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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21世纪社会学之父”查尔斯·蒂利的经典之作，美国社会学会杰出学术著作奖，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历史学研究的巧妙融合。
? 历经二十载，蒂利及其研究团队基于1758—1834年的英国期刊，建立了一个涵盖8088次抗争性聚集案例（CG）的数据库。本书的研究即基于对逾8000次抗争性聚集案例的系统梳理，辅以英国档案馆及历史专著的丰富文献。
? 本书不仅是抗争性聚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同时也是一本方法论读物，为如何归纳总结大众抗争，以及如何对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更多类型的社会运动进行分析，提供了完善的方法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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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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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民众提出权利主张的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性、模式化、自发性的集体行动逐渐取代了狭隘的、特殊的、分化的集体行动，这种转变催生了英国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浪潮，英国大众抗争逐步议会化和民主化。本书全面审视了1758—1834年英国的大众抗争剧目，深入剖析了英国大众抗争变化的原因。这部引人入胜的研究著作生动再现了英国民众在关键历史时期的群像，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英国大众集体行动转型的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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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查尔斯·蒂利（1921—2008），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滕威泽社会科学教授，曾在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等校兼任教职；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美国哲学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促进会会员。
秦汉元，新闻媒体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
杨端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译有《战争之波：现代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形成与族群排斥》（独译）、《探索之道：社会科学的启发式研究法》（与宋奇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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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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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论
第一章 从兵变到大规模动员
第二章 放大镜下的抗争
第三章 英国的资本、国家和阶级（1750—1840年）
第四章 威尔克斯、戈登和民众报复（1758—1788年）
第五章 革命、战争和其他斗争（1789—1815年）
第六章 国家、阶级和抗争（1816—1827年）
第七章 斗争与改革（1828—1834年）
第八章 从骑驴示众到示威
附录一 史料与方法
附录二 英国政府直接影响民众结社和集体行动的主要法律（1750—1834年）
缩略语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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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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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磨蹭，我们总爱把今天觉得难熬的差事推到明天去做。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埃利奥特·维尔什博（Eliot Wirshbo）在作者简介里写道，他“已发表过关于荷马、赫西俄德和维吉尔的文章，目前正在为一部关于磨蹭的重要著作收集资料”（我真希望是我先说出这句话，可惜我也在磨蹭！）。在为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所作的伊利演讲（Ely Lecture）这是美国经济学会设立的一个著名的年度演讲，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理查德·T.伊利（Richard T. Ely，1854—1943年）的名字命名。——译者注中，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将拖延与盲目服从作了对比，为拖延行为投下了温和的光芒：“拖延发生在当下成本在人们心中过分突出的时刻，这使得人们会把任务推迟到明天，却没有意识到等到明天，该做的事情还是会被一拖再拖。而对权威的非理性服从或投入升级，则源于当下行动与过往行为的偏离程度。”尽管阿克洛夫将拖延和这种不假思索的服从都视为偏离理性自利的非理性行为，但我从中得到了一丝慰藉：当我在磨蹭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微微地反抗着专制。
然而，磨蹭的烦恼在于它会在一颗认真负责的心中激起愧疚之情。这本书就是最好的例证。它记录了我20多年前起步却至今未完成的工作。诚然，其中有两三年投入研究设计和现有证据的实验，十年致力于收集和提炼证据。但从我动笔写作第一章算起，仍然耗费了大约七年的光阴——这些年里既有激情澎湃，也有拖延和内疚交织。（这些年间我写就的其他著作，不过是为这本书的拖延提供了更多佐证罢了。）更有甚者，写作过程中涌现出如此多的新问题，以至于我的任务清单依然与往日一样漫长。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我不得不从最初的规划中舍去了两个章节：其中一章原本会论述不同地域、群体和议题之间的差异，另一章则会探讨其根源——你一定会认同这是两处重大的缺失。我认为这本书已经足够丰富完整，不需要再增加这些虚像。但这也给未来留下了更多探索的空间。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以及之后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研究团队为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在搜集和准备证据方面，我要感谢凯西·亚当斯（Cathy Adams）、玛加丽塔·阿拉里奥（Margarita Alario）、艾米·阿尔珀特（Amy Alpert）、蒂姆·贝克特（Tim Beckett）、约翰·博伊德（John Boyd）、布赖恩·布朗（Brian Brown）、汤姆·布耶（Tom Buoye）、劳里·伯恩斯（Laurie Burns）、基思·克拉克（Keith Clarke）、萨姆·科恩（Sam Cohn）、卡罗尔·科内尔（Carol Conell）、保罗·库尼（Paul Cooney）、玛丽亚·埃米莉亚·科雷亚（Maria Emilia Correa）、卡门·埃斯派利亚特（Carmen Espaillat）、菲利斯·弗洛伊德（Phylis Floyd）、马卢·弗纳斯（Malou Furnas）、比尔·戈尔森（Bill Golson）、哈里·格热莱夫斯基（Harry Grzelewski）、玛莎·格斯特（Martha Guest）、道恩·亨德里克斯（Dawn Hendricks）、南希·霍恩（Nancy Horn）、戴维·乔丹（David Jordan）、劳拉·卡尔马诺维茨基（Laura Kalmanowiecki）、金玄（Hyun Kim，音译）、拉迪卡·拉尔（Radhika Lal）、克里斯·洛德（Chris Lord）、安·马西森（Ann Matheson）、马德莱娜·麦卡尼（Madeleine McCarney）、克里斯·麦克森（Chris McKesson）、黛比·麦克森（Debbie McKesson）、弗兰克·芒格（Frank Munger）、弗雷德·墨菲（Fred Murphy）、芭芭拉·纳顿（Barbara Nadon）、劳尔·奥诺罗（Raul Onoro）、玛丽·帕克斯（Mary Parks）、迈克尔·珀尔曼（Michael Pearlman）、雪莉·皮普尔斯（Shirley Peeples）、黛安娜·波伦（Diane Poland）、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en）、马琳·赖斯（Marline Reiss）、玛丽亚·里奥斯（Maria Ríos）、黛比·里普利（Debbie Ripley）、马克·瑞安（Mark Ryan）、埃米莉·施迈德勒（Emilie Schmeidler）、博比·施魏策尔（Bobbi Schweitzer）、阿努拉达·塞思（Anuradha Seth）、史蒂夫·西蒙斯（Steve Simmons）、丽贝卡·斯金纳（Rebecca Skinner）、莱尔·索伦森（Lael Sorensen）、埃丽卡·斯坦利（Erica Stanley）、马克·斯坦伯格（Marc Steinberg）、卡洛斯·德拉托雷（Carlos de la Torre）、尼克·特里佩尔（Nick Trippel）、希拉·怀尔德（Sheila Wilder）、徐洪（Hong Xu，音译）、劳尔·赞布拉诺（Raúl Zambrano），以及他们所带领的众多临时助手。冒着对他人不公的风险，我要特别感谢南希·霍恩、戴维·乔丹和博比·施魏策尔为研究项目付出的艰辛岁月。近年来，金·盖格（Kim Geiger）在社会变迁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维护着计算机系统的运转，而埃洛伊丝·林格（Eloise Linger）和肯亚琳·马科尼（Kenyalyn Makone）则确保着整个中心的正常运作。
对于在不同阶段为书稿提供批评意见的盖伊·鲍德温（Guy Baldwin）、佩里·张（Perry Chang）、萨姆·克拉克（Sam Clark）、卡门扎·加洛（Carmenza Gallo）、迈克尔·哈纳根（Michael Hanagan）、贝赫鲁兹·穆阿扎米（Behrooz Moazami）、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安东·斯胡尔曼（Anton Schuurman）、韦恩·特布雷克（Wayne Te Brake）、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等诸位，以及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两位睿智的匿名审稿人，我深表谢意。虽然我没有按照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的要求对这本书进行彻底重写，但我从他对早期书稿逐页的批评中获益良多。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密歇根大学、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y Association）以及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等机构的听众对书稿早期版本的论点和证据提出了真知灼见。我在新学院政治进程研讨班的成员们［包括联席主席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和托尼·佩雷拉（Tony Pereira）］耐心聆听了反复的章节展示，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改进建议。卡米尔·史密斯（Camille Smith）以其轻盈而稳健的手法为出版做好了准备工作。
这项研究得到了密歇根大学霍拉斯·拉克姆研究生院（Horace Rackham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新学院、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尤其是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慷慨资助。在持续资助了18年之后，国家科学基金会委婉地提醒我，是时候收手不再磨蹭，完成这本书了。也许阿克洛夫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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