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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散文版《人类群星闪耀时》，每一篇都是当代文坛人物特写的巅峰水准
用散文的创作手法呈现历史天空的群星闪耀，一本书点燃心中的火焰，给你无限的勇气和璀璨的希望。
★集结20位文坛散文名家，展现人物散文的顶峰实力
★成就自己的英雄主义：一段人生的落点，从不是“功成名就”，而是“找到你自己”
最能打动人的不是名人深厚的成就和辉煌，而是他们追求和探索的过程。
让每一个当下的我们，在他们身上寻找到与自己灵魂相契合的部分，从他们历尽浮华跌宕的人生中收获慰藉与共鸣，多一份从容安放自己内心的可能！
★新年新开始，充满希望的青春励志人物侧写散文代表作
人生还长着呢，
长到足够让我慢慢想清楚 到底想要什么；
人也还生长着呢，
在每一次从泪水中抬起头继续向前的瞬间。
★随书附赠封面同款插画仿拍立得小卡*1张，愿天气都好，理想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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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本当代散文合集，由杨海蒂、李汉荣、陈世旭等文坛名家联袂创作19篇极有代表性的人物特写，有屈原、李白、辛弃疾、林则徐、丰子恺、史铁生、张桂梅……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用散文的创作手法呈现人类的群星闪耀，让每一个当下的我们，在他们身上寻找到与自己灵魂相契合的部分，从他们历尽浮华跌宕的人生中收获慰藉与共鸣，多一份从容安放自己内心的可能。
一段人生的落点，从不是“功成名就”，而是“找到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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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海蒂
著名作家，原《人民文学》编审，现为《香港文艺》副总编辑，北京市朝阳区作协副主席。
著有文学作品多部，大量作品用作各种试题，被译为多种外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入选百余种选本、选刊、年鉴等。
获丰子恺散文奖、百花文学奖、孙犁文学奖、丝路散文奖、北京文学奖、中国·大河诗歌奖、金青藤国际诗歌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等。。
卞毓方
著名作家，《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著有《长歌当啸》《寻找大师》等，文章多次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和全国高考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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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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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沐光而行
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刘汉俊 003
李白：诗酒月与蓬蒿人 陈世旭 010
杜甫：千古诗圣赤子心 李汉荣 020
苏轼，叙述一种 刘小川 029
李清照：历尽沧桑的女词宗 邢秀玲 041
文天祥千秋祭 卞毓方 050
志存高远，慎守儒风
——林则徐的家风家训和家教 许维勤 062
辑二
迎山破阵
谦谦君子 卑自以牧——日记中所见朱自清先生
的自省精神 马庆洲 079
公公丰子恺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丰南颖 丰意青 090
林徽因的战时岁月 李玉俐 098
非凡之学 平凡之人 梁志刚 111
父亲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汪朗 汪明 121
我去地坛，只为能与他相遇 杨海蒂 129
辑三
十万春生
永远的钱学森 邓丽君 王颖卿 147
陈景润：永远纯真的数学巨人 沈世豪 156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庄志霞 赵庆庆 170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王建柱 186
再读樊锦诗——回望她陪伴莫高窟的六十年 张玉洁 198
张桂梅，用生命点燃希望之光 木祥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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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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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刘汉俊
每逢端午，遥祭屈原。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种民俗关系联系如此之紧密，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
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一个让历代文人仕子朝诵夜吟的巨擘，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篇章中的一个厚重的标题。
拂去历史的云烟，掸落鏖战的尘埃，一尊伟岸的独行者身影从遥远的两千多年前渐行渐近。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根铁骨。
历数古今中华先贤，列在前几位的，当有屈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价值的爱国精神缔造者，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感谢司马迁，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从亘古不息的汨罗江中，打捞起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他在《史记》中用了1200多字让后世记住了那个不屈的脊梁。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籍贯湖北秭归，生于公元前约340年，卒于公元前约278年。他生活在楚国的国都郢，也就是在他投江五百年后被刚愎自用的关羽大意丢失的那个荆州。年轻时的屈原担任过楚怀王的左徒，伴随左右，深得器重，参与和执掌楚国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起草宪令，修正法度，展示了高超非凡的治国理政才干。这一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时期，确立了他事业的高度。
屈原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耸立起中国文学风光雄奇的巅峰。《离骚》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篇幅最长、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天问》以奇特的诘问形式、异常神奇丰富的想象力，一连向上苍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问道、借古喻今、叩问现实，质疑巫术的盛行，充满科学求索精神；在祭歌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九歌》，结构精巧，斑斓绚丽，塑造了或优美妖娆或庄重典雅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诸神形象，成为传世经典之作。《离骚》之后没有《离骚》，《天问》之后《天问》不再，《九歌》之后难寻《九歌》，屈原之后的中国文化人都聚集在这座高山之下，挖掘文学奇想的泉眼和思想的深井。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溯寻中国文化的源头，都不能不端视汨罗江畔那一尊行吟者的身影，去仰视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与文化高度，触摸那钢筋铁骨一般的“屈原精神”。
我以为，屈原的精神高度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国家至上。屈原志存高远，心系国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威震诸侯。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对外都是一把好手。
但他并非总是春风得意，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来自外部却深潜楚宫的政治对手——秦相张仪。此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和纵横家，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胆略过人。
张仪的一生有两件最得意的政绩，一是几度破坏楚齐联盟，为秦国成就霸业扫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离间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使楚国驱逐忠良，丧失清醒，丢掉了雄起的基础和机遇，最终为秦所灭。
这两件事合而为一，那就是张仪打败了屈原，抽掉了楚国的一根铁骨，但创造了一个英雄屈原。张仪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国唯一使他感到威胁的对手，他收买靳尚，设诡郑袖，蒙骗楚王，谗害屈原，可谓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屈原也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楚为秦所吃。
但屈原心在国家，忽视了身边小人的力量，或者说看重的是道德层面，看轻了政治的残酷。这是战略败于战术、谋略败于谋术、谋事败于谋人的经典案例。两人较量的结果是，正不敌邪，屈原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楚秦之战实质上是屈、张对决，屈死而楚灭，张狂而秦胜。尽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使命的担当。
历史的篇章总是飞扬着流畅与滞涩的墨迹，正邪不分、忠奸难辨的故事时常发生，让人嗟叹，但车轮总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其实，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并非始于秦始皇，春秋争霸，战国争雄，诸侯之间的征战都是统一战争，是诸多帝国梦的灰飞烟灭与推倒重来。
屈原的政治见识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性质，知道战争的赢输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而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的忧虑远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彻得多，忧楚、兴楚、强楚之心日月可鉴。国之将亡，已无暇计较个人恩怨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前途甚至自己的生命。
一次次忍辱负重、拼力斡旋，使楚国得以联齐而苟延残喘，但楚怀王最终背信弃义，中秦计而绝齐，以致受袭无援时，为秦所灭。
一切幻灭之后，屈原拼尽生命全部能量最后一跃，以身许国、以明心志。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屈原精神的主体，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爱国精神的起源与核心，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屈原从政治生涯顶峰坠入人生的窘境，从政治家回归到落魄文人，从理想的偾张走到了惨淡的现实，这种落差使他的思维从博大走向了单一、从宏观走向了微观、从灵变走向固执。他看到了楚国的末日，不愿意接受秦国即将一统天下的趋势，在奋起与隐遁之间，做出了痛苦和尴尬的选择。其实这是无谓挣扎，在摧枯拉朽的历史车轮面前，一切都会被碾得粉碎。屈原稀里糊涂地充当了一个有气节的螳臂，既可敬，又可怜。为一个不值得的封建王朝而“殉情”，这是屈原的局限，也是屈原的悲剧。
屈原，是中国文人的一滴眼泪。
从这个角度讲，屈原应该向比他年长210岁的“至圣先师”孔子学习。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不为重用，或者被供而不用，也曾郁闷过，但他看清了现实的无奈，并不过多怨天尤人，只轻轻地一声叹息后，便一头扎进典籍诗书中，梳理上古时期的经典思想，集成和开创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孔子的思想如一轮明月，映照人类文明的长河两千五百多年。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时间之长远、影响力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的思想家，唯孔子为最，他在奠定历史文化高度的同时，成就了自身的精神高度，后世无以企及。苍天有眼，巨擘如风，总是在重重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为你轻轻推开一叶窗。只是屈原没听到风吹窗启的吱呀声罢了。其实，人生原本就是多元、多彩的。
屈原的刚和孔子的柔，都是民族的骨骼，都是民族的性格，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巨雕和英雄史诗。
之所以感谢司马迁，是因为他敢于真实客观地评价屈原。像屈原这样一位不得志的贬官，在当朝的史官笔下是很难有真相可言的，如同对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被始用终弃的文臣武将的评价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司马迁不同，他在屈原愤然投江一百五十年后伫立汨罗江边凭吊先贤，那时的他只有二十来岁，一样的满腹经纶，一样的家国情怀，“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他高声诵读屈原的诗词歌赋，志趣相投，英雄相惜，涕泪长流，所以他笔下的屈原才那么真实、那么有神采。司马迁的垂泪，是屈原溅起的水珠，是接续古今情感的一脉清流，因为二十五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触怒汉武帝，出于同样的悲剧、同样的悲情，他发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慷慨悲歌。我想，司马迁应该把屈原的死看得很重，而把自己看得很轻，因为他要著书立说，留住历史，记录包括屈原在内的悲剧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还应该向比他小210岁的司马迁学习。孔子、屈原、司马迁，各有志向，都是中国精神的骨骼。
悲剧英雄也是英雄，纤弱战士也是战士。螳臂当车是一种战斗，以死抗争也是一种战斗。水柱擎天，英气断流，屈原用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矗立起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万年的丰碑。
仰望是需要载体的。文化的盛宴无须山珍海味，一枚粽子足够，加上驱邪的雄黄酒、奋进的龙舟队，更好。棱角分明，粽叶幽香，年年端午，款款深情，咀嚼和回味的是一种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人选择了在孔子的诞辰纪念日祭孔，亦选择了以屈原的忌日为节日，从此，中华民族的文脉里，弥漫了一种淡淡的忧思，以及绵绵的诗意。
李白：诗酒月与蓬蒿人
陈世旭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已经42岁的李白忽然得到入京诏书，于是立刻回去与家人告别，并写下七言古诗《南陵别儿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白酒刚刚酿好，我从山中归来。啄食谷粒的黄鸡，在秋天长得正肥。让童仆炖鸡斟酒，任儿女扯衣嬉闹。夙志得慰，高歌痛饮，醉而起舞，容光与落日争辉。苦于没能早些年头游说万乘之主，必须快马加鞭向远道狂奔。会稽愚妇看不起贫穷的朱买臣，如今我也辞家去长安而西入秦。仰面朝天纵声大笑着出门而去，我怎么会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
李白求用心切、受宠忘形的神态跃然纸上，踌躇满志表现得淋漓尽致。过了将近一千三百年，我们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李白那种毫不掩饰的兴奋扑面而来。
后人誉李白为“诗仙”，但他最大的抱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李白“五岁诵六甲”（《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开始社会干谒。好剑术，喜任侠。十八岁隐居读书；二十四岁开始远游；次年出蜀，“仗剑去国”；二十七岁迎娶官宦女儿；二十九岁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遭谗谤，上书自白，终为所拒；三十岁往长安，谒宰相及其他王公大臣，均无果；三十三岁开山田，耕读度日；三十四岁献唐玄宗《明堂赋》；次年又献《大猎赋》，赞本朝远胜汉朝，结尾宣讲道教，契合对方当时的崇道，以博赏识；同年，进长安结识卫尉，进而向公主献诗“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祝她入道成仙，一步步接近权力上层；在长安紫极宫，遇见贺知章，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诗本，其诗瑰丽潇洒，令贺知章惊为“谪仙人”。
由于公主和高官的赏识，李白被召进宫，玄宗降辇步迎，即令供奉翰林，陪侍左右。初春，玄宗行乐宫中，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每有宴饮郊游，必命李白赋诗以纪盛况，流传后世。
玄宗的宠信，让同僚不胜艳羡。李白自己却日渐厌倦，纵酒以自昏秽，以至“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他醉中起草诏书，伸脚让太监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后玄宗赐金放还”，亦即变相将其撵出长安。
在《玉壶吟》中，李白很直白地总结了这段宫廷生活：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
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又有《蜀道难》，变幻奇谲，仙而不鬼，倏起倏落，忽虚忽实，烟水杳渺，可谓绝世奇文。它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屡逢踬碍，怀才不遇。
原以为能像管仲、张良、诸葛亮们一样干一番事业，却发现那不过是幻影；原以为能“平交王侯”，然而王侯们并没把他当一回事。“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冯谖之鉴就在前面。他最终落了个“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失望，“行路难，归去来”的哀叹，“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惆怅，“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无奈。
出京，李白重新踏上了云游的漫漫旅途，在江淮一带盘桓。精神极度苦闷，一再去友人的山居为客，登高饮宴，借酒放歌，发泄胸中郁积。既然“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那就“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时间像从天而降的黄河，疾逝不回。高堂上，明镜里，早上还是一头青丝，傍晚就白如霜雪。《将进酒》，篇幅不长，却五音繁会，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气势与力量震古烁今。
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除了感慨“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只能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尽管后人评这首《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如天马行空，神龙出海”，音调激越高昂，情感起伏涨落，如江河汹涌瞬息万变，波澜迭起，与艺术结构的腾挪起伏完美结合，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云云，但诗人的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情状是无法掩盖的。当年直陈其事的赋体《南陵别儿童入京》兼采比兴，夹叙夹议，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在纵恣跌宕的笔调中，洋溢着实现抱负的极度喜悦和积极进取的奔放豪迈，可如今，这样的影子一点也见不到，更别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了。
命运只给了他写诗的才华，却没有给他从政的机会。
年近耳顺，李白竟至于走到了流放路上，好在不久就遇大赦。九死一生的老人，写下《早发白帝城》，表达捡回一条老命的激动。
此后，李白与仕途绝缘，重新沦为蓬蒿人。从被赦到离世，几年间，颠沛流离于宣城、金陵。
李白看不起蓬蒿人，蓬蒿人却没有看不起他。乡野豪士汪伦修书邀请落魄的李白去他家乡，“诡云”那里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去了，才知道“桃花”是桃花潭，并无桃花，“万”是一家店主的姓。但汪伦“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的盛情让他深为感动，他挥毫写下《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也是流传最广的李诗之一。
桃花潭在青弋江边一个普通的皖南乡镇。我去的那个傍晚，街上行人杳然。
晚年的李白几经磨难，潦倒几近乞丐。他自己在诗里说“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说白了就是靠人周济过日子。
六十一岁，穷途末路的李白从金陵来到当涂，投奔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有过一些快乐的日子，常与李阳冰豪饮纵谈，“大笑喧雷霆”。不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白发如霜草”，只能是“扪心空叹息”。到当涂的第二年十一月，他因“腐胁疾”病入膏肓，最终怀着满腔的悲怆饮恨而死。
当涂临江有名胜“李白捞月处”，称他是“醉酒后想去水中捞月而溺亡”，令人苦笑。转而又想，也许李白的死就该是跟他的诗一样，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吧。
五十五年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从父亲的诗文中发现自家与李家有“通家之旧”，于是寻访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从她们那里得知“先祖志在青山……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范传正“闻之悯然”，随后请人“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阳”，并亲自为新墓碑撰写了序文。
我很为这篇碑文所触动。它不仅清楚地记叙了李白子孙两代的生活情状，更重要的是刻画了他们的精神面貌。李白两个孙女的父亲伯禽早已“不禄而卒”，哥哥出走，“不知所在”。她们自己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成了农妇。虽然“衣服村落，形容朴野”，却“进退娴雅，庆对详谛，且祖德如在”。范传正劝她们“改适于士族”，就是改嫁读书做官的人，她们的回答是：“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
这使范传正大为感动：“余亦嘉之，不夺其志。”而我从中看到乃祖李白的另一种遗产——骨子里的高贵与骄傲：“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李白渴望“扶摇直上九万里”，但命运戏弄了他，就像他戏弄那些权贵。巨大的自我期许和同样巨大的冷酷遭遇形成反差，终至客死异乡，埋骨草野，构成了李白一生最大的悲剧。对李白强烈的功名欲，后人不乏诟病：他为求引荐说过肉麻的话，受到朝廷召见就得意忘形，以退为进、择机而动故作隐士状，等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李白的喜和悲，得意和失意，基于中国士子传统的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而不是禄蠹之辈对权力的迷恋。
超拔于世的傲岸，使李白在失望的煎熬中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诗人，而不是像庸人那样堕落为一个蝇营狗苟的宵小。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首《临终歌》纵使是不为世所用的临终绝唱，也像盛年时的高歌，大气磅礴。
李白绝对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文学才华并不等于政治才能。我只看到了李白的诗才，其行政才干如何，因为没有做过专门研究，我无可置喙。据说他宣读并回复过一封外交文书，让满朝衮衮诸公羞愧。但这样的工作，今天一个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就能完成。安史之乱后，本来能好好地与夫人在庐山“巢云松”、观瀑布，他却跑去做李璘的幕僚，给自己招来流放之祸。凭这一点，就可见他的政治见识。即便他果真像自诩的那样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对于漫长的文化史来说，多一个管晏那样的能吏，还是多一个李白这样的诗人，孰轻孰重，还真难说。古来诗人善治，能吏善诗，不乏其人，但把诗写到李白的水平，可以断言，一个也没有。
李白的一生，不离酒与月。“白也诗无敌”，多有酒与月。诗酒月与李白，是标配。中间倘夹进一只公文包，便是李商隐在《义山杂纂》中说的“花间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游春重载，石笋系马，月下把火，妓筵说俗事，果园种菜，背山起楼，花架下养鸡鸭”，宋朝的《西清诗话》润饰为“清泉濯足，花下晒，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一句话：杀风景。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醉酒写诗，就是李白人生的巅峰，也是中国文学的巅峰。诗酒月因李白而高贵，李白因诗酒月而被奉为“仙”。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个“饮者”，自然是才气冲天、诗写得超一流的饮者，不是有酒必喝、喝酒必醉、醉酒必烂，除了贪酒什么本事也没有的酒徒。至于“寂寞”，寂寞的又岂止是“圣贤”？多少帝王将相连同他们当时的不可一世早已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荒野乱草下，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净。而李白，始终像郁郁苍苍的参天大树，直指中国文学的千古云天。
李白的伟大，在于他的语言天才，在于他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于他的诗在他身后再也无人超越。这和他是不是王族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是不是进了朝堂做了翰林供奉，没有一点关系。有酒，有月，就有诗，有诗就有李白。即便一直就是蓬蒿人，只要与诗酒月同在，李白就注定是中国文化一个显著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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