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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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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永嘉学派与温州历史文化研究论文合集，共设五个专题，展现了中国学者对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事功思想、活动方式、著述版本、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永嘉学派与温州历史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亦有一定学术价值。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格局中，永嘉学派只是很小的一支，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历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还有很多待发掘的空间。本书作为温州地域性学派、学风构建与发展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正旨在填补这一层面的空白，此外，还增添了最新发现的资料研究文字，由此更具备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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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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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永嘉学派”，是指诞生于南宋温州，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以“事功”为主要思想特质的儒学流派。永嘉学派对温州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持续至今。本书所收论文的内容均以研究永嘉学派为主，主要分为永嘉学派人物研究、永嘉学派思想研究、文本与文献、考论与探研、陈黻宸教育思想专题研究五部分，方便读者全面了解永嘉学派的基本面貌、思想、传承流变，以及永嘉学派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前沿问题。在此基础上，亦可反映温州历史文化的独特风貌，对其溯源、传承和发扬均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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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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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金，浙江乐清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二级教授。浙江省首批重点文化创新团队带头人，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理论人才。现任温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区域思想文化史。主要学术兼职：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温州市叶适与永嘉学派研究会会长、温州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永嘉学派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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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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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学派人物研究
蔡幼学荐举人物考略 蔡建设3
永嘉学派人物徐元德的交游事迹 陈能雄20
陈武生平纪年略考 陈晓洁37
王靓其人及其与永嘉学派先贤周行己的交谊考论 丁建军 王一珂45
德政与功利：郑伯熊基于《尚书》诠释的政治观 蒋伟胜55
幼而学之，壮而行之 谢公望70
永嘉学派思想研究
周行己儒佛会通思想探究 杨乐79
叶适与朱熹教育观的比较研究 张鹤翔89
郑伯熊：思想渊源与思想价值 陈安金96
叶适政治思想述论 冀晋才110
略论陈傅良法制理念 王子健125
永嘉学派义利观研究——兼论其对共同富裕的启示 魏豪138
文本与文献
郑伯熊首刻《二程全书》 潘猛补149
清代温州文人的文本制造与乡贤记忆——以《友十花楼诗存》为例 夏培根156
从碑刻到文本：金石学驱动下的乡邦文献考据 张宜仪167
温州教育思想近代化的发轫之作——刘绍宽《东瀛观学记》述评 杨敬秀180
孙延钊《浙江永嘉学派之源流》的校释（上） 王兴雨197
考论与探研
永嘉三薛与岳飞相关事迹考证 陈恒223
王十朋的太学求学之路 赵顺招237
南宋抗元义士林起鳌事迹考 姚行亮252
南宋王致远，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永嘉学人 胡雄健259
略论徐定超在晚清永嘉学派复兴中的地位及作用 叶建273
孙锵鸣生平考述及思想研究 王阿娟280
清浊之争与地方政治：同治初年孙锵鸣参劾温州地方官府案探析 蒋立辰 尤育号292
晚清温州颜李学派的实践与传承——以士人金晦、刘绍宽为例 张喆306
马叙伦与宋恕的师友情谊 周作瑜317
AI时代人文使命的温州样本研究 邵定美326
解码温商精神：成因深度探寻与多维解析胡宪武申爱君 胡明远341
陈黻宸教育思想专题研究
论陈黻宸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余典353
陈黻宸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 谭桂涛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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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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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熊：思想渊源与思想价值
陈安金
……
三、思想渊源
（一）永嘉先贤思想
王开祖（生卒年不详）对永嘉之学有着开创之功，与同时期的林石（1004—1101）、丁昌期（生卒年不详）并称为“皇祐三先生”。他们所处的时期学术风气开放、诸家争鸣，而当时经术道微，二程洛学还未形成，三人中王开祖在北宋仁宗庆历、皇祐年间就开始在永嘉进行讲学活动，研究思考阐明经学之蕴，倡导鸣道学习，实为“永嘉理学开山祖也”。他注重研究“六经”，围绕“六经”展开研究，认为它可以用来治国安邦。皇祐三先生处在宋代思想统起，学术草昧的时代，与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交往密切。他们在温州创办学院，开讲学之风气，促进了温州学术的发展，为永嘉学术的发展培养了学术后进。
二程洛学诞生于北宋中期，它的出现推动了北宋历史与政治的发展。程颐、程颢以“内圣外王”为主体构建洛学体系，借助《论语》《诗经》《尚书》《易经》《大学》等传统儒家经典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树立孔孟儒家圣贤的形象，进行传道讲学活动。“伊川之学，传于洛中最盛……其入浙也以永嘉九子”，洛学是由元丰九先生传入浙江的。宋代以前，由于永嘉地理位置偏僻，其整体发展落后于中原地区，这就使得永嘉的地方文化得不到发展，学术比较荒芜，没有得到当时其他地区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元丰九先生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们在学习并继承了以“性理”为主的洛学思想后，将其传入温州。元丰九先生虽都是学习二程洛学，但相对于程颢以天理为本体的思想，他们更加侧重于学习，重视程颐所主张的“涵养致知”的思想。他们认为涵养就是指对人心性的修养，想要更好地修养心性，就要将“敬”放在首要位置，做到对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尊敬之心。即使在没有“敬”的对象时，也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做到对心性的修养。而在问学方面，想要使自己的学问有所进步，就要做到致知，这样才能知万物之理。程颐认为心性修养与致知缺一不可，即要做到修身养性，养成敬畏之心，最后了解万物之理，就要做到“格物致知”。
而元丰九先生中只有周行己和许景衡“亲见伊川”，习得“伊洛之学”，得二程“其传以归”。周行己与游酢、尹焞是同学，三人曾同时向程颐问学、交流。洛学之后分为三大学派，“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若周恭叔、刘元承得之为永嘉之学”，其中之一就是继承程颐之学的周行己与刘安上、许景衡等永嘉学者一派。但此后洛学遭到打压，因此在元丰九先生中，只有周行己的思想传承较为完整，其他人有关洛学的著作和思想出于各种原因未能流传下去。而“南渡之后，郑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在赵宋王朝南渡之后，郑伯熊得周行己学术之传承，在继承洛学思想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使之渐显事功之特色，为永嘉学派的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可以说，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滥觞正是元丰九先生。
郑伯熊出生在北宋宣和六年（1124），周行己于次年病逝于山东郓州。郑伯熊虽没有得到周行己的亲自教授，但十分敬仰周行己的思想，自称为周行己的私淑弟子。在宋室南渡，秦桧擅权禁止洛学时，郑伯熊及郑伯英仍坚持提倡复振洛学，不仅体现了郑氏兄弟的勇气，也可以看出郑氏兄弟十分重视伊洛之学。
郑伯熊继承了来自周行己洛学思想中对理的重视，注重以理解经，并认为以理解经才能找到经学的价值规范，在《郑敷文书说》一文中，他就多次记载理、天理：“真与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夫动欲于富贵，惟置之于不见可欲之的，则本心既蚀而复明，天理欲晦而复昭矣。此必然之理，而伊尹所以必太甲之能悔也。”郑伯熊在对《尚书》的解释中都非常强调理的存在，不论是君主修德之理还是强调顺应天理，其中都将理、天理作为自己经学思想的核心，认为理在人的思想价值判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由于周行己“传洛学兼传关学”，其思想具有综合荆公新学、关学以及洛学的特点，郑伯熊也继承了周行己开明的政治态度和学以致用的思想。周行己的思想中亦蕴含着永嘉事功之学，在其经济思想中，周行己认为货币的发行权应该掌握在政府手中，面对北宋的经济环境，他认为应该同时铸造铁钱、夹锡钱和发行纸币，与当时的通用钱币铜钱一起流通。周行己亦强调货币和商品本身都是没有价值和轻重的，只有货币与商品产生对比、交换的行为时，它们才被赋予价值，产生轻重关系。这也对郑伯熊日后转向事功之学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郑伯熊所学并非纯粹的性理之学，他也受到了薛季宣事功思想的深刻影响。郑伯熊经常与薛季宣从游，在与薛季宣交往过程中，他常向薛季宣论学问道，互通书信，剖析质疑，所获甚多。
在目前所存的薛季宣与郑伯熊的三封书信中，两人曾经探讨民生、屯兵戍边以及二程思想整理等问题。这时的薛季宣的思想重心已经转移到经制之学上，其学术已经涵盖了经制之学的各个方面，为永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受到当时国家形势和薛季宣事功思想的影响，郑伯熊开始转向薛季宣的事功之说。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在南京即位，建立了南宋王朝，即宋高宗。南宋立国以后，仍面临着金朝的威胁。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军分四路南下，意图一举灭亡南宋。在金军攻下扬州，抵达长江北岸时，中书舍人虞允文打败了金兵，打乱了金军南下的计划，阻止了金军渡过长江。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赵构退位，赵昚继位，定年号为隆兴。宋孝宗当太子时就有北伐决心，在继位以后就付诸实践，准备光复中原，收复河山。孝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岳飞正名，追封其为鄂国公，恢复其谥号，同时对于加害岳飞的秦桧及其余党进行肃清。然后宋孝宗让张浚负责筹划北伐事宜，并加封其为枢密使、魏国公，同时“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但张浚并不懂军事，虽然宋军在北伐开始时作战较为顺利，但在符离之战后，宋军全线溃败，几乎全军覆没，北伐也随之失败。自此，孝宗失去了通过北伐光复中原的信心。
在这种形势下，郑伯熊意识到性理之学并不能救亡图存，恰在此时，薛季宣回到家乡温州，两人之间有了交往，因此郑伯熊的思想开始转向事功之学。
（二）吕祖谦婺学思想
在思想形成的过程中，郑伯熊亦受到了吕祖谦婺学思想的影响。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人，是婺学的创始人。吕祖谦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自北宋开国时起，吕氏代代为官。吕祖谦六世祖吕公著开创了吕氏家学，著有《正献公集》二十卷。吕氏一族皆博古通今，以读书传家，据统计，自吕正献公至吕祖谦共七世，登《宋元学案》者二十二人，吕氏家学代代传承，使得吕氏家族成为宋代的文化奇观。吕氏家学以广采博纳各种学术派别思想为特点，不以一家、一师之说为师承。吕祖谦幼时熟知家学，继承了吕氏家学广采博纳的特点，乾道、淳熙年间的许多学术观点在其思想中均有体现，但吕祖谦一直把关洛之学作为学宗，究其思想渊源，婺学仍是在“关洛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吕祖谦认为，庆历、嘉祐年间学者辈出，程颐、程颢、张载倡导明正之学，使得儒孟三代的教义始终连贯一致。他认为这三人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变革。熙宁初年，程颢被宋神宗任命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倡导建立学制，采取并实行了教养考察宾兴的方法，这些政策纲条十分完备。而王安石实行新法，阻止了程颢之法的实行，同时关洛之学遭毁弃。南宋高宗建炎以来，理学逐渐复兴，但由于这时传播伊洛之学者甚少，学者初闻其语，不知其深意，因此不能得其门而入程、张之门庭。吕祖谦认为，当时的文人应尊重和继承原始儒家思想，重视地方志和人物及其遗迹研究，诚实朴实，服从《大学》中的原始教义，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以求达到德贤之劝学。吕祖谦的五位老师也都与关洛之学有传承关系。刘勉之的经学思想和理学思想来源于二程，此外他还曾问学于二程弟子谯定、杨时，因此他是二程的再传弟子。胡安国是胡宪的从父，是二程的私淑弟子，在他的影响下，胡宪很早就接触了洛学，此后在太学学习时，与吕祖谦的另一位老师刘勉之一同学习伊洛之学。他们两人属于程学一派，在学习程氏理学的同时，受到张载理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在教授吕祖谦时，也向他传授张载的著作及其思想。林之奇、汪应辰、张九成的思想中亦有洛学因素。
综上所述，吕祖谦从师承上就受到关洛之学的深刻影响，不仅崇尚义理，批判王学，而且强调修行、不弃考证的学风，主张性命义理之学。除家学和师承之外，吕祖谦与当时的许多学者都有交流，并与张栻、朱熹等理学名流成为好友，一起探讨学术。纵观他的一生，虽十分短暂，但其著作丰富，学术思想活跃，且其一生都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与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湖湘学派等学者交往密切，对南宋学术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郑伯熊多次在婺州任职，时间长达十几年，深受这片婺学发轫地的濡染浸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郑伯熊第一次在婺州任职是在绍兴年间后期，任婺州司户参军，此时的婺学正处于萌芽与形成时期。此后淳熙二年（1175），郑伯熊任婺州知州，吕祖谦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第后，开始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此后在乾道、淳熙年间，婺学鼎盛一时，成了浙东学派的重要分支之一。郑伯熊在婺州任职时，或因公务繁忙，或因任期太短，而吕祖谦忙于外出讲学交流，后又升任朝廷秘书郎，两人终无缘相会。两人虽未谋面，但他们通过陈傅良保持了学术上的频繁交流和深厚情谊。郑伯熊十分尊重吕祖谦，以其思想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自己书斋墙壁上写吕祖谦的家训、思想来警示自己。其中，影响郑伯熊最深的是吕祖谦的史学思想。吕祖谦认为，治史与治经一样重要，治史的目的是“以畜其德”，通过对古代圣贤言行的考察来积累自己的德行，达到通古鉴今以改变当前政治制度的目的。吕祖谦所写的《大事记》《历代制度详说》等著述，专门研究历代典章制度，以起到稳固封建统治的作用，体现了他史学思想中经世致用的一面。受吕祖谦史学思想影响，郑伯熊也经史并重，从史学中探索治国之道。郑伯熊与吕祖谦的交流不仅使两人的思想相互影响，也使婺学与永嘉学思想联系起来，两派学者的交流更加频繁。吕祖谦在武义讲学时，外地弟子中永嘉人士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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