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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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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文学的细腻表达与党史的严谨叙述融为一体，通过刻画一批理想信念坚定、斗争艺术高超的上海金融战线革命者形象，生动呈现1921年党在上海成立后开展金融战线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串联起金融战线革命者在上海金融领域竖立旗帜、建立金融战线和强大工作系统，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保护国家财产而斗争的故事，赋予历史人物血肉与温度，彰显了上海红色金融工作者的革命精神，展现了他们的使命信仰、斗争艺术，以此传承红色金融基因，弘扬红色金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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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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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钢，金融作家，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参与编写《交通银行史画》《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志》《衡山路》《复兴路》《永嘉路》《乍浦路》等作品。《中国近代银行的文化启悟》《徽州朝奉下江南》《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上海的文化密码》《在地名中重读上海》《〈武康路〉：一艘满载故事的巨轮》《雪寒忆枫红：朱枫革命生涯印记》《左岸在哪里》等思想随笔散见于各大报纸杂志。曾获中国金融文学新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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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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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001
一 星火初放——革命金融的燃灯者应修人/ 001
新村主义运动/ 001
上下求索/ 005
办“上通图”/ 007
献身革命/ 010
二 赤子丹心——志士家族的主心骨张承宗/ 016
人中之杰/ 016
服务职工/ 020
发展组织/ 022
中行支部/ 024
三 黎明之光——忠于理想的牺牲者张困斋/ 029
米号老板/ 029
一介书生/ 032
悲悯情怀/ 034
坚韧不拔/ 036
走笔江南/ 039
血色黎明/ 041
四 使命在肩——薪火传承的接力者储伟修与杨修范/ 045
读书明理/ 045
搜集情报/ 047
救亡协会/ 051
火线入党/ 054
书生本色/ 058
五 誓言无声——秘密宣传的坚守者任百尊/ 060
投奔革命/ 060
“协森”出版/ 064
引领后进/ 071
锦华情结/ 074
六 通汇先锋——桅船银行的掌舵者徐雪寒/ 077
地下“通汇”/ 077
“妈妈行长”/ 082
战友朱枫/ 087
党外“党员”/ 092
七 巾帼双杰——进步交行的同行者余瑾与葛一飞/ 098
社会大学/ 098
六联理事/ 101
华行元老/ 105
紧急撤离/ 109
八 严氏一脉——百年金融的见证者严孝修/ 113
斗智斗勇/ 113
加入组织/ 116
文学青年/ 123
迎接解放/ 127
九 保联舵手——外围组织的“传动者”沈润璋/ 132
参与“保联”/ 132
冠名之争/ 136
转战民益/ 140
喜见阳春/ 142
十 初心不渝——保险业界的播火者胡咏骐/ 146
创办“保联”/ 146
白皮红书/ 149
定海神针/ 152
不熄火种/ 155
十一 “和尚部长”——地下斗争的“念珠人”龚饮冰/ 158
三部电台/ 158
效力建业/ 162
德者本也/ 167
离港北上/ 170
十二 隐秘玫瑰——风雨书屋的守护者黄慕兰/ 174
营救部长/ 174
风雨书屋/ 179
统战聚会/ 183
曲水流觞/ 187
十三 义士长歌——血色黎明的献身者黄竞武/ 191
耿直文风/ 191
冒死策反/ 194
反对逃跑/ 198
横眉冷对/ 202
十四 银行医者——行业沉疴的疗愈人黄朝治/ 206
参谋咨询/ 206
体恤民情/ 211
擿伏发隐/ 214
济困扶危/ 217
暗度陈仓/ 219
十五 三通干部——腐朽金融的解构人冀朝鼎/ 222
唯真学会/ 222
加入美共/ 226
“我看不像”/ 229
著书立说/ 235
十六 烽火骁将——第三战线的指挥者卢绪章/ 239
创办“华行”/ 239
巧妙伪装/ 242
与魔共舞/ 247
左膀右臂/ 249
十七 商海赤心——“红色掌柜”的铁算盘肖林/ 257
弃文从商/ 257
试水典当/ 260
创办“恒源”/ 262
经营“华益”/ 264
为党挣钱/ 267
十八 光明之路——精魂永驻的群英谱/ 271
银行支部/ 271
大众歌声/ 274
“二哥”亦代/ 279
热血知己/ 283
山歌诗人/ 286
尾声/ 291
后记/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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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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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迈耶说过：“当你来到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地平线上最早出现的永远是银行大楼，而这家银行往往背靠大海，行长办公室的落地玻璃窗外，是一片壮丽的港湾。”是的，当你来到中国的上海陆家嘴、香港中环，抑或深圳罗湖时，此情此景确乎如是。环顾当今世界，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种类齐全，金融业总资产全球第一，债券、股票、保险市场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多年雄踞全球第一。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总揽革命全局，金融工作正是党统筹斗争、推动胜利的关键部署。红色金融根据活动区域和政治环境的不同，服务革命政治目的，形成了“公开建设”与“隐蔽斗争”的双轨模式。这一划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
可是谁能想到，共产党掌舵的金融“航船”，当初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启动资金帮助，在一艘客轮上缓缓起航的。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也送来了建党经费。革命战争离不开经济保障，黄金是革命的物质基础，货币战争为革命战争输送“血液”，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与群众支持。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乘坐阿奎利亚号客轮抵达上海。他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掌管一大笔钱，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这笔钱作为代表们的交通和食宿费用也足够了。
“二李”——李达、李汉俊分别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无论远近，每位代表都是100元。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可再领到50元回程路费。
这笔钱绝对不是个小数目。要知道，当时上海警察的月工资一般为10至13元，警长也不过拿16至18元；上海黄金价格是每两21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1000元。
虽说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两人都没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的缺席看似与金钱有关，但并非单纯是金钱问题。此刻身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正在广州为讨得一笔没有到位的教育款项而奔波。而李大钊则正在北京主持着大学教授的讨薪工作，向北洋政府讨要教师被拖欠的工资。
时间来到1927年的仲夏之夜，聚集在中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抉择。
7月，正当国民党中央发布《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命令共产党全部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时候，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万里迢迢来到武汉。南昌起义前夕，罗明纳兹在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开腔：“已经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共产国际既不会为这次暴动提供金钱上的支持，也不会允许国际的顾问以任何方式参加这次暴动。”
屋漏偏逢连夜雨，争取不到南昌起义需要的经费，加上现在共产国际的资金也没了着落，未来的暴动还有几分成功的把握？
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干还是不干？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沉吟片刻，他态度明确、语气坚定地说：“还是干！”
孙中山曾经痛感国民政府没有自己的银行并非长久之计，提出建立专属金融机构是支持革命事业、稳固政权的重要举措。
广州起义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巴黎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国家银行，这也是巴黎公社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广州起义将没收中央银行视为重要一步。
当时中央银行金库中存放着数百万元现金。如此一来，夺取中央银行所在地长堤成了广州起义这盘棋中的生死劫，谁打赢了，谁就会在这盘棋中占据主动。但长堤久攻不下，不仅士气受到影响，而且阻碍了起义的全盘计划。一直到广州起义失败，长堤始终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
在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委员们为追究失败责任，争论得不可开交，有位没怎么发言的工人委员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顿时安静下来。
“我的肚子饿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他说。
经他这么一说，辩论的双方才感觉肚子确实咕咕叫了。这句话看似简单，却像一声巨响，震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把大家拉回到现实中来。
虽说在1927年下半年的三大暴动中，广州暴动不算成功，但广东省委还是未雨绸缪，曾计划发给红军战士高额的军饷，开出的价码是每人每月20元，以组建5万红军来计算，每月军饷开支需要100万元。
粤军的嫡系军队当年的军饷每月仅为12元。杂牌部队最低的每月10元都不到。当时广州收入最高的运输工人每月收入为24元，机器工人23元，手工业和酒业工人、店员、粮食业工人只有15元左右。
如此大额的军费预算，指望中共中央拨付是不现实的。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组建红军应该实行志愿兵役制，军内实行供给制，也就是不给士兵发军饷。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军衔制，人民军队没有正式发过一分钱的军饷，无论干部战士只领为数不多的津贴。
当时，中共中央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来源是共产国际的资助。因为没有合法的机构可以接受外资，所以共产国际的资助大都是通过苏联驻沪的领事馆或商业机构划付给中共指定的一家专门银行，由中央会计龚饮冰、熊瑾玎等，到那家银行将款取出，然后以中共办的其他商店的名义，分别存入另外几家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或可靠关系的银行。第二个来源是红军和各根据地打土豪没收的资财上缴中央的部分款项。这是由各地秘密交通员搭船等交通工具送来上海的。第三个来源是各地党员所缴的党费。有的党员家庭殷实或交游广泛，能设法弄到钱物以资助党的活动经费，如由周恩来亲自发展、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杨度，他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和他从海上闻人杜月笙那里弄来的大笔银钱献给了党。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他的收入在当时属于较高的。他的月工资是120元，半年之后又增至140元。后来他被聘为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每月不到20元，包月车夫每月5至8元。最多的时候，李大钊每个月拿出80元用作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费用。他是当时党内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
上海环龙路，梧桐簇拥，44号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众人围坐在德国社民党员弗朗克身边讨论，气氛非常热烈。弗朗克娓娓道来，世界合作经济最早诞生于英国，1849年，莱弗生在德国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他特别建议：“中国在农村中要组织消费及信用合作，这对于推动大革命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对合作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紧接着，他参与了一系列筹划论证工作。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农民“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报告还专门讲到 “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此后，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还专门请苏联和德国专家介绍合作经济。同样，在《对农民宣言》中，毛泽东等人提出要解决资本问题、成立农民自己的地方银行的观点。
这期间，毛泽东主持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了湖南农村系列调查，对红色金融作了一系列思考，成为中共中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金融事业作为党的主要任务”的思想源头。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大革命失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在革命的同时办起了东固平民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时，只有一个行长、两个会计、一个业务、一个总务，五个人，这在世界金融史上，前无古人。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但不到3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随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十五大队的扁担里，全是毛泽民主持国家银行期间积攒下来的家底、中央红军的救命钱。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元、四五担二角银毫和铜分币、几十担纸币，还有油墨、印钞机和印钞板，共计一百六十多副扁担挑子，浩浩荡荡，汇入长征的洪流。
在漫漫长征途中，“扁担银行”随中央红军，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后，不能再使用苏维埃钞票购买物资了。当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因为辎重过多，影响行程，中央红军没能及时渡过第四条防线湘江，毛泽民和第十五大队忍痛把印刷机和印刷材料扔掉。湘江战役后，红军进入遵义北边的桐梓，十五大队将银毫和铜币抛入井中，银元则分给红军战士们分头背着。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十五大队又烧掉了一些纸币，剩余的纸币分给战士们背运，只有两担黄金和银行账簿、传票，由曹菊如和曹根全一直挑到延安。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革命胜利后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档案室，弥足珍贵。
因为这是战略转移，不是简单的搬家，什么都想带是不切实际的。红军的优势就在于灵活应变，卸去包袱后，“扁担银行”实现了轻装上阵，一天能走50公里。
红军在遵义休整了12天。在这12天里，毛泽东开始成为党中央的领导人，而他的大弟毛泽民则创造了一个金融史上的奇迹。
毛泽民提前到达了遵义，他得挨家挨户去做商人们的工作，让他们开门营业，有货可供，尽快建立红军票的信用，好让苏区发行的纸币在遵义城迅速流通起来。
为了提高红军票的信誉度，毛泽民盯准了两样紧俏商品：食盐和烟草。他打开了军阀官僚囤盐的盐仓，没收了当时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家的大量“白金龙”牌香烟，对外平价出售。消息一出轰动全城，大家都来排队购买盐烟，但毛泽民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要求买盐必须用“红军票”。他在城里城外设了二十几个临时兑换点，保证红军票的信用。商家们也就愿意接受红军战士们手里的纸币了。
然而，迫于蒋介石40万追兵的围追堵截，中央决定改向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再创建根据地。消息一传出去，毛泽民的工作量立刻暴增，为了不让当地群众受损失，维护革命政权国家银行的信誉，他必须在离开遵义之前，把当地群众手里的苏维埃币回兑过来。
他马上在遵义闹市区张贴布告，用银元和食盐按一比一兑换群众手里的苏维埃币。长征路上，遵义是红军唯一魔术般地发行过纸币的地方。在党的部署下，毛泽民等红色金融工作者，依靠党的政策支持和群众的信任，用12天时间高效完成发行、流通、回笼的全过程，为维护革命政权信誉、保障群众利益发挥了作用，这是党领导下革命工作协同推进的成果。这在中国的金融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创举。群众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很值钱。”
蒋介石曾一再打着如意算盘，希望借中国大地上的江河阻灭革命，但革命队伍一次次地利用木船突围成功。天险大渡河曾毁灭了石达开的10万大军，但是当蒋介石围追红军于此，只见到“扁担银行”随红军远去的船影和岸边的草鞋，没能让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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