医术，曾追随朱丹溪学医，对治疗伤寒尤有心得。王履著有《医经溯洄集》一卷，收入《神农尝百草论》《张仲景伤寒立法考》等论文二十一篇，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学经典及宋以后各家学说都有所评析。他深入研究《伤寒论》，提出要明辨伤寒与温病的区别，认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在“分经辨证”问题上，对诸如中暑、温病、热病之分，“真中风”和“类中风”的辨别，这些医家临床施治面临的重要问题都有明确辨析。
王履大约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病逝于故里，享年五十九岁。他的医术传授给儿子王伯承与门人许谌。王履去世后，当地百姓感其医术造福一方，将他列入乡贤祠加以祭祀。
王履在医学方面的著述，除了《医经溯洄集》外，还有《小易赋》《标题原病式》《百病钩玄》《医韵统》等。今所存者唯《医经溯洄集》与《小易赋》。后者见载于杨珣所编纂的《针灸集书》，流传于日本。
戴思恭，字原礼，浦江（今浙江诸暨）人，曾随父戴仲积从学于朱丹溪，是丹溪最得意的弟子，“滋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较为完整地继承了朱丹溪的医学思想，善于将朱丹溪“阳有余而阴不足”的理论引申到气血方面。《明史?戴思恭传》记载：“洪武中，征为御医，所疗治立效，太祖爱重之。”明太祖朱元璋还派戴思恭为燕王朱棣治病。戴思恭查看其他医家所用药方，都很对症，思考为何用药无效，就问燕王有何嗜好。燕王回答：“嗜食生芹。”戴思恭说：“知道病因了。”用药一剂，当夜燕王大泄，泄下的都是细小蚂蟥，从此燕王的病就好了。《戴思恭传》还详细记载了他为晋王朱棡治病的事。晋王的病虽被戴思恭治愈了。但不久后，旧病复发，随即死了。明太祖大怒，收押王府诸医师治罪。戴思恭从容进言：“臣前奉命视王疾，启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复作不可疗也。’今果然矣。”诸医师因此免除了死罪。
朱元璋晚年，戴思恭也已年迈，每逢刮风下雨，免于上朝。朱元璋身体不豫，偶出宫门，见诸御医侍疾不用心，便要治他们的罪，唯独抚慰戴思恭：“汝仁义人也，毋恐。”不久，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嗣位，也要追究诸御医的责任，只擢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永乐初年，戴因年老乞求归乡。永乐三年（1405）夏，他又被特召入宫。这一年冬天，八十一岁的戴思恭再次“乞骸骨”，明成祖朱棣派官员赍金币护送他返乡。到家一个多月后，他就去世了。明成祖派遣使者到他家行祭奠之礼。
戴思恭勤于著述，《戴思恭传》有载：“所著有《证治要诀》《证治类元》《类证用药》诸书，皆隐括丹溪之旨。又订正丹溪《金匮钩玄》三卷，附以己意。人谓无愧其师云。”宋濂《题朱彦修遗墨后》一文称：“先生之弟子虽众，得其真切者，唯仲积父子为优。仲积不幸早逝；原礼以其学行于浙河之西，从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广，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贤。”宋濂充分肯定了戴思恭对发扬光大朱丹溪学说所做的贡献。
赵道震，字处仁，义乌县人。他精研古代医书，曾师从朱丹溪，得其真传。洪武二十一年（1388）迁居安徽定远县。嘉靖《定远县志》对他的医事有简短记载：“凡轩岐以下诸书，靡不精究，受学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远，活人颇多，未尝言利。”永乐四年（1406）曾参与督修《永乐大典》有关运气的内容。赵道震著有《伤寒类证》，已佚。
赵良仁，字以德，浦江县人。据《姑苏志》记载，他年轻时曾任地方御史，提点刑狱之事，后弃官从医，追随朱丹溪学医，尽得其学，“治疗多奇效，名动浙东西”。后来迁居苏州，居住在长洲县。明代都穆《都公谭纂》卷上记载了赵良仁救活夏建中、收他为徒的故事。夏建中原为商贩，遭遇群盗袭扰，受到惊吓，回家后得病，“卧床席不能展转九年，群医药之莫效”。夏母托人请来赵良仁。他审视夏建中之后说：“病可起，无忧也，然必服一年药则可。”赵良仁认为夏建中可以托付，便将自己的医术全部传授给他。夏建中精于医术，被推荐到京城做御医，还招收弟子，光大丹溪学派。赵良仁著有《金匮方论衍义》《医学宗旨》《丹溪药要或问》等书，后二书已佚。
徐彦纯，字用诚，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精医术，尤长于本草。曾师从朱丹溪。他汇集张元素、李杲、王好古、朱丹溪等名医在本草医药方面的论述，著成《本草发挥》四卷，为明初医家用药多所参考。又著《医学折衷》五十卷，继承丹溪之说，论述杂病证治。此书经朱丹溪再传弟子刘纯增补，更名为《玉机微义》，内容更加丰实，成为一部集明以前诸医家之大成的综合性医书。
由于朱丹溪生活在元朝末年，他的许多弟子在明初仍然进行着医学活动，成为明初吴越中医的中坚力量。嫡传弟子王履以及再传弟子赵友亨、夏建中、刘纯等进一步发挥了朱丹溪的滋阴思想，对明清两代吴越地区的新安医学、吴门医派等中医流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云：“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如果说金代张元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等人开创的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攻邪学派，标志着北方医学发展的一个高峰，那么元代后期朱丹溪和他的“滋阴派”的出现，则可以被视为南方吴越地区在吸收北方医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医学思想。从此以后，吴越地区逐渐呈现出医派纷呈的局面。作为对朱丹溪医学思想的补充完善，各种学说层出不穷，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医文化的进步发展。
第二节 明代吴越名医及医派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明朝。明代吴越地区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医学进一步走向繁荣，诞生了众多医家、医派。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汇集前代医学成果，另一方面也开创出富有地域特色的中医学说。尤其是在本草学、温病学及中医外科疗法等领域，吴越医家成就斐然。金坛名医王肯堂所著的《证治准绳》，集前代中医各科之大成，被认为能与李时珍《本草纲目》媲美。常熟名医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则与《本草纲目》一起被称为中医本草学的“双璧”。吴县名医吴有性的《瘟疫论》，代表了当时中医伤寒温病学说的最高成就。从南通州名医陈实功《外科正宗》发展而来的外科“正宗派”，被后世列为中医外科三大派之首。此外，这一时期吴越大地上还有被誉为“中华第一神针”的针灸宗师杨继洲，温补派先驱薛己、张介宾，以及开创了士材学派的李中梓等诸多名医大家的身影，可谓群星璀璨，令人目不暇接。
薛己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吴县（今苏州）人，明初著名医学家，中医温补学派的开创者。
薛己出身中医世家。他的父亲薛铠，精通医术，是名医钱乙的私淑弟子，尤其擅长儿科，弘治时被征召为太医院医士。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薛己最初以科举为第一要务。他聪明好学，很快便考取了地方庠生的资格，但后来屡试不第，才转而专攻医术。正德元年（1506），年仅十九岁的薛己就补为太医院医士；正德六年（1511），他升任吏目；正德九年（1514），擢升为御医；正德十四年（1519），授南京太医院院判；嘉靖九年（1530），以当时医官所能取得的最高职务之一——南京太医院院使的身份致仕，回到家乡编纂医书。
薛己擅长融汇各科疗法，尤擅外科。他初习外科，尔后学习中医各科，逐渐领悟了中医十三科皆为一理，主张内外合一之道。因此，与当时一般医生不同，他能够以内科方药辨证施治外科疑难病症，在临床上颇有疗效。
他所著的《外科枢要》，记载了以内外相济之法为南司马王荆山治病的医案。第一次问诊时，王荆山虽饮食如常，脉洪数有力，但患腿肿作痛，寒热发渴，薛己辨证为足三阳经湿热壅滞，因此施以内科方槟苏败毒散。只用一剂，就止住了患者的寒热；再用一剂，便消去了腿上的肿痛；接着用逍遥散，让患者的元气得到恢复。两个月后，王荆山因为发怒，腿部病情复发，症状加重。薛己再次为他诊治，先用活命饮二剂缓解疼痛，再用八珍汤加柴胡、山栀、丹皮，令疼痛消失。后来，王荆山又因过度劳顿，倦怠懒食，腿重头晕。薛己辨证为脾胃气虚而不能升举，因此，用补中益气汤加蔓荆子来施治。经过多次调理，王荆山终于恢复健康。
薛己在为陈自明的《外科精要》所作的注中，记述了他为户部李孟卿治疗外科疑难病症“跗骨疽”的医案。当时，李孟卿在环跳穴部位有一个肿块，原以为是小疮，就自行服了寒凉败毒之剂。后因痛极，将其刺破，脓液泄出，疮内感到微冷，却并未痊愈，因而请薛己诊治。薛己见患者疮口开张，肉紫下陷，按之不热，又诊其脉右关浮大，胃气已伤，因此判断其所患是跗骨疽。确认病情后，他内外兼施，外用豆豉饼灸法，内用六君子汤加味内服。待李孟卿胃气渐复，肌肉渐生，再以十全大补汤调治。经过这样一番治疗，李孟卿的跗骨疽终得以根治。
除了精湛的医术，薛己还有着高尚的医德，对于求医者总是竭尽全力进行治疗。中年离职归乡后，他不辞辛劳，常到嘉兴、四明、下堡、横金一带出诊，所医治的患者既有富贵人家，也有普通人家，他都尽其所能，精心医治。他的医术医德受到各方人士的称赞。
薛己在自己的医学著作中着力纠正一味降火的时弊，阐发以脾胃、肾命为中心的温补思想。他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理，辨证治疗，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一系列新方法，在治疗上多以补中益气汤为法，或出入于四君、六君之间，并擅长使用六味丸、八味丸，后人将其著作汇成一部，谓之《薛氏医案》，为历代学习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医案集。
薛己提出温补脾胃、滋补肾命、脾肾并治的观点，对后来的医家如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人影响很深。各家皆承其余绪，并有所发挥，从而汇成温补一派，薛己因而被称作中医温补派的先驱者。
杨继洲
杨继洲，名济时，以字行，衢县（今浙江衢州）人，著名针灸学家，与西晋皇甫谥、宋代王惟一合称“针灸三圣”。
杨继洲出身医学世家。他的祖父杨益曾任职于太医院，有很高的声望。但是，杨继洲的父亲更希望儿子能走科举取士之路。因此，虽然家中藏有很多医学典籍，杨继洲的青少年阶段仍以研读儒家经典为主。后因他性格耿直，得罪了官场中人，失去了仕途晋升的机会，他回到家中，转习医学。
据《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序言记载，杨继洲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通过选拔考试，到京城担任侍御医。隆庆二年（1568），任圣济殿太医院医官。侍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任楚王府侍医和太医院御医等职务，足迹遍及闽、苏、冀、豫等地，治愈众多病患。面对各科疑难杂症，杨继洲往往能窥破病理，巧施针灸，疗效显著。《针灸大成》便记有数个医案。一次，福建建宁官员滕柯山的母亲手臂抬不起来，背上恶寒，身体疲劳易困，哪怕是夏天也要穿棉袄。很多大夫看诊后都按虚冷之症治疗，杨继洲诊脉后判断是痰在经络所致，不能一味进补，于是在肺俞、曲池、三里穴下针。患者当天就能抬起手来，也不畏寒了。后来再用一些除湿化痰药，便彻底恢复了健康。还有一次，浙江鸿胪的病人吕小山手臂上长出柿子大的结核，不红不痛。杨继洲认为这是痰核结于皮里膜外，用药物很难触及，于是施展针灸，通其经气，没过几天，患者的手臂便消肿了，逐渐恢复如初。
面对一些身体娇贵、害怕针灸的官员，杨继洲还发明了以指代针的方法，配合中药治疗，效果显著。吏部许敬庵有一次患了严重的腰痛，杨继洲被推荐为其看病。诊脉过后，杨继洲知其湿热壅滞于肾，应用针灸来化解。但许敬庵生性畏针，不愿用针灸疗法。杨继洲便用手指在他的肾俞穴处行补泻之法，待其腰痛减轻，再用除湿行气的中药，最终病人解除了腰痛病的折磨。
多年以来，杨继洲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医学见解，都被记录在《针灸大成》中。关于这部书的问世，还有一段美谈。当时，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患了痿痹之疾，多方诊治不愈，便邀来杨继洲为其看诊。他仅用三针就治好了赵文炳的病。为了报答救治之恩，赵文炳决定帮助杨继洲将家传医书《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付梓出版。杨继洲利用这个机会，在原医书的基础上，广引众书，增添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和临床经验，最终汇成《针灸大成》。该书融汇古今各家，对针道源流、周身经穴及制针法、补泻法、治症总要等均有论述，主张“病以人殊，治以疾异”“治法因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症，不随乎法”的辨证思想，在针灸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将中医针灸学的理论和临床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当代学者评价称：“三百八十年来，凡行针者莫不以此书为本。”当代针灸界将《针灸大成》认定为继《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之后的针灸学的第三次大总结。《针灸大成》远播海外，作为中国针灸学的代表作，被译成英、日、德、法、拉丁等语言，传播到 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4年，“杨继洲针灸”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杨继洲针灸第五代学术传承人金瑛记载了衢州一带杨继洲针灸学派的传承谱系，将私淑杨继洲的龙游名医雷鹤明作为第一代传承人。如今，“杨继洲针灸”成了衢州市一张重要的中医文化名片，当地也建设了杨继洲针灸博物馆、针灸研究院、针灸学院等，时常举办针灸学研讨会，用多种形式让杨继洲的医学思想、医学经验得到传承和发扬。
王肯堂
王肯堂，字宇泰，号念西居士，又号郁冈斋主，江苏金坛人，明中期著名医学家。他出身官宦家庭，祖父王皋和父亲王樵都曾在朝廷担任要职，因此，幼年的王肯堂便被寄予仕途上的厚望，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严格教育。
王肯堂天资聪慧，热爱读书，但比起儒家经典，他更喜欢读医学著作。他在《证治准绳?序》中回顾成长经历时称：“颛蒙无所知，顾读岐黄家言，辄心开意解，若有夙契者。……”在他十七岁时，母亲生了一场重病，尽管家里请来众多名医诊治，却因杂药乱投，不得要领，久未见效。他当时便对这些所谓的名医“心甚陋之”，从此立志学医，扭转时风。隆庆四年（1570），他的妹妹得了乳疮，肿痛不散，一众医家束手无策，王肯堂结合所读医书和实际病症，仔细辨证，亲手治愈了妹妹的疾病。后来，他又根据相似的原理，治好了一位虞姓老翁的附骨疽重症。从此，王家公子善医的名声渐为人知，前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灵兰要览》中记载了一则王肯堂治愈外祖母疟疾的医案。有一年夏天，王肯堂八十多岁的外祖母患上了疟疾，几个舅父准备使用截法治疗。王肯堂深思熟虑后说，这个病一剂药就可治愈，不必冒险用截法。他用升麻、柴胡、羌活、防风、葛根等辛甘升阳散寒，再用石膏、知母、黄芩等苦寒药清营泄热，猪苓淡渗分利阴阳，加甘草调和诸药，穿山甲引药直达病所，运用这样一个方子，一剂药就治好了外祖母的疟疾。
不过，父亲王樵担心过度分神于医道会影响儿子的科举功名，因此屡次劝他要以科举为重。王肯堂不忍违背父意，努力攻读四书五经，但是背地里仍然钻研医道。经过多年的努力，王肯堂于三十岁时考中举人，四十岁时中了进士，被选为翰林检讨，进入国史馆。在任职国史馆的四年中，他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利用职务之便，读到了朝廷馆阁秘藏的大量医学典籍，使他对历代医家论断皆有所熟悉，医学见解更加成熟精进。
在国史馆任职期间，王肯堂时常施展医术。史官韩敬堂，久患膈痛病，请了很多大夫都没有治好。王肯堂诊断之后，认为病根在虚，所以每当太疲劳或饮食无规律时就会发病。他开出十全大补汤，不久韩敬堂的膈痛病就痊愈了。王肯堂从不吝惜自己的医才，但凡听闻哪位同仁身体不适，他都乐于帮忙问诊，往往药到病除，这使得他在国史馆颇受爱戴。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王肯堂为提振大明的军事实力，力谏十议，言辞慷慨激昂，却遭到“浮躁从事”的评价。对政治备感失望的王肯堂辞官回家，潜心医学。辞官在家的十三年里，他一边为人治病，一边撰著医书。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证治准绳》四十四卷，共两百二十万字。他在《证治准绳》中指出，行医治病，“……所济仅止一方，孰若著为（医）书，传之天下万世耶”，这本医学巨著历时十一年完成，博涉古今，对杂病、伤寒、疡医、幼儿科、妇科等都有系统论述。书中涉及病种广泛，往往列述历代著名医家观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阐述本人见解，对诊断、治疗方法的描述都细致入微，受到后世医家的一致好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博而不杂，详而有要”。
除了《证治准绳》，王肯堂还著有《医镜》《医辨》《医论》《灵兰要览》《胤产全书》《胎产证治》《郁冈斋医学笔尘》《医学穷源集》等著作，广为流传，对后来的医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肯堂作为一代名医，弟子众多。其中，南昌张、新安闵承诏曾参与校勘《伤寒证治准绳》《女科证治准绳》《疡科证治准绳》等书；浙江嘉善的浦天球在民间行医，颇有医名，兼怀隐士之风。秣陵（今江苏南京）的纪文麓，曾向王肯堂问过业，编有医著《杏苑生春》。王肯堂的侄子王懋锟也知医学。可以说，王肯堂的医学思想在这些弟子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缪希雍
缪希雍，字仲淳，号慕台，江苏常熟人。因兼怀高超医术和忠肝义胆，被尊称为“义侠神医”。
缪希雍出身普通的官宦家庭。父亲缪尚志是正德年间的举人，官至汉阳府通判，生母为侧室周氏。缪希雍出生时父亲已经年迈，到十三岁时，父亲病故，家道中落，靠母亲纺织来维持生计。年幼的缪希雍既聪颖又好学，家里虽生活困难，仍为他聘请良师，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
缪希雍走上医学道路，与他早期的身体情况有关。他年幼时体弱多病，十七岁时不幸患上疟疾，多位医生诊治都不见效。迫不得已，他自己搜罗医书阅读学习，研究病情与处方。经过数年尝试，他最终将许多大夫都束手无策的疟疾调理至痊愈。从此，缪希雍便立志学医。据他撰写的《神农本草经疏?自序》介绍，起初他到邻居藏书家赵用贤的脉望馆研读宋代珍本医书，打下一定医学基础后，又外出游学行医，寻师访友，切磋学问，汲取新知，搜集秘方，查考药物，足迹遍及江南及山东、湖广十余省。
万历七年（1579），缪希雍在南京结识了名医王肯堂，两人一见如故，共同钻研医道，遂成挚友。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记载了两人的数次医学交流。有一次，两人相谈时，王肯堂见缪希雍从袖子里拿出东西放进嘴里咀嚼，奇怪之下便开口相问。缪希雍告知，他吃的是资生丸，具有调理脾胃的功能，饥饿的人服用后会解饿，吃饱的人服用后会消食。随后，将方子写下来送给王肯堂，并送了一些资生丸给他。后来，王肯堂与朋友饮酒，酒足饭饱后因担心伤脾而不敢睡觉。这时，他突然想到缪希雍给他的资生丸，便服用了两丸。第二天早晨，脾胃如常，无丝毫积滞感。从此，王肯堂对这个方子彻底信服。后来，缪希雍与王肯堂一起会诊，治疗过多个疑难病例。缪希雍还参与编纂了王肯堂的医学著作。
万历九年（1581），缪希雍到宜兴开业行医，远近登门求医或邀请出诊者络绎不绝。据《先醒斋医学广笔记》记载，有一次，浙江督学陈大绶因过劳感暑，多日下痢出血，聘请多位当地名医诊治，但这些所谓的名医皆呼难治。病情日下，陈大绶想起之前曾听闻缪希雍擅治疑难杂症，便派人专程寻访。缪希雍当时正在苏州出诊，连夜奔赴杭州，诊脉开方，陈大绶服药两剂后竟然奇迹般痊愈了。
万历十五年（1587），缪希雍迁居浙江长兴；天启元年（1621），又移家江苏金坛。他所居之地，患者多得他妙手回春，治好了疾患。朱国祯准备赴京任礼部尚书，忽然患了膈病，剧痛难忍，缪希雍用苏子五钱治好了他的病。缪希雍用药偏于寒凉，擅用石膏，开创了脾阴学说，对伤寒病、脾胃病、吐血症的治法都有独到见解。
缪希雍的临床心得和医案、药方主要集中在他的好友丁元荐汇编的《先醒斋笔记》中，后经缪希雍亲自增广扩充，形成了《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缪希雍又撰成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疏》。此书阐释四百九十余种中药药理，详列病忌药忌，在中医药学史上影响颇深。清代医家赵学敏称其“实为李氏（李时珍）之功臣”，后世多将其与《本草纲目》一起，视为中医本草之“双璧”。此外，缪希雍还辑成《本草单方》，从明朝以前四百九十九种中医药著作中摘录实用有效之单方、验方、秘方，以及毕生搜集的民间验方及己验方共四千七百三十六个。另撰有《辨脉法》，为其研究脉象的著作。
除了高超的医术和丰富的医学著作，缪希雍还拥有高尚的医德。他行医不计贫富，一视同仁。他曾撰《祝医五则》，阐发医生应具备的道德操守，与行医者共勉。
天启七年（1627），缪希雍病故于金坛，葬于宜兴山中。据《虞山沈氏宗谱》卷九《缪慕台双潭茔记》记载，后来常熟虞山的缪氏祖墓，亦“统以缪慕台名之”。《明史》将其传记附于李时珍传。缪希雍膝下并无子女，但其弟子如庄继光、马瑞伯等皆有医名，他的医道因此得以传承。
陈实功
陈实功，字毓仁，号若虚，南直隶通州（今江苏南通）人，明代著名外科医学家，是中医外科三大流派之首“外科正宗派”的开创人。
据《直隶通州志》记载，陈实功“幼善病，因究心《素问》《难经》《青囊》诸书”，使他走上学医道路。后来，又拜当时的名医家李沧溟学习疡科。李沧溟的医学理念对陈实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外科正宗?自序》中，他记录了李沧溟对中医内科、外科的认识：“……医之别内外也，治外较难于治内。何者？内之症或不及其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后来，陈实功走上了外科道路，在治疗外科疾病的时候，注意发掘其内在病因，以内外结合的方式治疗，改变了过去外科只重技巧而不深研医理的做法。
行医治病之余，陈实功为了将自己的外科经验推而广之，让更多的医者掌握方法技巧，不顾晚年身体虚弱，倾注全部心血撰写了《外科正宗》。书中记录了他的诸多临床经验。例如，一位七十多岁的乡官，因右背生疮来找他看病。陈实功见“疮虽微肿，色淡不红，势若龟形，根漫不耸”，判断系老年气血衰弱之故。他先用“排脓内托散”，加皂刺以溃脓托里，待疮越发红肿，又用十全大补汤催发，果然脓水流出，但尚不流畅。他便用铍针开通脓管，使其顺利排泄。接着又用“人参养荣汤”“参术膏”等药调理老人气血。经过七十多天的调治，老人的恶疮彻底痊愈，气血大有改善。
《外科正宗》是陈实功医学思想的结晶。全书四卷，共二十余万字。书中从疾病的根源、诊断到外科上常见的大部分疾病，从各家病理学说到临床症状和特点，各种病症的治疗方法以及手术的适应、禁忌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每论一病，往往先述病因，接着叙说症状与诊断，再论治法与处方，并附典型病例。其中，对肿瘤、淋巴转移、鼻咽癌等疾病的论述，对现代临床医学亦大有启发。书中提到的下颌骨脱臼整复手术等外科治疗方法，至今仍在沿用。《外科正宗》印行后，广为流传，数百年来多次翻印，成为中医“外科正宗派”的开山之作。
陈实功在外科器具上多有发明，自制多种外科器械，对后世影响很大。例如，他在《外科正宗》中讨论了对传统铍针、喉针的改良：“古之多用马衔铁为之，此性软不锋利，用之多难入内，今以钢铁选善火候铁工造之，长二寸，阔二分半，圆梗扁身，剑脊锋尖，两边芒利，用之藏手不觉，入肉深浅自不难也。”通过调整材料和制作工艺，优化改进了这一外科器具。此外，他强调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不同的手术工具。以喉针为例：“如脓深欲其口大，直针进而斜针出，划开外肉，口则大矣；喉针长六寸，细柄扁头、锋尖，刺喉脓血者皆善。”他较早述及鼻息肉摘除器的制作和使用方法：“细铜箸二根，箸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箸相离五分许，以二箸头直入鼻痔根上，将箸线绞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拔落。……”这与现代使用鼻息肉绞断器的摘除原理基本相同。
陈实功不仅有着高超的医术，其品德也为人称道。他作风正派，对病人不论贫富，一视同仁。为规范行医道德，他还著有《医家五戒十要》，其中，对医业学习、思想修养、言行举止，对患者的态度及处理同事间关系等，都做出了严格规定。此文被美国《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全文收录，被认为是世界上较早成文的医德法典。
陈实功热心公益事业，反哺家乡。他在家乡南通多次修路架桥、购置义田、设置病院、赈饥赠药，做出了很多贡献。据《直隶通州志》记载：“通济桥在南门外一里。……又一里曰段家桥，二里曰水丰桥，东路二里曰白塘桥，俱陈实功建。”又载，陈实功“置义宅，赡族。修山路石梁，建药王庙，增置养济院”。后来，人们把陈实功筹资修建的“通济桥”称为“纪功桥”，正是为了褒赞他的美好品德。
吴有性
吴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末清初著名温病学家。他的《瘟疫论》（一作《温疫论》）是温病学派的标志性著作。
吴有性走上行医之路，正值明朝日趋腐朽衰败之际。当时战火连绵、灾荒不断、疫病肆虐，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据《明史》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大疫暴发，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吴有性家乡吴县一带也未能幸免。当时，患者或因失治而死亡，或因妄用药剂而致死，或因病急药缓不治而死。《吴江县志》记载这场疫情：“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可见吴地受灾之深重。
目睹此等惨状，吴有性痛切感到：“……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他发现当时的医家对瘟疫还缺少正确的认识，常以伤寒法治疗瘟疫，使患者除了死于瘟疫本身外，还死于误诊误治。痛心疾首之余，他决心了解疫情，拯救黎民百姓的生命。为此，他不畏疫病传染，深入疫区，在医疗实践中观察病状，研究病源，最终掌握了瘟疫的外感特征，指出瘟疫与伤寒尽管在表面上相似，但在病因、病理、传变、治法等方面仍存在鲜明差异。为此，他创出一套辨证论治方法，并发明针对瘟疫的方剂“达原饮”，施之于民，救人无数。
吴有性在总结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理论分析，著成《瘟疫论》一书。全书分列八十六个论题，包括上卷五十个论题、下卷三十六个论题，内容包括瘟疫的病因、初起症状、传变诸证、兼证、治法以及妇女、小儿时疫的特点、调理方法等，基本形成了中医温病学的辨证论治框架。此书被认为是中医学史上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
当时，对正处在疫疠的患者，寻常医家多用汗、吐、下法，导致不少患者阴伤津亏、身体脱水，严重者因此而丧命。吴有性则主张滋阴护液。他在《瘟疫论》中提到，有一次，一瘟疫患者出现泄泻之证，口燥唇干、舌裂如断。前医误用张仲景的协热下利法，开出葛根黄连黄芩汤，反令病情加剧。吴有性诊视后，先用大承气汤清下热结，待下利止后，再让患者服用清燥汤，以滋阴清热。连下两剂后，患者虽肌表尚存微热，但里邪先尽，中气和平，饮食渐进。过了半个月，津液渐回，忽作战汗，表邪乃解。对此他总结道：“脉浮身热，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像这样的瘟疫治疗经验，吴有性在书中总结了很多。后来吴塘、叶天士等温病学派名家，都受到了吴有性学说的影响。
张介宾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明末著名温补派医家。张介宾提出阴阳一体观，认为阳常不足、阴本无余，创造了阴阳六变学说和八阵分类法，在薛己之后进一步发展了中医温补理论。
张介宾秉性聪颖，勤奋好学，较早接触医学。据《景岳全书?序言》记述，他十四岁便随父进京，拜师于京畿名医金英。比起行医，当时的张介宾更向往兵营，“好谈兵击剑，思有所用于世”，于是半途投笔从戎。直到五十多岁，壮志难酬，才回过头来专心学医。
张介宾倡导温补理念，曾用温补法多次治愈疑难杂症。《景岳全书》记载，有一次，朱翰林年近七旬的太夫人不慎摔跤，造成寒热。请来的众多医家都为她滋阴清火，反而使病情加重了。张介宾见朱太夫人六脉无力，虽头面上身有热，而口不渴，足冷至股，判定不能一味清火，乃用温补之法，患者果然热退进食。后来患者又出现便秘之症，群医认为是“燥结为火”，张介宾认为是阳虚寒积所致，在理阴煎中加姜、附之辛，果然奏效。
其实，张介宾早年并非温补派，而是与当时其他医家一样推崇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观点。及至中年，他积累了众多临床经验，发现一味滋阴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滥用寒凉药物还会使病情恶化。因此，他根据《黄帝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理论，转而师法李东垣和薛己，多用温补方法，并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因此成为温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后人批评某些医者滥用温补之药的弊病时，都会认为是张介宾引导的缘故。事实上，张介宾并非一味崇尚温补。他认为阴阳本自一体，两者不可偏废。在《类经图翼?真阴论》中他指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明确告诫后人不能曲解其学术思想，专主阳气温补，忽视对阴气的滋养。
张介宾早年从戎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中医思想。他擅长将兵家经验融入医学思考，认为“用药如用兵”，把治病之法比作战略战术，将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称作“八略”，又把立方选药比作排兵布阵，称其为“八阵”，又分为古方八阵和新方八阵。新方八阵为张介宾自创方剂，包括左归饮、左归丸、右归饮、右归丸、大补元煎、金水六君煎、玉女煎等著名方剂。其中，补略和新方八阵中的补阵最能反映张介宾的医学主张，强调气血互生、阴阳平衡、水火相济。例如，左归丸治真阴不足，为壮水之剂，内含温阳之品，是阳中求阴；右归丸治真阳不足，是益火之剂，内含养阴之品，是阴中求阳；大补元煎则助推气血互化，“回天赞化，救本培元”，被其列为补阵第一方。
张介宾的医学思想在他的《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质疑录》《景岳全书》等著作中均有所体现。其中，基于《黄帝内经》而作的《类经》，尤其为人所称道。《类经》将《黄帝内经》次序打乱，重新分类，按照不同内容，分为十二类。全书以《黄帝内经》原文为纲，采集各家医论，又参以个人心得，进行通俗解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条理井然，易于寻览”，是古今研究《黄帝内经》的力作。
在薛己、孙一奎等人之后，张介宾进一步阐发阴阳一体观和命门学说，使中医温补派在明末取得了新的发展，推动吴越医学渐趋完善。
李中梓与“士材学派”
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莪，又号尽凡，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他对中医教育的贡献尤其为人所称道，门下弟子众多，其中，首传沈朗仲，再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皆有医名，世称“士材学派”。
李中梓早年命运坎坷。他出身武官世家，曾祖李府在抗倭中战死。四岁时，其父早逝。他从此勤奋习儒，又兼读兵法，希望能重振家业。然而，在科考过程中，他却因秉性清刚、不合时风，应考九次皆未能中举。家中母亲、妻子、兄长又陆续因庸医误诊误治而去世。后来，他在《颐生微论》中感慨：“余壬辰亡父，癸卯亡妻，乙巳亡母，壬子亡兄……仓卒求医，半为药误，而余又早岁多疴，未免临方思订，是历境之有感者也。”或许正是早年的种种变故，促使李中梓转投岐黄之门，业医终身。
李中梓学医，主宗《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兼学百家，尤其推崇明代薛己、张介宾等温补学派的医学思想，在此基础上还强调对脾胃的调理。在当时，他还与金坛王肯堂，同乡施笠泽、秦昌遇等吴越名医交往频繁，相互之间亦师亦友，切磋医术、研讨医理，各有所得。
王肯堂比李中梓年长三十九岁，中年辞归故里，与李中梓相识，两人结为忘年交。晚年王肯堂患脾泄，是李中梓用巴豆入药为其治愈。当时王肯堂年过六旬，又是名医，寻常医生不敢用迅利之药，一味滋补，导致王肯堂的病情愈加严重。据《对山医话》记载，李中梓诊治后对王肯堂坦言：“您如今体肥多痰，愈补则愈滞，应当用迅利药物，希望你不要怀疑我的判断。”王肯堂与李中梓相交已久，对其医道素来赏识，挥手笑道：“当世名医，只有我们两个，你定方子，我服药，有什么可怀疑的？”几帖药下来，病情果然好转了。
施沛、秦昌遇与李中梓互为乡亲邻里，三人都是华亭的名医，日常来往也很密切。
施沛，字笠泽，明代著名藏书家施大经之子，曾在河南为官，兼擅医术，有《祖剂》等医著传世。施沛曾校注李中梓的《颐生微论》等医书。李中梓与施沛常一同会诊病人，讨论方药。施沛的《云起堂诊籍》记载了两人诊治一位产妇的案例：该女子产后癫狂乱语，二人会诊后判断是瘀血夹痰，上蒙清窍，先用归尾、桃仁浓煎，并让带服滚痰丸。患者服后泻下恶物，神志渐清，随后两人再开一方，用镇肝丸调理善后，产妇痊愈。后来，施沛患关节炎，也是李中梓开出川柏五钱、木通四钱、槟榔一钱等药，治疗而愈。
秦昌遇，字景明，号广埜山道人，又号乾乾子，擅长儿科，兼善内科，撰有《幼科折衷》 《症因脉治》等医书。据《里中医案》记载，秦昌遇素患痰饮，每年都要发作四五次，每次发作都会呕吐，不能饮食。他对自己的顽疾也无能为力。李中梓施诊后告诉他：“病日久而结成窠囊，非大涌之弗愈也。”随后，先让他服用十天补中益气丸，再频投瓜蒂散，经七补七涌，累计百日，窠囊始尽。接着转服六君子汤、八味丸，经年不辍。经过李中梓的施治调理，秦昌遇的痰饮之症得以根除，从此不再发作。
李中梓在学术上私淑温补学派，但趋向折衷，较少门户之见，崇尚圆机活法，力求药证相合。除了行医问诊外，他还致力于撰写医著。代表作《医宗必读》十卷，初刊于崇祯十年（1637）。书中内容广泛，专题论述包括医理、本草等问题，对历代医家学说也有鞭辟入里的介绍，对临床问题、常见病的分析，往往切中要害，因此一经问世，很快便成为卓有影响的中医书籍，后世多次刊印。李中梓的另一部代表作《内经知要》，自崇祯十五年（1642）以《李士材医书二种》合刊形式问世后，不断重刊。为便于读者学习，他的《内经知要》有意识地与马莳、张介宾等人详注《黄帝内经》的做法相区分，强调简约，将《黄帝内经》的重要内容选录原文，结合中医学基础理论及本人临证经验予以简要阐述。清代名医薛雪在《内经知要?序》中评价该书：“……至简至要，方便时师之，不及用功于鸡声灯影者，亦可以稍有准则于其胸中也。……”
李中梓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后学的培养。由他的门生弟子构成的“士材学派”，是他对中医史的另一大贡献。其门人弟子主要分布在吴越地区，其中，刘道深、李延昰、郭佩兰、沈颋、尤乘成就卓著，堪为代表。
刘道深，字公原，上海人，是李中梓的表兄弟，性颇颖悟，肯下功夫。他随李中梓学医两年后，便尽得其传，不仅医术高明，还很有医德。行医谨遵李中梓的教诲，凡求治者，不分贵贱，有求必应。曾著有《症脉合参》《医案心印》《伤寒探微》等书，可惜都已散佚。
李延昰，字辰山，一字期叔，原名彦贞，上海人，是李中梓的侄子，同样受教于李中梓而精于医术。他所著的《脉诀汇辨》，被收入李中梓的医案。李延昰勤奋好学，在被李中梓领入门后，又拜名医缪希雍、周梅屋等为师，尽得其传。他结交喻昌、张遂辰、卢子繇、朱彝尊、贾所学等众多名医，互有往来，常常切磋医术。
沈颋，字朗仲，苏州人，是李中梓最赏识的弟子之一。李中梓曾在《删补颐生微论?序》中说：“吾道之不孤，其有赖于朗仲也乎。”沈颋所辑《病机汇论》十八卷，刊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分六十门，继承李中梓的做法，广征博引而文简法备，行文词约义赅，切合实用，近人谢利恒评价：“辑前贤方论，皆终于士材，实士材一派之学最完全之书也。”沈颋一方面全面继承了李中梓的学术思想，治病救人，蜚声吴越；另一方面致力于培养后进。《病机汇论》经过弟子马元仪、再传弟子尤怡的参订增益，合师徒三代之力完成。弟子马元仪尽得士材学派所传，名噪一时。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尤在泾均出自马元仪门下。
郭佩兰，字章宜，苏州人，自幼体弱多病，服药二十余年。最初跟随沈颋学医，后得李中梓亲授，医术大进，搜集古本草，择其精要，著《本草汇》十八卷。收药近五百种，每药下编有俳语，便于记诵。并附所得历试之验方，详细介绍了造豉法、造神曲法、豆淋酒法、净松香法、制大风子油法、制百药煎法、制沥法、取蟾酥法、炼秋石法、造酥法、升轻粉法、蒸饼法等多种炮制工艺，是后世中药炮制技艺传承的重要参考书。
尤乘，字生洲，苏州人，弱冠时便得到李中梓亲授，后又遍访名家，曾任太医院御前待值。重视五脏养生和饮食治疗，著有《寿世青编》《勿药须知》《脏腑性鉴》《喉科秘书》《食治秘方》等书。此外，他还对李中梓所撰的《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篆》进行了增补，为弘扬士材学派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上述名医事迹可知，吴越地区的医学文化在元明时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各科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得到了系统总结，一批对前代医学有集大成意义的医学著作陆续问世，以内科之滋阴学说、温补学说、温病学说、外科之正宗派思想为代表的创新观点层出不穷，推动了中医学的创新与发展。
与此同时，吴越医学在这一时期的中外医学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景泰三年（1452），日僧月湖（又号德斋）来到中国学医，居住在钱塘县，吸收朱丹溪医学思想，著成《全九集》和《济阴方》。成化二十三年（1487），日本医家田代三喜来到中国，师事于月湖。他在中国留居十二年，攻读了李杲、朱丹溪及其弟子的医学著作，归国后成为李朱医学的传播者。丹溪学说由此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为日本汉方医学最早的流派“后世派”，朱丹溪在日本被尊称为“医圣”。后来，田代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成立“丹溪学社”，传播丹溪学说，并开创了延续十二代的医学流派——道三派，丹溪学说指导日本汉方医学长达三百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朝鲜中医专著《东医宝鉴》问世，该书大量引用丹溪医派的方药，并在参考书目中列出十二种丹溪学派的医著，占总数的八分之一。吴越中医思想还流传到越南、印度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大南会典》记载，《医学入门》《景岳全书》《医贯》等吴越医家的著述曾传播到越南，对当地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明永乐年间，郑和率领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航行至南太平洋、波斯湾及非洲东海岸周边国家和地区，吴越医家陈以诚、陈常等作为随船医生同往，将吴越医学的成果传播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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